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代學人,跨越北京、牛津、溫州、杭州、上海五地,曆時三年完成瞭這場談話。從項飆教授的個人經驗切入,追索一係列超越自我的問題,其中涉及對中國社會半個世紀以來的變化、知識共同體、全球化與民粹主義、人類學方法論等題目的思考。這本書提供瞭一份對話實錄,也給齣瞭一種審視問題、 思維操練的方法——在自我泛濫的潮流中,如何給自己定位,在全球化的年代,如何創造性地建設身邊的小世界,在思想受睏的社會,如何迴答宏大的命題。
##這書看得我對項飆好失望。十分不喜歡他透露的濃烈的摺衷主義,甚至民粹和反精英觀點。吳琦的確提瞭很多很好且是當下值得關切的問題,但項飆卻一直在消解他的問題,也幾乎一直在避免做任何判斷,對什麼都持一種隻講實然不講應然的態度。另外是,項飆一直強調他想做齣點什麼,在做東北研究的時候「覺得自己調查不夠、思想也不夠」,他給我的感覺是想要做成「一件事」而不是想要做成「這件事」。我認為他本人是缺乏重要性感受的——做「浙江村」研究之時我相信他是有重要性感受的,那是真的跟他生活很近的他關切的課題,但後來那種passion顯然就沒辦法再復製瞭,項飆的歸因是懷疑自己理論能力和學術基本功欠缺,但最後溫州部分對談讓我確信他的學術能力不會有大問題。這書讓我覺得項飆更多隻是一個學術圈的普通研究者而不是有深切關懷的人類學傢。
評分##項飆老師是一位很理想的對話者。對我來說,這本書解答瞭一些問題,遺留瞭一些問題,並製造瞭更多問題;我成為瞭一個問題的問題,需要從自己的問題去解決更大的問題。因為這些年編輯瞭非常非常多對話稿,對這種呈現方式感到親切,也會在閱讀時考慮如果是我來操作會如何提問或編排。答者和問者的坦誠對於一次對話來講非常重要,前者是針對自己的欠缺不足,後者是針對當下的迷茫無力,這些部分或許也可以投射到讀者身上,激發齣更多“有機”的想象與對話。
評分##項飆提到幾次以塞亞·伯林,他似乎認為自己和伯林在某些地方有相似性。以塞亞·伯林最多不過是行動上的漸近主義,而項飆不僅是行動上摺衷,他所謂的道德幾乎甚至成為一種摺衷主義的道德。他多次提到的鄉紳,似乎是錶達一種地方精英基層治理的理想狀態。以前費孝通也講這個,因為彼時的中國有著豐富的可能性,但今天項飆說這個,我不能有半分共鳴,大象就在眼前,學者視而不見。項飆說“鄉紳”,說“溫州”,說“與知識份子保持距離”,我隻感覺他疏離中心卻又渴望獲得話語權的姿態說不齣的討厭。
評分##項飆老師是一位很理想的對話者。對我來說,這本書解答瞭一些問題,遺留瞭一些問題,並製造瞭更多問題;我成為瞭一個問題的問題,需要從自己的問題去解決更大的問題。因為這些年編輯瞭非常非常多對話稿,對這種呈現方式感到親切,也會在閱讀時考慮如果是我來操作會如何提問或編排。答者和問者的坦誠對於一次對話來講非常重要,前者是針對自己的欠缺不足,後者是針對當下的迷茫無力,這些部分或許也可以投射到讀者身上,激發齣更多“有機”的想象與對話。
評分##這書看得我對項飆好失望。十分不喜歡他透露的濃烈的摺衷主義,甚至民粹和反精英觀點。吳琦的確提瞭很多很好且是當下值得關切的問題,但項飆卻一直在消解他的問題,也幾乎一直在避免做任何判斷,對什麼都持一種隻講實然不講應然的態度。另外是,項飆一直強調他想做齣點什麼,在做東北研究的時候「覺得自己調查不夠、思想也不夠」,他給我的感覺是想要做成「一件事」而不是想要做成「這件事」。我認為他本人是缺乏重要性感受的——做「浙江村」研究之時我相信他是有重要性感受的,那是真的跟他生活很近的他關切的課題,但後來那種passion顯然就沒辦法再復製瞭,項飆的歸因是懷疑自己理論能力和學術基本功欠缺,但最後溫州部分對談讓我確信他的學術能力不會有大問題。這書讓我覺得項飆更多隻是一個學術圈的普通研究者而不是有深切關懷的人類學傢。
評分##說起來,吳琦給自己的定位是半學術魯豫吧。
評分##90年代中期還是個學生就能買颱電腦和全套辦公設備,溫州人,真有你的
評分##一本預想可以是五星的書,讀完難免失望。第一點失望是剛開始看的時候,纔瞭解到這本書是訪談,或者說采訪,而不是談話、對話,而且是為瞭齣書而做的訪談。因此整本書給人的感覺都是精心雕琢齣的無趣。第二點失望是項飆在其中呈現的邏輯混亂,比如一方麵要跟“知識分子”做切割,說自己不懂且不喜歡用概念,但一方麵又不假思索地(特彆是在提及曆史、全球、政治話題時)使用定性的名詞而非描述式的語言。而更多情況下,我看不懂他錶達的內在邏輯是什麼,一直搖擺不定。最後的一個小失望,是沒有想到他居然喜歡使用上世紀的話語
評分##很多觀點不能苟同。爭論的焦點是:知識分子是否應該對公眾進行最低限度的價值輸齣。項的態度是不應該,知識分子隻需要盡可能地用語言錶述並還原真實就好。價值可以從真實中生長齣來。但是這很危險。知識分子如果不提供價值,價值也不會從天而降或者破土而齣。這個黑洞會被更多不掌握理性工具的人填補。因為人類對價值虛無的恐懼要超越對一種壞價值的擔憂,也就是說,人們總是對自己已有的價值體係充滿自信,他們不擔心它是壞的,而擔心它不存在。知識分子不去占領這個價值市場,這個市場也不可能從無序變得有序。在這一點上我贊同遠子,“客觀的描述在道德上反而是可疑的,區分正義與邪惡的明確結論當然伴隨危險,但知識分子恰恰要勇於應對、仔細辨析這種睏難,而不是簡簡單單把“審判權交給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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