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陈寅恪往事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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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守望：陈寅恪往事》回溯陈寅恪往事，展现他非同寻常的求学经历、艰苦的治学生涯、独特的治学方法、终身守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嶙嶙风骨和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全书从大量的历史细节中，还原出了一个真实的陈寅恪，解开了长期笼罩在他身上的种种谜团，诸如：他的文化性格的形成；各个时期所做的文化选择；婚姻及家庭生活；进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始末；究竟通晓多少门外语；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如何形成；受聘牛津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原因；香港沦陷后如何坚守民族气节以及如何脱险；与梁启超、王国维、吴宓、胡适、傅斯年、陈垣等民国文化名人的交往；如何奖掖、扶持劳干、周一良、邓广铭、蒋天枢、季羡林、唐长孺等学人；与国、共两党高层人物的关系；同郭沫若、杨荣国等人之间的学术分歧；1949年为何留在大陆及以后所受到的“国宝”待遇；斯大林是否读过他的著作；“四辞”进京之邀的经过；1949年以后的出版风波，1958年受到的政治冲击及其弟子们的不同表现；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迫害；与叶恭绰、瞿蜕之、龙榆生、朱师辙等“边缘学者”的交往；其终生的学术遗憾及其原因。全书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揭秘显隐，澄清坊间一些似是而非、可爱不可信的传闻，并从陈寅恪一代人的遭遇，展示出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和一代中国学人的命运。可以说，读懂了陈寅恪，就读懂了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

作者简介

吴定宇，生于1944年，四川岳池县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过《中山大学学报》主编、编辑学与出版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在学术团体中担任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理事、郭沫若研究学会理事、广东高校学报研究学会会长、广东期刊学会副会长等。出版专著、合著九种，在海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代表作有《论鲁迅与胡适》《巴金与中外文化》（合著）《学人魂——陈寅恪传》《抉择与扬弃——郭沫若与中外文化》《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主编兼撰写）等。

目录

自序读懂了陈寅恪，就读懂了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史
第一章 治学之路
一 陈氏文化圈
(一)书香世家
(二)幼承家学
二 负笈远游
(一)走出国门
(二)欧美留踪
(三)“读书种子”
第二章 清华岁月
一 初入清华
二 为人师表
三 哲人其萎
四 初探硕果
(一)勤勉治学
(二)后来居上
第三章 万里烽烟
一 北平沦陷
二 漂泊无依
三 应聘牛津
四 浩然正气
五 转徙西南
(一)流寓桂林
(二)执教成都
(三)再进清华
六 再探硕果
第四章 康乐风雨
一 岭南定居
(一)留在大陆
(二)四辞返京
二 “国宝”礼遇
三 事出有因
四 风雨袭来
第五章 桑榆暮景
一 风雨过后
二 外地来客
(一)政要来访
(二)最后一面
(三)两位学生
三 出版风波
四 在劫难逃
五 身后之事
六 三探硕果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读书种子”

陈寅恪的表弟俞大维（1897—1993）先到哈佛大学留学，专攻数理逻辑，兼学梵文、佛学等学科。经俞大维介绍，刚到美国的陈氏认识了小他四岁的吴宓。

吴宓（1894—1978），陕西泾阳县人，自幼聪明过人，勤奋好学，学业成绩优异，1910年，十七岁时就考取陕西“游美第二格学生”，名列前茅。年底赴京，进入专门培养留美预备生而办的清华学堂复试，又从全国送来参加复试的近三百考生中脱颖而出，高中“榜眼”——为这批留美预备生中的第二名。1914年底，吴宓的嗣父、曾任甘肃副都统的仲旗公吴建常，忽遭甘肃省省长张广建的构陷。张广建向袁世凯密告，吴建常与国民党要人于右任是心腹之交，又与南方革命党和北方宗社党有来往，遂被袁世凯批准拘押。正在清华学堂读书的吴宓心急如焚，四方奔走，设法营救。此时俞大维的大伯父——也就是陈寅恪的大伯舅俞明震，正在北京平政院肃政厅肃政使任上。1915年，俞明震弹劾了张广建，对吴建常脱离缧绁之苦，起到了促进作用。

吴宓对参与营救嗣父的人心怀感激，到哈佛大学后，在感情上对俞明震的侄子俞大维很亲近。再加上俞大维本来就是一个用功读书的留学生，吴宓和他认识后，很快就成了朋友。在平时的交谈中，俞大维多次谈起过陈寅恪，对其博学与通识十分佩服。所以，吴宓与陈氏刚认识就有一见如故和相见恨晚之感，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知己。经过交谈，吴宓就已“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友人，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吴宓诗集》，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46页。1919年3月2日，吴宓应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会邀请，作了题名《〈红楼梦〉新谈》的演讲。《红楼梦》也是陈寅恪所喜爱的中国古典小说之一，所以，他也去听了这场演讲。吴宓的演讲显然引发了陈寅恪的感慨，于是其在3月6日写了首《〈红楼梦新谈〉题词》赠给吴宓。

