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蕩兩韆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十年典藏版） 吳曉波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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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波 著

店鋪： 淘書網圖書專賣店

齣版社： 中信齣版社

ISBN：9787508660721

商品編碼：22370281905

包裝：精裝

齣版時間：2017-11-01

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韆多年的時間跨度裏，知名財經作傢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傢與資本、政策與商業之間的關係。 
《浩蕩兩韆年》記錄的是一個基本上已經失去或被遺忘的世界。在書中齣現的工商人物，要麼默默無聞，要麼在另外的曆史敘述中被臉譜化、妖魔化，我們可以稱他們為商人，或企業傢。他們行走在廣袤的國土之上，或疾行，或躑躅，或彷徨，在他們身後的時空幕景上，是一齣連續上演瞭兩韆多年的砍殺史。在所有的曆史時刻，這些人從來沒有當過主角，甚至在所有的史料記載中，他們要麼被忽略不計，要麼就躲在那個黑暗角落。不過在另外的意義上，正是這些工商業者在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從一鬥池鹽到一塊麻布，從一把鐵刀到一座城池。 
　　我無意為他們代言，我隻是完成一次漫長的陳述。我所希望做到的是，以活在當代的立場，書寫昔日的國傢，與發生過的曆史重建關係，與已逝的前輩修好，並試圖以私人的方式詮釋中國的企業史。 
　　逝去的人們已不再歸來，正在齣發的我們卻需要尋覓到自己的記憶。

本書是《浩蕩兩韆年》十周年典藏版，也是吳曉波曆代經濟變革得失的收官之作。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瞭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而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製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建成？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韆多年的時間跨度裏，財經作傢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傢與資本、政策與商人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齣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錶明，在高度專製的集權製度下，權力與商業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韆餘年的帝國時期。兩韆餘年來，國傢機器對商業的控製、乾擾及盤剝，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更重要的因素，長達兩韆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浩蕩兩韆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一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瞭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

總 序 “曆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 
前 言 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第yi章 商人齣身的“韆古一相” 
第二章 商父的誕生 
【企業史人物】治生之祖 
第三章 鐵血兵馬俑 
【企業史人物】奇貨可居 
第四章 商人的自由時代 
第五章 帝國的邏輯 
【企業史人物】弘羊難題 
第六章 最後的世族 
【企業史人物】石崇鬥富 
第七章 長安城裏的商人 
【企業史人物】唐詩商人 
第八章 亂世思弘羊 
【企業史人物】婦人經商 
第九章 虛弱的繁榮 
第十章 走到盡頭的變法 
第十一章 馬可·波羅眼中的中國 
第十二章 “男耕女織”的詛咒 
第十三章 晉徽爭雄 
【企業史人物】耶穌教士 
第十四章 權貴經濟的巔峰 
【企業史人物】南方海盜 
第十五章 寄生動物 
【企業史人物】商幫會館 
第十六章 爬滿虱子的“盛世”綢緞 
第十七章 夕陽下的工商圖景 
【企業史人物】日升日落 
第十八章 被鴉片擊潰的帝國

吳曉波，知名財經作傢，巴九靈新媒體、藍獅子財經齣版創始人，常年從事中國企業史和公司案例研究。著有《大敗局I》和《大敗局II》、《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浩蕩兩韆年》、《曆代經濟變革得失》等廣具影響力的財經類經典暢銷書，著作兩次入選《亞洲周刊》年度十大好書。 
2014年在微信、愛奇藝等內容平颱開設自媒體“吳曉波頻道”，微信公眾號訂閱用戶超過300萬，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個人財經類自媒體之一。 
2016年在微信、喜馬拉雅FM推齣付費音頻會員服務“每天聽見吳曉波”，現已有超過40萬付費用戶。

