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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湛侯 著

图书标签:

• 中国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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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研究
• 历史文献
• 古籍整理
• 文化遗产
• 图书史
• 版本学
• 中国学术

出版社： 杭州大学出版社

ISBN：9787810356848

版次：2

商品编码：11038834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08-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62

字数：400000

内容简介

《中国文献学新编》对涉及文献学的诸如记录文献的载体，文献的体裁，文献的体例以及文献的版本类型，鉴别方法等等作了详细的阐述。书后还附有大量关于中国文献学研究成果的论文，全书内容丰实，具有较强的理论性、科学性、系统性及知识性，从中读者可对中国文献学的研究有一个完整系统的了解。
综观我国文献学理论，大致有以下三个特点：（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比较迟，“术先学后”，本是符合我国古典理论发展规律的，我国封建社会注重经学，注重词章，理论一门从来就比较薄弱，文献学更其如此；（二）文献学中各个门类理论发展得不平衡，一些技术性、实践性比较强的门类，理论比较贫乏，而像校雠，目录、方志诸门，历史悠久，各界的理论也较丰赡。（三）理论与实践联系比较密切，中国文献学理论，都是从文献研究与文献整理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及其形成一种学说之后，又回过来推动和指导实践。这是中国文献理论的优秀传统和显著特色，是值得珍惜和发扬的。

目录

自序
绪论
第一编 形体编
第一章 记录文献的载体
第一节 甲骨
第二节 金石
第三节 简牍
第四节 缣帛
第五节 纸
第六节 胶片与磁带

第二章 文献的体裁
第一节 文献内容的体裁
著作 编述 抄纂
第二节 文献编纂形式的体裁
文书 档案 总集 别集 类书
政书 表谱 图录 丛书 方志

第三章 文献的体例
第一节 古书多无书名
第二节 古书不题作者
第三节 单篇别行之例
第四节 序传常置全书之末
第五节 篇章题目列于正文之后
第六节 古书的附益
第七节 内篇与外篇
第八节 先秦子书不皆出于手著
第九节 子书与文集之流变
第十节 古书的篇与卷

