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直不敢相信,这本译作的语言处理能力达到了如此登峰造极的程度。它的文字密度和情感张力,让我仿佛在阅读一首长篇的意识流史诗,而不是一本严肃的学术或非虚构作品。尤其是在描述特定社会事件如何渗透到个人心智结构时,那种句法的破碎与重组,那种对词语边缘意义的精准拿捏,体现了译者对原著精髓的深刻洞察力。我常常需要停下来,反复咀嚼一句话,因为它不仅仅是在陈述事实,更是在构建一种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思维模式。对比起市面上那些平铺直叙、缺乏韵味的译本,这本书的文字本身就成了一种体验。它要求读者投入极大的专注力,但回报是惊人的——你不仅阅读了信息,更是在体验一种语言如何承载和变形历史的强大力量。这种对语言边界的不断试探和拓展,让整个阅读体验充满了智力上的挑战和美学上的享受,是近年来接触到的最顶尖的译作典范之一。
评分从装帧设计和排版来看,出版社显然是下了大功夫的,这本“精装人文译丛”系列的定位确实非同一般。拿在手里,就能感受到那种沉甸甸的质感,纸张的选择和油墨的饱和度,都为内容的严肃性提供了一种物理上的支撑。但更让我惊喜的是,内文的版式设计并没有流于传统学术书籍的刻板。在引述关键文本或展示时代照片(如果有的话,我指的是这种风格的典型特征)时,留白的处理、字号的微调,都体现出对阅读节奏的精心考量。这种对“阅读体验”整体性的关注,使得即便是面对枯燥或复杂的社会数据分析时,读者也不会感到心神涣散。它成功地将学术的严谨性,与人文读物的亲切感融合在了一起,让那些可能被普通读者忽略的时代细节,以一种更易于接受且更具仪式感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绝不是一本可以随手翻阅的书,它值得被郑重地对待,并被收藏起来。
评分这本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社会记忆的译作,简直是一扇通往那个特定时期的时光之门。作者以一种近乎病理学的细致,剖析了那些被集体无意识刻意遗忘或重构的片段。我特别欣赏它跳出了传统历史叙事的窠臼,没有陷入宏大叙事的泥潭,而是深入到微观个体的体验和情感肌理之中。那些关于政治气候变迁、文化思潮涌动时期,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庇护与意义的描写,读来令人心有戚戚焉。比如,书中对当时某些文学流派兴衰的侧写,那种微妙的权力更迭和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焦虑,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你会发现,所谓的“历史真相”,往往是由无数个被时间磨损、被记忆扭曲的碎片拼凑而成。阅读过程更像是一场考古发掘,你必须摒弃既有的框架,才能真正触碰到那些冰冷而坚硬的“记忆棱镜”下折射出的复杂人性。它不是一本读起来轻松愉快的书,但它提供了理解后世诸多文化现象的深刻语境,对任何关心记忆的社会学或文化研究者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石材料。
评分我一直觉得,对于一个特定年代的记录,最难捕捉的不是那些光芒万丈的成就,而是弥漫在空气中、难以名状的“气氛”。这本书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成功地捕捉到了1980年至1985年间,那种介于希望与幻灭之间的暧昧地带。它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用大量未经修饰的访谈片段和个人手记,构建了一个多声部、甚至相互矛盾的叙事场域。这种叙事策略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历史的立体感和现场感。读到某个知识分子描述他们对未来抱持的近乎狂热的乐观,紧接着又看到普通民众在日常困境中的挣扎与犬儒主义,你瞬间就被拉入了那个充满张力的时间切片中。它没有提供一个整齐划一的“答案”,反而将难题抛还给读者,迫使我们去反思:我们今天所依赖的“记忆”,究竟有多少是建立在如此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对记忆“不确定性”的坦诚,是其最宝贵的价值所在。
评分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像是站在一个巨大的迷宫的出口,回望里面那些错综复杂的墙壁和重复的死胡同。它不是在讲述一个故事,而是在解构一种“集体叙事如何形成”的过程。作者展示了在特定历史转折点上,文化符号、官方话语和民间潜意识之间如何进行漫长而隐秘的博弈。我尤其关注书中对那些“非正式传播渠道”的关注,比如口头传说、地下出版物中的只言片语,这些才是构成底层记忆肌理的关键要素。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对那个年代的认知,可能被主流历史叙事极大地简化或美化了。通过这种多层次的挖掘,读者被迫去质疑自己固有的认知图谱,去寻找那些被光线遗漏的阴影部分。这本书的深度不在于它揭露了什么惊天大秘,而在于它精准地测量了记忆与遗忘之间的那道微妙的、充满张力的边界线,它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是如何被我们记住(或遗忘)”的全新方法论。
评分我的人都有一个人的时候我
