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两种文化”之争是近现代英国重要的思想议题,有源远流长的研究传统。本书即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在维多利亚研究领域长期占据核心位置”。吉莉安•比尔教授以极具创新和跨学科的方法,指出维多利亚小说在进化论的接受过程当中起到了过滤和重构的关键作用,达尔文的代表作《物种起源》竭力寻求合适且与其假说自身相匹配的语言表达和话语模式,而同时代的重要作家(如爱略特、哈代、金斯利等)也在认真探求通过独特的术语、结构和创作技巧来将达尔文革命性的理论融入他们的小说创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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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作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不仅对科学领域,而且对文学、社会、情感都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在《达尔文的剧情》中,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吉莉安•比尔揭示出达尔文的进化论对19世纪文化和文学结构的影响,为重新理解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作者看来,达尔文不仅是带来科学革命的科学家,也是文学家。本书一方面展示达尔文如何对既有的话语进行修改,从而推翻传统的文化观念,使进化论更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另一方面分析乔治•爱略特、托马斯•哈代等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如何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叙事予以接受和抵制,这种接受意义上的矛盾凸显出达尔文理论内在的矛盾性和包容性,也揭示出进化论话语得以迅速进入英国文化血脉的深层因素。
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第一次知道Gillian Beer印象深刻。比尔不但将进化论作为叙事文本剖析,还指出进化论对小说创作的深远影响——作为文学的“科学”表征与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互相激励,这是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George Levine主编的《Darwin and the Novelists:Patterns of Science in Victorian Fiction》也直观呈现了进化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不过可惜这本书还没有继续深挖,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是维多利亚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崇尚“进步”(“progress”)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而“进化”则是“进步”的重要意义来源,【天启——进步】现代性危机问题以及其他作家如狄更斯(科学博览会),丁尼生(天文学地理学)与科学现代性互动皆可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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