第四章 文献的体式
第一节 简策体式
第二节 卷轴体式
卷子装（卷轴装） 旋风装
第三节 折叠体式
梵夹装 经折装
第四节 册页体式
蝴蝶装 包背装 线装
……

精彩书摘

第二节文献编纂形式的体裁
（一）文书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文字图籍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
侯马盟书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前497—前489）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发掘山西侯马晋城遗址时发现。盟书又称“载书”。《周礼·司盟》：“掌盟载之法。”注：“载，盟誓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当时诸侯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活动，盟书皆有数本，一本埋在盟所或沉于河，以取信鬼神，与盟者各持一本归，藏于祖庙或司盟之府。出土的侯马盟书计5000余件，字迹比较清楚的有656件，每件最少10余字，最多达200余字，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圭形的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字体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侯马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文书、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都有重大意义。
吐鲁番文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古墓葬区出土的东晋到元代（公元4—14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的纸质写本文书。主要是汉文，也有古粟特、突厥、回鹘、吐番文等。19世纪末，在敦煌文书被劫掠的同时，吐鲁番文书也先后遭到来自俄、英、德、日等国人的掠夺。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外陆续发表了一些中国吐鲁番文书的考释材料，颇引入深思和注视。20世纪中叶，我国考古学者黄文弼两度赴该地考察发掘的研究成果，至1954年始发表于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吐鲁番考古记》中；自1959年起，我国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墓葬区进行十余次大规模发掘和清理，写成的发掘报告和文书简介，在70年代后期分别以普及本和图版本陆续出版，吐鲁番文书就其性质可分为以下4大类：（1）公府文书有朝廷诏敕、律文、籍帐以及各级军政机构的文牒；（2）私人文书包括世俗及寺观所有的衣物疏、功德疏和其他各类疏，以及契券、遗嘱、辞、启、信牍等；（3）古籍有儒家经典、史书、诗文、启蒙读物等；（4）佛教经论、道教符篆、醮辞经文以及其他宗教的文书和典籍。吐鲁番文书早于敦煌文书，其中以唐代公私文书数量最多，是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方面的原始文献资料。
敦煌文书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所出5—11世纪的多种文字古写本。1900年道士王圆篆发现于莫高窟17窟藏经洞。1944、1965年又续有发现。遗书总数超过4万件，其中汉文写本在3万件以上，另有少量刻印本。遗书多为卷轴式，写本题款有记年者近千件，年代最早者为西涼建初元年（405），最晚者为宋咸平五年（1002）。汉文写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写于中唐至宋初。敦煌汉文写本中佛典占95％，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发愿文、忏悔文等；非佛典文献占5％，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其中曾发现一些很有价值的佚书。敦煌文献中最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是官私文书。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帐等，私文书有契券、社司转贴、帐历、书牍、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贷契、买卖契、雇佣契等，都是研究唐五代至宋初社会经济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徽州文书明代安徽徽州地区的文书，包括官府文告和私人契约等。明代徽商势力雄厚，徽州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文书契约存留至今的比较多。现在安徽、北京、南京、天津一些图书馆和科研单位多有收藏。．其中官府文书有官府颁发的文告、编发的户帖、清册供单、鱼鳞图册、催征税粮条鞭长单、审图小票、审定户由、归户册等；私人文书契约多属程、汪、胡、王等大户的文件，如收租底、分家合同等等。这些文书对于研究明代徽州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租佃制度、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及封建宗法制度的状况，都有着重要参考价值。（二）档案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古代档案，先后以甲骨、简牍、金石、缣帛为载体，造纸术发明以后，档案又以纸作为书写材料。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现代一些具有保存和查考价值的照片、影片、录音带也可存作档案。：我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史学家把这些铭文看作“《周书》之逸篇”（郭沫若《周代彝铭进化观》），也正因为它具有档案性质。1975年底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一千多枚秦简，其中大部分是秦代律法的原文和解释，是一批非常珍贵的律法档案。上述这些都是现存古代档案的实物。我国现存的档案实物，除上述甲骨档案、金文档案、简牍档案以外，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包括明清两朝中央机关和少数地方机关、少数个人的档案，共计74个全宗。其中明朝档案很少，只有三千多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时期的兵部档案，也有少数其他各朝档案。清朝档案在所藏明清档案中占绝大多数，从时间上看包括入关前天命前九年（1607）至宣统三年（1911）以及溥仪退位后于1912至1940年形成的档案，从所属全宗看，有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有管理皇族和宫廷事务机关的档案，有军事机构的档案，有地方机关的档案，也有个人全宗的档案。从档案的种类租名称来看，上行文书、下行文书、平行文书、特定用途的文书均有：制、诏、诰、敕、题、奏、表、笺、咨、移、札、片、禀、呈、照、单、函、电、图、册等不下百种之多。从文字上看，绝大部分是汉文档案，一小部分是满文或满汉合璧档案，也有少量的外文档案和少数民族文字的档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从1925年起，编辑出版的各种档案史料汇编、目录、图集、论述文集等共有50余种，370余册，其中如《文献丛编》《掌故丛编》《清代文字狱档》《筹办夷务始末》等，为当时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新中国建立至1985年的35年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先后编辑出版的史料有21种，74册，约2472万字。其中《中法战争》《辛亥革命》《义和团档案史料》《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洋务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等，都是非常有影响的档案史料集。
档案在历史研究中有重要作用。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记录，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的原貌。档案与图书不同，图书是作者为了传播知识专门写给人看的，档案是作为人们交流的工具客观地产生而不是专门编写的。由于档案具有这种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举例来说：研究明清史，一般都根据《明史》《清史稿》以及官修的会典、方略等史籍，其实这些史籍都是根据档案编写的，与档案比较，这些史籍又都属于第二手材料了。再如《清史稿》一书，虽然经过了长达14年的编纂，使用过清代国史馆历年收集的大量史料，可是却没有使用清宫秘藏的“大内档案”，因而《清史稿》在史实的论述和材料的引用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讹误和缺漏，成为憾事。对于档案典籍的重视和利用，是我国自古相传良好的历史传统，孔子整理六经，司马迁编纂《史记》，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章学诚编写地方
志，都重视搜求并使用过大量档案材料，取得卓越的成果，是据档修史、以档证史以及体现史档结合的突出的成功的范例。档案文献是我国文化遗产宝库中引人注目的瑰宝！
（三）总集汇集多人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与别集相对而言。我国古代文献典籍采用“四部分类法”，其第四大类称为集部。《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它把个人的诗文集称作“别集”，把许多人作品的合集或选本，称作“总集”，它在《别集类小序》中说别集的产生，始于东汉，盛于齐梁；同时在《总集类小序》中对于总集的产生，说了这么一段话：“《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这说明总目编定者纪昀也认为《诗》《骚》应为先秦时代的总集，确已无疑，那么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并不迟于别集，当然定型租完善是后来的事。《晋书·挚虞传》说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日《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后人把《流别集》所作各种体裁文章的评论，集中摘出，成为专论，即《文章流别论》，论到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等11种，原文已佚，尚有若干片段，散见于唐宋类书中。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晋代以迄陈、隋，总集共有249部5224卷。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集》、刘义庆的《集林》，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因为都已亡佚，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
……

