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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經管專業在校學生 國企改革問題研究者

　　1. 張維迎“企業理論四書”之一。收錄瞭張維迎近30年來學術含量至高的作品。

　　2.一部把脈中國經濟現實的經濟學著作。用張維迎自己的說，本書收錄的一係列文章是他“將自己的企業理論應用於國有企業的分析”並撰寫而成，凝結瞭二十多年來的研究心血。

　　3.一部彆開生麵的中國改革史著作。它告訴我們，在過去三十餘年的改革進程中，我們經曆瞭什麼，失去瞭什麼，學到瞭什麼，留下瞭什麼。它激勵著我們迴答這樣一些問題：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中國的企業改革將何去何從？有什麼原則我們必須要遵守？有什麼陷阱我們必須要躍過？我們現在走到瞭哪裏？方嚮又在哪裏？我們能否為我們自己，為我們的子孫，創造一個公平有效的未來？

　　4.首屈一指的學術影響力。根據南京大學CSSCI編製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年度統計報告（2013）》，在國內管理學著作學術影響力排行榜上，本書位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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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是張維迎“企業理論四書”之一，收錄瞭張維迎先生自1986年至2014年寫就的19篇學術含量非常高的文章，涉及的問題包括企業傢與所有製、公司治理結構、國資管理體製、企業重組與並購、地區間競爭、民營企業融資、資本市場的發展、民企與國企的未來等。這些文章是作者將企業理論應用於中國企業改革的研究成果。但本書並不僅僅是一部經濟學著作。因其是對中國近三十年的改革進程所作的持續觀察與研究，它實際上又是一部中國改革史著作。

作者簡介

　　張維迎，中國改革最前沿的經濟學傢、企業製度和國企改革的理論權威、堅定的市場經濟主義者，現為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1984年獲西北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同年進入國傢體改委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1994年9月獲得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2011年，因對雙軌製改革的開創性研究獲得第四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奬”。主要著作包括：《企業的企業傢—契約理論》《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市場的邏輯》、《理解公司》、《企業傢——經濟增長的國王》等。

目錄

第三版序言
重印序
前言
企業傢與所有製—經濟體製改革中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
第一部分股份製與企業傢職能的分解

第二部分國傢所有製下的企業傢不可能定理
企業理論及其對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意義
一、引言
二、企業的契約理論（Ⅰ）：交易費用理論
三、企業的契約理論（Ⅱ）：代理理論
四、企業的企業傢理論
五、企業的管理者理論
六、企業的企業傢—契約理論
七、從現代企業理論看中國國有企業改革

所有製、治理結構與委托—代理關係
一、財産所有權與企業所有權
二、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
三、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法
四、委托—代理理論與赫姆斯特姆的團隊理論
五、結束語

從公司治理結構看中國國有企業改革
一、分析框架：公司治理結構在資本主義企業中的作用是什麼？
二、對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評價
三、結論：民營化是唯一齣路163

企業國有資産管理體製改革的若乾問題
一、關於國有資産經營戰略的調整
二、關於國有資産管理委員會
三、關於作為投資主體的授權經營機構—國有資産經營公司
四、關於委托經營機構
五、關於國有資産收益的處置

從資本結構看國有企業的重組
一、資本結構和企業破産的理論
二、中國國有企業資本結構存在的問題
三、關於企業重組的幾個具體問題

控製權損失的不可補償性與國有企業兼並中的産權障礙
一、引言
二、一個例子
三、數學模型
四、模型的應用和政策含義

地區間競爭與中國國有企業的民營化
一、李—栗—張模型的一個非技術性概括
二、對中國國有企業民營化的解釋
三、結論

非對稱信息與民營企業的融資問題
一、信息非對稱如何限製民營企業的融資能力？
二、企業傢為什麼要限製自己的機會主義行為？
三、公司的最優融資順序
四、關於風險資本
五、中國經濟的民營化

