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蓝帝国:海洋争霸的时代(14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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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朱京哲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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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57647
版次:1
商品编码:11693119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5-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20
字数:160000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深蓝帝国:海洋争霸的时代(1400-1900)》国内第1本完全以海洋为主题,讲述近代世界历史的著作。亚洲视角,颠覆西方中心主义。书中特别强调欧洲航海建立了强权秩序,带来了殖民和伤害。而中国和亚洲,非洲目前的“一带一路”设想就是要恢复印亚的和平往来,矫正500年以来的霸权秩序。
  《深蓝帝国:海洋争霸的时代(1400-1900)》除了讲述霸权历史,作者生动地介绍了文化、人种、物产的交流细节,大量图片和故事,使本书可读性很高。

内容简介

  各个文明的扩张和贸易,崛起与衰落,都和对海洋的控制直接相关。可以说,谁主宰了海洋,谁就主宰了世界秩序。
  《深蓝帝国:海洋争霸的时代(1400-1900)》讲述的正是中国、阿拉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如何进行远洋航行、并扩张势力的故事。但作者强调在欧洲海航扩张伴随着极端的暴力和征服,给其他文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征服海洋不但能够对其他文明取得控制权,同时也客观上促进了人种、物产和文化的空前交流。这是世界历史中极为丰富和引人入胜的细节。
  海上霸权时代的遗产,不论好的坏的,我们都必须在深刻的反思中承载。

作者简介

  朱京哲,1960年生于韩国首尔,本科毕业于首尔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系,研究生毕业于首尔大学西洋史专业,在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获得博士学位。现任首尔大学西洋史专业教授。主要研究成果:专著有《历史的记忆,历史的想象》《大航海时代》等。

目录

浅蓝的东方,深蓝的西方(序) 李永石/ 001
中文版序/ 003
引言:深蓝的历史/ 001
第一章 亚洲的海洋/ 007
繁荣和平的亚洲海洋世界/ 007
郑和的远征:昙花一现的海洋帝国?/ 013
华侨的命运:死亡与财富/ 022
大流散/ 026
朝鲜与世界的“遭遇”/ 032
从公司到帝国/ 037
第二章 暴力横行的世界/ 045
欧洲的扩张:为了寻找伊甸园/ 045
葡萄牙帝国:横跨三个大陆的海上帝国/ 051
暴力的全球化/ 057
幸运之岛/ 063
“发现”美洲大陆?/ 069
巴利亚多利德论争:良知与偏见的较量/ 075
美洲文明的灾难/ 081
玛琳琦:民族叛徒,还是保护者?/ 085
第三章 船员与海盗的世界/ 093
“沙漠之舟”与海洋之舟/ 093
北冰洋航线的开拓/ 100
纬度与经度/ 106
船员:最早的无产阶级/ 112
船上的生活:纪律与抵抗/ 118
海盗与国家/ 123
海盗与民主主义/ 132
第四章 残酷的奴隶贸易史/ 137
奴隶贸易:非洲的灾难,还是契机? / 137
非洲北部和东部的奴隶贸易/ 140
白糖与奴隶/ 146
奴隶贸易抽空了非洲/ 151
中央航路:地狱之路/ 157
奴隶的国度/ 161
第五章 世界货币的循环/ 167
寻找金银/ 167
全球白银流入中国/ 174
日本的银与铜/ 177
人参与白银/ 183
贝壳货币/ 188
消失在鸦片烟雾中的白银/ 192
第六章 物质与感觉的交流/ 199
文明与味觉/ 199
茶与陶瓷/ 205
色彩的旅程/ 209
作物的旅程:技术与文化的融合/ 216
“种子岛”:亚洲人开始使用火枪/ 225
从枪到刀的回归/ 230
第七章 精神文化的冲突/ 237
语言的扩散与灭绝/ 237
拯救母语/ 239
