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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以武陵山区（贵州）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度的实地调查，总结当地的扶贫开发经验和教训，从理论上深入分析社会建设与扶贫开发的内在关系。并基于对当前我国扶贫开发所处的新阶段、武陵山区面临的新问题以及扶贫开发先行先试对创新的要求，提出“一个新基金、四个新机制”的政策建议。

作者简介

孙兆霞，女，贵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全国模范教师，贵州民族大学中国西部社会建设调查研究暨实验中心常务副主任。主持、参与课题多项，出版多部专著(合著)，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论文。主要研究领域：农村社会学、屯堡研究等。从事贵州农村发展研究近30年，20世纪80年代曾参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在贵州的研究活动。在陆学艺先生领导下，带领团队与王春光团队进行合作研究15年。。<br>陈志永，贵州师范学院教授，管理学硕士，贵州省优秀教师，贵州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贵州民族大学中国西部社会建设调查研究暨实验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乡村旅游、景区治理等。现已出版专著2部，在《旅游学刊》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22篇，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旅游管理》全文转载6篇。<br>毛刚强，贵州民族大学中国西部社会建设调查研究暨实验中心副主任，法学博士，社会工作专业副教授，贵州社区建设与乡村治理促进会常务副理事长。拥有十余年反贫困与社区发展工作经历，是贵州民间公益的主要推动者，也是贵州本土专业性、职业化民间公益组织和社会服务组织的主要推动者。曾在贵州50多个村开展过农村社区工作，培育、支持过贵州20余家社会工作机构、各种专业性社会服务组织、发展机构的成立与发展。

目录

第一部分　总报告<br>第一章　项目研究基本情况／001<br>第二章　世界银行“贵州省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和发展项目”实施历程／009<br>第三章　“社区参与”评估：专业视角呈现／021<br>第四章　世行项目“社区参与”的正面效应／090<br>第五章　世行项目“社区参与”的问题分析／099<br>第六章　从世行项目的“社区参与”看贵州乡村旅游发展／116<br><br>第二部分　基线调查报告<br>第七章　世行项目堂安村基线调查报告／128<br>第八章　展溜村基线调查报告／242<br><br>第三部　分分村评估报告（部分）<br>第九章　纳蝉村世行项目社区工作评估报告／315<br>第十章　怀恩堡村世行项目社区工作评估报告／332<br>第十一章　季刀村（上寨）世行项目社区工作评估报告／348<br>第十二章　巫包村世行项目社区工作评估报告／361<br><br>参考文献／377<br>跋【周　俭】／379

前言/序言

序言一<br><br>2012年11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周俭派人与我联系，希望我能组织队伍，为一个世界银行在贵州实施的项目进行“社区参与”的评估。我立刻想起了贵州民族大学的孙兆霞教授，她自20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从事区域发展与农村社会等方面的研究，具有丰富的经验，也聚集了一批研究力量。我联系了孙兆霞，她欣然同意。<br>2013年1月4日，我与周俭副院长在同济规划设计研究院就世行的评估项目进行了专题讨论，我们就项目的目标、内容、时间安排、经费等问题达成了一致。1月14日，我赴贵阳，参加世行项目中期汇报会议，并与周俭、孙兆霞、毛刚强等讨论“社区参与”评估项目的实施。1月16日，孙兆霞率领团队参加了世行项目组的实地考察，“社区参与”评估项目正式开始。<br>一晃一年多过去了，2014年3月中旬，孙兆霞给我发来全部评估文本，要求为世行评估项目的出版写个序。我不得不接受这个有点儿难以胜任的任务。<br>项目组提供的结项材料十分丰富，包括一个“世行项目总报告”，两个基线报告，即“黎平县堂安村基线调查报告”与“剑河县展溜村基线调查报告”，以及14个分村评估报告。这些材料将结集出版，其中分村报告只精选其中的四份，包括“季刀村（上寨）世界行项目社区工作评估报告”、“纳蝉村世行项目社区工作评估报告”、“巫包村世行项目社区工作评估报告”和“怀恩堡村世行项目社区工作评估报告”。<br>从常规意义上说，《第四只眼——世界银行贷款贵州省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和发展项目（中期）“社区参与工作”评估以及重点社区基线调查》是一份高质量的评估报告。评估队伍水平高，分工合理，组织协调好。评估项目研究方法科学，田野工作踏实，搜集资料丰富，足以支持评估分析结论。评估内容覆盖面广，其中的两个基线报告为评估提供了扎实的田野基础，14个村的分村评估呈现了项目执行过程中的村际差异，在这样的基础上，总报告的评估意见就“接了地气”。评估具有历史的纵深感，评估总报告中有关项目执行过程的描述与分析给人以启迪。<br>这是一份超越常规的评估报告。我读完报告，脑海里冒出了一个想法：评估报告是一本可以指导人们从事此类项目的“参考书”。评估报告较准确地描述了世界银行专家组、各级地方政府（项目办）以及世行咨询联合体的行为方式，揭示了项目执行过程中遭遇的困境，更分析了约束着各方行为的视域。由此，评估报告就可能成为“后事之师”——或许，这就是评估项目组作为“第四方”所努力去追求的。