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的流动：闽北山区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事（1644-1949） [The Flow of Tea: The Material, Space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M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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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17世纪开始，最早由我国闽北山区流入西方世界的茶叶，是导致近代中西冲突与社会变革的关键性物质之一。在近代闽北山区以茶叶产销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包含着两股文明之流的逆向流动：一方面是中国茶叶向西方世界的传播，尤其是武夷红茶（Bohea）在英国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在原产地崇安县，英国人对正山小种（Lapsang Souchong）的热捧，调整和重塑了闽北山区的空间结构及当地人的文化图式；另一方面，来自于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制度作为一种“文明”产物自晚清以来就对传统中国造成巨大冲
　　击。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建设进一步在基层社会中展开。当地的各种势力群体在对茶利、茶捐、茶权的反复商榷和调适中，都充分运用了民族一国家话语，在体制内寻求解决问题的渠道，因此这也是一个现代国家政权在地方社会逐步建构的过程。此外，在以茶叶为物质媒介的东西方跨文化比较中，笔者还对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技术”一词进行了反思。
　　综上所述，在近代闽北山区以茶叶产销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发展过程中，构成区域社会动态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并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网络的形成，它还同时受到本地的历史叙事、海外市场对武夷茶“意义”的重塑、社区中的仪式传统、王朝国家力量、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博弈等各种综合性因素的影响，因而必须将这一过程置于王朝、国家、政治、经济、民俗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来加以把握。

内容简介

　　17世纪以来，最早由我国福建省武夷山流入西方世界的茶叶，成为导致近代中西冲突与社会变革的关键性物质之一。在近代闽北山区以茶叶产销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包含着两股文明之流的逆向流动：一方面是中国茶叶向西方世界的传播，尤其是武夷红茶在英国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在原产地崇安县，英国人对正山小种的热捧，调整和重塑了闽北山区的空间结构及当地人的文化图式；另一方面，来自西方的“民族～国家”体制，作为一种“文明”产物对帝制中国造成了巨大冲击。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建设逐步在闽北乡村社会中展开。当地的各种势力在对茶利、茶捐、茶权的反复商榷和调适中，都充分运用“民族一国家”的话语，在体制内寻求解决问题的渠道，因此这也是一个现代国家体制在地方社会逐步建构的过程。《茶叶的流动：闽北山区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事（1644-1949）》通过对明朝以降闽北山区茶叶贸易网络的追踪，展现了区域社会在受到本地的历史叙事、海外市场对武夷茶“意义”的重塑、社区中的仪式传统、王朝国家行政力量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作者简介

　　肖坤冰，四川资阳人，毕业于厦门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为西南民族大学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区域社会史、物质文化研究、旅游人类学等。曾在《民族研究》《民俗研究》《世界民族》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著有《人行草木间：贵州久安古茶树历史人类学考察》。

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
导论
第一节 相关学术史回顾
第二节 武夷茶的研究意义
第三节 研究视角与分析架构

第一章 闽北山区的地理生态与社会文化背景
第一节 地理生态与环境
第二节 闽北的水系网络
第三节 想象与现实：神话与地方志中的武夷山

第二章 正与外：闽北山区的空间结构
第一节 正岩／外山：武夷岩茶的空间结构
第二节 正山／外山：正山小种红茶的空间结构
第三节 “香”的世界与武夷山人的文化图式
第四节 小结：何之谓“正”

第三章 一种新的意义的获得：域外的武夷茶
第一节 武夷茶在俄罗斯：一种新的本真性的获得过程
第二节 武夷茶在英国：从正山小种到Lapsang Souchong
第三节 事件与结构：顶级“正山”之“金骏眉”
第四节 小结：茶叶的传记与文化范畴的再生产

第四章 岩茶产制中的“技”与“术”
第一节 书写历史与口述历史：武夷岩茶（乌龙茶）
制作技术之发明
第二节 采茶前的仪式：喊山
第三节 武夷岩茶的制作工序（初制）
第四节 社区中的仪式与传统
第五节 小结：对传统手工“技术”的反思

第五章 茶产之争与地方社会变迁
第一节 追根溯源：武夷山中的茶僧、茶商与茶工
第二节 “茶禁碑”：晚清闽北乡村社会中的“经纪”治理
第三节 寺产与公产之争
第四节 小结：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的建构