汉学溯源：历代典籍考辨与文献流传 本书并非直接阐述“中国文献学新编”这一特定著作的内容，而是从更宏观的视角出发，深入探究中国古典文献的发生、发展、流传及其学术价值，旨在构建一个相对完备的汉学文献知识体系。我们将以历史演进为线索，梳理中国古代典籍的诞生、增删、校勘、传播及学术研究的脉络，勾勒出一部流动的汉学文献史。 第一部分：文字与文明的曙光——早期文献的萌芽与定型 中国文明的肇始，必然伴随着文字的诞生。本部分将追溯文字的起源，从甲骨文、金文等早期刻符，探讨其作为早期文献载体的功能与意义。我们将考察这些早期文献是如何记录古代的祭祀、占卜、战争、社会生活等，以及它们如何反映当时人们的世界观和信仰体系。 甲骨文：商代王室的占卜记录与历史的碎片 甲骨文的发现及其考古价值。 甲骨文的造字原理、结构特征与书写方式。 甲骨文所载内容的分期与研究现状。 通过甲骨文，还原商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片段。 金文：青铜时代的礼乐与叙事 商周青铜器的铭文及其艺术性。 金文的类型、内容与历史信息。 金文在记录王室活动、宗法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的作用。 对比金文与甲骨文在记录功能上的异同。 早期文字体系的定型与统一：隶变 春秋战国时期文字的异形与地方性。 秦统一六国与文字的规范化：小篆的出现。 隶书的产生及其在汉代成为主流书体的过程。 隶变对于中国文字和文献发展的重要意义。 第二部分：经典时代的奠基——先秦诸子与早期学术文献的辉煌 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大放异彩的时代，诸子百家争鸣，涌现出大量至今仍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学术典籍。本部分将聚焦于这些奠基性的文献，探讨其成书过程、思想内涵以及在后世文献流传中的地位。 儒家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形成与演变 “六经”的早期形态与编纂者（孔子及其弟子）。 《诗经》的采集、编选及其诗歌体例。 《尚书》的史官传统与文本争议。 《礼记》《乐经》在社会规范与礼乐制度中的地位。 《周易》的占卜功能与哲学思辨。 《春秋》经传及其历史叙事方式。 汉代“五经”地位的确立与传注体系的形成。 道家经典：《老子》《庄子》的哲学深度与文学魅力 《老子》的朴素哲学与道家思想的源头。 《庄子》的寓言、比兴与浪漫主义色彩。 道家文献的语言风格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等诸子学说与代表性文献 法家：《韩非子》《商君书》等，探讨其政治与法律思想。 墨家：《墨子》，论述其兼爱、非攻等思想。 名家：《公孙龙子》，分析其逻辑思辨与辩论艺术。 阴阳家，《吕氏春秋》等，探究其融合性与宇宙观。 诸子学说的传播与学术争鸣在早期文献史上的意义。 第三部分：编纂与传承——秦汉以降的文献整理与学术体系构建 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不仅带来了政治格局的统一，也极大地促进了文献的整理与学术体系的构建。本部分将重点关注秦汉及之后历代在文献编纂、学术传承、国家藏书等方面的努力。 秦汉的图书整理与学术机构：焚书与立言 秦统一后对文献的初步整理与焚书坑儒的负面影响。 汉代“独尊儒术”与官方对经典的推崇。 汉代官方文献机构：太史、博士、校书郎等。 《汉书·艺文志》：中国早期最重要的图书目录，其编纂体例与学术价值。 刘向、刘歆父子的图书整理工作。 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多元与文献的流传 政权分裂与文化中心转移。 佛经的传入与翻译：玄奘、鸠摩罗什等译师的贡献。 道教经典的整理与发展。 玄学兴盛与文学理论的进步。 私人藏书与家族文献的传承。 史书编纂的发展：《三国志》等。 隋唐宋：官方编纂与学术繁荣的黄金时代 隋唐国家图书馆的建立与图书制度。 官修大型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其编纂原则与文献价值。 唐代诗歌、散文的繁荣及其代表性作家。 宋代科举制度对文献整理的影响。 宋代官方大型史书编纂：《资治通鉴》等。 