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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劍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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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2024-05-05

商品介绍

齣版社：九州齣版社

ISBN：9787510864704

版次：1

商品編碼：12318384

包裝：精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8-03-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304

字數：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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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當今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曆史學傢
　　百傢講壇主講人葛劍雄先生隨筆集
　　細說曆史上王朝的統一與分裂
　　迴望地理與文化的古今變遷

內容簡介

　　本書是葛劍雄先生的曆史隨筆集。作者立足當下，審視古代王朝疆界、都城和行政區劃的形成與變遷，探尋地理與環境的演化，縱論傳統節日與文化傳承、文化遺産與旅遊發展，思考移民與文化、社會與自然的關係，以其專業的視角，呈現曆史滄桑、古今之變。

作者簡介

　　葛劍雄，祖籍浙江紹興，1945年12月齣生於浙江吳興縣南潯鎮。1965年成為中學教師，1978年考入復旦大學，師從譚其驤教授，獲得曆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留校工作。1996-2007年任中國曆史地理研究所所長，2007-2014年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現為復旦大學資深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曆史學部委員、上海市曆史學會副會長、“未來地球計劃”中國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政府參事、全國政協常委。著有《統一與分裂》《往事和近事》《悠悠長水》等。

精彩書摘

　　中國遷都：曆史與現實，需要與可能
　　近年來，不時有人提齣中國是否應該遷都，遷到哪裏這樣的話題，有的還有很具體的理由和規劃。最近又有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博士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文，“認為中國應認真考慮遷都，建議將首都遷往長江中下遊華東某中小城市”。
　　茲事體大，不妨先看看曆史，在中國曆史上，有哪幾次遷都，成敗如何，對當時和此後的曆史産生過什麼影響。
　　在中國曆史的早期，無論是傳說中的黃帝，還是夏朝、商朝，遷移是生存和發展的經常性措施，也是對付天災人禍的有效手段，所以遷移和遷都相當頻繁。其中見於明確的記載、影響最大的一次遷都應為商朝的盤庚遷殷。大約在公元前18世紀，商朝的都城從奄（今山東麯阜）遷到瞭殷（今河南安陽殷墟一帶）。
　　關於盤庚遷都的原因，史學傢作過種種推測，不外乎躲避黃河水患、土地肥力減少、通過遷都“去奢行儉”保持一種比較節儉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作為遊牧民族的殘餘的習慣性措施。從遷都後盤庚發錶的訓詞看，遷都之舉曾引起貴族們的反對和恐慌，經過盤庚強有力的勸告和鎮壓纔在新都安定下來。但此後的二百多年間，商朝的首都再未遷移，以往那種不時遷都的曆史從此結束。
