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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十八大之後，進一步深化改革已經形成共識，但是下一步改革的目標是什麼？政治體製和經濟體製改革的具體路徑如何？將關係到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這也是全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十分關注的問題。

內容簡介

　　2010年中央編譯齣版社為瞭總結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展望我國未來的發展前景，特邀請瞭中外專傢17人，就中國未來30年這個話題進行瞭筆談，並於2011年初齣版《中國未來30年》一書，齣版後受到國內外廣泛關注，除瞭齣版英文版以外，日本、韓國等國多傢齣版社購買瞭版權，國內許多省市列為乾部必讀書目。 中國的改革開放，可謂是披荊斬棘，波瀾壯闊，也是道路坎坷，暗湧不斷。雖然在充滿懷疑的眼光中取得瞭輝煌的成績，但麵對未來，仍然有不少質疑的聲音，這也許是大傢為什麼如此關注中國未來的原因。
　　在彷徨之中，十八大的勝利召開，達成瞭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共識，但改革的道路到底怎麼走？政治體製如何改革？經濟體製如何進一步改革？改革的路徑到底如何？都是擺在這一屆政府和全國人民麵前的一道道難題。為此，中央編譯局科研處選錄瞭國內外20位著名專傢學者的論述，從政治、經濟、文化、法製等方麵對中國未來的改革齣謀劃策，齣版瞭這本《改革共識與眾位未來》，或許能夠為大傢提供一個思考的角度，為未來的改革發展提供一種可能的思路。這些學者有吳敬璉、俞可平、高尚全、樊綱、李稻葵，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新加坡著名中國問題專傢鄭永年等，都是國內外一流的學者，他們的觀點具有一定的代錶性，相信也一定能對社會各界具有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信息化專傢谘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改革》、《比較》、《洪範評論》雜誌主編；復旦大學著名校友、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1984～1992年，連續五次獲得中國“孫冶方經濟科學奬”。2003年獲得國際管理學會（IAM）“傑齣成就奬”；2005年榮獲首屆“中國經濟學奬傑齣貢獻奬”。

　　俞可平，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德國杜伊斯堡大學名譽博士，哲學和政治學雙學科博士生導師。 現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中央編譯局全球治理與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凱風政治發展研究所所長，中央馬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經典作傢基本觀點研究”課題首席專傢，“中國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研究與奬勵計劃”總負責人。

　　芮效儉（J. Stapleton Roy），美國外交傢，1991年至1995年間任美國駐華大使。現任基辛格谘詢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 Inc.）的副主席和霍普金斯-南京谘詢委員會（Hopkins-Nanjing Advisory Council）的副主席。

　　孫立平，清華大學社會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2006年被《南風窗》評為“為瞭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奬”。

　　李稻葵，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Freeman經濟學講席教授， 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原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金融係主任，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CCWE)主任。

　　鄭永年，博士，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國際中國研究雜誌》（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編，羅特裏奇齣版社（Routledge）“中國政策叢書”（China Policy Series）主編和世界科技書局（World Scientific）“當代中國研究叢書”（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編。其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主要興趣或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國際和地區安全；中國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國傢轉型和社會正義；技術變革與政治轉型；社會運動與民主化；比較中央地方關係；中國政治。

目錄

王長江：深化改革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
趙 曉：下一步改革關鍵詞：全領域新改革
高尚全：強調“中國模式”可能誤導改革
孫立平：也談改革共識
吳敬璉：經濟體製改革的方嚮
樊綱：還要多少年纔能抵達河對岸
李稻葵：中國需要什麼樣的經濟改革
俞可平：增量民主與政治改革
芮效儉：代際更替、經濟發展和中國的政治改革
遲福林：改革的新形勢與頂層設計
陳傢剛：政治體製改革迫切需要頂層設計
鄭永年：中國政治改革的理想路徑
王貴秀：衝破極左阻力，推進政治體製改革
瀋寶祥：弊端與良方：論政治體製改革的迫切性
李步雲：法的人本主義
郭道暉：中國法治發展：雖有缺憾但奮力嚮前
江 平：中國法治麵臨的睏境與突破
徐昕：司法改革：漸進中積纍量變
竹立傢：意識形態如何引領結構性改革方嚮——關於中國社會的現代性思考
貝淡寜：儒教與政治文化

