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后我们会探讨,官方民族主义所造成的后果对20世纪亚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的兴起有何影响。就此处的目的而言,需要强调的是,英国化政策在全世界各地制造出数以千计的帕尔。没有什么会比这个事实更能凸显出英国官方民族主义的根本矛盾,即帝国与民族内在的互不相容了。我特意使用“民族”一词,因为人们总会忍不住要用种族主义来解释这些帕尔的存在。没有一个脑筋正常的人会否认19世纪英国的帝国主义带有深刻的种族主义性格。但是帕尔们同样也存在于白种人的殖民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南非。出身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校长们也同样蜂拥而至,而英国化(Anglicization)也是当地的文化政策。就像帕尔的遭遇一样,18世纪时还开放给苏格兰人的环形上升之路(looping up wardpath)已经对他们封闭了。英国化的澳大利亚人并未任职于都柏林或曼彻斯特,甚至也不在渥太华或开普敦服务。而且,一直要等到相当后期,他们才有可能成为堪培拉的总督。[24]在此之前,只有“英国的英国人”(English English)——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英国民族的成员——才享有此一殊荣。 在东印度公司失去其印度猎场的三年以前,舰队司令佩里(Commodore Perry)率领他的黑船不由分说地推倒了长期护卫日本自我孤立状态的墙垣。1854年后,因为明显地无力面对西方的入侵,幕府(德川家的将军政权)的自信与内在正当性急速地受到腐蚀毁坏。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一小群主要是来自萨摩和长州两藩的中级武士终于在1868年推翻了幕府。他们能够成功的理由之一是,非常有创意地吸收了——特别是在1860年之后——普鲁士和法国专业参谋从1815年以来逐步系统化的新式西方军事科学。因此他们能够有效运用从一个英国军火商处购得的7300支最现代的步枪(大部分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用过的二手货)。“长州藩的人如此精通枪法……以致旧式的刀剑砍削流血互搏之术对他们根本起不了作用。” 然而,一旦掌握权力,这些被我们今天记忆为明治藩阀(the Merjioli garchs)的反叛者们就发现,杰出的军事能力并不会自动保证政治的正当性。虽然天皇能够经由废除幕府而迅速复权,野蛮人却不是那么容易驱逐的。日本在地缘政治上的安全仍然和1868年以前同样脆弱。相当有意识地师法霍亨索伦的普鲁士——德国的19世纪中期的一种变形的“官方民族主义”——被作为巩固藩阀政府盼内部地位的基本手段之一。1868年到1871年间,所有残存的地方性“封建的”藩兵都被解散,东京因而能够以中央集权的方式垄断了所有暴力手段。1872年,天皇诏敕下令提高所有成年男性的识字能力。1873年——远在英国之先——日本引进了征兵制。与此同时,藩阀政权废除了武士这个法定的特权阶级;这个重要步骤不仅向天下英才(慢慢地)敞开了军官团的大门,也符合了如今已“可得的”公民民族(nation-of-citizens)的模式。日本农民从封建藩制的支配当中被释放出来,并且从此以后直接受到国家和商业性农业地主的剥削。接着在1889年制定了一套普鲁士式的宪法,而最终,男性普选权也随之来临了。
评分《外国文学名著名译丛书:白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重返文坛后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写于1867年秋至1869年1月,显示出作者高度的艺术才华。
评分——托马斯·曼
评分——夏尔·菲力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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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树立了史诗般的丰碑,——《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不过,这不是史诗般的作品,而是按舞台规则构建的规模宏大的戏剧,其中的剧情向我们展示了人心的最幽闭的深处,而且这剧情仅仅在几天之内发生,在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和狂热的对话中展开)——这些作品,他不仅是在饱受疾病的折磨下创作的,而且是在无情地催逼债务,屈辱地需要钱的情况下创作的,因为需要钱,他只能无奈地以反自然的速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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