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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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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04-26

商品介绍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ISBN：9787510864704

版次：1

商品编码：12318384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8-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04

字数：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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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当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历史学家
　　百家讲坛主讲人葛剑雄先生随笔集
　　细说历史上王朝的统一与分裂
　　回望地理与文化的古今变迁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葛剑雄先生的历史随笔集。作者立足当下，审视古代王朝疆界、都城和行政区划的形成与变迁，探寻地理与环境的演化，纵论传统节日与文化传承、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思考移民与文化、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以其专业的视角，呈现历史沧桑、古今之变。

作者简介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出生于浙江吴兴县南浔镇。1965年成为中学教师，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师从谭其骧教授，获得历史学硕士及博士学位，留校工作。1996-2007年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2007-2014年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为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著有《统一与分裂》《往事和近事》《悠悠长水》等。

精彩书摘

　　中国迁都：历史与现实，需要与可能
　　近年来，不时有人提出中国是否应该迁都，迁到哪里这样的话题，有的还有很具体的理由和规划。最近又有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博士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认为中国应认真考虑迁都，建议将首都迁往长江中下游华东某中小城市”。
　　兹事体大，不妨先看看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有哪几次迁都，成败如何，对当时和此后的历史产生过什么影响。
　　在中国历史的早期，无论是传说中的黄帝，还是夏朝、商朝，迁移是生存和发展的经常性措施，也是对付天灾人祸的有效手段，所以迁移和迁都相当频繁。其中见于明确的记载、影响最大的一次迁都应为商朝的盘庚迁殷。大约在公元前18世纪，商朝的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了殷（今河南安阳殷墟一带）。
　　关于盘庚迁都的原因，史学家作过种种推测，不外乎躲避黄河水患、土地肥力减少、通过迁都“去奢行俭”保持一种比较节俭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作为游牧民族的残余的习惯性措施。从迁都后盘庚发表的训词看，迁都之举曾引起贵族们的反对和恐慌，经过盘庚强有力的劝告和镇压才在新都安定下来。但此后的二百多年间，商朝的首都再未迁移，以往那种不时迁都的历史从此结束。
　　公元前880年，周朝的首都由镐京（今西安市一带）迁至洛邑（今洛阳市）。这是因为镐京一度被犬戎攻陷，都城受到很大破坏，而且由于周天子势力衰落，此后也难抗御犬戎的入侵，只能东迁至相对安全的地方。这类因在军事上处于弱势，不得不以迁都寻求一时安全的办法以后还多次出现。如战国时楚国的都城由郢（今湖北荆州江陵）迁至陈（今河南淮阳），又迁至寿春（今安徽寿县）；面对蒙古军队的入侵，金朝的首都由燕京（今北京）迁往开封（今开封），末年又迁至蔡州（今河南汝南）。更严重的是，因国土沦丧，原有的都城已为敌方所占，要继续存在，自然只能迁都。如东晋建立时，西晋的首都洛阳已非晋朝所有，只能迁都于建康（今南京）。南宋建立时，北宋的首都开封也已被敌方控制，只能以杭州为“行在所”（临时首都），一直“临时”了一百多年。