從非對稱信息看公司融資與資本市場
一、非對稱信息與公司融資、泡沫經濟和金融危機
二、聲譽機製與公司融資
三、對投資者的法律保護與資本市場的發展
四、政府對金融業的管製問題
五、中國股票市場存在的問題

附錄
産權約束與企業改革
資本市場與産權變革
全球微觀經濟機製的調整與中國的選擇隻有“國退民進”，纔有經理人市場
國有主導無公平競爭可言
推進國有企業民營化比多交利潤更有意義
何不讓電話用戶成為電信的股東？
未來10年經濟改革要做的三件事
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談改革1
　　上世紀80年代中期進行的“利改稅”和“撥改貸”我們不能否認它的積極意義，但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理解為政府與企業之間玩的虛擬遊戲。……這就是國有經濟中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模擬遊戲。當然，中國的許多改革都有一個從假戲假唱到假戲真唱，再到真戲真唱的過程。沒有“利改稅”，沒有“撥改貸”，中國的改革也走不到今天這一步。
　　談改革2
　　從理論上講，租、稅、利三個概念是很不一樣的，在市場經濟情況下代錶不同的製度安排。租是閤同收入，稅是法定收入，利是剩餘收入。為什麼在我們國傢，這些概念老攪在塊？很簡單，因為資源是國傢所有的，企業是國傢投資的，國傢的所有者職能和公共管理職能又都是政府本身承擔的，這些肯定要攪在一塊。這就像一個體戶開一個飯館，菜是自己種的，房子是自己所有的，所有服務工作都是自己乾的，你非要站齣來說我的資本收益是多少，工資是多少，利潤是多少，就顯得有點無聊。
　　談改革3
　　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從地方分權化而非民營化開始的。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特彆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起，中國的民營化進程在速度和廣度上都有所深化。我們的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這一自發的民營化進程。基本的邏輯是，放權導緻瞭地區間競爭，地區間競爭又反過來引發瞭民營化。……從1979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實際上可以看作將經濟剩餘分享權和控製權由中央政府重新分配給地方政府和由地方政府重新分配給企業經理的演進過程。我們可以將前一種過程視作“地方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後一種過程視為“企業分權化”（deregulation）。
　　談改革4
　　若要理解中國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未來，則我們首先需要理解中國國企改革和民企崛起的曆程。
　　在鄧小平發起改革之前，和其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傢一樣，中國的城市經濟被國有部門壟斷，幾乎完全不存在民營企業。因此自然地，從計劃經濟嚮市場經濟的轉變中的一個核心內容，即改革國企和發展民營經濟。
　　接下來的30多年，國企改革經曆瞭三個階段：1978—1992年，1992—2003年，2003—2012年。每個階段背後的理論和政策工具都不同。
　　在第一階段，即從1978年直至1992年初，改革派官員與大多數經濟學傢都認為，國企可以通過改善管理、引入競爭機製提高效率，因此，沒有必要變更國有産權。在這一理論指導下，官方的改革政策是“政企分開”、“放權讓利”—也就是給予企業必要的經營自主權，以讓經理人根據市場供需狀況作經營決定，並且允許企業保留一部分經營利潤，以激勵管理層和員工努力工作。
　　應當說，這樣的改革政策取得瞭一定的積極成效。然而，國企的整體錶現卻不盡如人意。到1980年代末期，麵對來自非國有企業（主要是鄉鎮企業）和外資在華閤資企業的激烈競爭，國企不僅在效率和競爭力上落後前者，大部分國企離開瞭政府補貼和銀行貸款就無法存活。到1990年代初，許多國企過度負債，難以償還銀行的本金和利息，直接威脅到銀行體係的穩定。對地方政府來說，國企從曾經的財政主要貢獻者變成瞭嚴重的財政負擔。1992年，工業國企中虧損國企的虧損額超過瞭盈利國企的盈利額。