吴宓得到这首诗很高兴，他认为陈寅恪的人品、学问、识见，都高于自己和周围的中国留学生，能和这样的学人交朋友，乃人生一大幸事。所以，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兴奋地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吴宓日记》（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页。吴宓愈和陈氏交往，就愈为陈氏的学识和人格魅力所吸引，常在日记中写下对陈氏的评价和陈氏对他的启发。比如，在1919年4月25日，他就记下如许话语：“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钦佩至极。古人‘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陈君谓，欲作诗，则非多读不可，凭空杂凑，殊非所宜。又述中国汉宋门户之底蕴，程、朱、陆、王之争点，及经史之源流派别。宓大为恍然，证以西学之心得，深觉有一贯之乐。为学能看清门路，亦已不易，非得人启迪，则终于闭塞耳。”同上书，第28页。于是吴宓与陈寅恪从此结为倾心吐胆的深交，成为终生不渝的朋友。

吴宓同陈寅恪一样，酷爱中国诗歌，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吴宓诗集》中所收录的是他从十五岁(1908)学习写诗的吟咏之作至老年的诗歌作品。因此，他们常在一起谈论各自对诗歌的见解，互相启发，相得益彰。一有新作，便互相传观，互相评点雅正。当时陈寅恪有一怪癖：把写好的新作先给吴宓看过，当场即撕成碎片，不让抄录保存。殊不知吴宓记忆力惊人，他把陈寅恪的手稿过目默记下来，而后写进日记之中。陈寅恪早年所写的《无题》、《影潭先生避暑居威尔士雷湖上戏作小诗藉博一粲》、《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八年夏季第二号读竟戏题一绝》等诗，都是经吴宓在日记中记录而保存下来的。这些诗作，不但反映了陈寅恪留美生活的一个侧面，而且还展现出其性格中富有风趣、幽默的一面。陈寅恪也知道吴宓有过目成诵的本领和很高的文学鉴赏力，以后每有新作，几乎都要先给吴宓品味。

陈氏去世后，在其后人所编辑的《陈寅恪诗集》中，不少佚诗如《春日独游玉泉静园》、《寄傅斯年》、《吴氏园海棠二首》、《蓝霞》、《蒙自南湖》、《七月七日蒙自作》、《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庚辰元夕作时旅居昆明》、《壬午元旦对盆花感赋，太平洋战起困居香港时作》、《壬午五月发香港至广州湾舟中作，用义山无题韵》、《寄题朴园书藏》、《目疾久不愈书恨》、《夏日听读报》等，均录自吴宓日记。有些诗作，如《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玄菟》等，正是由于吴宓在诗末加了附注，注明了陈氏写诗时的语境、心境和用意，才为后来读者准确理解这些诗作的意蕴和诗人真实的思想感情，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从而避免了误读。

饶有意思的是，陈寅恪虽然出身世家，但生活并不讲究，穿着也很随便。当时在哈佛求学的中国学生不少，周一良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洪畏莲先生，曾在哈佛大学校园见过陈寅恪，“看见一个中国学生口诵中国诗歌，来回朗诵。这位学生的衬衣整个都露在裤子外边。大家都知道，从前西方穿衣服，衬衣后部因很长而应塞入裤子里面，露在外面是一种不礼貌、非常可笑的行为。洪先生看到的这人有些奇怪，就问别人此人是谁，别人告诉他，这是哈佛大学很有名的一个学生，叫陈寅恪”周一良：《我所了解的陈寅恪先生》，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毫不奇怪，陈寅恪的心思都用在读书上，生活细节难免会有些落拓不羁。

如果不购书，陈寅恪完全可以凭官费过上比较宽裕和舒适的生活。但是，他认为读书须先识字，而识字就得读书。所以他爱书成癖，时常同二三友人，如俞大维、梅光迪等，结伴去波士顿城里买书。新书价高买不起，就去淘旧书。由于陈氏中西文化基础扎实，很会挑选自己所需要的书；再加上他去旧书店的次数多了，懂得旧书交易的行情，往往用不多的钱，就能买到有价值的好书。因此，他每次逛旧书店，都会满载而归。在哈佛不到半年，他的藏书已足够可观了。吴宓的日记见证了他的购书活动，“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吴宓日记》（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5页。。陈氏还多次劝吴宓，国内图书馆外文藏书少，需要时查找就很困难，非得自己购买不可。现在不随时零星购买，回国以后，就不容易买到这些西文书籍；而且将来恐怕也没有力量再到这里购买了。吴宓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在他们的带动下，也开始从每月的生活费中挤出一些钱来买书。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就比较拮据了。三立老人知道了陈寅恪和远在法国留学的陈登恪在经济上的窘状，写下“为忆二雏羁绝域，长饥谁挂杖头钱”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李开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2001年版，第617页。的诗句，表达自己的担忧。当时约有两千多中国学生在美国各地留学，在哈佛大学也有五六十个中国学生。相当多的中国留学生，缺乏理想和上进心，无非在美国读读大学混混日子；或者弄一张大学文凭，好回国赚钱发财。像陈寅恪那样省钱买书、刻苦读书、矢志报国的学生，属凤毛麟角。