传教:压迫与受虐/ 244
日本的基督教传教/ 253
第八章 生态环境的激变/ 261
复制欧洲/ 261
大海雀、海狸与灭绝/ 264
文明膨胀与森林缩减/ 272
阿育吠陀:印度传统医学与西方植物学的融合/ 276
病菌的交流/ 280
结语 重写世界史:以希望之名/ 287
参考文献/ 291



精彩书摘

  最初的世界商人:波斯和亚美尼亚人
  从西亚和印度到中国的福建省,众多商业民族在海外建立了商业网。其中伊朗人的海外扩张虽然在亚洲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对我们却是陌生的。
  伊朗人早在12—13世纪起便开始移居印度,与此同时,商人们在印度各地定居,商业活动开始繁荣。商人们通过波斯湾,将中东地区和东部非洲与印度相连,并进一步向东南亚展开扩张。有关商人夸扎·穆罕默德·卡万·吉拉尼(Khwaja Mahmud Gawan Gilani)的研究表明,他的家人和堂兄弟们担任埃及、麦加和印度各地区的派驻官员后,进行了马匹和武器贸易。研究表明这虽然只是家族式企业,但商业的辐射范围却非常远。
  伊朗籍商人遍布亚洲各地。欧洲人进入亚洲以后,处理商业关系时经常面对的就是伊朗商人。欧洲人的记录多将伊朗人描写成“牢牢抓住伊斯兰教国家宫廷的波斯人”和“比任何印度人都傲慢的人”。在印度著名的钻石产区戈尔康达,伊朗商人在宫廷的庇护下垄断了钻石产业,并在缅甸和泰国的居留地建成后,扩大了伊朗与这些地区的贸易。伊朗商人们在泰国从事金属锡的生产和出口。泰国本是佛教国家,国王为了吸引伊朗商人,专为他们建造了伊斯兰教的寺院。由此伊朗商人影响力之大可略见一斑。
  伊朗商人的扩张绝不仅限于贸易层面,伊朗的政治家、军人、学者和文人深入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在文化层面上亦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在印度北部的莫卧儿帝国,波斯语成为了宫廷和统治阶层的用语,波斯美术和文学也成为了上流文化。因此,15—18世纪伊朗人大规模且不间断的移民在亚洲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既是亚洲诸国的形成期,同时又是海外贸易的扩张期。时至今日,历史学家常认为国家的建设依赖武力,同时是面向内陆的,且与商业活动无关。但最近的研究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例如指出了莫卧儿帝国也并未漠视商业,不仅本国商人大量进军海外市场,帝国政府为充实国库,也积极参与了国际贸易。
  伊朗人的事例表明商业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是紧密结合的。大流散是亚洲各地区相互影响的重要方式。日后欧洲人闯入亚洲的贸易网,抢占贸易据点,并以此为基础扩大其在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支配力,这一切也只不过沿用了过去的方式而已。
  亚美尼亚商人霍夫汉内斯的旅行
  在贸易大流散中,亚美尼亚商人霍夫汉内斯(司祭大卫的儿子)的旅行非常值得关注。这次商业旅行的账本现藏于葡萄牙国立图书馆手抄本资料保管室。这本44页的账本记录了霍夫汉内斯在1681年12月19日至1693年12月6日这11年(译者注:原文错误,应该是12年)间的活动。研究者通过这一资料获取了关于亚美尼亚商人活动及其商业网络的许多珍贵信息。
  霍夫汉内斯与其他两名出资人结成合伙关系,开始了前往印度的商业旅行。在这次商业旅行中,两名出资人出资250拖曼(toman,古波斯货币单位),由霍夫汉内斯进行实际的经营。关于利益的分配,他们协商决定霍夫汉内斯得1/4,两个出资人共得3/4。实际上,这次旅行更像是一次探险,因为它涵盖了无比广阔的地域。霍夫汉内斯从伊斯法罕出发,到达班达尔阿巴斯后又返回伊斯法罕,之后经由马赫、喀什噶尔、设拉子等地后重新回到班达尔阿巴斯。在此之后,他又游历了苏拉特、奥兰加巴德、喀什葛尔等众多亚洲城市,于1686年抵达西藏拉萨。他在拉萨生活了六年,最后途经印度回到了故乡。
  在这次旅行中,每到一地,霍夫汉内斯都会找到当地的亚美尼亚商人组织,进行商业活动以获取利润,然后用获取的利润继续旅行。他所经手的商品种类丰富,有大米、茶、瓷器、英国产望远镜、纸张、烟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各式各样的布料。在商品交易之外,他还进行货币交易。霍夫汉内斯能够进行如此长途的旅行,与亚美尼亚商业网络的广阔性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近代之初,亚洲的商业网已经是错综复杂了。
  郑和的远征:昙花一现的海洋帝国?