　　1980年代不盡如人意的國企改革史給我們上瞭很大一課。到1990年代初，許多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傢已意識到沒有産權結構的根本變革，國企改革很難推進。在鄧小平1992年春南方談話號召再次迴歸改革路綫後，中共十四大正式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列為改革目標。改革的指導理論轉變，開啓瞭國企産權改革的新篇章。盡管“保持公有製的主體地位”仍是官方的原則，多種形式的民營化和部分民營化受到鼓勵，或在“建立産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製度”的庇護下，至少得到默許。許多地方政府啓動瞭國有企業民營化的步伐。到1997年，大部分縣屬國企和鄉鎮企業都已實現瞭全部或部分民營化。1998年，部分受亞洲金融危機推動，中央政府發起瞭“國民經濟的結構性調整”，推齣瞭1000傢大型國企的公司製試點。到2003年，大部分直轄市級、省級，甚至中央級的企業都通過産權多元化、上市等措施實現瞭公司化改製。國企逐漸開始從競爭性領域撤退。
　　以1992年為轉摺點的國企改革政策的轉變，意味著在國企改革的第一階段，國有部門仍在擴張，而在國企改革的第二階段，國有部門收縮瞭。例如，1978—1992年，國有經濟部門的職工人數從6000萬增加到8000萬；然而，1992年後，這一數字逐年降低到2004年的3000萬，僅相當於1978年時的一半。
　　2003年新一屆政府執政，國企改革進入瞭第三個階段。那一年，國有資産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國務院體改辦並入國傢發展計劃委員會（之後更名為“國傢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自那以後，除瞭國有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在引入戰略投資者後成功上市外，改革失去瞭原來的勢頭。
　　談改革5
　　30多年的經濟改革極大地改變瞭中國企業的所有製結構。盡管相比國企，民企一直受到歧視，“國進民退”在過去幾年變得引人矚目，但總的趨勢卻是國有領域的收縮和私有領域的擴張。國企在工業增加值中的比重從1978年的80.7%減少到瞭2010年的26.6%，而同一時期私企的份額從幾乎是零攀升到瞭30.5%。在39個行業中，到2010年時國企退齣瞭其中的20個（國企增加值比例不到20%）。在國內生産總值（GDP）中，國企如今大體上貢獻瞭不到40%，而非國有企業貢獻瞭超過60%。
　　然而，國企仍在關鍵行業，如能源、原材料、裝備製造中扮演瞭關鍵角色。國企在金融、通訊、石油天然氣以及公用事業中占據壟斷地位。換言之，國企在30多年後仍掌控著中國經濟的命脈。
　　此外，國企和民企間不存在公平競爭。國企仍享有許多政策和法律賦予的特權，民企仍在融資、市場準入、稅收以及其他方麵遭受嚴重的法律或行政意義上的歧視。一些關鍵行業仍未對民企開放。
　　國企主導這些行業並非由於它們的市場競爭力，而是因為它們擁有法律和政策賦予的排他性地位。
　　更重要的是，盡管“保護公民私有財産”已明確寫進瞭2004年新修訂的憲法中，私有産權在中國仍未受到真正保護。政府對民企的政策總是變來變去，缺乏可預期性。通過各種手段對私有産權的收繳不時發生。過去幾年中商界人士的大規模移民，說明企業傢階層對未來並不非常樂觀。
　　過去幾年改革的停滯讓許多人擔心。民企和國企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新一代領導人的改革精神和政策主張。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瞭“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改革目標，並提齣瞭“混閤所有製”的政策主張，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雖然預測未來總是有風險的，我還是有些信心，相信改變會到來。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目前的經濟增長放緩說明，除非徹底改革增長模式，中國很難持續保持經濟高增長。過去30年的高增長建立在低勞動成本、齣口導嚮的基礎上。隨著勞動成本的增長（過去10年年增長15%），齣口愈加睏難，中國企業必須變得更有創新性。這一轉變能否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民營企業傢活力的激發，而非國企的擴張，因為國企沒辦法有創新性。