宋代图书目录的进步：《崇文总目》等。 宋代刻书业的发达及其对文献传播的贡献。 第四部分：辨伪与校勘——历代学者的文献批判与文本精研 文献的流传过程中，难免存在讹误、增补、伪托等问题。本部分将探讨历代学者如何运用文献学的方法，对古籍进行辨伪、校勘，以还原其原本面貌，保证学术研究的准确性。 文献辨伪的先驱：早期史料的质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部分古籍的质疑与辨析。 宋代欧阳修、宋祁等对史料的考证。 校勘学的发展与重要校勘家 校勘的意义与基本方法：校订、核勘、勘误等。 宋代四大校勘家（或称四大家）：王应麟、赵明诚、洪适、陆游等，及其在校勘学上的贡献。 元明清时期校勘学的发展与重要校勘著作。 历代学者在校勘过程中对版本、异文、字句的细致分析。 版本学的兴起与古籍版本的研究 不同版本（抄本、刻本、活字本）的特点与价值。 版本之间的源流关系与优劣判断。 明清时期藏书家对版本的珍视与版本学的进步。 第五部分：流派与方法——中国文献学研究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在长期的文献实践中，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文献学研究理论与方法。本部分将梳理这些理论流派，并分析其在文献研究中的应用。 考据学派与乾嘉学派的文献实践 清代乾嘉学派的兴起及其对文献研究的影响。 考据学的方法论：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等。 代表人物：顾炎武、黄宗羲、顾祖禹、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 他们的文献研究成果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史料学与历史文献的辨析 史料学在文献研究中的作用。 如何辨别史料的真伪、可靠性与价值。 对不同类型史料（官方文献、私人笔记、文学作品等）的解读。 文学文献学与文本解读 将文献学方法应用于文学作品的分析。 版本研究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 对诗文作者生平、创作背景、思想演变的文献考证。 书目学与文献分类 中国书目学的发展历程。 历代重要书目及其分类体系。 书目学在文献检索、整理与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第六部分：现代视域下的文献学——继承、创新与发展 进入近现代，中国文献学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本部分将探讨现代文献学研究的新方向、新方法，以及其在数字时代的发展前景。 文献学的学科建制与研究范式转变 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 从纯粹的考据转向更广泛的文化研究。 跨学科研究的兴起：文献学与历史学、文学、哲学、考古学等的结合。 数字文献学与信息技术在文献研究中的应用 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对文献检索、整理、分析的革新。 数字人文与文献学的融合。 古籍数字化、在线数据库的建设与利用。 中国文献学在国际汉学界的地位与交流 中国文献学研究的特点与优势。 国际汉学界对中国文献学的关注与贡献。 东西方文献学研究的对话与互鉴。 本书并非旨在提供一本“操作手册”，而是希望通过对中国文献学的历史脉络、核心内容、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梳理，为读者建立起一个关于中国古典文献的宏大认知框架。从最初的刻符到浩如烟海的典籍，从古人的智慧结晶到现代学者的辛勤耕耘，中国文献学所展现的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文化史，是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深刻体现。通过对历代典籍的细致考辨与流传路径的深入剖析，我们得以窥见先贤的思想，理解历史的演进，并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