第六章 结论
附录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汉武帝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派兵消灭闽越国，焚闽越国都城（今武夷山城村尚存遗址），迁军民于江淮之间；后又于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祀武夷君用乾鱼”，借以安抚当地民众。②南唐李后主曾派官员专程到建安设立供皇帝享用的龙焙，于是建安有了龙焙的专焙。
　　从闽北山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史的视角来看，汉朝是闽北山区经济开发的一个转折点。虽然早在秦统一中国时，武夷山已被纳入闽中郡的管辖范围，但这并不表明福建已经进入与中原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至汉武帝时，仍“以闽越僻外”，诏迁其民于江淮，以虚其地。但这只是暂时现象。不久，逃避迁移的人即返回，继续开发福建的部分地区。比较大规模的开发是在东汉末年——部分汉族移民入闽之后。汉族移民有较丰富的生产经验，带着中原的先进技术、工具，从闽江上游山区进入福建定居，闽北山区成为福建的第一个开发区。③
　　从当地的社区发展史来看，崇安县最初形成雏形是在后唐时期。后唐（923-936）时，现属武夷山市的区域原归建州建阳县管辖。官至左千牛卫上将军的邑人彭迁归隐后，召集乡人在现名为崇阳溪以东的潺口开荒垦田，凿湖筑坡，凡90处，灌田2000余顷，命名为新丰乡，这是崇安县最早的建筑雏形。为此，新丰乡现仍为崇安县的民间泛称。
　　宋至道年间（995-997），开始建县署于营岭（现城关的中心区）。咸平元年（998），建阳的上梅、下梅、会仙、将村、周村等六里划归崇安。元丰五年（1082），建阳的从政、籍溪、五夫、建平、丰阳、节和、长平等七里又划进崇安县境范围之内。此时，连同城关的四隅里、南乡的黄柏里和西北乡的石雄里、吴屯里、石臼里、大浑里，共计19个里，形成当时崇安县的全部境域，一直沿袭到清代。④
　　由此可见，从汉到宋的一千多年间，正是闽北山区由地处帝国边缘的荒僻之地逐步被开发并纳入到中央王朝金字塔式的统辖系统内的一段历史。在这一时期，中原移民不断迁入闽北山区，与当地闽越族人杂居，也将中原的生产技术、文化、礼教观念等带到了闽北山区。在中原文化进入闽北地区这一历史过程中，当地特产武夷茶也由一种生长于僻远之地的“生茶”经由历代文人的“书写”而逐步转化为“熟茶”。武夷茶由“生茶”到“熟茶”的转化过程，同时也是历代中央政权不断扩张其控制范围，不断将帝国边陲“文而化之”的过程。①
　　苏轼曾在另一首《荔枝叹》中写道：“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苏轼在诗后自注：大小龙茶，始于丁晋公，而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日：“君谟士人也。何至做此事！”②按据山志注：“王明府梓日：考建安北苑设官焙自唐历宋，皆不涉武夷，以此山地隘，所产本无多也。初贡武夷者为平章高兴，而旧志云自蔡襄始矣，冤矣！”大小龙团为宋朝时贡茶，官焙设在建瓯，因此一般大小龙团与武夷茶并无多大关系。武夷茶入贡史实，见《武夷山志》御茶园之设，载之甚详。“元至元十六年，浙江省平章高兴武夷，制石乳数斤人献。十九年，乃令县官莅之，岁贡茶二十斤，采摘户凡八十。大德五年，兴之子久住为邵武路总管，就近至武夷督造贡茶。明年创造焙局，称为御茶园。”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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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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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尽管“茶道”这个词从唐代至今已使用了一千多年，但至今在《新华词典》、《辞海》、《词源》等工具书中均无此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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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属于东方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在于东方文化往往没有一个科学的、准确的定义，而要靠个人凭借自己的悟性去贴近它、理解它。早在我国唐代就有了“茶道”这个词，例如，《封氏闻见记》中：“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唐代刘贞亮在《饮茶十德》中也明确提出：“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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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唐朝《封氏闻见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是现存文献中对茶道的最早记载。唐吕温在《三月三茶宴序》中对茶宴的优雅气氛和品茶的美妙韵味，作了非常生动的描绘。在唐宋年间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饮茶仪程都已很讲究，有了一些约定俗称的规矩和仪式，茶宴已有宫庭茶宴、寺院茶宴、文人茶宴之分。对茶饮在修身养性中的作用也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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