　　另一种情况，是权臣或军阀为了进一步掌握政权，迫使皇帝将首都迁至自己易于控制的地点。如东汉末年，董卓强迫汉献帝由洛阳迁往长安，以后又迁至曹操控制的许（今河南许昌）。北魏末年，高欢逼朝廷由洛阳迁至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唐朝末年，朱温迫唐昭宗由长安东迁洛阳。这类迁都，完全是夺取政权的先声，不惜以破坏摧毁原有首都为手段，造成巨大损失。
　　在和平时期的迁都则主要考虑国家的安定和某一方面发展的需要。如秦国的首都从平阳（今陕西宝鸡东）迁至雍（今凤翔），又迁至栎阳（今西安市临潼区北），最后迁至咸阳（今咸阳市西北），适应了东向扩张发展的战略。汉高祖刘邦已定都洛阳，听了张良和娄敬的建议后，立即迁都关中，并新建长安城作为首都。光武帝刘秀恢复汉朝（东汉）后，为了就近得到粮食和物资的供应，便于得到自己的政治基础南阳地区的支持，定都于洛阳，而不是恢复西汉的首都长安。北魏孝文帝为了从根本上实行汉化，将首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南迁至洛阳，使政治中心深入华夏文化的中心，将鲜卑人的主体置于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明成祖朱棣在拥兵南下篡夺政权后，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虽然有巩固自己根据地的考虑，但更主要的还是为了对抗蒙古的威胁——将首都置于接近边疆的险地，使国家不得不保证前线的军事实力。而清朝由沈阳迁都北京，完全是顺应了由边疆区域性政权向全国性政权的转变。
　　由于古代没有机械交通工具，运输相当困难，而首都又不可能完全服从经济布局，粮食和物资的运输始终是一大难题。由于主要的粮食产区在关东和东南地区，为了便于运输，首都的位置不得不逐渐东移，由长安至洛阳，至开封。元朝定都北京后，打通南北大运河，维护运河漕运，就成了朝廷的头等大事。此后明、清两代能在北京建都，都离不开大运河输送粮食的作用。
　　不顾地理条件和实际可能，盲目定都或迁都，不仅劳民伤财，最终也会以失败而告终。朱元璋由南方起兵，以应天府（今南京）为根据地，全国统一后，南京自然而然成了全国首都。朱元璋深知南京在全国的位置过于偏南，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地点。他曾考虑过西安，但西安和关中残破贫穷；他考察过开封，又见连接东南的河道水浅沙淤，无法满足漕运之需。最后他决定在故乡凤阳建中都，规模比南京城还大。但在新都即将建成时，朱元璋又下令停建，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成功的迁都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趋利避害，充分利用有利的地理环境，为国家提供上百年、数百年的安定。即便如此，迁都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只有国力强盛时才能应付自如。而且也可能引发政治分歧，甚至形成反抗或动乱。北魏孝文帝的南迁计划一开始只得到个别大臣的支持，只能以“南伐”为名造成既成事实，才勉强为大臣所接受。反对势力企图发动政变，连他的儿子也因公然逃出新都而被处死。而失败的迁都往往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甚至越迁越弱，越迁越乱，以至覆灭。
　　那么中国是否到了应该主动迁都的时候？北京是否到了非迁出不可的地步呢？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在现代化条件下考虑首都的合适位置，不同于传统的“天下之中”。北京尽管不处于地理上的中心，但通过发达的交通运输和信息传输手段，距离的远近已影响不大。何况全国的资源、人口、城市、产业等基本要素的分布，也是严重不均衡的，自然形成的中心或重心与地理中心或重心并不一致。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北京也是优劣兼具，至少不比“长江中下游华东某中小城市”差。
　　就自然环境而言，有人担心沙尘暴会愈演愈烈，环境污染和缺水现象会越来越严重。不过，据各项统计数字全面评估，北京及其周围的自然环境并未出现明显的不利变化。如沙尘暴并非近年来的产物，也不存在愈演愈烈的规律。环境污染和缺水主要是人为原因，是产业分布不合理，不注意环保和节约用水的结果。通过工厂外迁，污染源治理，调水节水等措施，自然环境可以得到相应改善。
