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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石欧教授多年以来一直从事中国教科书研究，与国内外的研究者交流合作，取得了众多优秀成果，在该领域内具有非常大得影响力。
2.本书内容资料详实，图文并茂，是宝贵的历史资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较强的可读性，同时对我国现代教科书的编制有很大启发作用。
3.本书在教科书研究中具有领先地位，可作为各大高校教育学研究生的参考教材。

内容简介

教科书是一种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进行精心选择的文本表达，是有着较强的文本规范性和制度连续性的启蒙文本。本书立足于大量教科书实物及史料，分析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全社会寄希望于教育，教育寄希望于全新教科书的发展过程。从近代教科书的出现到新学制教科书的繁盛，从国统区教科书的弦诵不辍到伪政权教科书的实施异变，从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的薪火相传到新中国教科书的实验探索，教科书有目的传承和嬗递不同价值取向的知识，成为社会变革的基础性影响因素。
本书不是简单的历史呈现，也不是思辨性的理论探索，而是基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一种宏观归纳、整体提升与规律探寻。书中配有不同时期教科书的插图，图文并茂地呈现一段跌宕的历史，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较强的可读性，可作为简明实用的教材使用。

作者简介

石鸥，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课程教学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级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实验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教育学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出版学术专著或教材20多本，发表论文100多篇，主持各级课题40余项，曾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1次，省级一等奖2次，及其他各级奖项10余项。

目录

第一章

近代教科书的出现与发展
第一节西学教科书的引进

一、教会学校与西学启蒙读本

二、“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与西学教科书

三、中国官方译介西学著作
第二节新式学堂自编教科书的出现

一、从旧书塾到新学堂

二、新式学堂自编教科书

三、大学堂编译的教科书


第二章

现代教科书的产生与繁盛
第一节现代意义教科书的产生

一、中国现代学制的确立

二、中国第一套现代意义的教科书
第二节清末教科书及其审定制

一、大量涌现的书坊教科书

二、教科书审定制的确立

三、清末国定教科书
第三节民初教科书的多样探索

一、民初学制与课程变革

二、新政体教科书

三、新教育思潮教科书

四、国语运动与白话教科书
第四节1922年新学制教科书的新发展

一、学制变革与《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二、系统而成熟的新学制教科书



第三章

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的教科书
第一节国统区教科书

一、党化教育及其课程

二、三民主义宗旨的教科书

三、新课程标准教科书

四、国定本教科书的推行

五、战时教科书
第二节 伪政权下的教科书

一、伪满洲国教科书

二、华北伪政权教科书

三、汪伪政府国定教科书

四、伪蒙政府教科书



第四章

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教科书
第一节中央苏区的教科书

一、 中央苏区的教育概况

二、中央苏区的小学教科书
第二节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教科书

一、抗日根据地的中小学教育概况

二、陕甘宁边区教科书

三、晋察冀边区教科书

四、晋冀鲁豫边区的教科书

五、山东根据地与国防教科书

六、其他根据地的教科书
第三节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教科书

一、解放区中小学教育

二、各解放区的主要教科书

三、解放区教科书的意义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17年教科书的统一与探索
第一节新中国教科书的迅速统一

一、新中国早期的过渡教科书

二、中小学教科书的统一举措

三、全国最早的准通用教科书的产生

四、新中国第一套统编通用的教科书
第二节教科书的放权探索

一、教科书多样化的首次尝试

二、学制改革探索与教科书建设

三、适应课程调整的教科书建设

四、统编教科书的整顿提高


第六章

“文革”教科书的变异
第一节“复课闹革命”中教科书的彻底革命

一、“停课闹革命”阶段的替代性课本

二、“复课闹革命”阶段的红色课本

三、从“暂用课本”到“试用课本”
第二节“整顿”与“反回潮”中的课本反复

一、教育整顿与课本回归

二、“反回潮”时期的课本


第七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教科书改革与探索
第一节改革开放初期教科书的恢复与规范化

一、统编教科书制度的恢复

二、初期多样化的教科书探索

三、适应教学实验需要的教科书

四、各地自编教科书
第二节义务教育教科书

一、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确立

二、义务教育教学大纲的颁布

三、教科书多样化的尝试：义务教育“八套半”实验教科书

四、遍地开花的乡土教材

五、种类繁多的其他教科书
第三节高中教科书的改革与发展

一、高中课程改革

二、高中教科书建设

三、“两省一市高中实验”教科书


第八章

新世纪课程改革教科书的兴盛与竞争
第一节教科书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一、确立教科书编写立项核准制度