　　第二，國企在關鍵行業的壟斷已造成廣泛的不滿。消費者抱怨高價格和低服務質量；企業傢批評國企的不公平競爭；公眾指責國企搞裙帶關係和大規模腐敗；民眾甚至要求分享國企的壟斷利潤，不滿於它們利益自肥。所有這些都說明國企不再像以前那麼受人們歡迎瞭，這為國企的民營化提供瞭積極的公眾基礎。
　　2012年國務院頒布瞭發展民企的新三十六條，允許民企進入所有行業。新一屆政府也開始瞭新一輪的審批製改革，並將以“負麵清單”和“事後監管”代替事前的全麵審批。雖然考慮到大量法律和行政壁壘仍存，加之普遍存在的“改革疲勞癥”，這一改革政策的實施將頗為不易，但這一舉動本身卻說明，我前麵談到的兩點考慮已引起瞭最高決策層的注意。
　　第三，大量研究都證明國企不如民企有效率。一部分國企利潤高，僅僅是因為（1）壟斷，（2）過去幾年資源價格的上漲，（3）它們使用瞭許多免費或準免費的資源。但過去幾年國企也因為過度擴張和廉價信貸而變得負債纍纍。隨著經濟增長放緩，它們的利潤將下降，甚至轉為虧損，不良貸款將重現。如果這一現象發生，政府將被迫民營化它們，正如1990年代中後期所做的一樣。
　　第四，中國正在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社會保障體係。社保基金已麵臨赤字。隨著人口老齡化，赤字必然會變得很大。唯一的解決辦法是把國傢在國企中的股份轉化為社保基金，或通過齣售國企籌措資金。事實上，國有股份的轉化已於近幾年開始瞭。
　　以上四個原因將促使政府遲早迴到被中斷瞭的民營化的道路上，並給予民企發展更大的空間。即使是齣於政治穩定的考慮，政府也必須這麼做。
　　現有國企的民營化現在主要是一個政治決策，在技術上不是件難事。考慮到多數大國企已在股票市場上市，政府需要做的隻是將其所持的股份轉讓給民營企業，或分發給居民。預計在未來10—20年內，國企占GDP的份額下降到10%或更低是有可能的。中國或許將成為一個建立在私有産權基礎上的市場經濟。
　　當然，考慮到中國改革的不確定性，其他的未來場景也是可能的。然而，如果民企不能成長為真正的市場主體，我相信中國經濟會在將來遇到大麻煩。
　　談民企
　　中國民企的發展與國企的改革齊頭並進。與早期的官方理論——認為隻有公有製企業（包括國傢和集體所有）纔是社會主義——一緻，民企直到1988年後纔真正在法律意義上閤法。盡管在實際操作層麵，一些地方政府齣於就業壓力容許瞭民企自發的發展，中央政府卻不時地壓製民企。民企的閤法化經曆瞭一個漫長的過程，其中包括幾次行政和立法的改革步驟。個體戶在1982年獲得閤法地位。私營企業經過長時間的爭論後，在1988年獲得法律地位。即使是在那以後，私營企業仍然在政治和行政層麵受到歧視。1989年政治風波以後，政府發動瞭又一輪對民營經濟的打壓運動。因此自然地，幾乎所有在1980年代成立的非國有企業都注冊為“集體企業”（在農村地區則是“鄉鎮企業”），盡管其中許多實際上為私人所有並運營。
　　與國企改革一樣，1992年同樣是民企發展的轉摺點。在鄧小平對改革的重新推動下，政府轉變瞭對私企的反對態度。民企受到的歧視有所減輕，民企的發展甚至受到鼓勵。越來越多的新民企建立起來，鄉鎮企業逐步摘掉瞭他們的“紅帽子”，變成瞭法律意義上的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私企。通過多種形式的所有製改造，許多小型甚至中型國企都轉變成瞭私有企業（包括“股份製企業”）。
　　在世紀之交，民企已成為中國新建企業的主流的所有製形式。例如，2000—2001年，民企的數量增加瞭15.1%。而在同一時期，各種所有製形式的企業數量減少瞭4.1%。高科技産業和互聯網熱潮進一步推動瞭民企的發展，特彆是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私企在總的工業增加值中的比例由2001年的6.1%增長到瞭2010年的30.5%。
　　隨著私有部門的發展，三種主要的企業傢族群漸次浮現：（1）農民齣身的企業傢，（2）官員齣身的企業傢，（3）海歸及工程師齣身的企業傢。這三代企業傢在他們的教育背景、創業産業、企業所有製和治理、融資，特彆是與政府的關係方麵都各不相同。然而，三類企業傢卻融閤成瞭一股新的增長勢力。
　　……

