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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们“妖魔化”中国了吗？

内容简介

　　境外记者是指国外或境外媒体机构派驻中国大陆的记者。这些境外记者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当中国发生一些重大事件（如奥运会）时，临时派来中国的记者，被称为“伞投式记者”；一类是常驻在中国本土的境外记者。伞投式记者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一般相对较低，多数可能不会说中文。但常驻境外记者则不同，多数懂中文，且一般都来过中国，熟悉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情况，还有较多的社会关系，活动力强，活动范围广，消息灵通；他们会非常重视采访实效，为了及时发出新闻，希望直接掌握一手材料，不满足于一般性的采访和参观；他们一般政治上很敏感，既会客观报道中国情况和中国内外政策，也会渲染我国存在的问题，尤其突出我国人权、自由、民主等问题。

作者简介

　　张志安，浙江安吉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传播学博士，院长助理。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秘书长，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及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新闻生产社会学、深度报道、国际传播等。曾主编或主撰出版《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2007）、《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2006）、《媒介败局：中外问题媒介案例分析》（2006）、《媒介营销案例分析》（2004）、《媒介资本市场案例分析》（2004）等多本著作，在各类专业期刊发表《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张力呈现：《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个案研究》、《深度报道从业者职业意识特征研究》、《三十年深度报道实践轨迹回望与专业反思》等学术论文数十篇。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作为外国记者，他们必须批评。如果我老板来了，我说我非常喜欢这里，他就会想：“是不是这小子以后该写的不敢写了?马上把他调走。”这个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路透社中国首席记者林耀（Benjamin Lim）
西方媒体和日本媒体的关注点肯定不一样。西方国家更注重民主、人权问题。如果日本记者写很多关于人权的报道，稿子的刊登率不会很高。
　——（日本共同社驻中国记

目录

序：境外记者在中国
对外国媒体的期待应该更现实点
——CNN驻北京分社社长吉米（Jaime A．FlorCruz）访谈
尽量站在中间的立场
——路透社中国首席记者林洗耀（Benjamin Lim）访谈
我感兴趣于中国现实中的张力
——《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Edward Cody访谈
用阿拉伯的眼睛看中国
——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伊扎特·舍赫鲁尔访谈
神秘的中国适合写侦探小说
——《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访谈
中国的故事在于变化与运动
——英国《卫报》北京社社长华衷（John Watts）访谈
有意思的中国故事很难写
——日本共同社驻中国记者盐泽英一访谈
不喜欢从慕尼黑来判断中国的感觉
——《南德意志报》驻华首席记者包克（Von Henrik Bork）访谈
以理解的心态去看待中国
——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首席特派员叶鹏飞访谈
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
——越南通讯社北京分社社长阮春正访谈
好记者应该尽量地接近公正
——《纽约13报》亚洲部负责人葛根（Edward A．Gargan）访谈
给所有当事人说话的机会
——路透社北京分社高级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访谈
寻找使人们生活得更好的故事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京记者付毕德（Peter Ford）访谈
以话筒作笔描摹万象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驻中国记者孔安（Anthony Kuhn）访谈
无所谓新闻正负，只在乎报道真实
——英国电视第四频道驻京记者林夕（Lindsey Hilsum）访谈
后记