二、实行教科书两级审定制度

三、推行教科书选用制度

四、试行教科书免费供应与循环使用制度
第二节新世纪课程改革教科书的多样化局面

一、课程标准教科书的繁荣发展

二、三级教科书体系基本形成

三、电子教科书建设初见成效

四、少数民族语言教科书的发展


后记

精彩书摘

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发展演变的若干特征

（代序）

石鸥

我们不把传统的教材称之为教科书。不论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还是“四书”“五经”，都不是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它们仅仅是教材而已。教科书属于教材，但教材不等于教科书。我们认为，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应该是根据学制，依学年、学期、学科而分级、分册、分科编写，应该有与之配套的教授书（教授法、教学法）等教学参考书，对教师的教学有具体的建议。依此标准，以前不论是“三百千千”，还是“四书五经”，因为它们在程度上是模糊而不分级的，在分量上是主观而不分课时的，在教和学上是完全由教师随意决定的，在内容上是综合笼统而不分科的。所以，我们说它们不是现代意义的教科书。

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负责编辑教科书，供教会学校使用，也赠送各地传教区私塾使用。因为这个委员会的出现，学界推论“教科书之名自是始于我国”，“教科书”一词逐渐流传开来。但是，从实物看，真正使用“教科书”一词的文本在我国的产生，极有可能出现在1897~1900这四年间，1897年前几乎没有出现过使用“教科书”一词的课本。

基于这一认识，现代意义的教科书肇始时间应该在19~20世纪之交。一百多年来我国教科书的发展，可以1949年为界，分成两大阶段。1949年前的教科书发展，又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教科书发展史上最辉煌的岁月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一、清末民国教科书发展的基本阶段与特征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人对于中国命运的再思考使得“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当时的时代主题。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西学大量引进，新式教育破冰而行，新式教科书显露头角，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如开闸之水，迅速涌入古老的中国，掀开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大启蒙的帷幕。

1.西学教科书的引进时期（19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末）

这基本上是西学教科书的翻译引进阶段，大体可以定位为“近代教科书阶段”。这一时期，大量引入科技知识，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开始了学术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引进的西学书籍几乎都为科学技术类,且从零星到系统，门类逐渐完善；第二，西学书籍的编译与出版机构集中在教会主持的机构，如墨海书局、美华书局等，以及洋务运动的教育与出版机构，如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等；第三，西学书籍流传于社会及学堂，与教科书没有明显界限，二者几乎同一；第四，西学教科书的编译者主要是欧美传教士和中国学者。

这一时期西学教科书基本适应了当时的教会学堂、洋务学堂及其他少量新式学堂的教学需要。然而这些西学教科书的基本要素不全，没有分级，不注重教，也不注重学，没有教授法等，所以还只能被看作现代教科书的雏形，是现代意义教科书的萌芽，属近代教科书阶段。这一时期产生的教科书，我们一般称之为“西学教科书”。

2.中国自编教科书的兴起与繁荣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这是教科书的引进与自编自创结合、引进逐渐被自编取代的阶段，是教科书涉及学科基本齐全、教科书要素日益完善的阶段。可以定位为从近代迈入现代的教科书阶段，起于南洋公学自编的教科书（1897），止于清朝终结。

戊戌维新、新学制和废科举后，新式学堂迅猛发展，对教科书的需求也就急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此时，以翻译材料为主的教学用书就显然不合适了。结果，先是一批新式学堂因不满足于从西方引进的教科书，自己开始编写适合本学校需要的教科书，代表者有南洋公学、无锡三等公学堂、上海澄衷蒙学堂等；与此同时一批民间书坊进入教科书开发领域，各色各样的教科书出现了，代表者有文明书局及其“蒙学科学全书”、商务印书馆及其“最新教科书”、清政府的“学部第一次编纂教科书”，它们满足了社会大规模的新学堂发展需求。这一时期教科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学堂自编教科书产生并扩大了影响和使用范围；第二，伴随着1902~1904年新学制的颁布实施，中国第一套现代意义的教科书——“最新教科书”（1903）出版发行，紧接着由学部编撰的第一套国定本教科书也陆续出版发行。这些教科书要素基本齐全，分册、分级、分学科编写，有教授书配套，所以已经属于现代教科书；第三，大量零散的、单科的教科书产生；第四，这一阶段的教科书作者以留日学生群体为主，许多教科书原型也是日本教科书；第五，民间教科书和官方国定教科书同时使用，相互激励和竞争。