  最近针对中国、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等亚洲诸国的研究,均在强调这些国家都没有被禁锢在自己的领土内,而是具有强大的海上扩张能力。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明朝初年郑和的远征。郑和 是出身于穆斯林家庭的宦官,他奉皇命在1405年到1433年间七次横渡印度洋。8千吨级的大型船舶行驶于整个船队的中央,2-3万人分乘60余艘大型舰船和100余艘小船,共航行18万5千公里,这是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海上行动。如果某一天这种大型船队突然出现,人们将会切实感受到大明帝国的威严。
  特别是行驶于船队中央的旗舰,又被称为宝船、西洋宝船,或西洋取宝船,因运载着赐给各地统治者的物品和各地统治者献给皇帝的贡品,而有“宝物运送船”之意。最大的宝船长150米,宽60米,按照现在的标准衡量不知是否令人惊叹,但在15世纪的当时这不仅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船舶,而且比19世纪以前英国海军中最大的船只还要大3倍以上。
  郑和船队曾到达印度洋沿岸的30个国家,最远至非洲东海岸。马欢是与郑和同行的阿拉伯语翻译,航行中他看到了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不禁感叹“这个世界为何如此不同”。郑和记录下他曾到过“木骨都束”,虽然无法确定现在这里为何处(也许是马达加斯加?),但确信无疑的是该地位于非洲东海岸。在东部非洲基尔瓦阿布扎比清真寺的穹顶内出土了大量中国明代的古瓷器,说明这里与中国的贸易曾相当活跃。郑和远征中规模最大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远征,在44天中不间断地航行了5000公里,这种高速航行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目前我们所了解的郑和远征就不得不说是一项伟大的航海壮举,最近一位叫做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的前任英国潜水艇舰长,也是一位业余历史学家,他出版了一部惊世之作。他在书中指出郑和在1421年到达过包括美洲大陆在内的世界各个地区,并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利福尼亚等地建立了殖民地,甚至探访过玛雅文明,还在亚马逊流域进行过钻石交易。在历时两年半的时间里航行了数万公里,并且到过北极圈和太平洋,这即是孟席斯所谓的完成了伟大壮举的“1421年假说”。部分中国学者接受了这种假说,因为这可以为中国的历史增添光彩,但这却很难得到他国学者的承认。我个人持保留意见,因为他的主张仅建立在非常间接的推论基础上,缺少直接证据。当然支撑这一学说的绝定性证据说不定在某一天会突然出现。
  关于郑和远征一直存在一个疑问,那就是明王朝到底为什么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海上探险活动,其目的是什么?
  远征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这与明朝初年皇族间争夺皇权的斗争有一定的联系。明朝第三位皇帝永乐帝发动历时三年的内战,最终从侄子建文手中成功夺取了皇位。在南京变乱中曾发生激战,致使宫殿全部毁于战火。据传建文帝自杀,但他的尸身却未被发现。因此当时传言他已逃亡海外的各种流言蜚语盛极一时。郑和远征时声称的理由之一正是要寻找建文帝的下落。
  中国史研究的大家李约瑟认为除要寻找先皇的行踪外,郑和的远征还有如下六点原因。第一,向印度洋各地区的统治者彰显中国的威严。第二,让各国承认中国的统治权,并向中国朝贡。第三,鼓励中国的海上贸易。第四,搜寻奇珍异宝。第五,勘察海路及沿海防御等。第六,调查这些地区国家的实力。
  可事实上中国与印度洋国家间的商品交换早已存在,再重新主张鼓励贸易是远征的目的有些牵强。远征往往被强调是出于博物学的目的,果然只是为了将斑马、鸵鸟、长颈鹿等异国动物带回皇家动物园吗?这种下西洋的目的说也是值得怀疑的。因此,郑和远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仍旧是一个未解之谜。出现众多谜团的原因在于后来明王朝实施海禁政策以后,有意将郑和远征的记录销毁了。
  然而我们需要考虑郑和远征的性质问题。正如李约瑟所讲,一般情况下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主张中国的海外扩张采取的是和平手段。他们强调后期欧洲人在向海外扩张时常暴露出极度的残忍性、暴力性和基督教传教的排他性,与此相比较,中国的扩张并不存在武力征服和剥削,而是包容对方的文化。郑和一行的目的仅在向异国展示中国皇帝的威仪。最近中国常强调郑和远征等海外扩张的历史事件(试想一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之一正是郑和的帆船和中国文明向世界的传播),并着重指出采用的是和平手段,这与当今中国走向世界之意图是紧密相连的。