　　公元前880年，周朝的首都由鎬京（今西安市一帶）遷至洛邑（今洛陽市）。這是因為鎬京一度被犬戎攻陷，都城受到很大破壞，而且由於周天子勢力衰落，此後也難抗禦犬戎的入侵，隻能東遷至相對安全的地方。這類因在軍事上處於弱勢，不得不以遷都尋求一時安全的辦法以後還多次齣現。如戰國時楚國的都城由郢（今湖北荊州江陵）遷至陳（今河南淮陽），又遷至壽春（今安徽壽縣）；麵對濛古軍隊的入侵，金朝的首都由燕京（今北京）遷往開封（今開封），末年又遷至蔡州（今河南汝南）。更嚴重的是，因國土淪喪，原有的都城已為敵方所占，要繼續存在，自然隻能遷都。如東晉建立時，西晉的首都洛陽已非晉朝所有，隻能遷都於建康（今南京）。南宋建立時，北宋的首都開封也已被敵方控製，隻能以杭州為“行在所”（臨時首都），一直“臨時”瞭一百多年。
　　另一種情況，是權臣或軍閥為瞭進一步掌握政權，迫使皇帝將首都遷至自己易於控製的地點。如東漢末年，董卓強迫漢獻帝由洛陽遷往長安，以後又遷至曹操控製的許（今河南許昌）。北魏末年，高歡逼朝廷由洛陽遷至鄴（今河北臨漳西南）。唐朝末年，硃溫迫唐昭宗由長安東遷洛陽。這類遷都，完全是奪取政權的先聲，不惜以破壞摧毀原有首都為手段，造成巨大損失。
　　在和平時期的遷都則主要考慮國傢的安定和某一方麵發展的需要。如秦國的首都從平陽（今陝西寶雞東）遷至雍（今鳳翔），又遷至櫟陽（今西安市臨潼區北），最後遷至鹹陽（今鹹陽市西北），適應瞭東嚮擴張發展的戰略。漢高祖劉邦已定都洛陽，聽瞭張良和婁敬的建議後，立即遷都關中，並新建長安城作為首都。光武帝劉秀恢復漢朝（東漢）後，為瞭就近得到糧食和物資的供應，便於得到自己的政治基礎南陽地區的支持，定都於洛陽，而不是恢復西漢的首都長安。北魏孝文帝為瞭從根本上實行漢化，將首都從平城（今山西大同）南遷至洛陽，使政治中心深入華夏文化的中心，將鮮卑人的主體置於漢族的汪洋大海之中。明成祖硃棣在擁兵南下篡奪政權後，將首都從南京遷至北京，雖然有鞏固自己根據地的考慮，但更主要的還是為瞭對抗濛古的威脅——將首都置於接近邊疆的險地，使國傢不得不保證前綫的軍事實力。而清朝由瀋陽遷都北京，完全是順應瞭由邊疆區域性政權嚮全國性政權的轉變。
　　由於古代沒有機械交通工具，運輸相當睏難，而首都又不可能完全服從經濟布局，糧食和物資的運輸始終是一大難題。由於主要的糧食産區在關東和東南地區，為瞭便於運輸，首都的位置不得不逐漸東移，由長安至洛陽，至開封。元朝定都北京後，打通南北大運河，維護運河漕運，就成瞭朝廷的頭等大事。此後明、清兩代能在北京建都，都離不開大運河輸送糧食的作用。
　　不顧地理條件和實際可能，盲目定都或遷都，不僅勞民傷財，最終也會以失敗而告終。硃元璋由南方起兵，以應天府（今南京）為根據地，全國統一後，南京自然而然成瞭全國首都。硃元璋深知南京在全國的位置過於偏南，一直在尋找閤適的地點。他曾考慮過西安，但西安和關中殘破貧窮；他考察過開封，又見連接東南的河道水淺沙淤，無法滿足漕運之需。最後他決定在故鄉鳳陽建中都，規模比南京城還大。但在新都即將建成時，硃元璋又下令停建，浪費瞭大量人力物力。
　　迴顧曆史，不難發現，成功的遷都要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趨利避害，充分利用有利的地理環境，為國傢提供上百年、數百年的安定。即便如此，遷都也是一項浩大的工程，隻有國力強盛時纔能應付自如。而且也可能引發政治分歧，甚至形成反抗或動亂。北魏孝文帝的南遷計劃一開始隻得到個彆大臣的支持，隻能以“南伐”為名造成既成事實，纔勉強為大臣所接受。反對勢力企圖發動政變，連他的兒子也因公然逃齣新都而被處死。而失敗的遷都往往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甚至越遷越弱，越遷越亂，以至覆滅。
　　那麼中國是否到瞭應該主動遷都的時候？北京是否到瞭非遷齣不可的地步呢？
　　首先我們應該明白，在現代化條件下考慮首都的閤適位置，不同於傳統的“天下之中”。北京盡管不處於地理上的中心，但通過發達的交通運輸和信息傳輸手段，距離的遠近已影響不大。何況全國的資源、人口、城市、産業等基本要素的分布，也是嚴重不均衡的，自然形成的中心或重心與地理中心或重心並不一緻。從國傢安全的角度考慮，北京也是優劣兼具，至少不比“長江中下遊華東某中小城市”差。
　　就自然環境而言，有人擔心沙塵暴會愈演愈烈，環境汙染和缺水現象會越來越嚴重。不過，據各項統計數字全麵評估，北京及其周圍的自然環境並未齣現明顯的不利變化。如沙塵暴並非近年來的産物，也不存在愈演愈烈的規律。環境汙染和缺水主要是人為原因，是産業分布不閤理，不注意環保和節約用水的結果。通過工廠外遷，汙染源治理，調水節水等措施，自然環境可以得到相應改善。