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曆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 
——費正清《中國與美國》 
一 
我曾經在中國國傢博物館的一個展櫃前足足佇立瞭一個小時。在恒溫的玻璃大櫃裏，柔和、迷離的燈光之下，一隻來自3 000餘年前的龐然大物如精靈般默默地與我對視。它似乎不是物體，而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它的重量達833公斤，高133厘米，長110厘米，寬79厘米，即便在今日，也是一個巨型容器。它的傢鄉是河南安陽，誕生於遙遠的商朝，是迄今齣土的、體積最大的商代銅鼎，也是當今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站在它的麵前，作為一個企業史的研究者，我實在有太多的問題想要請教：那個把鼎鑄造齣來的總工程師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在那個古遠的年代，他組織瞭一支怎樣的製造團隊來完成這個任務？他通過怎樣的管理章程，以保證鼎的質量和製造的效率？ 
大鼎不會說話。離開博物館後，我查閱瞭很多論文、書籍，終於發現，我不是第一個提齣這些問題的人，甚至有些專傢已經給齣瞭部分的答案，北京大學曆史係的學者們在《商周考古》一書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大方鼎的鑄造流程： 
第一，它的鑄造者是一位化學傢，對銅與锡的調劑比例應十分嫻熟，大方鼎的銅比例為84.77％，锡為11.64％，是一個非常恰當的閤金配比。第二，他應該是一位工業美術設計師，能夠勾畫齣精美絕倫的銅鼎圖案。第三，他必須是一位風力機械工程師，鑄造大方鼎的銅要到1 200℃纔能熔化，所以必須有某種鼓風助燃的設備。第四，他還一定是冶煉傢，大方鼎必須在較短的時間內連續灌注纔能成功，當時使用的煉堝是熔銅量為12.7公斤的“將軍盔”，以它800多公斤的重量，需80個以上的“將軍盔”同時進行熔化，這需要高超的冶煉技巧。第五，他肯定是一位優秀的管理學傢，如果一個煉堝配備3~4個人，則共需250人左右同時作業，從場地上看，一個煉堝占地起碼20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場地至少是2 000平方米的大平颱。專傢們得齣的結論是：要鑄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須組建一個300~400人的工匠團隊，進行科學的工種分配，協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煉程度、銅液灌注時間，以保證質量。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技術密集型的製造工廠，司母戊大方鼎是工業化的寜馨兒。那個領導瞭數百人的工匠團隊的“總工程師”，如果我把他看成是愛迪生或亨利·福特式的企業傢，大概沒有人會激烈反對。 
所有這一切，均已不可確考，它們隻是後人站在那隻大鼎前，震撼與驚嘆之餘的一絲遐想。 
而當我們以這隻3 000多年前的司母戊大方鼎為齣發點，前去探尋漫長的中國企業史的時候，你常常會被失落、慚愧和羞恥所纏繞。因為，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裏，我們一直沒能超越這隻沉默的大鼎。 
二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國無疑是最早慧的國傢之一。 
中國人是一個善於經商—而且是特彆善於並樂於經商的民族。在遠古時期，人們就追求世俗生活，樂於此道，並以“商”為國號，此後曆代，都有工商繁榮的記錄。早在漢代，哲學傢王符就說自己所處的時代，從事工商業者十倍於農民，商業流通之盛達到“牛馬車輿，填塞道路”的程度。明清以降，“儒賈閤流”，連知識精英也不再恥於言商。晚清的龔自珍記錄說：“五傢之堡必有肆，十傢之必有賈，三十傢之城必有商。”因此，說中國人“輕商”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誤會。 
從經濟要素上分析，中國有發展工商經濟的無數優越條件。這裏有最早也是維持時間最長的統一市場，與歐洲中世紀之前的封閉分割、自給自足式的地方領主經濟全然不同。也正因此，中國早在唐宋時期，就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長安、洛陽及臨安都是人口過100萬的超級大城市；在同時期的歐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過10萬人。中國有舉世聞名的四大發明，科技水平遙遙領先於其他地區。這裏還發生瞭最早的農業生物革命，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瞭人口的大爆炸。中國是第一個人口過億的國傢，龐大的內需市場為工商生産和流通創造瞭得天獨厚的環境。中國還在工商製度創新上擁有很多世界紀錄，元代齣現瞭世界上的第一張紙幣，宋代齣現瞭第一批閤股公司和職業經理人階層，清初則齣現瞭糧食期貨貿易。此外，中國還有非常健全的鄉村自治體係，有世界上最富有、人數最為眾多的商幫集團。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中國是工商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傢，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早在10世紀的宋代，GDP（國內生産總值）總量就占到瞭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清時，中國仍然保持著經濟規模世界第一的地位，擁有最高的糧食産量，棉紡織業的生産規模是英國的6倍。 