　　的确，近年来北京人口数量迅速膨胀、交通堵塞、房价高攀、古都风貌近于消失。但究其原因，有些是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通病，并非首都特有；有的则与高度集权的体制有关。例如，政府虽一再精简，实际上机构还是越来越庞大，事权越来越集中，不仅本身的人员越来越多，还使来首都办事的人也越来越多。大量本来可以通过信息传输解决的问题，非得有大批人员、多次来往才能解决，光各地、各单位的“驻京办”就有很多人，动用很多资源。如果这样的体制和事权不改变，首都迁到哪里，哪里就会成为新的“北京”。而如果按这样的体制和规模迁都，新都的建设和旧都的搬迁都会需要太高的成本。
　　在体制改革、精简事权的同时，不妨适当分散首都的功能，将有些本来应该在首都举行的会议和活动分散到地方上举行，本来应该设立在首都的机构或设施建在合适的外地。如现在的全运会轮流在各省市开，既减轻了北京的压力，也促进了各地体育设施的建设和体育的发展。这类活动还应再增加。又如，可以将拟议中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建成“文化副都”，行使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再如，有些中央或全国性机构可以临时或长期设在外地，如管理少数民族的部门不妨设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或轮流到少数民族聚居区办公，以促进地区发展。
　　采取这些措施，至少可以使北京的规模得到控制，并逐渐有所缩小，各种设施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维持数十年时间。到那时国力更强盛，再为一个比较小规模的首都选择最合适的地点，就比较从容了。
　　你是哪里人
　　你是哪里人？这是中国人常问人或被人问的一个问题。但至少有三种答案：一是指一个人的实际居住地，一是指一个人的出生地，一是指一个人的籍贯或祖籍。
　　在中国古代，甚至20世纪50年代，一般只有一个答案，即籍贯。例如，明清时的徽商，绝大多数人并非居住在徽州，也不一定出生在徽州，有的家族在扬州等地已经生活了好几代，但他们的籍贯都还是徽州，一直没有改变。一方面，他们的确与徽州保持着联系，例如每年或隔几年回家乡过年、祭祖、扫墓，即使无法经常回故乡，至少要将自己和直系亲属的名字登记在族谱上，维系着游子与故乡间的纽带，与其说是乡情，还不如说是要建立血缘基础上的宗族关系。
　　如果再往上追溯，籍贯的重要性就更大了。从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政治活动与社会风尚越来越讲究门第，形成了地位相差悬殊的高门士族和寒门庶族。高门大族世代显贵，子孙即使是白痴，也能凭门第当官，门当户对地婚配。而寒门子弟即便偶然有机会入仕，或者文治武功显着，也无法改变门第。由于常用的姓各地都有，人数也很多，证明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是否属于某一高门的唯一途径，是核对他的籍贯，即他的户籍是否登记在这一高门所在的郡县。当然同一郡县的同一姓未必就是一家人，但在大家都改变原籍的前提下，不是同一郡县的人就肯定不是一家人，哪怕姓相同。所以要冒充出自高门的人，首先得冒用该高门的籍贯。籍贯是如此重要，自然倍受重视。
　　永嘉之乱后南迁的北方大族，绝大多数没有机会返回原籍，子孙就在南方繁衍，但直到二百多年后的南朝后期，其后裔都沿用原来的籍贯。琅邪王氏出了王导这位东晋开国功臣，以至一度有“王与马（司马氏），共天下”的说法。但太原王氏的门第更高，更受世人重视。陈郡谢氏南迁后也是名人辈出，但不管出生或居住在哪里，陈郡的籍贯都未改变。李白出生在今四川江油（郭沫若以为出生于中亚的碎叶），父祖辈举不出什么显贵，但他一直自称“陇西布衣”，因为唐朝皇室认凉武昭王为祖先，籍贯是陇西。果然，李白凭这陇西籍贯与陇西李氏攀上本家，沾上了远支皇族的光。
　　时间久了，各姓都形成了自己的“郡望”，即本姓最煊赫的发源地，如李氏认陇西，赵氏认天水，郑氏认荥阳，柳氏认河东，崔氏认清河等。由于人口的迁移相对越来越频繁，范围越来越广，又由于改朝换代或重新登记，户籍的登记地会随之而改变，不少家族的籍贯无法保持不变，往往随着一位始迁祖而产生新的籍贯。如徽商家族的郡望基本都在北方，但到了某一位始迁祖南迁到徽州并入籍定居后，其后裔的籍贯成了徽州。
　　但改变后的籍贯还是相当稳定的，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活动都离不开籍贯。如科举考试必须在籍贯所在地报名，因为录取的名额是按行政区分配的。由于各地的文化水准不一，而名额相对固定，对落后地区、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还有照顾，“科举移民”应运而生。但一旦冒用其他籍贯考上，就无法再改回来，否则保不住已经获得的功名，还会被治罪。从清朝末年筹备立宪起，议员的选举往往也是按地方分配名额，候选人必须在籍贯所在地登记。在相关的法律中，对籍贯登记有具体规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全国人大代表选举，部分中央领导还是在原籍参加选举，如朱德在四川，宋庆龄在上海。但到了今天，虽然有些表格中还需要填写籍贯，但籍贯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民众各行其是，有的严格采用父母的籍贯，世代不变；有的却将出生地当作籍贯，两代人不同。