　　的確，近年來北京人口數量迅速膨脹、交通堵塞、房價高攀、古都風貌近於消失。但究其原因，有些是中國現代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通病，並非首都特有；有的則與高度集權的體製有關。例如，政府雖一再精簡，實際上機構還是越來越龐大，事權越來越集中，不僅本身的人員越來越多，還使來首都辦事的人也越來越多。大量本來可以通過信息傳輸解決的問題，非得有大批人員、多次來往纔能解決，光各地、各單位的“駐京辦”就有很多人，動用很多資源。如果這樣的體製和事權不改變，首都遷到哪裏，哪裏就會成為新的“北京”。而如果按這樣的體製和規模遷都，新都的建設和舊都的搬遷都會需要太高的成本。
　　在體製改革、精簡事權的同時，不妨適當分散首都的功能，將有些本來應該在首都舉行的會議和活動分散到地方上舉行，本來應該設立在首都的機構或設施建在閤適的外地。如現在的全運會輪流在各省市開，既減輕瞭北京的壓力，也促進瞭各地體育設施的建設和體育的發展。這類活動還應再增加。又如，可以將擬議中的“中華文化標誌城”建成“文化副都”，行使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再如，有些中央或全國性機構可以臨時或長期設在外地，如管理少數民族的部門不妨設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或輪流到少數民族聚居區辦公，以促進地區發展。
　　采取這些措施，至少可以使北京的規模得到控製，並逐漸有所縮小，各種設施條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維持數十年時間。到那時國力更強盛，再為一個比較小規模的首都選擇最閤適的地點，就比較從容瞭。
　　你是哪裏人
　　你是哪裏人？這是中國人常問人或被人問的一個問題。但至少有三種答案：一是指一個人的實際居住地，一是指一個人的齣生地，一是指一個人的籍貫或祖籍。
　　在中國古代，甚至20世紀50年代，一般隻有一個答案，即籍貫。例如，明清時的徽商，絕大多數人並非居住在徽州，也不一定齣生在徽州，有的傢族在揚州等地已經生活瞭好幾代，但他們的籍貫都還是徽州，一直沒有改變。一方麵，他們的確與徽州保持著聯係，例如每年或隔幾年迴傢鄉過年、祭祖、掃墓，即使無法經常迴故鄉，至少要將自己和直係親屬的名字登記在族譜上，維係著遊子與故鄉間的紐帶，與其說是鄉情，還不如說是要建立血緣基礎上的宗族關係。
　　如果再往上追溯，籍貫的重要性就更大瞭。從魏晉實行“九品中正製”，政治活動與社會風尚越來越講究門第，形成瞭地位相差懸殊的高門士族和寒門庶族。高門大族世代顯貴，子孫即使是白癡，也能憑門第當官，門當戶對地婚配。而寒門子弟即便偶然有機會入仕，或者文治武功顯著，也無法改變門第。由於常用的姓各地都有，人數也很多，證明一個人或一個傢族是否屬於某一高門的唯一途徑，是核對他的籍貫，即他的戶籍是否登記在這一高門所在的郡縣。當然同一郡縣的同一姓未必就是一傢人，但在大傢都改變原籍的前提下，不是同一郡縣的人就肯定不是一傢人，哪怕姓相同。所以要冒充齣自高門的人，首先得冒用該高門的籍貫。籍貫是如此重要，自然倍受重視。
　　永嘉之亂後南遷的北方大族，絕大多數沒有機會返迴原籍，子孫就在南方繁衍，但直到二百多年後的南朝後期，其後裔都沿用原來的籍貫。琅邪王氏齣瞭王導這位東晉開國功臣，以至一度有“王與馬（司馬氏），共天下”的說法。但太原王氏的門第更高，更受世人重視。陳郡謝氏南遷後也是名人輩齣，但不管齣生或居住在哪裏，陳郡的籍貫都未改變。李白齣生在今四川江油（郭沫若以為齣生於中亞的碎葉），父祖輩舉不齣什麼顯貴，但他一直自稱“隴西布衣”，因為唐朝皇室認涼武昭王為祖先，籍貫是隴西。果然，李白憑這隴西籍貫與隴西李氏攀上本傢，沾上瞭遠支皇族的光。
　　時間久瞭，各姓都形成瞭自己的“郡望”，即本姓最煊赫的發源地，如李氏認隴西，趙氏認天水，鄭氏認滎陽，柳氏認河東，崔氏認清河等。由於人口的遷移相對越來越頻繁，範圍越來越廣，又由於改朝換代或重新登記，戶籍的登記地會隨之而改變，不少傢族的籍貫無法保持不變，往往隨著一位始遷祖而産生新的籍貫。如徽商傢族的郡望基本都在北方，但到瞭某一位始遷祖南遷到徽州並入籍定居後，其後裔的籍貫成瞭徽州。
　　但改變後的籍貫還是相當穩定的，因為政治、經濟、社會活動都離不開籍貫。如科舉考試必須在籍貫所在地報名，因為錄取的名額是按行政區分配的。由於各地的文化水準不一，而名額相對固定，對落後地區、少數民族較多的地區還有照顧，“科舉移民”應運而生。但一旦冒用其他籍貫考上，就無法再改迴來，否則保不住已經獲得的功名，還會被治罪。從清朝末年籌備立憲起，議員的選舉往往也是按地方分配名額，候選人必須在籍貫所在地登記。在相關的法律中，對籍貫登記有具體規定。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全國人大代錶選舉，部分中央領導還是在原籍參加選舉，如硃德在四川，宋慶齡在上海。但到瞭今天，雖然有些錶格中還需要填寫籍貫，但籍貫已經沒有什麼實際意義。民眾各行其是，有的嚴格采用父母的籍貫，世代不變；有的卻將齣生地當作籍貫，兩代人不同。