  当然事实上在郑和的远征中可以找到和平与宽容,典型证据是1409年郑和在斯里兰卡的加勒(Galle)立下的石碑。郑和为了对此次一帆风顺的航行表示感谢,开展佛事,并树立了纪念碑。碑文刻有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中文记录了郑和在航海人曾经许过愿的寺院中礼佛,泰米尔文记录了中国皇帝对印度教毗湿奴神的化身特那伐雷那延那的崇敬,波斯文则颂扬了真主安拉和伊斯兰诸圣。并且记录了向佛祖、毗湿奴和安拉各进献了黄金一千两、白银五千两和丝绸一百匹等大量的供品。在一块石碑上用三种文字颂扬了三种宗教的神,这应该如何解释呢?是因为不知道应该相信哪一位神灵而上的保险吗?不管原因如何,但可以看出中国没有要将自己国家的宗教信仰强加给其他亚洲国家的意图,更显现出宗教的宽容和实用主义的精神。
  但从整体上看,郑和船队不能仅仅说是非暴力与和平的。在第二次远征时击沉了十艘海盗船,在三佛齐国抓住了海盗头目陈祖义,将其押送回中国斩首,并在当地斩杀了数千名海盗。特别是第三次远征时,斯里兰卡爆发的武装冲突事件值得注意。斯里兰卡国王亚烈苦奈儿(Alagakkonara)率兵前来讨伐郑和,郑和成功反击,抓住了国王和朝臣,并押解回国。不过明廷对他们非常热情,改立邪巴来那为王之后将他们释放回国。针对这一事件李约瑟认为中国强调的是和平手段,但这一事件应视为出于下次航海安全的考虑。明朝是为了在此地区强化中国的影响力,而实施了高超的外交手段。因而很难将这一事件看成是单纯的和平主义。反而从两千名士兵闯入王宫,逮捕国王和朝臣一事来看,郑和船队是一支非常有实力的武装力量。
  那么基于此,就不应将郑和远征的意图单纯地视为和平外交或彰显中国皇帝的威仪,而应该看成是为了达到某种实际的目标而采取的行动。远征的结果是东南亚诸国成为了中国的朝贡国,而曾一度是海上强国的、位于爪哇东部的满者伯夷,在郑和船队到来后,其区域盟主的地位被中国取代了。中国将马六甲当成了新的盟友,马六甲与巨港和文莱一样,过去一直是向爪哇朝贡的国家。此时却依仗中国,很快成为了该地区的霸主。泰国曾设想通过控制马六甲来抑制中国的海上扩张,但在郑和的手下却大伤元气,不敢再图谋攻打马六甲。这些不就是大国在对特定国家进行保护的同时,通过改变势力的均衡来控制区域秩序的方法吗?因此,部分学者主张在这个时代中国业已成为了“海洋帝国主义”国家。
  可是中国却最终放弃了海洋而回归到了内陆。最重要的是因北方内陆地区一直饱受来自异族的威胁,国家内部也爆发了农民起义,再也没有能力耗巨资进行南洋远征了。迁都北京表明国家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北方。昔日曾主导海洋扩张的宦官势力在信奉儒家思想的官员面前没落了。
  结果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海禁政策的实施。宝船被拆作燃料,船员充当了建筑工人或普通士兵。甚至郑和远征的记录都被销毁。可见这是要将郑和完全从中国历史中抹除。中国标榜彻底的孤立主义,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将目光投向海外,只要在国内大力发展农业,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构建国家体系就可以了。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因而不需要从外界购买任何东西。这种态度致使中国被淹没在世界史的大潮中。
  华侨的命运:死亡与财富
  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常听说购买了中国华侨曾住过的房子,在修葺时从砸碎的墙壁里散落出金子。这是因为原来房屋的中国主人用攒下来的钱购买了金子,在家人不知晓的情况下藏到了墙里,晚年突发疾病,连家人都没来得及告诉就去世了。似乎生活十分困窘的华侨们只相信金子。据说韩国华侨也受到了非常残酷的压迫,生活艰辛。时至今日东南亚各地的华侨也常遭到剥削,甚至是屠杀。那么亚洲各地华侨群体在发展进步的同时,遭受残酷压迫的历史原因是什
  么呢?
  明代以前中国的海上交流非常活跃,特别是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居民常迁徙到亚洲各地,有时同乡相聚,从而形成了华侨社会。可是15世纪初期郑和远征以后,中国朝廷完全禁止出海,实施了将整个国家与海洋完全隔绝的海禁政策。这样华侨群体被割断了与祖国的联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处境凄苦。
  海禁政策是极其残酷的,未经允许而擅自出海被发现的话,必会被处以极刑。但中国人是绝对不会完全停止海上活动的。沿海地区居民一有机会就会将目光投向海外,并且一直与海外的华侨进行着秘密交易。这样纵使朝廷实施了海禁,在海外还是形成了小规模的华侨群体。但在海外贸易遭到遏制的情况下,秘密交易活动很难留下详实的文字资料,这对历史学家们来说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16—17世纪在马尼拉例外地形成了大规模的华侨群体。这个地区的历史可以告诉我们在亚洲的海洋上,中国与欧洲间发生了什么?