评分☆☆☆☆☆

我主要关注的是其中关于古籍版本学的论述部分。坦白说，在对不同版本进行比较分析的章节里，作者的眼光显得尤为犀利和独到。他不是简单地罗列异同，而是深入挖掘了造成版本差异背后的社会历史动因，这让我对“文献”这个概念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它不再仅仅是文字的载体，更是时代精神的切片。最让我拍案叫绝的是，他引用了几处极其罕见的私人藏本的细节作为佐证，这些细节的披露，无疑是为原本略显枯燥的考据工作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唯一的遗憾是，这种深入挖掘似乎在后半部有所收敛，进入到某个特定时期的概述时，笔触又变得相对宏观和概括了，仿佛在赶进度一般，让人意犹未尽。如果能保持前半部分那种“刨根问底”的钻研精神，贯穿全书，那这本书的价值将不可估量。

评分☆☆☆☆☆

初次接触这类专业书籍，我的感受更多是“敬畏”与“迷茫”并存。这本书的行文风格相当古朴严谨，大量的术语和历史典故，需要读者具备相当的背景知识储备才能顺畅跟进。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才大致摸清了前三章的脉络，尤其是涉及到宋代以来某些特定文献流派的演变时，感觉信息密度大得惊人。不得不承认，作者的学识深度毋庸置疑，他对于文献源流的梳理，简直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在小心翼翼地剥离泥土。然而，对于我这样的“门外汉”来说，这本书更像是一座高耸的知识殿堂，我只能站在外围，仰望其宏伟，却难以轻易找到进入的侧门。如果能附带一些清晰的思维导图或者核心概念的简要注释，或许能降低一下普通读者的入门门槛，让更多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人能够拾级而上，而不是望而却步。

评分☆☆☆☆☆

这本书在宏观架构上的设计非常精巧，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文献学从萌芽到成熟的完整脉络，这种系统性的梳理工作本身就极具学术贡献。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描述不同历史阶段的文献整理思潮演变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宏大叙事能力，它能让你清晰地看到知识是如何积累、如何被批判，最终如何形成学科体系的全过程。但问题出在那些交叉学科的连接点上。比如，当涉及到文献学与目录学的交汇、或是与史学研究方法的结合时，讲解往往显得有些突兀和跳跃，仿佛是生硬地把两个独立的模块接驳在一起，缺乏平滑的过渡。这使得读者在理解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时，会感到路径不够清晰。如果能在这些关键的“桥梁”地带，多花笔墨进行深入的论证和实例分析，这本书的整体结构和逻辑性会更加圆融无碍，真正做到术业有专攻，而又不失视野的开阔。

