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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时期，杜维明的思想和著述重点有所不同。1966-1978年，他诠释儒家传统，确立了对儒家精神价值作长期探索的为学方向；1978年至80年代末，关怀重心为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20世纪90年代迄今，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世界伦理”与”印度启示“等。其自我期许是为21世纪的儒家哲学做出贡献。
内容简介
在各个时期，杜维明的思想和著述重点有所不同。1966-1978年，他诠释儒家传统，确立了对儒家精神价值作长期探索的为学方向；1978年至80年代末，关怀熏心为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20世纪90年代迄今，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世界伦理”与“印度启示”等。其自我期许是为21世纪的儒家哲学做出贡献。作者简介
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出生于昆明。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翌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美国深造，1968年获得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1967-1971）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1971-1981）；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2010年荣休后继续担任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在哈佛期间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96-2008年出任哈佛燕京社社长，2008、2010年分别当选国际哲学会联会（FISP）执行委员、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现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内页插图
目录
英文初版序英文二版前言
中文版代序
第一章 文本
第二章 君子
第三章 信赖社群
第四章 道德形而上学
第五章 论儒学的宗教性
译后记
出版后记
精彩书摘
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种向内的转化描述成：能够离开我们人的日常生存的“道”。如墨家的鬼神之道和道家的自然之道，都不是《中庸》中的儒家之道；作为儒家人格之楷模的君子，必须对人性作为“道”之彰显的内在过程有一种敏锐的意识。因此，完全可以设想，君子对内在自我的戒慎和恐惧，是他意识到道与自己人性的不可分离性的自然结果。因此，接着的一句“莫见乎稳，莫显乎微”，也可以看做是对同一个观念的不同表述：尽管内在自我作为视听的对象是“隐”而“微”的，但它对于君子的真诚的反思心灵来说，却又是最显然可见的。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庸》申言“君子慎其独也”。
强调所谓“个我的知识”，视之为对内在自我的体证，成为《中庸》第1章第2部分的主要内容：“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与“和”的关系，若干世纪以来一直是儒家哲学中的关键问题之一①，后面我们将较为详细地讨论这问题。这里只需要说明一点，即按照《中庸》的思维方式，君子的自我修养（“修身”）绝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因为对人性中原本的宁静状态的体验，不仅只是一种对于这些基本感情出现之前的平静状态所进行的心理学意义上的体验，而且还是一种对终极实在做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体验。或者用《中庸》中的话来说，是一种对世界“大本”的体验。同样，一个人的种种基本感情能按照人类社群准则而取得和谐，也不仅在心理学意义上，而且在伦理宗教意义上都是为人之道的一种体现。其实，天人合一乃《中庸》的基本主题，它构成《中庸》所有哲学论述的基础。这一点可以从第一章结尾的一句话看出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即使在对第一章的这一初步探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庸》的表达方式，与我们通常视为修辞技巧的东西大相径庭。在这里找不到任何说服对方的技巧，所有陈述，都不是作为精心制作的论证结构的各种成分而提出来的。相反，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并不是明晰的，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的语义运动，也不构成一种线式的进展。然而，如果《中庸》第一章从论辩修辞学的角度讲显然失败的话，则它的表达方式，由于以高度简洁的语言表述了具有多层面的意义，倒容易使人联想到诗学的精神。实际上，作为一种思想导向来看，我们至少可以说，这种诗一般的表达方式，由于强调人的内在共鸣，要比企图通过游说技巧影响读者的论辩术，对《中庸》来说更为适宜。因此，我们必须牢记在心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通过与整个文本做综合性的交流，以取得一种整体性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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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书很好~~在京东买书力度很大~品相也不错
评分“儒家传统”是一个体现“终极关切”的精神文明：在最坏的客观条件下表现出最好的人性光辉；具有可贵的抗议精神——超越性与现实性的结合；儒家文化不是超越而外在，而是超越而内在。因此，“儒学基本的精神方向，是以人为主的， 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和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有很大不同，它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这种人文主义，是入世的，要参与现实政治，但又不是现实政权势力的一个环节，它“有着相当深刻的批判精神， 即力图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现实政治，这就是所谓‘圣王’的思想。从圣到王是儒学的真精神”，儒家思想的核心体现在“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外，儒家还具有强烈的宗教情怀。“我认为，不仅孔子，包括孟子、荀子，都有相当强烈的宗教情操。儒家基本上是一种哲学的人类学，是一种人文主义，但是，这种人文主义既不排斥超越的层面‘天’也不排斥自然。所以，它是一种涵盖性比较大的“人文主义”“儒家的性命天道虽不代表一种特定的宗教信仰，却含有浓厚的宗教意义。不过儒家的宗教性并不建立在人格上帝的神秘气氛中，而表现在个人人格发展的庄严性、超越性与无限性上”。
评分了解自己
评分20世纪40年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大约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人类文明经历了一个极其辉煌的“轴心时代”：中国、印度、希腊、以色列都形成了高度的精神文明，产生了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以及犹大教的先知等一批代表当时人类文化精华的伟大哲人。以色列的犹太教、希腊的哲学、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等，是当时人类文明的几大精神支柱。这些不同的文明体系相互沟通，共同构成了世界文化的第一次“轴心时代”。这几大文明体系，也就成了代表人类一文明的几个主要精神传统，体现了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对话、沟通的重要意义。杜维明说，现在我们面临21世纪，各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应该有更多的沟通、交流，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文明对话”，乃至“第二次轴心时代的出现”。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各种产物，诸如东亚、南亚地区的印度教、伊斯兰教，还有耆那教；中国的儒家、道家，还有大乘佛教；中东地区的犹太教，西方的基督教；等等，都应该进行广泛的对话。西方文化与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之间，通过对话，完全可以相互取长补短，求得共同发展，因此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文明冲突”，也不能否定文明对话是全球文明发展的主要趋势。也可以说，正因为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文明冲突的可能性，就更有必要进行文明对话。总之，文明之间的对话历来是人类文明创造和谐条件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全球文明发展的重要机制。而当今世界的文明对话，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超过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文明的第一次“轴心时代”。
评分论儒学的宗教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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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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