  菲律宾这一国名是根据西班牙王储菲利普(Felipe)(后来的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名字命名的,由此可知西班牙人欲将菲律宾作为殖民亚洲的跳板。西班牙人正在找寻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安全而便捷的据点,当他们得知在菲律宾的吕宋岛上有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存在时,便于1570年引兵来袭。第二年占领了该地区,并建立居留地,希望以此为据点与中国进行贸易。与中国开展贸易,需要中国商人和船只,因此他们积极吸引中国人迁居马尼拉。中国沿海地区的居民也希望避开朝廷的监管来进行海外贸易,西班牙的政策完全符合中国人的需求。在短短的30年间,马尼拉就聚集了无数的中国人,形成了当时规模最大的华侨群体。但是中国朝廷对百姓的海外迁徙却漠不关心。
  考察对倭政策便可知晓中国朝廷所持的态度。
  一般情况下,倭寇按活动时期可分为14—15世纪的前期倭寇和
  16世纪的后期倭寇。14—15世纪日本由于战乱频发和自然灾害导致粮食供给严重不足,沿海地区的人们沦为了盗贼。倭患波及了北起朝鲜半岛和山东半岛,南至扬州的广大地区。最终倭患在明王朝和朝鲜朝的顽强攻击下得以平息,可在明王朝实施海禁政策以后,倭寇再次卷土重来。但后期倭寇与上个时代的倭寇有着不同的性质。此时资本主义商业网络已遍布整个东亚,中国国内的各行业也都有很大的发展,并融入了这一商业网以谋取利益,周边国家的商人也同样希望与中国进行贸易。可中国仍在固执地坚守着海禁政策和朝贡贸易体系,中国、日本及周边各地区的商人都想摆脱本国的禁令进行接触。中方却将这些人都贴上了“倭寇”的标签,实际上从后期倭寇的情况来看,已不全是日本人,也不百分百是侵略了。事实上韩国也有关于所抓获的倭寇会讲韩国语的记录。特别是臭名昭著的海盗头目李麻鸿,又称林风,他就非常有可能是中国人,他纠结海盗团伙曾图谋征服马尼拉。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官吏访问马尼拉,与西班牙官员商讨过应对海盗之策。此时中方只讨论了镇压海盗的协作事宜,对华侨问题则毫不在意。由于定居海外的中国人数激增,西班牙望中方对该地区的中国人进行妥善管理。可中方却声明西班牙通过中国商人在进行中国与菲律宾,或菲律宾与其他东南亚地区间的贸易时,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即使利润增加,中方也绝不会干预。在这种完全丧失本国政府保护的情况下,国外的侨民有时会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16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与中国间丝绸贸易的增长,定居菲律宾的中国人也大幅增加。1600年前后往返于中国和马尼拉的船只达30多艘,居住在马尼拉吕宋岛的中国人也突破了25000名。中国人势力的过度增长引发了与西班牙人间的矛盾,结果导致在1603年该地区几乎全部的中国人被屠杀。25000名华侨中仅有500人生还,另有500人逃回了中国,其余均遭到了杀害!