据《吴宓日记》记载，在哈佛大学，陈氏读书之余，时常同一些留学生纵谈古今，横论中西，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和建设以及中外的社会等问题。如何复兴中国文化或者建设一种新文化？在美国不同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中，展开过热烈的讨论。由于各自的见解不同，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学派，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主张全盘输入西方学理，取代中国固有的传统观念，再造中华文化。胡适以杜威的实验主义和进化论为观照，从改革中国文学的语言文字入手，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在国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运动，成为国内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并且把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

另一派则是以陈寅恪、吴宓和梅光迪等为代表的哈佛学派。他们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也在认真地思考和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主张保持人性的优点和文明的精华，高度评价中国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思想。他认为只有儒家学说，才是对抗现代资本主义物欲与非理性化的重要思想武器，因此十分推崇儒家文化思想。在白璧德的启迪下，他们对胡适、陈独秀等人所采取的抨击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持强烈反对态度。吴宓、梅光迪等回国后，创办《学衡》杂志，秉承“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批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发表了许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的文章，成为中国文化稳健派的重要文化阵地。陈氏虽然没有参与学衡派的活动，但在哈佛大学与吴宓多次讨论过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他的文化主张深深地影响了《学衡》杂志的主编吴宓，从而影响了《学衡》杂志的办刊方向。

吴宓在1919年8月31日、12月14日等几天日记中，记下了他们讨论的要点。与胡适等中国留美学生不同，陈寅恪不但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而且也看到了它们的同构性和相似性，异中有同，于是努力寻找中西文化相交融的契合点。他比较中西文化的长处和短处说：“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吴宓日记》（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0—101页。他发现，“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性习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美人则与吾国人，相去最远，境势历史使然也”同上。。当时国内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胡适、陈独秀、鲁迅等高擎批判大旗，正猛烈地向家族制度和传统伦理道德开火。陈寅恪却对此大加肯定：“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同上书，第102页。他注意到西方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与中国文化相似的地方，“西洋最与吾国相类似者当首推罗马，其家族之制度尤同”同上书，第58页。。在这个问题上，他显然不赞成一笔抹杀中国家族制度和传统的伦理道德，纠正了胡适等人立场的偏颇。

对于中国古代哲学，陈寅恪的评价则不高。吴宓在日记中记下他的话：“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余如管、商等之政学，尚足研究；外则不见有充实精粹之学说。”《吴宓日记》（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2页。陈寅恪的这个看法是否偏激，今天尚可讨论，但他并不因此贬低或者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需要引进外来文化，取长补短，而从印度输入佛教特别重要。他看到佛教的传入与流布，恰好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和缺陷，使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出现了勃勃生机，“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同上书，第103页。。一些在美国的留学生和国内的新潮学人，积极鼓吹全面接受西方文化思想，日后甚至还出现“全盘西化论”的论调。他们缺乏陈寅恪那样广博精深的宗教文化知识，没有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基因就是基督教文化，而欧洲的基督教又与政治关系紧密，牵入了政治斗争。陈寅恪独具慧眼，既看到了基督教文化光辉灿烂的一面，也看到其在发展过程中野蛮血腥的另一面——一千多年来，欧洲各宗教派别，互相仇视，基督教对异教徒尤其残毒倾挤，酷刑杀害，甚至不惜血战百年，使生灵涂炭。基督教排斥异己，诸多行事与中国礼俗文化的宽容大度精神，是相违背的。于是他从学理的高度断言：“耶教（即基督教——作者注）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立国之精神亡。且他教尽可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为甚。决不能容他教。谓佛、回、道及儒（儒虽非教，然此处之意，谓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问其信教与否耳）。必至牵入政治，则中国之统一愈难，而召亡愈速。此至可虑之事。今之留学生，动以‘耶教救国’为言，实属谬误。”同上书，第103—104页。