以此作为基础，他们给本书出了一个有趣的书名：“第四只眼——世界银行贷款贵州省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和发展项目（中期）‘社区参与工作’评估以及重点社区基线调查。<br>评估报告充分肯定了世行项目取得的重要成果。项目的实施改善了相关村落的基础设施，创造了更加优美的旅游环境，其融资杠杆效应更为部分地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项目的实施使村民们意识到“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潜在价值”，看到了村落生活方式的当代意义，从而给消极的村民注入了活力，把沉寂的村落打造成“充满希望的田野”。在这里，部分外出打工者的回流就是对项目成果的无声的赞扬。更有趣的是，我们在项目执行时的矛盾与困惑中看到了“人的进步”。世行项目坚持“自下而上”的理念，强调村民主体与社区参与，尽管项目的实践最终难以实现“实质性突破”，但是，世行专家们坚持的这些价值观总会以“滋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参与项目的政府官员与地方干部。世行项目在各个村落的民主实践产生的影响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在部分村落，民主实践带来的不是村落秩序，反而是权力斗争与村落的涣散，但是，村民们终究受到了一次“民主的启蒙”。<br>评估报告有关世行项目“社区参与”问题的分析精辟入里，准确揭示了世行专家组、政府项目办、咨询联合体等各方面临的困境，发人深省，给人启迪。世行项目全称“世界银行贷款贵州省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和发展项目”，旨在通过少数民族社区居民的能力建设，促进社区参与，发掘、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开拓旅游资源，增加经济收益，实现贵州村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项目目标清晰，资金充裕，各方人员都怀着满腔热情帮助贵州村落里的农民们，但为什么项目的执行过程中会出现那么多的困难？出现那么多事与愿违的问题？评估报告认为，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以“群”的“社会性生存”定义社会的公共性，因此，“社区作为文化、价值、生产、生活共同体”是“真正可以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行动主体。如果从社区参与主体的角度观察，可以发现“主体性困境”，具体表现为“主体区隔”与“主体消解”。<br>主体区隔指社区行为主体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被疏离、被边缘化的状态，具体表现为“目标群体的失语”。世行项目与国内其他项目的差异在于其十分重视“自下而上”、村民意见表达与社区参与，但是，世行项目不可能“一竿子插到村落”，项目的实施需要各级行政部门的支持与合作。问题在这里产生了。正如评估报告所说：“世行项目社区参与实践过程被锁入行政逻辑轨道”，世行向基层民众赋权的努力被无奈地转换成政府寻租的机会，多层结构的“行政吸纳”不仅影响了项目的有效执行，还伤害着政府形象。更麻烦的是，在世行项目进入村落以后，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可能机智地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项目，强化他们自己的权力，于是，项目的执行有社区参与之名，无社区参与之实。<br>世行项目在村落中的实施还可能事与愿违，导致社区“主体消解”。评估报告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令人满怀期待的社区居民参与理念，在实施过程中也没有使原有的权力结构更平等，利益分配更公平。反而由项目所携带的公共资源加速了‘村落共同体’的瓦解，社区俨然已逐渐演变为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集中和交汇之处。”项目导致村落内部权力分化，并进而破坏着传统村落文化的纽带。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村落已经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极大冲击，传统村落文化日渐式微。这时候，项目的实施可能很难拯救日益边缘化的传统村落文化，却会加速社区主体的消解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追求自身利益的干部与“能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br>“主体性困境”的解读为“走出困境”提供了机会，项目报告隐含着三个重要见解。<br>其一，主体的发现。在世行项目实施过程中，主体常常被行政逻辑与村落权力所遮蔽，从而导致了区隔现象，所以，突破遮蔽，发现社区行动主体，成为任何社区参与项目的首要任务。评估报告提出“社区为文化保护与乡村旅游的主体”，更强调发现“人们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并进而发现地方性传统文化的精髓，“合作精神的源头”，民族社区整合的机理。<br>其二，主体的建构。如果“主体的消解”是市场经济对于传统文化冲击的产物，那么，主体的建构不仅要以主体的发现为前提，更要创造一种“社区主体型”的发展路径。正如评估报告所说：“好的可持续的乡村社区旅游，其旅游产品最重要的体现不是观光，而是乡村生活体验。从观光的角度讲，乡村社区旅游的过程，也是一个重要的审美过程，包括村落格局、建筑&nbsp;自然风景、田园风光、特色农产品、健康食品等，而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则在于和村民在友善、开放的环境之下的互动。”