精彩书摘

　　对外国媒体的期待应该更现实点——CNN驻北京分社社长吉米（JaimeA．FlorCruz）访谈
　　个人简介
　　吉米（JaimeA．FlorCruz）1951年4月5日生于菲律宾。在菲律宾上大学期间，他是一位激进的反马科斯政权分子。1971年8月，吉米来到中国进行一个为期三周的旅行，却意外地被困在这异国他乡，被迫开始了流亡生涯。1972年，马科斯宣布进行军阀统治，一年后，吉米的菲律宾护照过期。此后，他困于中国长达12年之久。
　　在华期间，吉米不仅学习、工作，还周游各方。1972年，他在湖南省的一个国营农场劳动了将近一年，后来又到山东省的一个渔业公司工作（1972～1973年）。到北京后，他在北京语言学院（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前身）系统地进修了两年中文（普通话），还参加了翻译培训。1982年，他获得北京大学中国史的学士学位。此前，他曾于1971年在菲律宾理工大学获得广告学学士学位。
　　吉米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论文研究了中国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写论文期间，他还担任了美国《新闻周刊》的新闻助理（1980～1981年）。1978年，吉米每周给北京大学的老师进行两次英文培训，后来又给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培训英文（1979～1981年）。他还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一个名为《大家一起唱》的栏目里教英文歌曲，并且有过几次上镜的经历。
　　1982年，吉米加盟了美国《时代》周刊杂志中国记者站，并在1990～2000年期间担任其首席记者。2000～2001年，他在纽约获得了艾德华?默罗新闻基金会（EdwardR．Murrow）的研究基金，担任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新闻研究员。吉米于2001年7月加盟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目前担任CNN北京分社社长兼首席记者。在1988～1990年，以及1996～1999年期间，他曾两次担任“中国外国记者俱乐部”的主席，该俱乐部大概有200多位成员。
　　吉米可以熟练地使用英语、菲律宾语以及中文（普通话）。
　　访谈实录（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当记者，又简单又困难
　　问：您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了，又是亚洲人的面孔，把您看成外国记者，我们都觉得有点别扭。您自己也会有跟其他外国同行不一样的心理感受和身份认同么？如果有，这种不同主要是什么？
　　答：我想主要是有对比的好处和机会。我最早从1982年开始在《时代》周刊工作，那时候，当记者是又简单又困难。简单是因为可做的东西很有限，中国当时的体制、政策对外国记者限制很大，采访的机会特别少，能做的报道也少。主要是因为社会本身，体制的控制是很严格的，很难交朋友，官员和老百姓都很避讳我们外国记者，住、行也都有限制，我们住在什么地方都是指定的，出去行动和采访也很有限，一般都得有指定的工作人员陪着我们去。要去外地采访得特殊申请，批准了，才能去，而且一般都是集体出去、集体采访。所以，那个时候能，够到比较新的地方、新的城市已经是了不起的事了。
　　问：能出北京都这么不容易？
　　答：对，包括几年以后，大概1988或1989年，组织我们去西藏，那个时候已经是不得了的事了。说简单，也是因为当时外国记者团特少，十几个媒体，可能还不到100个记者。一方面，我们都很团结，谁都认识谁，而且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另一方面，我们又都觉得困在一个地方，信息很少。那时候，除了官方的消息来源以外，很少能得到非正式的或者通过私人关系获取所谓的“小道消息”，能够抢到一些新闻也是很大的事。
　　问：80年代，你们外国记者基本上都在规定范围内有限地做报道。当时，对中国的报道恐怕不是非常负面吧？
　　答：不是。它是从一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我觉得，那时候，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不都是特别负面的，甚至是浪漫化的——把中国浪漫化。尤其80年代初，很多记者都是第一次来中国，虽然学过中文或中国学，但对中国不够了解，最早的一些报道写的是新鲜或浪漫的中国故事。后来开始有一些负面报道，因为很多人开始敢跟外国记者接触，传递一些信息，发表一些意见，才开始有那种负面报道的叙事吧。
　　那个时候，最早的报道主题、文章是关于北京烤鸭或者中国熊猫的，还有中国没有广告、没有送比萨的，等等，都是很好奇、很稀奇的东西。另外，很多报道都是有关政治的，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活动或者政治斗争、权力之争，这类文章中分析报道比较多。有个说法叫“tealeafreadin9”（茶叶占卦），就好像看茶叶来推测一些事情，“readingtealeave”的意思就是通过看茶叶能得到什么提示，判断会有什么结果。把它比喻成这样，是因为关于中国的政局，我们能知道的或能琢磨透的很少，只能猜测、推测。有一些所谓分析家，就凭着谁跟毛主席或当时的领导人坐得近来推测谁的官职会上升，从70年中后期一直到80年代初，都是这样。
　　问：80年代，兴起全民文化热，西方哲学等思想涌进中国，个体意识解放、社会观念逐渐多元化，外国记者关于中国报道的主题是不是也逐渐多元化？
　　答：我想是多元化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有了一定深度，针对一些具体话题，我们开始有比较深度的接触。
　　问：采访限制上，会不会也有所变化？
　　答：逐步有一些变化，不过还是很初步。我记得，1988年的时候，那段时间还算是比较开放的，主张透明度，在媒体上也有所反应。当时很活跃，包括媒体也很活跃。
　　问：1987年是所谓的“深度报道年”，《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做了很多改革人物的报道，发表了很多深度报道。
　　答：很多长篇报道。外国媒体也同样受到了一些启发，接触到比较广的信息，从主题来讲，从深度来讲，当时的气氛还比较宽松。
　　问：当时，您在什么媒体工作？
　　答：还在《时代》周刊工作。有一次，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搞活动，我也参加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中国高级领导人比较自在轻松的样子。会场的气氛也比较轻松，做外国记者工作的人好像也比较主动地给我们介绍情况。当时的中国记者协会也比较活跃，有一帮比较年轻的人，比较开放，组织了一些发布会和参观活动。
　　大概25年以前，外交部第一次开始搞发布会，钱其琛是新闻司的司长。当时，大概每个月一次或两星期一次，很简单，也就是在国际俱乐部这个地方，上面有个小电影厅，我们几十个外国记者就在那儿听。一般他们就念念稿子，20分钟左右，最早的情况是发布完就结束，不回答问题。
　　2000年，我离开过中国一年，在那之前，可以做的东西也多了，可报道的题目也多了，我们当时关心的就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中国的媒体也更活跃、更多元了，消息来源比较多。不过，关于正面、负面的比例很难分清，应该算比可以批评你，但也给你说话的机会
　　问：我不知道您是否知道，1996年出版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李希光、刘康著）一书，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您对此也有所关注吧？
　　答：我当然知道这本书，也关注到这种言论比较多。我觉得是个理念问题，能不能判断外国记者有意识地找中国的茬，还是只是反映当时的情况和现象？我当时参加了一个小型论坛，大家都觉得，我们外国记者不是外交官，也不是公关公司，没有义务替某个国家辩论，但这个不等于“妖魔化”中国。说一些负面的意见，写一些不好听的文章，也不等于“妖魔化”。我们没有义务关心或者考虑两国关系是否会因为我们的文章而受到影响。
　　问：那个时候，这种讨论有结果么？
　　答：我觉得没有很明确的结果，但现在，这种“妖魔化”的理念已经被逐步改变，一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在慢慢接受我们的想法。
　　问：你们的讨论还是小范围内的，普通老百姓恐怕很难知道。您觉得，近年来，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有何变化？
　　答：虽然也还有些限制，但近几年形式上的变化比较明显。发布会肯定比。过去密集多了，老百姓也比较愿意接受采访了，交朋友比较容易了，建立信任以后也很愿意讲。报道的主题、内容也多元化了，因为我们比较容易出去采访了，不一定限于北京或上海，很多记者到全国各地去捕捉新闻，把各地一些故事讲出来。
　　问：嗯，报道的密度更加集中、题材更加多元，关注政治之外也非常关注经济、环保、农村等。但是，好像有两点没有根本性改变：一是依然以报道发展中呈现的矛盾、问题、缺陷为主，二是依然将很多议题与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挂钩。不知道，您是否有这种感受？
　　答：人咬狗才是新闻，狗咬人是正常的，没什么新鲜的，新闻强调反常，下意识地会反映出这种形象。我觉得，关键在于报道本身是不是平衡和公正，是不是能讲出负面和正面的东西，在一篇文章中能不能反映出两方面的看法和声音，我没做过很系统的分析。
　　作为一个记者，这种精神、理念是总的目标。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是不是每次都能做到？可能有些报道负面的东西比较多，或者专门找一些中国的问题来报道，但他们在别的国家也都这样做。