精彩書摘

　　深化改革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
　　王長江
　　王長江，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黨建教研部主任，中央黨校世界政黨比較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世界各類政黨運行機製的比較和中國共産黨建設問題的研究，主要緻力於把政黨比較研究拓展到黨的建設領域，並在該領域主持開創瞭世界政黨比較研究學科。
　　改革正在進入攻堅階段。一方麵，改革開放事業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另一方麵，改革已經觸及越來越多深層次的問題，處在不進則退的關鍵時刻。充分認識改革的艱巨性、復雜性，強化使命感，義不容辭地擔當起曆史責任，以巨大的、“壯士斷腕”的政治勇氣推進改革，越來越成為時代嚮執政黨提齣的新要求。
　　怎樣看待今天的改革？
　　我們今天麵臨的改革，無論是在深度上，還是在廣度上，都是過去任何時期、任何階段所無法相比的。在改革起步階段，可以把復雜問題放一放，先解決最迫切的問題，這完全符閤改革的邏輯。畢竟改革本身不是目的，發展纔是硬道理。經濟發展首當其衝，是其他方麵發展的前提。不過，當時那些繞過去的和放在一邊的問題並不會因此而消失，這也是事實。今天，這些問題積纍起來，擺在瞭我們麵前，已經躲不開，也繞不過，改革的“攻堅戰”即將開始。能不能正視這些問題，直接考驗著執政黨的能力。
　　概括起來，今天我們麵前的問題有三個特點。
　　其一是縱深性。今天能夠引起廣泛關注的問題，往往都與更深層次的、帶有根本性的問題相連接。以一段時間以來特彆突齣的政府強拆現象為例，強拆嚴重地損害瞭執政黨和政府的形象，激化瞭黨群矛盾，這種後果，應該是任何頭腦正常的人都能預計得到的，但為什麼強拆仍然此起彼伏、屢禁不止？並不是因為各地官員不懂得其中的利害，而是因為他們背後有政績壓力、地方土地財政也在充當推手。輿論曝光、撤職法辦等手段固然能對政府強拆行為起到一定的遏製作用，但是，從根本上說，如果不把功夫下在完善乾部考評體製、建立降低地方政府對土地依賴的公共財政體係上，強拆現象仍然難以根除。
　　“跑部錢進”的現象也是一個典型例子。為瞭加強對中央各部門的“公關”，許多地方政府，甚至是縣一級的政府，都在北京設立瞭自己的辦事機構。這些辦事處的功能，無非是一管接待本地領導；二管疏通與中央各部委的關係；三管遣返進京上訪人員。“駐京辦”廣受公眾詬病，形象甚是不佳。錶麵來看，中央齣颱相關規定，對設立辦事處的行為加以約束和規範，拆瞭這些廟，讓這些廟裏的和尚無處安身，問題似乎就沒有瞭。但事實如我們所見，這些措施治瞭標，卻沒有治本，“跑部錢進”現象死灰復燃的土壤依然存在。
　　其二是復雜性。經濟、政治、社會等各種問題相互糾纏，頭緒繁雜。一個問題往往和其他若乾個問題串接在一起，牽一發而動全身，很難在不涉及其他問題的情況下單獨得到解決。例如前麵講到的各地駐京辦泛濫的現象，同時與信訪製度、財政製度及公費支齣製度密切聯係。在信訪量指標像懸在地方官員頭上一把達摩剋利斯之劍的時候，想讓壓訪、截訪的現象消失是不可能的。壓訪截訪的需要，是地方辦事處存在的一個重要理由。
　　與之相應，我國現行財政轉移支付製度的不完善，也是駐京辦存在的理由之一。在我國現行的財政轉移支付製度中，專項支付所占比例過大，緻使各部門手中掌握瞭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地方政府要獲取各種專項資金，就不能不把大量精力花在“跑部”上。不從根本上改革這種公共財政的配置方式，就很難遏製辦事處泛濫的勢頭。至於駐京辦的花費堂而皇之地列入地方財政支齣，存在大量漏洞，就更無需多作解釋瞭。這幾個方麵，無論哪個方麵的改革不深化，都無法防止由此産生的權力濫用和權力腐敗。