陈寅恪比一般留美学生高明的地方，就在于能异中求同，发现古今中外，“盖天理SpiritualLaw人情Human Law，有一无二，有同无异……则吾国旧说与西儒之说，亦处处吻合而不相抵触”同上书，第59页。。在他看来，天理与人情便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契合点，于是他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过程中，一直坚守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基本立场，主张输入西方学理和新的知识，取彼之长，补己之短。他说：“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所以，天理人事不仅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契合点，而且还因其所具有的普世价值，应成为救中国之道。他由此出发，批评留学生和国内目光短浅之士，重实用而轻精神，重眼前而无远虑，只图从西方输进所谓科学技术，而忽视吸收西方文化思想精神的弊病。他发出警告：“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吴宓日记》（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1页。陈氏当时的远见卓识，也远非常人所能与之比肩。

陈寅恪的真知灼见，对吴宓启发极大。他不但完全赞同陈氏的观点，在日记中做了详细的记载，而且回国之后，在他主编的《学衡》杂志上，大力刊登文章，介绍西方文化思想和思潮，比如在西方风行一时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等。他自己也就如何建设20世纪中国文化的问题，撰文发表看法：“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变，东西皆同。”把新文化的名称，界定为“似西洋之文化之别名”。在这个前提之下，他指出“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从而坚决主张把“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的孔孟人本主义，与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类的哲学，融会贯通，撷精取粹，以使“国粹不失，欧化亦成”。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第4期。显而易见，吴宓的文化思想，深受陈寅恪的影响；《学衡》杂志，基本上体现了陈寅恪的学术文化主张。

今天看来，在20世纪开始的一二十年，众声喧哗，胡适、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新时代，功德无量。但另一方面，他们对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批判与否定，也不无偏颇之处。《学衡》派的领军人和主要骨干成员，多是留美归国的青年学人。他们在国外也从西方文化思想中汲取过营养，指导他们的新人文主义，即使在西方，亦是很时兴的文化理论。如果说胡适等激进派以杜威的实验主义为观照去研究中国文化，所提出的主张就是革命的、先进的；而学衡派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指导去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就是保守、守旧的，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公允。虽然陈寅恪、吴宓等人的观点与胡适、陈独秀们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他们从不同的方位，以不同的中西文化思想为观照，通过不同的途径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和建设等问题，实在难能可贵，值得肯定。而且他们的观点，正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偏颇。如果说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一派，那么陈寅恪、吴宓等人就是稳健一派。

事实上，在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哪怕是最激进的人，也不可能完全割裂传统。几年以后，新文化阵营内部的一些健将，都陆续回归传统，以西方文化理论为观照，整理、研究起中国传统文化来。比如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给青年学生开列了大批古籍书目，以及他自己对《红楼梦》、《水经注》等方面的研究；陈独秀对中国古代文字的研究；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等，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为中国新诗开辟了发展新天地的郭沫若，日后也写了不少旧体诗词。而且中国素有在客厅里挂中堂的习惯，直到现在，题写在中堂上的大都是古诗、古词或格言名句，足显文化传统生命力之旺盛。可见当年陈氏和吴宓之间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他们的看法的确具有先见之明。

陈寅恪此次到欧美留学，正值国内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安之际。特别是他在柏林大学留学期间，江西省教育厅的官费经常停寄。再加上弟弟登恪自1919年由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后，也到巴黎留学，家中实在无力在经济上再继续支持他们了。他们也同傅斯年（1896—1950）、罗家伦（1897—1969）等留学德国的中国学生一样，在经济上穷得叮当响，吃得很简单，常常是有一顿无一顿，处于半饥半饱状态。陈氏有点钱时，便慷慨周济别人，有“福”同享。没钱时，也不像其他留学生那样，四处告贷。宁肯饿饭，也不愿开口向人去借，有困难就自己设法克服。后来，陈氏对家人谈起过这一时期的艰苦生活，给女儿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由于国内军阀混战，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但他仍潜心苦读。“除听课外，常整日在图书馆阅读，仅带一点最便宜的面包充饥，全天不进正餐”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6页。。由于德国人不喜欢吃猪内脏，所以猪内脏特别便宜。据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回忆，陈寅恪是苦学生，上饭馆吃饭，为了省钱，每次总点价钱最便宜的炒腰花。有一次他和俞大维请赵元任夫妇看德国歌剧，“他们两个人给我们两个人送到戏园门口就要走，我问你们不看吗？我心里想他们为什么对我们这样轻看，大维笑笑，寅恪就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是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我们心里又感激又难受”杨步伟：《杂忆赵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页。。

陈氏涉猎面广，无书不读，爱书如命。即使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时，无论生活条件多么艰苦，都改变不了他酷爱买书、藏书和读书的习性。1923年初，他从一家中国报纸上，获悉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印《大藏经》的消息，便马上给国内的妹妹陈新午写信，请妹妹为他筹款，代购此书。他在信中对妹妹吐露心曲，他之所以久留国外，就是因为外国图书馆有国内图书馆无的《大藏经》一类藏书。藏文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目前尚未见到中文译本，如果现在归国，那他刚刚着手的研究就半途而废、前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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