在社会和教育大背景下，中国人自己编撰的现代意义的教科书闪亮登场，迅速成型，并很快取代了西学教科书，基本满足了大规模新式学堂的需要。这些教科书适应了当时社会动荡、发展参差、需求不一的教育格局，既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良好动机，也体现了改革的知识精英们力求用新思想、新科学启蒙民众的强烈愿望，它们在科学、伦理与政治民主启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教科书的兴盛与规范化时期（20世纪初至1926年）

民国成立到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几年（依据学制的教科书全面推出）是教科书兴盛、定型与规范化的阶段。民国新政体要求下的新教科书雨后春笋般涌现，清朝旧教科书全部退出。“中华教科书”的出现开启了新政治、新教育体制下的教科书变革大幕，“共和国教科书”更是上演了一出现代教科书发展史上最壮观的大戏。紧接其后的还有“新制中华教科书”“新式教科书”，以及“实用教科书”“新法教科书”等，为共和思想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们规模大、种类全，教授法配套，逐渐占有并控制了绝大多数学校市场。相应的是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小规模的、零散品种的、影响小的书坊教科书和学堂教科书纷纷被挤出市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有：

第一，清朝旧教科书全部退出，民国新教育要求下的新教科书迅速涌现，满足了新课程的需要；第二，零散的、单本单科的、小型出版机构的教科书逐渐被挤出学校、挤出市场，被大型出版机构的成套而完整的教科书取而代之；第三，壬戌学制颁布，适应新学制需要的大量教科书产生，一批崭露头角的以欧美留学生为主体的新式知识分子加入到教科书编撰的行列，取代了这以前的留日学生主体，闪跃出胡适、冯友兰、陈哲衡、竺可桢、马君武、丁文江、何炳松等一大批让人景仰的名字；第四，教科书质量总体上明显提升，教科书日益规范化、制度化；第五，以白话编写的教科书取代文言文教科书，横排教科书逐渐取代竖排教科书，教科书形式基本定型。

4.多种政治制度并存下的教科书发展时期（1927年至1949年）

这是教科书稳定、制度化并略显沉闷的时期，也是教科书全面服务抗战、服务尖锐的阶级对抗的时期，是一个统整和分化并行的时期。抗日战争的爆发致使中国政治格局发生新的变化，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二元对峙，逐渐分割成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三足鼎立”的不同政治气候。这三个政治时空分划形成了不同政治语境下的教科书的新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教科书话语特点。这期间的基本特点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强化、抗战期间的“三地”意识形态的分裂，导致教科书日益强烈的意识形态，摒弃了多样化探索，消溶了各种分散的教科书市场，取缔了以前教科书发展的自由、包容的局面，教科书逐渐统一，也逐渐走向僵化。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导致教科书分化发展，分化后的教科书特色鲜明，其社会动员与政治宣传功能发挥到极致。

二、清末民国教科书发展的黄金时期：成就与意义

我们把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约属于第二、第三两个发展阶段）看成是中小学教科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1.教科书发展黄金时期的广狭义之分

所谓教科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有宽泛和精确之分。宽泛而言，伴随着新式学堂教科书的出现和第一套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出现，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大约1897~1926年期间，可称之为黄金三十年。精确一点说，这个黄金时期大约在1903~1923年期间，从第一套现代教科书的产生，到奠定了现代学制基础的新学制教科书（1922）的出现，约二十年时间。

即便宽泛，但我们还是很看重在1903年现代教科书出现之前几年的学堂自编教科书（以1897年南洋公学课本为标志），这可视为现代教科书的萌芽与启动时间，也看重1922年新学制后多种相应教科书的全面完成时间（1926年前），所以粗略地认为是三十年，提出“黄金三十年”的概念。