<br>其三，主体的转型。在贵州农村，“社区主体型”的发展并不是也不可能重返传统，恰恰是超越传统，使传统真正融入于现代性之中。因此，在任何社区参与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社区主体的转型都是关键的环节，正如评估报告中谈道：“从伦理共识约束到契约约束，从权威控制到村庄治理，从差序格局到社区组织，从熟人社会到公共利益为本等，都是现代化转型中乡村需要积极面对的一面，也是在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旅游需要匹配的社区行动机制的支持系统。”但是，传统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巨大的惯性力量，主体的转型必定经历艰难的过程，在这里，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在于为农民提供实践与创造的机会。<br><br>张乐天<br>2014年4月6日<br><br><br>序言二<br><br>收到孙兆霞老师寄来的《第四只眼——世界银行贷款贵州省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和发展项目（中期）“社区参与工作”评估以及重点社区基线调查》，厚厚的一大本，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份有分量的报告。认真拜读之后，发现果不其然，正如我猜测的。这是世界银行间接委托给他们的一个评估研究报告。从课题立项到调研乃至现在形成的研究报告，孙老师都会打电话告诉我进展情况，其间我也参加了在黎平堂安的田野调查。从这一点来看，我也是该课题研究的参与者之一，但是贡献不大。一开始，孙老师来电话告诉我要接受这样的一个评估课题，当时我是支持的，毕竟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但是我心里也没有底，没有说出来，因为不知道能做出什么样的研究结果，以前没有做过相似的研究。当然，我对我们这个团队的深入、踏实、刻苦以及认真的研究精神和作风是深信不疑的。这个研究报告在许多方面超出了我的预料，真是一个很好、很有价值的报告。<br>首先，课题的研究者具有多学科知识背景，既有从事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也有从事经济史研究的，还有政治学、旅游学研究背景的学者等等。本课题研究的一个亮点是体现多学科方法和知识兼容的优势：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常人民族志方法以及对文化意义的探求和阐释；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法；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的非正式领导的SWOT（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分析方法；旅游学研究常用的资源图绘制方法等。这些方法都被用于村庄的田野调查中，不仅有助于收集到丰富多样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拓宽了研究范围和视野，从更大的视角去观察、透视和分析研究对象，评估有关项目与当地社会、经济、政治、管理和文化的关系，使得研究者做出的评估更全面、客观和深入。<br>该研究报告实际上远远超出了项目调查评估报告的要求，更是一个较高水平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成果。不论是总报告还是基线调查报告，不仅显示出研究者具有深度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而且展示了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素材。尤其是，每个基线调查报告呈现给我们的是非常有价值的、丰富多彩的调查材料，它们从多角度揭示了村庄的历史和现实、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不同侧面。在许多方面具体入微的描述和关键节点的点拨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使我对有关村庄有了透彻的认识和了解。比如，研究报告对堂安村史、各种资源、农耕文明、宗教信仰、人口结构、种植结构、外出务工情况、性别分工、生计来源、消费结构、婚姻圈和初婚年龄、生育情况、语言、房屋结构和建房周期、教育、公共活动、社会组织、村庄治理、民族艺术、社区互助和集体行动、风险规避和应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养老、村庄节庆、饮食等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介绍和分析，既让读者有一种坐着直升飞机俯视村庄的全景观感，又让人获得一种有如拿着放大镜观测微生物般的对现象的细微体验，更使人拥有了从远古走来的深沉悠远的感受。从这些基线报告中，我们看到，远在贵州偏远地方，村子文化底蕴是那么深厚，其生活是那么的丰富，其精神是那么的富有，给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城市水泥墙中的人们一种新的回归和依托。所有这些告诉我们，不能一味地让村落衰败和消失，否则不仅是国家的巨大损失，也是人类社会的不幸！<br>正如研究报告中所提到的那样，世界银行支持的项目，其目的就是利用其资金实力和在其他国家所获得的经验、技术和教训，更好地保护和恢复贵州农村丰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以解决当地的贫困和发展问题。世界银行在发展项目上推崇的是社会合作和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的做法或模式。