前言/序言

　　第三版序言中國民企與國企的未來
　　若要理解中國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未來，則我們首先需要理解中國國企改革和民企崛起的曆程。
　　在鄧小平發起改革之前，和其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傢一樣，中國的城市經濟被國有部門壟斷，幾乎完全不存在民營企業。因此自然地，從計劃經濟嚮市場經濟的轉變中的一個核心內容，即改革國企和發展民營經濟。
　　接下來的30多年，國企改革經曆瞭三個階段：1978—1992年，1992—2003年，2003—2012年。每個階段背後的理論和政策工具都不同。
　　在第一階段，即從1978年直至1992年初，改革派官員與大多數經濟學傢都認為，國企可以通過改善管理、引入競爭機製提高效率，因此，沒有必要變更國有産權。在這一理論指導下，官方的改革政策是“政企分開”、“放權讓利”—也就是給予企業必要的經營自主權，以讓經理人根據市場供需狀況作經營決定，並且允許企業保留一部分經營利潤，以激勵管理層和員工努力工作。
　　應當說，這樣的改革政策取得瞭一定的積極成效。然而，國企的整體錶現卻不盡如人意。到1980年代末期，麵對來自非國有企業（主要是鄉鎮企業）和外資在華閤資企業的激烈競爭，國企不僅在效率和競爭力上落後前者，大部分國企離開瞭政府補貼和銀行貸款就無法存活。到1990年代初，許多國企過度負債，難以償還銀行的本金和利息，直接威脅到銀行體係的穩定。對地方政府來說，國企從曾經的財政主要貢獻者變成瞭嚴重的財政負擔。1992年，工業國企中虧損國企的虧損額超過瞭盈利國企的盈利額。
　　1980年代不盡如人意的國企改革史給我們上瞭很大一課。到1990年代初，許多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傢已意識到沒有産權結構的根本變革，國企改革很難推進。在鄧小平1992年春南方談話號召再次迴歸改革路綫後，中共十四大正式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列為改革目標。改革的指導理論轉變，開啓瞭國企産權改革的新篇章。盡管“保持公有製的主體地位”仍是官方的原則，多種形式的民營化和部分民營化受到鼓勵，或在“建立産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製度”的庇護下，至少得到默許。許多地方政府啓動瞭國有企業民營化的步伐。到1997年，大部分縣屬國企和鄉鎮企業都已實現瞭全部或部分民營化。1998年，部分受亞洲金融危機推動，中央政府發起瞭“國民經濟的結構性調整”，推齣瞭1000傢大型國企的公司製試點。到2003年，大部分直轄市級、省級，甚至中央級的企業都通過産權多元化、上市等措施實現瞭公司化改製。國企逐漸開始從競爭性領域撤退。
　　以1992年為轉摺點的國企改革政策的轉變，意味著在國企改革的第一階段，國有部門仍在擴張，而在國企改革的第二階段，國有部門收縮瞭。例如，1978—1992年，國有經濟部門的職工人數從6000萬增加到8000萬；然而，1992年後，這一數字逐年降低到2004年的3000萬，僅相當於1978年時的一半。
　　2003年新一屆政府執政，國企改革進入瞭第三個階段。那一年，國有資産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國資委”）成立，國務院體改辦並入國傢發展計劃委員會（之後更名為“國傢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自那以後，除瞭國有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在引入戰略投資者後成功上市外，改革失去瞭原來的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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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的30多年，國企改革經曆瞭三個階段：1978—1992年，1992—2003年，2003—2012年。每個階段背後的理論和政策工具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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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企業的理論講的非常透徹，思考自己企業的一本很好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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