　　其三直指執政黨自身。在所有這些問題中，處於核心地位的是黨的問題。我們黨是唯一的執政黨，所有行使權力的行為，本質上都是執政黨的行為。人們一方麵認同改革開放以來在執政黨領導下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麵，也必然把權力行使中的各種失誤和不科學，都同執政黨相聯係。事實上，黨自身的改革創新也越來越成為整個改革嚮前推進的關鍵。例如，無論消極腐敗現象，還是勞民傷財的“麵子工程”、“政績工程”，或是上麵多次提到的政府強拆，都和乾部人事製度有著直接的聯係。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我們的乾部體製是一個對上負責、對少數人負責的體製，而我們一直倡導的“對人民負責”的原則，在製度上並未得到體現，至少是體現得遠遠不夠。
　　這些年來，與經濟發展相對應，大量社會矛盾堆積起來並錶麵化瞭，各種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頻仍。群體性衝突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規模上，都呈上升趨勢。這些矛盾和問題産生的背後，固然有各種復雜的原因，但從根本上講，還是因為，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麵對廣大民眾不斷擴大和變化的利益訴求，我們在以新的理念、新的態度、新的方式和新的體製整閤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鞏固和發展黨和群眾密切聯係方麵，和實際要求存在著距離。
　　可以說，今天的改革到瞭一個不進則退的關鍵階段。承認這些深層次問題的存在，不是對改革的否定，更不是抹煞已經取得的改革成就，而是對改革的現狀保持清醒的認識。
　　深化改革的難度在哪裏？
　　下一階段，隨著深層次問題浮齣水麵，改革的難度會明顯增加。改革從來非易事，需要不斷剋服睏難、破除障礙。筆者以為，進一步推進改革，最主要的難點有三。
　　首先是理論創新。在改革開放實踐不斷發展的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內容也在不斷發展和充實。這些年來，理論工作者在概括理論體係上下瞭不少工夫，取得瞭顯著的成果。現在的問題不在於理論本身，而在於發展瞭的理論與過去我們長期奉行的那套理論之間的關係。實事求是地說，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雖曾積極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但最終還是接受瞭前蘇聯的那套以指令性計劃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理論。這套理論對馬剋思主義的理解，和今天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依據的理論，從邏輯起點到體係框架都有很大的區彆。不能說前蘇聯人對馬剋思主義的理解全是錯的，但按照他們的解讀，確實無法得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結論。相反，沿著這套理論的邏輯，我們還可能和市場經濟背道而馳。這種理論上的兩難睏境，需要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通過對現有理論進行認真、全麵、係統的梳理來解決。遺憾的是，迄今為止，係統地進行清理的力度遠遠不夠，甚至對是否需要這樣的清理也缺乏共識。結果是，兩套有各自體係、邏輯的理論並存，給人們思想上帶來瞭極大的睏惑。一方麵，由傳統計劃經濟模式衍生而來的一些觀點、觀念、結論和思維方式依然發揮著作用，一些人還用它來充當評判今天改革正誤得失的尺度，乃至這些年來不時齣現對改革開放質疑的聲音；另一方麵，實踐已經越過理論而迅速發展，與理論形成瞭巨大的反差。這種理論和實踐相矛盾的狀況，使理論往往難以自圓其說，降低瞭理論的解釋力。在廣大黨員和乾部隊伍中，為什麼比較普遍地存在信仰危機？在我看來，雖然有教育力度不夠的因素，但最主要的，還是理論自身存在的矛盾導緻瞭理論說服力的下降。
　　理論發展有自己的規律。理論創新必須遵循理論發展的規律來進行。實踐錶明，用運動式的“大兵團作戰”來搞理論創新，或是通過組織係統把它作為任務分派到各個單位和部門，用工作創新代替理論創新，都難以滿足理論創新的需求。近些年，國傢把大量的資金投入社會科學，但效果如何，人們卻評價不一。十分有必要對現有的理論創新機製進行研究。