  最让人吃惊的是,此事发生以后福建的居民再次前往菲律宾。人们会再次前往血腥杀戮之地真是令人费解。中国商船在此停靠,居住在当地的中国人也开始增加,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华侨数量再次达到了3万。然后悲剧又再次发生了。和以前一样,中国朝廷毫不关心,华侨不得不接受西班牙的管理和统治。双方矛盾再次激化,结果导致1639年居住在菲律宾的中国人约有2万名惨遭杀害。
  中国朝廷对海外华侨漠不关心,就连菲律宾境内中国人连续两次惨遭杀戮也置之不理。中国朝廷的立场是没有必要保护违反国法,逃往海外的人。在这种形势下,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是无法与出身于欧洲的商人、主教和军人竞争的。在拥有强大王权保护的西班牙人,通过国家与资本的紧密结合开展有组织商业活动的荷兰人,抑或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面前,中国商人只能通过个人的谨小慎微和商业技巧来支撑。可是宗族间的互助或华侨自治团体的保护网也无法避免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而且也很难构建起贯通辽阔海域的商业网络。虽然有一部分中国商人富甲一方,可重要的是他们不能自主建立和运用近代体制,而只能去参与他人建立的体制。
  近代海外扩张的关键取决于国家采取的方式和介入程度的深浅。成为世界海洋主宰的是国家主权与私人资本紧密结合的欧洲各国,而不是对海外侨民漠不关心的中国。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今中国政府重新认识到了全球巨额华侨资本的重要性,并欲将其作为全球扩张的重要一环。近来大力支持华侨史研究的初衷也在于此。
  ……

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
  《深蓝帝国——以海洋为中心的全球近代史》能被介绍给中国读者,我作为本书的作者感到无比荣幸。
  这本书从历史的角度探究了世界各文明通过海路互相碰撞、融合,并最终形成新的近代世界的过程。世界各地长久以来发展而成的各大文明圈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是通过陆路进行交流,但由于陆路交通的条件并不乐观,这种陆上交流必然是一个缓慢且坎坷的过程。换句话说,文明的成果如同渗透压现象一样缓慢地向周边扩散。中国的丝绸、印度的胡椒传往欧洲,马可?波罗等旅行家寻访中国和印度,印度的佛教传往亚洲各地,都经历了这一艰难的过程。
  直到15世纪之后人类世界才真正开始尝试相互碰撞、物资交换,开始了相互支配和冲突以及文化的交流。大洋航海之路一旦被打开,世界各大陆迅速实现了相互连结。海洋不再是交流的障碍,开始扮演起高速公路的角色。各文明圈和生态界的各要素向全世界扩散,我们生活的近代世界也随之经历了激变。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两个现象。
  首先是欧洲走在了这一激变的前列。最初世界海路的开拓毫无疑问是欧洲航海人的功绩,比如哥伦布到达了美洲,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之后欧洲人通过产业革命获得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并在这一力量的助推下成功实现了帝国主义的膨胀扩张。欧洲和它的后继者美国在这一过程中掌握了现代世界的霸权。欧洲掌握了世界霸权就意味着亚洲交出了主导权。现在历史学界普遍认为,19世纪之前以中国、印度为首的亚洲的经济水平并不逊色于欧洲,在更早的过去,亚洲的经济实力反而远领先于欧洲。这就意味着15-18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所指的并不仅仅是世界开启了海上交流之路,也是指一个历史潮流的引导者变更的时代。
  另外近代世界的形成并非欧洲的一己之力。毋庸置疑欧洲掌握了霸权,崛起为世界的绝对强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世界文明完全由他们独自创造。世界各文明圈长久以来累积的成果相互传播、融合并创造出了新的结果,也就是近代世界。综合上述两种现象可知,海洋航路的开拓致使世界各文明相互融合,并形成了新的世界秩序,而主导这一新秩序的欧洲最终掌握了世界的霸权。可以说世界历史的潮流具有两面性,本书中展现的那个时代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一方面极具暴力性和破坏性,另一方面又不乏建设性和创造性。
  细致冷静地探究这一重要时代的历史发展过程具有深远的意义。以史为镜,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应对现代与未来。时代在变化,21世纪的今天世界文明的结构和秩序都在重组之中,特别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惊人增长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亚洲的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欧洲和它的继任者美国主导世界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亚洲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这一变化会产生哪些结果呢?
  没有人能预测未来,但我们可以抱着美好的希望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亚洲文明拥有悠久的历史,对人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就是我们的希望。相比于帝国主义统治近代世界的暴力手段,我们更期望人类文明汇聚的优秀文化因素能够向其他地区传播,最终达到世界的共同繁荣。我不知道人类是否拥有足够的智慧能够实现这一愿景,但我希望对历史的研究可以对此产生或多或少的帮助。如果本书能够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思考上述问题的契机,我将感到无上的光荣。
  最后我要向本书的译者刘畅老师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表达衷心的感谢。
  朱京哲
  2015年2月