然而，無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發達的工商經濟，卻保持瞭長達韆年的“高水平停滯”。當世界進入到工業革命時期之後，它竟遠遠落後，受各國欺淩，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東亞病夫”。 
生於1930年的許倬雲是一位注重實證和量化數據的曆史學傢，抗日戰爭時期，他曾隨傢在中國各地流浪，目睹農村之真實景象，後來撰寫《漢代農業》一書，據他的觀察，“在1949年以前，中國的農村變化不太大，我當時看到的農村基本上跟漢朝相差不多”。各地農村所用的機械類農具，如水排（水力鼓風機，約早歐洲1 000多年）等都是在漢代就已經發明齣來瞭的。 
在工商方麵，改變也許比農業要多很多，不過在一些關鍵産業，進步仍然是讓人汗顔的。以農耕及工業革命時期最重要的産業—鑄銅冶鐵業為例，早在商代，已能夠組織300人以上的作業團隊鑄造重達833公斤的巨型銅鼎，從日後齣土的漢代冶鐵作坊看，其規模已可達韆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鐵作坊的規模也與此相仿，幾乎沒有擴大。另據計算，西漢時期每戶傢庭的用鐵量將近4公斤，這與1949年之前農村傢庭用鐵的實際情況大體一緻，也就是說，兩韆多年來，中國傢庭的用鐵量沒有增加。 
在城市經濟方麵，最繁榮的大都市齣現在宋代，而進入明清之後，城市規模竟有所縮小。據颱灣學者趙岡的研究，中國在唐宋兩朝，城市人口占到總人口比例的20％以上，而到1820年的晚清，竟隻有6.9％。 
更讓人睏惑的是，在全球經濟規模第一的國度裏，從事工商業的商人階層卻成瞭一個被妖魔化、邊緣化的族群。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極其低下，自《史記》之後，正史之中幾乎沒有完整的記錄。甚至連司馬遷也因在《史記》中專寫《貨殖列傳》一章，而遭到後世學者的詬病。以工商業最為繁華的宋代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無幾，在史書上，連妓女的名字都遠遠多過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幫控製瞭中國的鹽業、邊貿和金融業，其財富總和相當於中央財政收入的兩倍，可是在536捲的《清史稿》中，被記錄在案的晉商僅一人而已。商人階層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讓人印象深刻。 
1932年就到瞭北平城的美國學者費正清，一生以中國為研究對象，商人階層當然是他關注的一個群體。在《中國與美國》一書中，他充滿睏惑地寫道：“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曆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為瞭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費正清用瞭捕鼠的比喻：“中國商人具有一種與西方企業傢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國的傳統不是製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 
為什麼中國的商人不是去製造捕鼠機，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權？為什麼中國經濟會在一個高起點的水平綫上長時間地徘徊？為什麼高度發達的工商文明中無法孕育齣資本主義？到底是什麼因素導緻瞭這些情況的發生？ 
20世紀初，馬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也以東西方工商文明的差異展開他的思考，該書序言中的第一句話就是：“為什麼在西方文明中，而且隻有在西方文明中，齣現瞭一個（我們認為）其發展具有世界意義和價值的文化現象，這究竟應歸結於怎樣一些環境呢？” 

而一個與上述諸多疑問相關且更具現實性的問題是：導緻這一情況發生的因素是否已經徹底地排除，中國的工商企業是否仍然可能陷入曆史的宿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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