研究报告对世界银行的发展理念和实施机制与中国当前相似的扶贫发展项目作了比较，揭示出其一些优点和先进性。接着研究报告进一步重点探讨了如此先进的理念和方法是否适应中国本土问题及其原因。从该研究报告中我们看到，世界银行在贵州项目上有所谓先进的理念，也做了多次的事先调研，对项目实施做出了似乎无懈可击的机制安排和政策设计，但是，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却出了很多问题，以至于面临失败的危险。问题出在哪里呢？这里的原因可以借助美国人类学家阿图罗?埃斯科瓦尔教授的研究发现来加以表述，她在长期深入调查发达国家和世界银行等世界组织在拉美国家推进发展项目和理念时发现：“发展催生了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将社会生活看作是一个技术问题，使一个可以被托付给发展专家来进行理性决策和管理的问题，发展工作者的专业知识使他们足以胜任这项任务。这些发展工作者并没有把变化看作是一个植根于对每个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诠释之中的过程（这正是一个来自第三世界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20、30年代相邀做的，甘地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而是企图修正社会的机制和程序，使社会去适应一个已经先行存在的、体现出现代性结构和功能的模型。”在埃斯科瓦尔看来，发达国家和世界性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所谓的先进发展理念和方法，其实质仅仅是停留在技术层面的，而忽视了更深奥的文化和社会精神。因此它们实施的许多发展项目并没有切合当地社会文化传统，更没有激发当地人的参与积极性和动力，故而没有如愿地真正带动当地的发展和繁荣，相反却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扩大了贫富差距和滋生了严重的腐败。对此，我也曾有过一些具体的特定体会。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在中国实施农村第三期改水项目，我作为特邀的所谓专家，参与对该项目开展的基线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参观了二期改水项目点，发现在这些建成自来水厂的项目点上，当地不少农民依然不用自来水，还是沿用传统的挑水方式。直接原因是他们承受不起高昂的水费，而水费之所以高，是因为当地一些干部把自来水厂作为安置他们子女工作的好地方，使得自来水厂的人工费用无节制地增加。人工费用则通过水费转嫁到农民身上，因此农民用不起自来水，反过来，自来水厂也就无法运行，其结果是成为废弃的工程。这种只重视技术层面（形而下的器物层面）而忽视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的做法在世界银行贵州项目中随处可见，研究报告对此有很深度的揭示和分析。<br>我们不能说世界银行的发展官员们不知道和不熟悉埃斯科瓦尔教授所表达的思想和观点，但是，他们依然无法改变重视技术路径的发展思路和话语，没有机会深入地认识当地社会的运行机理和历史文化传统。他们在规则和机制上设计得很具体，看起来很先进，但是由于受现实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制约，因此，在落实上就面临许多困境。研究报告对此进行深度的挖掘和分析，使我们看到，世界银行在贵州农村非遗保护和发展上遭遇的一些不可避免的情况：行政主导，虚化了社区参与和合作；专家规划与社区社会文化脱嵌，导致规划不被农民认可；项目设计了过于烦琐的环节，使得实施过于拖沓，从而难以适应已经变化的社会和政策环境；项目提供的支持与农民对发展的需求脱节，致使农民缺乏对项目的兴趣和积极性；社会组织参与不够，使得农民与官员、专家以及其他实施人员缺乏沟通，产生信任缺失等。如果在项目设计和实施之前，能进行本课题这样的深入调研，也许会提供更全面的思路和视角，从形而上层面为形成更可行、更契合当地社会和文化的机制建构提供智力和理念支持。尽管如此，本研究报告依然对后续的世行项目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价值：一方面它有助于调整本项目的后续工作，使得那些尚未实施项目的村庄有可能找到了更好的实施机制和方法；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其他相似项目的实施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为中国的社会政策评估研究提供一个精彩的范本。<br>我很少为他人的大作写序，尽可能委婉地推掉一些写序的要求，实在没有办法推辞，只好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去应付。不想写序，不是因为自己的清高，而在于学识上的胆怯。给一本书作序，不仅要读懂它，而且还要在更大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去认识它的重要性。读懂一本书还是比较容易，但是，要认识其重要性和价值就有很大的难度，因此给人写序会相当胆怯。尽管如此，读了本研究报告之后，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些不说不痛快的想法，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多学科方法和知识去认识和分析农村社会以及进行项目评估的很好的范例，因此我就斗胆地领命来发表一通并不一定有深度的想法，以贻笑众家。<br><br>王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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