评分到1948年,张君劢以美国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对和学技术的依靠为例,强调“现在国家之安全、人民 之生存无不靠科学,没有科学便不能立国。有了科学虽为穷国 可以变为富国,虽为病国可以变为健康之国,虽为衰落之国也 可以变成强盛之国”。只要“在科学上用大工夫,我们大家就不 怕没有好日子过,不怕没有饭吃,不怕政治不走上正轨”。张君 劢的立论基础在于:“我们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知道科学研 究的重要。新武器的发明,就是这种重要性的一个铁证”。这里 的“新武器”大概即指核炸弹。当年严复、梁启超等人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对“科学”的失望正基于反思“新武器”所起的作用, 而张君劢此时因武器而生的观感与他们当年的感觉已完全不 同,他看到的是科学那无所不在的力量。 张君劢发表此说一年后,中国政局就已发生绝大变化。虽 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胜负与武器的新旧恰成反 比,但作为新中国经济和教育榜样的苏联正是战后最为强调 “技术”的代表之一(另一代表是日本);结果,清季形成的注重 物质的倾向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复兴,并因抗战而得到鼓 励,此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科学”逐步由“精神”转向“技术”, 在人们的常规表述之中“科学”甚至多被“科技”所取代。 反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可以看到注重物质的 特点所形成的影响。 清季张之洞设计全国学制时,曾明定小学堂“以养成国 民忠国家尊圣教之心为主,各科学均以汉文讲授,一概毋庸 另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必俟中国文义通顺、理解明 白,考取入中学堂后,始准兼习洋文”。不过,对于设在通商口 岸附近的高等小学堂,尤其“学生中亦有资敏家寒,将来意在 改习农工商实业,不拟入中学堂以上各学堂者,其人系为急 于谋生起见,在高等小学时自可于学堂课程时刻之外兼教洋 文”。换言之,学堂主要是培养“国家人才”,但对“急于谋生” 的贫寒子弟则网开一面。这自然是考虑得相当周到,不过其 分别高下之心亦昭然若揭。 然而,从清季开始的功利主义已使得社会风气发生变 化。汪德渊曾指出,中国自古以俭为德,以侈为恶,“沿及后 世,宗风未改”,读书人好“谈仁义而不言利”。就是到讲究富 强的晚清,“士大夫之谋利封殖,犹为清议所不许。凡仕而兼 商者,亦尚畏清议而不敢公然为之,隐匿托名以避众谤”。二 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社会风气已大变,“昔人以市井为小人, 今日以市井为圣人。圣之则拜之,拜之则效法之。于是举国上 下,皆以市道行之”(杨荫杭语)。所谓“市道”,也就是商贾之 道。按照这种标准,当年张之洞予以特别关照的贫寒子弟此 时已多半接近“圣人”,几十年间的社会转变不可谓不剧烈。 蒋百里在1921年谈及民初世风时说:“天下方竞言文化 事业,而社会之风尚,犹有足以为学术之大障者,则受外界经 济之影响,实利主义兴,多金为上,位尊次之,而对于学者之 态度,则含有迂远不适用之意味。”这里当然明显可见传统士 人欲“澄清天下”并轻视商人的精英意识,但也说明一旦“功 利”成为主要目标,社会对“精英”的认知也改变了。 针对社会功利化、物质化的倾向,部分读书人试图加以纠 正的努力也贯穿于整个二十世纪。当年多数新文化人曾担心 太强调“文质文明”将妨碍学习西方,但也看出过分注重物质会 导致全社会的功利化,从而造成对“学术”本身的忽视,最后是 “民德”的堕落。北大学生傅斯年在1919年说:“群众对于学术 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不曾 研诣学问之人恒昧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瞭而后有苟且之 行。”今日“中国群德堕落, 苟且之行遍于国中”,皆因 “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 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生理学家卢于道在1936 年强调:“我民族欲求生 存,岂仅尽在沙场之上?凡 整个国家之文化,皆为国力之所系。”他认为中国学者“数十年 前之谈维新,及近数年来之提倡科学”,皆是努力于文化革新, 也就是文化的“现代化”。盖“近代文化之特征,即在科学”。近百 年来,科学已“与人类日常生活不可须臾离,几为文化事业之全 部。凡艺术文学宗教,亦莫不受科学进步之重大影响”。所以, “欲中国强盛,必革新文化,欲革新文化,必须发达科学”,也就 是“树立科学文化”。正因为“文化也是国力”,故“敌国无道,横 加摧残”实亦因“国既孱弱,文化落后”使然。 卢氏知道肉搏无以对坦克,面对强敌,徒靠“精神”而“舍 身取义”也解决不了问题;但没有科学文化基础的“技术”是 无法维持的,历史已有前证:“鸦片战争后,晚清亦曾大购军 舰,中日一战,乃悉为敌有。当时亦曾大兴兵工厂造船厂,不 数十年乃出品不济,机器陈旧,是即因无科学文化基础以维 持其生命也”。
评分冷记忆(2000a-200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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