苍穹之痕:中古欧亚大陆的权力嬗变 (公元 800 - 1400 年) 一卷关于信仰、铁血与文明碰撞的史诗,探究中世纪晚期欧亚大陆格局的深刻重塑。 本书聚焦于公元 800 年至 1400 年这五个世纪,一个在地理上被视为“中古”的时代,然而其内部却酝酿着足以颠覆后世世界秩序的巨大能量。我们摒弃传统的线性叙事,转而从权力结构、思想文化、经济网络以及技术革新的多重维度,系统性地剖析这一时期欧亚大陆从相对分散走向初步整合的关键历程。 第一部:信仰的边界与帝国的残影 (800-1050 年) 公元九世纪,查理曼帝国的崩塌留下了权力真空,西欧陷入封建化的泥沼。然而,这并非一片黑暗,而是新秩序孕育的温床。本书详细考察了加洛林文艺复兴的遗产如何被修道院和新兴的世俗君主所继承,并着重分析了日耳曼诸王——特别是奥托王朝——如何试图通过“神圣罗马帝国”的旗帜,重新整合中欧的政治碎片。这一部分的叙述将深入探讨教皇权力的崛起,从君士坦丁堡的衰微中汲取力量,并阐释“双重权力”(教会与帝国)的张力如何塑造了西欧独特的政治生态。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方,中原地区正经历着唐朝的衰落与五代十国的纷乱。我们随后将视线投向中亚,深入考察回鹘汗国的瓦解与新突厥部落(如塞尔柱人)的崛起。塞尔柱人的东征不仅改变了小亚细亚的宗教版图,更直接触发了后来东西方文明的剧烈碰撞。我们特别关注伊斯兰世界在阿拔斯王朝中后期的“权力碎片化”现象,即地方埃米尔、什叶派法蒂玛王朝与逊尼派的军事强人之间复杂的三方博弈。这并非一个停滞的伊斯兰世界,而是一个在哲学、医学和数学领域持续创新的“黄金时代”。 在拜占庭帝国,尼基弗鲁斯二世和巴西尔二世的铁腕统治,暂时稳固了罗马的遗产。本书通过分析其军事制度(特别是“军区制”的僵化与演变),揭示了帝国在保卫安纳托利亚核心领土时所付出的代价,以及其与西欧在意识形态上的隔阂如何日益加深。 第二部:碰撞、融合与网络的重构 (1050-1250 年) 公元十一世纪中叶,地中海及近东的局势陡然紧张。诺曼人的南征、塞尔柱人的扩张以及罗马教廷的改革(如格里高利改革)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要驱动力。十字军东征并非一个孤立事件,而是欧亚大陆权力结构重组的必然结果。本书以批判性的视角审视了十字军运动,不仅关注其宗教狂热,更侧重于其对地中海贸易网络(特别是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兴起)所产生的长远影响。 在东欧,基辅罗斯在吸收了拜占庭文化和维京人的贸易路线后,形成了一个依赖于第聂伯河的松散联盟。本书探讨了罗斯诸公国在面对南方游牧民族和西方天主教势力的双重挤压下的生存策略。 本书的重点之一是丝绸之路的“复兴”与“异化”。随着中亚和波斯的政治碎片化,地方性的商业中心得以发展,但其安全性却依赖于区域强权的稳定。在宋朝的中国,技术创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活字印刷、火药的军事化应用以及成熟的纸币制度——这些成就为日后的文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但其内部的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 第三部:铁骑下的统一与帝国的再生 (1250-1400 年) 蒙古的西征是本阶段最具颠覆性的事件。我们不再将蒙古人的扩张视为简单的“破坏”,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强行连接了此前相对孤立的欧亚文明板块的“催化剂”。本书详细描绘了“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下,欧亚贸易和信息交流的空前繁荣,分析了如柏郎嘉宾、马可·波罗等旅行者的见闻如何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认知。 同时,本书也深入剖析了蒙古帝国解体后,欧亚大陆权力格局的再调整: 1. 伊儿汗国与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过程,及其对中东和东欧地区伊斯兰教传播的影响。 2. 元朝的统治与衰落:考察其如何将中国纳入一个跨大陆的政治体系,以及在 14 世纪中期因瘟疫和内部反抗而崩溃的机制。 3. 新势力的崛起:在西方,百年战争的早期阶段暴露了封建骑士制度的局限性,新兴的中央集权君主国(如法兰西和英格兰)开始探索更有效率的税收和常备军制度。在安纳托利亚,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早期扩张,标志着拜占庭最后挣扎的开始。 最后,本书以 14 世纪中叶席卷全球的“黑死病”作为收尾。瘟疫不仅仅是一场人口灾难,更是对既有社会、经济和宗教结构的彻底清洗,它加速了封建庄园制的瓦解,刺激了工资的上涨,并间接为后世的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提供了社会动力。 《苍穹之痕》 旨在通过对这一关键时期的细致梳理,揭示权力、信仰与技术如何在碰撞与融合中,为近代世界的形成铺设了复杂的、充满悖论的道路。这是一部关于欧亚大陆如何学会彼此认识,并最终在动荡中重塑自身命运的宏大叙事。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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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结构和叙事手法必须极具匠心,才能驾驭跨越四个世纪的宏大主题。我最看重的是作者能否将看似分散的海洋事件串联成一个有机整体,展现出“海洋争霸”这一核心概念是如何贯穿始终并不断演变的。例如,从早期的地理知识匮乏到后来的精密航海术的成熟,这种知识体系的迭代是如何支撑起帝国扩张的?我希望看到对不同阶段驱动力变化的探讨:是宗教热情、贵金属渴求,还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对原材料和市场的饥渴?我非常好奇,如果作者能引入经济史学的视角,比如对白银流入与欧洲通货膨胀的影响进行细致梳理,或是对比英法荷三国海军战略思想的细微差异,那无疑会提升这本书的学术深度。简而言之,我期待的不是一本简单的年代记,而是一部洞察权力、技术与地理之间复杂互动的宏大史论,能够解释“为什么是他们”以及“如何实现”这种蓝色统治的深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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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主题宏大的历史著作,地图和视觉资料的运用至关重要。虽然我无法在文字评价中看到书中的插图,但我可以想象,如果这本书没有高质量、信息量丰富的地图来辅助理解,那么对于读者来说,理解复杂的海上战略布局将会是巨大的挑战。我期待书中能有对关键海峡、战略支点(如直布罗陀、马六甲)的详细制图解析,清晰标注出不同时期各国势力范围的动态变化。文字描述再精彩,也难以替代一张清晰的战略地图来展示“控制海洋”的物理意义。