　　其次需要打破既得利益。從革命黨轉嚮執政黨的角色，從領導計劃經濟轉嚮領導市場經濟，有一個從理念到理論、從方式方法到體製機製全方位改革的過程。在改革沒有完成之前，舊的體製仍然在起作用。不閤理的、與變化的時代要求逐漸不相適應的體製不僅低效，而且其不閤理的權力配置還會導緻不閤理、不科學的利益格局，沉澱為既得利反過來操控改革，不是按照權力科學運行的要求、而是按照擴大自身權限的要求進行取捨，從而使改革變形。掌握著審批權的，不願放棄審批權；掌握著用人權的，不願放棄用人權；沒有審批權的，韆方百計製造審批權；什麼也沒有的，就去設置評判權等等。
　　當前，既得利益對改革的阻撓和隨意解讀日益明顯，這方麵的例子不勝枚舉。改革“三公消費”的狀況便很能說明問題。關於“三公消費”的數額究竟有多大，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的學者有不同的統計。多者說有幾韆億，少者說有幾百億。不管從什麼口徑進行統計，“三公消費”數目驚人，這是不爭的事實。從理論上講，無論以黨的性質來衡量，還是按黨的宗旨來要求，或是從執政成本上來考慮，“三公消費”都嚴重損害瞭執政黨和政府的形象，“降解”著公眾的信任度。關於“三公消費”的巨大危害性，以及對之進行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恐怕已經不存在認識上的障礙。然而，這方麵改革的進展卻一直不盡如人意。造成這種狀況，固然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其中可以確認無誤的一條，恐怕就是一些既得利益部門的消極、拖延。長期的“三公消費”，已經形成瞭復雜的利益鏈。隻有打破這些鏈條，解決這個問題纔有希望。
　　最後需要擺脫意識形態羈絆。從已有的曆史看，馬剋思主義政黨取得執政地位的道路具有相當的特殊性，由此也就決定瞭行為方式和路徑依賴的特殊性。但是，我們看到，在取得政權以後，無論政黨的性質有多麼不同，麵臨的問題卻都驚人地相似。它們都要穩定社會，都要發展經濟，都要韆方百計協調社會各部分之間的利益關係，都要謀求提高執政黨在民眾中的支持度和公信力，都要既掌權、又想方設法防止權力的腐蝕，等等。因此，如果說處在獲得政權過程中的政黨，由於其行為方式存在巨大差異而很難進行比較藉鑒，執政黨之間則有更多的相互學習之處。遺憾的是，對於這一點，我們長期缺乏認識。對於外來的東西，特彆是來自西方的東西，我們往往簡單地拒之門外。這種封閉的心態，使得我們把自己孤立於世界之外，難以跟上時代變化的步伐。
　　改革開放以來，這種狀況有瞭很大的改變。對於人類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的成果，我們已經能夠比較客觀地看待，並且從吸收藉鑒中獲益。然而，徹底改變這種心態，看來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作為一種根深蒂固地存在並長期影響我們黨的觀念，一遇閤適的時機，往往會齣現反復。特彆是近些年，受國際大環境的影響，教條地強調意識形態而封閉自己的取嚮似有抬頭之勢。在國際領域，我們和一些國傢的矛盾和摩擦有所增加。這種矛盾，本質上是國傢利益之間的矛盾，是隨著我國發展、國際地位上升、導緻瞭利益格局變化而自然會齣現的正常現象。把握住這一本質作為解決矛盾的基點，非常重要。如果簡單地把這種矛盾衝突歸結到意識形態鬥爭上，不但不利於我們在今天的國際社會中發揮作用，而且最可能産生的後果，就是拒絕交流，拒絕吸收彆人的經驗，再度把自己孤立起來。無論對於國傢發展，還是對於執政黨的開放形象，這種做法都不會帶來任何好處。說到底，還是那種唯恐因藉鑒彆人而喪失瞭自我的封閉型意識形態在作祟。我們過去已經因為在意識形態上“畫地為牢”吃過大虧。曆史的教訓，值得我們認真汲取。
　　這些難點錶明，下一階段的改革，任重而道遠，不由我們不産生一種強烈的危機意識。我們切不可以為，既然改革開放令經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其他方麵的改革、包括政治體製改革，就可以放慢步伐甚至原地踏步。我們不但應堅定不移地推進全麵改革，而且還要有時不我待的緊迫感。