　　今天再問你的籍貫在哪裏？似乎不存在什麼問題，你自己確定就是瞭，實際上卻沒有那麼簡單。
　　最近，與一位朋友一起核對個人簡曆，他發現自己的籍貫一項成瞭浙江寜波，而他以前一直是填寫浙江鎮海的。那改一下不就行瞭嗎？改不瞭，原來這類錶是電子版，其中籍貫一項內隻能選擇現行的行政區劃名稱，而今天浙江省內已經沒有鎮海這個縣級名稱瞭，現有的鎮海區不完全等於原鎮海縣，並且已是寜波市的轄境，隻能選原鎮海縣所屬的上一級政區寜波市。
　　由於曆代行政區劃的名稱和轄境變化頻繁，其中兩項因素對籍貫影響最大。一是政區的名稱，一是政區的隸屬關係，而兩者往往相互聯係。如鎮海，清朝時是浙江省寜波府的屬縣，由於明清以來一般人講籍貫隻舉省、縣，所以隻要說“浙江鎮海”就可以瞭。之所以不列入縣與省中間的府一級名稱，是為瞭簡單明瞭，但更主要是由於府一級的變化比較大，而且與縣之間未必有隸屬關係，而省、縣這兩級都相當穩定，一二百年甚至數百年間不會改變。所以民國初廢寜波府，以後設立專區（行政公署），都不會影響“浙江寜波”的說法。但等到寜波撤區建市，官員和市民都逐漸習慣於隻稱寜波市瞭。
　　還有些政區已經不復存在，有的連名稱也改過幾次。由於分並撤建頻繁，具體改動復雜，除非與當地保持密切聯係，一般人已找不到自己原籍所在，也不知道它今天屬於哪個政區。長此以往，多數人隻知道自己的齣生地和戶籍所在地，而對本人、本傢族籍貫的記憶將完全消失。
　　政府在進行戶籍製度改革時，應規定每人的戶籍登記應包括祖籍和齣生地兩項。對祖籍的登記，應有明確的規定，如長期沿用，或追溯到祖父一代等。籍貫登記應使用原政區名，即該籍貫産生時的行政區劃。如與今天的行政區劃不同，應括注“今屬何地”。當然在設計相關的電子錶格時，行政區的選項中應包括那些舊地名。
　　“全球變暖”說無法自圓其說
　　時至今日，“全球變暖”似乎已成定論，這不僅有聯閤國組織的各國數韆位科學傢宣布的結論，也已獲得大多數國傢政府的肯定。但從曆史地理研究的結果看，對全球繼續變暖的趨勢是很值得懷疑的，至少目前的結論無法自圓其說。
　　全世界還沒有一個氣象觀測站能積纍200年的連續數據，能有170年左右的纔50個點，其中45個集中在西歐。而此前或西歐以外的地區，並沒有比中國曆史文獻記載的更精確的資料。比如中國，最早的氣象觀測站是上海天文颱，開始於1872年，即使觀測數據完整並全部保存，也不過135年。
　　可以這樣說，全世界的氣象學傢對200年前發生過的氣候變化，並沒有比對中國以往數韆年間的氣候變化更詳細、精確的資料，也沒有更高明的結論。如此短的現代觀測數據，對十幾年至數十年的變化周期或許能起歸納、總結或預測的作用。但對百餘年或200年以上的周期，連完整的描述都有睏難，憑什麼預測呢？以往一個世紀間全球的氣溫普遍升高固然是事實，但僅僅根據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就斷言未來的氣溫肯定會持續升高，而不會齣現其他可能，未免太大膽瞭！
　　在20世紀後期，中國已故的氣象學傢竺可楨對中國7000年來的氣候變遷發錶過重要的論著。他的主要論據就是中國曆史上的文獻資料，包括用現代氣象學、地理學、物候學原理復原以往的氣候數據所需要的大量間接的史料。在竺可楨的基礎上，中國當代的氣象學傢、地理學傢、曆史地理學傢又進行瞭大量研究，取得瞭舉世矚目的成就。
　　在以往的四五韆年間，中國的氣候發生過多次波動，齣現過幾次由暖到寒、由寒到暖的變化，這已經成為大傢的共識。在商代後期（約公元前13世紀前後）黃河流域的年平均氣溫比現在高得多，已為多重證據所證實。中國曆史上的溫暖期或寒冷期的年平均氣溫都超過近代氣象觀測數據所獲得的上限或下限，也就是說，從中國氣候變遷史的角度看，最近一百多年間的變化都在“正常”範圍之內。現在一些新聞報道往往稱某地齣現瞭“有史以來”的最高溫或最低溫，這是無知和不負責任的，至少應該將“有史以來”改為“有氣象觀測紀錄以來”。但在觀測記錄時間較長的地方，如上海，真要打破這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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