此外,我希望作者在引用史料时,能够保持一种批判性的平衡视角,避免过度美化任何一方的扩张行为,而是客观地呈现不同国家在追求海洋霸权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及其付出的代价。这本书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在详实考据的基础上,提供一个既宏大又公正的海洋史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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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一本关于“时代”的著作,其对历史趋势的预判和对后世影响的论述是不可或缺的。从1400年到1900年,海洋霸权无疑塑造了现代世界的格局,包括全球贸易体系的构建和民族国家的崛起。因此,我关注作者如何为这个“海洋争霸的时代”画上句号,或者说,如何过渡到下一个时代。1900年临近时,蒸汽动力的崛起、电报通讯的出现,以及新兴强权(如德国、美国)的挑战,都预示着传统的风帆时代即将落幕。一个优秀的作者应该能清晰地勾勒出旧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萌芽,探讨海洋控制权的竞争如何从地理发现转向工业产能和技术革新。如果这本书能提供一个有力的论点,解释海洋主导地位的更迭如何直接导致了某个政治或经济范式的转变,而非仅仅停留在事件复述,那么它就超越了一般的历史读物,成为了一部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思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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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书名《深蓝帝国:海洋争霸的时代(1400-1900)》,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波涛汹涌的大海,以及那些试图征服海洋的雄心勃勃的国度。这本书的标题本身就充满了史诗感,仿佛能带人回到那个风起云涌的航海大发现时代。我期待的不仅仅是船只和战役的罗列,而是对权力转移、文化碰撞以及技术革新背后深层逻辑的剖析。我希望作者能够像一位技艺精湛的航海家,精准地描绘出15世纪初到19世纪末这段漫长历史中,各大海洋强权如何一步步建立起他们的蓝色霸权。这期间,地理大发现的激情、殖民扩张的残酷、贸易路线的争夺,无不牵动着全球的脉搏。如果能有对不同文明在海洋视野下产生的认知偏差和适应过程的细腻刻画,那就更妙了。想象一下,一个关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兴衰,或者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帝国如何用一张张贸易地图编织世界网络的叙事,光是想想就让人热血沸腾,迫不及待想翻开书页,潜入那段波澜壮阔的海洋史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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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对细节有要求的读者,我非常关注作者在描述具体历史场景时的“在场感”。海洋历史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真实体验的重构。我希望作者不仅仅是陈述“某某舰队出发了”,而是能够描绘出船员在南大西洋上忍受疾病和饥饿的煎熬,或是描绘出在热带风暴中与自然搏斗的真实情景。这种对个体经验的捕捉,能让冰冷的史实变得鲜活起来。例如,如果书中能穿插一些当时船员的日记片段,或者对造船技术的工艺细节进行生动的描述,哪怕只是几段文字,都能极大地增强代入感。那种在没有全球定位系统的时代,依靠星辰和经验校准航向的紧张感,是现代人难以体会的。所以,这本书如果能在宏观历史脉络之外,注重微观场景的立体化呈现,让读者仿佛置身于甲板之上,嗅到咸湿的海风和硝烟的味道,那将是一次无与伦比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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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收到,挺好的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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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推荐,很值得认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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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推荐的书单,据说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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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产品,好评一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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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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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来读读,可以打发时间又可以增加文化底蕴,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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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好的书,支持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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