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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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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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91年八月,西汉都城长安被戾气笼罩着。遵照皇帝的旨意,一群胡巫(有可能来自中亚)在禁苑、宫殿和朝中高官的私邸宅基大肆挖掘,寻找用于祝诅巫术的人偶。军士将感应到巫蛊邪气之处团团围住,将蛊者与夜祠者尽数收捕。

这一幕血淋淋的政治惨剧在江充指控太子刘据亦参与了巫蛊阴谋后达到了高潮:在太子宫中发现了刻有诅咒受害者形象的木俑。无以自明的太子诛杀了江充及其随从,自掌禁军。此时并不在都城的武帝闻变后火速回驾长安,同时命最忠诚于自己的军队镇压这场叛乱。

作者通过汉武帝时期和随后的昭帝、宣帝、元帝时期高级官员出身身份的数据统计和比较,认为汉武帝后期的巫蛊之祸导致大批担任高官的军功贵族后裔被杀,导致儒生阶层在官僚群体中迅速崛起,成为其后三公九卿的主体,从而促成了第一个儒家帝国的兴起,在秦汉史研究领域中可谓独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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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以断裂的历史观分析出武帝时期儒生官员寡数,对司马迁儒生乌托邦的神话重塑及其历史幻象进行知识考古;那么为何儒生帝国在宣元朝崛起?巫蛊之祸在肉体上消灭了西汉开国以来由察举制助澜的贵族统治网络,紧接着霍光利用此次权力真空、通过儒家天人感应叙事证明其扶持政权的合法性,儒生群体至此才开始反向利用察举制平步青云、占据思想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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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儒生在政治上的崛起从武帝朝推迟到宣帝,儒学的师承在西汉初含混不清,而史书却为其构建了完整系谱。儒生崛起契机是巫蛊之祸对世家大族的清洗,儒学为霍光的“周公辅政”与平民天子宣帝的“天人感应”提供强力背书。核心:是昭宣政治提携儒学与之一拍即合,而非儒学感化武帝使之“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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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精彩!这本书基于扎实的数据分析和文献细读,重新叙述西汉儒生群体的崛起。观点具有启发性。作者指出汉武帝时期儒生在政治上是处于弱势的,能否通晓五经对一个人的仕途影响甚微。传统的大叙事来自《史记•儒林传》等文本,但《儒林传》为司马迁对历史的虚构与重塑,暗含了司马迁对现实世界的不满。通过对西汉五经学派进行“知识考古”,可知西汉后期经学学派的繁盛促使崇尚传统的学者将这一系列师徒传承的脉络投射到西汉初年。儒生在政治上的成功,归于他们的理论能为野心勃勃的辅政大臣或合法性不足的皇帝提供道德宇宙论上的合法性,并为政治斗争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巫蛊之祸清洗官僚集团上层,为儒生群体的崛起创造了良机,宣帝朝则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另外,儒生身份的厘定、认同和儒生集团的建构也是儒生群体崛起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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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和表格的应用确实很好。虚构,激励,真空,反过来又重塑。一环扣着一环,塑造了一个过去繁盛,未来光明的儒家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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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就是巫蛊之祸诛杀了世家勋略集团造成权力真空,然后经术之儒随之进入上层,司马迁儒林列传是自己拟构的。这么看来,一些经典文本因巫蛊事起而没能呈上去立学官的说法,大概率是不靠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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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与文法吏相比儒生并未在朝堂上取得优势地位,这不应该是对武帝朝那段历史稍微有些了解的人们的常识吗?作者这是写了一本书来反驳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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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儒生在政治上的崛起从武帝朝推迟到宣帝,儒学的师承在西汉初含混不清,而史书却为其构建了完整系谱。儒生崛起契机是巫蛊之祸对世家大族的清洗,儒学为霍光的“周公辅政”与平民天子宣帝的“天人感应”提供强力背书。核心:是昭宣政治提携儒学与之一拍即合,而非儒学感化武帝使之“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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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呢?有点取巧吧……儒生集团也有点伪概念。重点还是在学术与政治的分界上。与其说是宣帝后儒生集团上升,还不如说是世勋阶层遭到清洗后,其他阶层借助德教选拔的必然流入。既然学术只是背书工具,就不必言儒生集团了。德教只是形成宣帝霍光以后集团的途径,而非该集团的性质。或许集团一词本就很伪,取巧了。再补一句,儒生乃一横向分类,阶层乃一纵向分类,两个加一起纵横全说完了,那就没必要讲了,随其所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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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家都认为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和儒士的地位便有所上升,但作者提出了新的观点,儒士的地位是在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发生后才逐渐提高的,当然,书中也提到巫蛊之祸可能是一场阴谋论,是汉武帝为了罢黜太子刘据所发动的,但书中引用的经典和详细的解读足以见得作者深厚的历史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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