前言/序言

　　境外记者是指国外或境外媒体机构派驻中国大陆的记者。这些境外记者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当中国发生一些重大事件（如奥运会）时，临时派来中国的记者，被称为“伞投式记者”；一类是常驻在中国本土的境外记者。伞投式记者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一般相对较低，多数可能不会说中文。但常驻境外记者则不同，多数懂中文，且一般都来过中国，熟悉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情况，还有较多的社会关系，活动力强，活动范围广，消息灵通；他们会非常重视采访实效，为了及时发出新闻，希望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不满足于一般性的采访和参观；他们一般政治上很敏感，既会客观报道中国情况和中国内外政策，也会渲染我国存在的问题，尤其突出我国人权、自由、民主等问题。
　　由于种种现实和历史的原因，境外记者在中国一直属于一个特殊的记者群体。他们的身份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些境外记者在华的生活圈和他们的新闻报道活动与中国同行和老百姓总有点距离。这当中既可能与中国政府新闻政策和目前新闻体制有关，也可能与他们的文化和语言背景有关。但不管如何，境外记者在中国社会中总显得有点神秘，也因此凸显其特殊性。
　　此外，境外记者这一群体在中国历史上和当代社会中总是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这或许因为他们所发布的新闻报道总与中国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某些敏感话题（如人权、西藏和台湾问题等）联系在一起。这当中既有公正客观的报道，但也不乏在中国和中国政府看来是不客观、负面甚至恶意中伤的新闻报道。对于这些涉华负面新闻报道的诱因，中西方的专家有完全不同的解读：西方学者认为这是由中国政府的政策所致，使得这些境外记者无法客观报道中国；而中国学者则认为这与境外记者的意识形态偏见有关联。由于中西方对境外记者新闻报道的态度存在较大的差距，于是，境外记者的涉华报道已经远远超出其新闻报道的内涵，而往往与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涉华国际舆论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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