评分☆☆☆☆☆

从图书馆借来的这本书，被我翻阅了不下十次，每次都有新的发现，但总体上来说，阅读体验像是在走一条崎岖但风景绝佳的山路。它的优点在于学术的扎实性，每一个论点背后似乎都有数十卷古籍作为支撑，这种厚重感是任何肤浅读物无法比拟的。然而，其缺点也恰恰在于这份“厚重”。有时候，作者为了论证一个细枝末节，会引用大段的原文，虽然增加了可信度，却极大地打断了阅读的连贯性。我试过在通勤路上阅读，结果经常需要停下来反复查阅前文，才能跟上作者的思路跳转。这让我不禁设想，如果这本书能够针对不同层次的读者，推出一个“精要版”的辅助读本，或者至少在核心概念处增加现代汉语的精炼释义，对于教学和自学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它更像是一部供学者深究的工具书，而非大众普及的入门教材。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实在是没得说，封面那种低调的雅致感，让人一上手就觉得很有分量。我拿到的时候还特意研究了一下字体和排版，感觉编者在细节上确实下了不少功夫。内页纸张的质感也很棒，长时间阅读眼睛也不容易疲劳，这点对于我们这些需要长时间泡在书堆里的人来说太重要了。不过，我总觉得内文的章节划分和逻辑推进上，好像可以再紧凑一些。有时候读到某一节，总感觉作者在展开论述前铺垫得有些过长，虽然理解这是为了照顾基础知识薄弱的读者，但对于已经有一定基础的人来说，可能略显拖沓。而且，有些地方的图表或者引文的标注方式，如果能更规范化，统一使用一种权威的学术引用格式，那就更完美了。总体而言，这本书的“外壳”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体现了出版方对学术著作的尊重和用心，但在阅读体验的流畅度上，仍有打磨的空间，期待未来再版时能看到更精细的调整。

评分☆☆☆☆☆

别人，让人无条件相信你？如何给人完美的第一印象，培养无法抗拒的个人魅力？如何走进他人的大脑，控制他们的思想？怎样引导他人的情绪，并将你的意志灌输给他们？如何构建一种信

评分☆☆☆☆☆

第二要去读。现在我有个不好的习惯，长篇大论读不下去。这是常看《喷嚏图卦》的后果。推特对语言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和菜头先生说，现在已有人用140字的篇幅向树洞投稿了。我觉得读写得好的长篇文章，是很能培养逻辑感的。比如《经济学人》上的文章，被《英语文摘》翻译成中文，还是说理清楚的好文章。不是依靠语调、修辞、风格之类。我看完全靠得是逻辑。而微博上的短句、很多时候有很强的感染力、机锋也很健。但有时想想，是不通的。

评分☆☆☆☆☆

看内容，重内容 一直想买这书，又觉得对它了解太少，买了这本书，非常好，喜欢作者的感慨，不光是看历史或者史诗书，这样的感觉是好，就是书中的字太小了点，不利于保护视力！等了

评分☆☆☆☆☆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2版。收到的与提供的图片和信息不符，可能为新版。

评分☆☆☆☆☆

侯马盟书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前497前489）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发掘山西侯马晋城遗址时发现。盟书又称载书。周礼司盟掌盟载之法。注载，盟誓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当时诸侯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活动，盟书皆有数本，一本埋在盟所或沉于河，以取信鬼神，与盟者各持一本归，藏于祖庙或司盟之府。出土的侯马盟书计5000余件，字迹比较清楚的有656件，每件最少10余字，最多达200余字，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圭形的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字体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侯马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文书、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都有重大意义。

评分☆☆☆☆☆

看内容，重内容 一直想买这书，又觉得对它了解太少，买了这本书，非常好，喜欢作者的感慨，不光是看历史或者史诗书，这样的感觉是好，就是书中的字太小了点，不利于保护视力！等了

评分☆☆☆☆☆

封面吓了我一大跳，原来是故意做旧的。

评分☆☆☆☆☆

仰，为别人造梦？看内容，重内容 一直想买这书

评分☆☆☆☆☆

侯马盟书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前497前489）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发掘山西侯马晋城遗址时发现。盟书又称载书。周礼司盟掌盟载之法。注载，盟誓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当时诸侯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活动，盟书皆有数本，一本埋在盟所或沉于河，以取信鬼神，与盟者各持一本归，藏于祖庙或司盟之府。出土的侯马盟书计5000余件，字迹比较清楚的有656件，每件最少10余字，最多达200余字，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圭形的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字体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侯马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文书、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都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