　　今天再问你的籍贯在哪里？似乎不存在什么问题，你自己确定就是了，实际上却没有那么简单。
　　最近，与一位朋友一起核对个人简历，他发现自己的籍贯一项成了浙江宁波，而他以前一直是填写浙江镇海的。那改一下不就行了吗？改不了，原来这类表是电子版，其中籍贯一项内只能选择现行的行政区划名称，而今天浙江省内已经没有镇海这个县级名称了，现有的镇海区不完全等于原镇海县，并且已是宁波市的辖境，只能选原镇海县所属的上一级政区宁波市。
　　由于历代行政区划的名称和辖境变化频繁，其中两项因素对籍贯影响最大。一是政区的名称，一是政区的隶属关系，而两者往往相互联系。如镇海，清朝时是浙江省宁波府的属县，由于明清以来一般人讲籍贯只举省、县，所以只要说“浙江镇海”就可以了。之所以不列入县与省中间的府一级名称，是为了简单明了，但更主要是由于府一级的变化比较大，而且与县之间未必有隶属关系，而省、县这两级都相当稳定，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间不会改变。所以民国初废宁波府，以后设立专区（行政公署），都不会影响“浙江宁波”的说法。但等到宁波撤区建市，官员和市民都逐渐习惯于只称宁波市了。
　　还有些政区已经不复存在，有的连名称也改过几次。由于分并撤建频繁，具体改动复杂，除非与当地保持密切联系，一般人已找不到自己原籍所在，也不知道它今天属于哪个政区。长此以往，多数人只知道自己的出生地和户籍所在地，而对本人、本家族籍贯的记忆将完全消失。
　　政府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时，应规定每人的户籍登记应包括祖籍和出生地两项。对祖籍的登记，应有明确的规定，如长期沿用，或追溯到祖父一代等。籍贯登记应使用原政区名，即该籍贯产生时的行政区划。如与今天的行政区划不同，应括注“今属何地”。当然在设计相关的电子表格时，行政区的选项中应包括那些旧地名。
　　“全球变暖”说无法自圆其说
　　时至今日，“全球变暖”似乎已成定论，这不仅有联合国组织的各国数千位科学家宣布的结论，也已获得大多数国家政府的肯定。但从历史地理研究的结果看，对全球继续变暖的趋势是很值得怀疑的，至少目前的结论无法自圆其说。
　　全世界还没有一个气象观测站能积累200年的连续数据，能有170年左右的才50个点，其中45个集中在西欧。而此前或西欧以外的地区，并没有比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更精确的资料。比如中国，最早的气象观测站是上海天文台，开始于1872年，即使观测数据完整并全部保存，也不过135年。
　　可以这样说，全世界的气象学家对200年前发生过的气候变化，并没有比对中国以往数千年间的气候变化更详细、精确的资料，也没有更高明的结论。如此短的现代观测数据，对十几年至数十年的变化周期或许能起归纳、总结或预测的作用。但对百余年或200年以上的周期，连完整的描述都有困难，凭什么预测呢？以往一个世纪间全球的气温普遍升高固然是事实，但仅仅根据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就断言未来的气温肯定会持续升高，而不会出现其他可能，未免太大胆了！
　　在20世纪后期，中国已故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对中国7000年来的气候变迁发表过重要的论着。他的主要论据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文献资料，包括用现代气象学、地理学、物候学原理复原以往的气候数据所需要的大量间接的史料。在竺可桢的基础上，中国当代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又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以往的四五千年间，中国的气候发生过多次波动，出现过几次由暖到寒、由寒到暖的变化，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在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3世纪前后）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得多，已为多重证据所证实。中国历史上的温暖期或寒冷期的年平均气温都超过近代气象观测数据所获得的上限或下限，也就是说，从中国气候变迁史的角度看，最近一百多年间的变化都在“正常”范围之内。现在一些新闻报道往往称某地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温或最低温，这是无知和不负责任的，至少应该将“有史以来”改为“有气象观测纪录以来”。但在观测记录时间较长的地方，如上海，真要打破这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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