2.教科书黄金时期的成就、影响与表现

在教科书的黄金岁月里，三大成就、一大影响、一大表现尤显辉煌。

成就一，传统经典教材被逐出了新学堂，教科书对传统经典教材取得全面胜利，新式教科书经典地位得以确立。在19~20世纪之交的几年时间里，新式教科书体现出了它对旧教材的极大优势。在漫长的传统教育里，“三百千千”“四书五经”等都是不可撼动的经典教材，但是当1902~1904年新学制颁布、新学堂普及、新课程实施以后，这种不分科、不分年级，不顾教与学、只重灌输的旧教材日益暴露出其不适应性。旧教材是可以“修之于己”，但很难“传之于人”的文本，旧学堂教、学这种文本，结局只能是“人人能读经而能经学者无几，人人能识字而能小学者无几，人人皆作文而能词章学者无几”。所以，在西学知识大量涌入中国的时代，理论上它们就已经失去了作为新学堂教材继续存在的基础。尽管有人尽力挽救这些教材，大声疾呼要学习这类经典教材，甚至安排了读经等课程，但这些抵抗实际上已经无济于事。一味灌输的传统旧教材敌不过按照西方教育学理论构建的关注教、也关注学的新教科书。甚至旧学人也不得不承认，教科书注重方法，“使人一见而能”，此为过去所无，所以即便传统经典需要学习，也应该按教科书编之。张之洞更是明确表示，中学之“存”不能不靠西学之“讲”。旧教材被取代已是水到渠成、大势所趋。到“最新教科书”出现时，教材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广义的教材不得不退出。在文本意义上真正统一了教与学的、以“教科书”全面命名的狭义教科书全面登场，完成了由纯粹的教本、读本向教学结合教科书文本的转型，这以后学校用书几乎都清一色改用“教科书”之名，很少再以课本、教本、读本的名义出现。

成就二，白话文与文言文决裂，教科书全面使用白话文。白话文的使用，使得现代教科书以摧枯拉朽之势得以普及。没有海量教科书，任胡适等知识分子如何呼号呐喊，白话文的普及都可能是非常缓慢的。同理，没有白话文，现代教科书就不可能那么通俗易懂并迅速大规模普及，也就不可能迅速有效地推进新教育，快速取代科举。尽管今天普遍认为白话文的倡导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内容，但事实上早在19世纪末，就有了用简单的文言文和粗浅的白话文编撰教科书的尝试，最突出的是上海彪蒙书室。这家书室规模并不大，但它却编印了大量小学白话教科书，在晚清教育界有相当的影响。从1903年开始，彪蒙书室着手编写出版白话读本蒙学丛书，包括《绘图中国白话史》《绘图外国白话史》等，据统计，彪蒙书室历年出版的各种以白话编写的小学教科书不少于75种。关于做白话教科书，编者在1903年就表示：“做这种书的人，因为我中国识字的人很少，便想一个容易识字的方法，要使我中国的男男女女大大小小，无一个人不识字，无一个人不知道字的用处，这是做书人的主义。”明确说明了白话之于教育的意义。与此同时,广东的陈子褒也编纂了大量通俗或白话课本，在广东地区几乎取代了传统经学蒙学读本。事实上，随着西学中的科学教科书的传入，一些学科门类、一些科学公式、一些科学名词、一些科学符号很难在中国传统教材文本中呈现（试想一下，英文教科书或化学分子式要通过中国传统文本的竖排方式理想地呈现出来有多么艰难），所以，白话文及其排版很早就在部分教科书中出现了。到1922年新学制，小学教科书使用白话文。反过来，白话文也正是借助于教科书的流传而被广泛接受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就三，建立了教科书最重要的制度——教科书审定制，理性地对待国定教科书，从而使之成为示范性或判例性的典范，为后来的教科书使用创设了榜样。当教科书大量涌现之时，完全放任自流并不是理想状况，清学部首开教科书审定之风，民初教育部并没有让这一教科书事业中最重要的制度断裂，而是不断完善之。清末民国的教科书审定蔚然成型，可圈可点之处颇多。最重要的是，尽管晚清学部自己编撰了教科书，但在听取多方意见后，并没有一意孤行地借助政治与权势强行让自己的课本进入课堂，更没有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否定民间教科书的存在空间。学部没有赋予自己费尽苦心编写的国定教科书以使用的特权，而是依市场法则，高度赋权给地方、学校、校长和老师，把教科书的选择权交给他们，质量优先——这一做法开了限定国定本教科书的权力空间的先河，明确了国定本不是垄断本的思路，保障了教科书的多样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优良传统对后来民国教科书制度都有重大影响与约束。

除了三大直接成就，黄金时期教科书的间接影响更加深刻和广泛。最突出的影响表现在人才的培养和社会变革的思想舆论准备上。19~20世纪之交，本土与外域的持续碰撞，救国图存的全民精神，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反思，求新维新、变革变法的时代追求，使得中国历史的进程到了一个极具转折意义的时刻。政治变革出现了，科技求强出现了，现代教育出现了，一批最不能被世人遗忘的教科书诞生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场景和一个特定的地域，演绎了一幕思想大启蒙、知识大传播、科技大普及的历史教育剧。一本本教科书促进了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传播了各种新思想、新学术，论证并推进了思想开放；一本本教科书自由讨论思想文化政治，启民智新民德，在思想启蒙的地平线上，撒播现代文明，构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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