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活”的制度史：从文本制度到现实制度 5
二、制度史观：由制度观社会 15
三、日常统治研究：文化人类学的知惠 25
四、余论：何为制度 36
第二章 另一种“制度史观” 41
一、“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 42
二、两种境界：观所曾观与观未曾观 49
三、一个陷阱：观非所观 55
四、余论：从制度史到“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 59
第三章 传统官僚制度研究的新可能 62
一、官制的文化表征之一：语言 64
二、官制的文化表征之二：符号（一）印绶 70
三、官制的文化表征之二：符号（二）舆服 77
四、官制的文化表征之二：符号（三）朝位 93
五、官制的文化表征之三：礼仪 108
六、结语：洞见与陷阱 121
碑志研究篇
第四章 近年来中古碑志研究的新动向 129
一、谱系的发现及建构过程之探讨 130
二、“异刻”与历史书写研究 142
三、碑志的政治景观研究 151
四、结语 160
第五章 中古碑志研究的新动向（续） 162
一、碑志的个体生命史研究 163
二、碑志的历史记忆研究 175
三、结 语 184
第六章 中古碑志的地域社会史研究 186
一、社会结构研究 187
二、宗教信仰研究 206
三、地方政治研究 231
四、其他研究 248
五、结 语 253
史料批判研究篇
第七章 通往史料批判研究之途 259
一、文本研究的几个概念 260
二、史料批判研究的兴起 268
三、史料批判研究的四个取径 273
四、史料批判研究的得与失 323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 328
一、东汉史料批判研究 331
二、三国史料批判研究 338
三、两晋南朝史料批判研究 344
四、北朝史料批判研究 352
五、史籍整体的史料批判研究 358
六、结 语 365
其他研究篇
第九章 二重证据法之后 371
一、二重证据法的不足 372
二、扩展：多重证据法的多种表述 383
三、分离：重视诸种证据的主体性 391
第十章 古史辨的遗产 403
一、“走出疑古”与古书体例 404
二、古书年代学与古书形态学 412
三、古史辨派的学术遗产 417
第十一章 搁置历史理解的经典图式 425
后 记 434
· · · · · · (收起)
具体描述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二十年对中国史部分领域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回顾与思考，内容涉及古代官制研究、石刻文献研究、史料批判研究及历史研究整体。相关思考一部分源自作者平时的学习与探讨，一部分是在授课和指导学生过程中萌发。这些思考大抵结合学界已有成果展开，避免空谈理论，对于有志于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同学或能提供些许启示。
用户评价
##大多是学术史回顾和大型综述，仇鹿鸣言之“喜好总结”不虚。主要是旧文修订结集，集中在制度/碑志/史料批判三大话题。制度史三篇均有可取，但感觉还是差个更好的总论，应该把文化表征/中短时段/观所非观这些东西融到内外视角里去，如果能再打通明清，大概气象会更加宏大。写碑志六大热门理路（谱系/文本生成/景观/个体生命/历史记忆/地域社会），基本梳理清楚中古碑志的研究套路，替人读书。史料批判也写的很中正，很现代的写法，遗憾是有点不够“乙部之学”，也太规整了。另外第八章疑似写成了日本学者的魏晋南北朝史史料批判研究，不知道是不是暗含褒贬。“其他”部分两篇历史文献学讲义，一篇小宣言，清晰易读，但略显赘余。打磨打磨，单独出本《历史文献学》教材嘉惠学林更佳。
评分##多数文章公开可见，质量颇高的学术史评述。
评分##多数文章公开可见，质量颇高的学术史评述。
评分##一个庞大的、团结的、进步的中古史学术共同体浮现在眼前
评分##真好书，相当于一份学术文献阅读指南+相关领域写作方法手册。
评分##很棒。 其为方法论和学术史的反思，既具有指导性也具有可操作性，这是很难得的，看似简单，实则内有乾坤。
评分##非常喜欢
评分##优秀的学术总结。制度史部分让人回想起本科如饥似渴读阎步克的时光，从理论本土化程度、解释能力和议题辐射范围看，阎氏范式的意义是另外二人不能比拟的。史料批判部分对史源判定标准的讨论，虽然新见无多，但却十分必要，当今学界史源学大行其道，但无数研究建立在意淫般的“显出一源”断语之上，如果用九宫格meme来表示，左上角应该是最为严格的原教旨主义，右下角则是自由心证派，史源学的大旗一拉，内部实践差异的跨度极大。这一范式的健康发展，亟需一套公认的史源评判标准。古史辨和古书体例部分可以直接看赵争的书，更为详尽。
评分##大多数章节都是以前反复读过的了，这次将先前单独发表的又翻出来读了一遍，未见的之后再找。（0616补:已读）孙老师喜好总结，本书又总结了他研究的展开，应当说篇篇都非常精彩。两年多前听过“通往史料批判研究之途”的报告，对当时学世界史的我影响很大。 孙老师制度史出身，应该属于研究中的“技术流”，不过十几年来受“史料批判”影响深，在某些研究中又有“意识流”的倾向。带来的问题在中古时期的史料环境下不易被察觉，进入唐宋则不太一样，近期讨论地理问题，尤其是《地理志》的问题，偶尔显得对编纂的技术原理分析不够透彻。 我个人认为作为文本的“史料”在唐宋前后没有发生性质的变化。可以预见的是，结合“新史源学”关照的“历史编纂学”会是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唐宋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实验场和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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