　　以什麼樣的精神推動改革？
　　“攻堅戰”階段的改革，固然要有戰略思維，要精心設計、有序推進，但是在我看來，最為重要和不或可缺的，首先還是共産黨人的責任感、使命感和擔當精神，以及在此基礎上凝聚的政治勇氣。這是改革成功的先決條件。
　　改革是要改變我們已經走習慣的路，是要另闢蹊徑，殺齣一條血路，乾的是前人沒有乾過的事業，肯定有風險。搞市場經濟有風險，搞民主政治同樣有風險。筆者觀察到，一些研究者益。這種既得利益又反過來操控改革，不是按照權力科學運行的要求、而是按照擴大自身權限的要求進行取捨，從而使改革變形。掌握著審批權的，不願放棄審批權；掌握著用人權的，不願放棄用人權；沒有審批權的，韆方百計製造審批權；什麼也沒有的，就去設置評判權等等。
　　當前，既得利益對改革的阻撓和隨意解讀日益明顯，這方麵的例子不勝枚舉。改革“三公消費”的狀況便很能說明問題。關於“三公消費”的數額究竟有多大，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的學者有不同的統計。多者說有幾韆億，少者說有幾百億。不管從什麼口徑進行統計，“三公消費”數目驚人，這是不爭的事實。從理論上講，無論以黨的性質來衡量，還是按黨的宗旨來要求，或是從執政成本上來考慮，“三公消費”都嚴重損害瞭執政黨和政府的形象，“降解”著公眾的信任度。關於“三公消費”的巨大危害性，以及對之進行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恐怕已經不存在認識上的障礙。然而，這方麵改革的進展卻一直不盡如人意。造成這種狀況，固然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其中可以確認無誤的一條，恐怕就是一些既得利益部門的消極、拖延。長期的“三公消費”，已經形成瞭復雜的利益鏈。隻有打破這些鏈條，解決這個問題纔有希望。
　　最後需要擺脫意識形態羈絆。從已有的曆史看，馬剋思主義政黨取得執政地位的道路具有相當的特殊性，由此也就決定瞭行為方式和路徑依賴的特殊性。但是，我們看到，在取得政權以後，無論政黨的性質有多麼不同，麵臨的問題卻都驚人地相似。它們都要穩定社會，都要發展經濟，都要韆方百計協調社會各部分之間的利益關係，都要謀求提高執政黨在民眾中的支持度和公信力，都要既掌權、又想方設法防止權力的腐蝕，等等。因此，如果說處在獲得政權過程中的政黨，由於其行為方式存在巨大差異而很難進行比較藉鑒，執政黨之間則有更多的相互學習之處。遺憾的是，對於這一點，我們長期缺乏認識。對於外來的東西，特彆是來自西方的東西，我們往往簡單地拒之門外。這種封閉的心態，使得我們把自己孤立於世界之外，難以跟上時代變化的步伐。
　　改革開放以來，這種狀況有瞭很大的改變。對於人類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的成果，我們已經能夠比較客觀地看待，並且從吸收藉鑒中獲益。然而，徹底改變這種心態，看來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作為一種根深蒂固地存在並長期影響我們黨的觀念，一遇閤適的時機，往往會齣現反復。特彆是近些年，受國際大環境的影響，教條地強調意識形態而封閉自己的取嚮似有抬頭之勢。在國際領域，我們和一些國傢的矛盾和摩擦有所增加。這種矛盾，本質上是國傢利益之間的矛盾，是隨著我國發展、國際地位上升、導緻瞭利益格局變化而自然會齣現的正常現象。把握住這一本質作為解決矛盾的基點，非常重要。如果簡單地把這種矛盾衝突歸結到意識形態鬥爭上，不但不利於我們在今天的國際社會中發揮作用，而且最可能産生的後果，就是拒絕交流，拒絕吸收彆人的經驗，再度把自己孤立起來。無論對於國傢發展，還是對於執政黨的開放形象，這種做法都不會帶來任何好處。說到底，還是那種唯恐因藉鑒彆人而喪失瞭自我的封閉型意識形態在作祟。我們過去已經因為在意識形態上“畫地為牢”吃過大虧。曆史的教訓，值得我們認真汲取。
　　這些難點錶明，下一階段的改革，任重而道遠，不由我們不産生一種強烈的危機意識。我們切不可以為，既然改革開放令經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其他方麵的改革、包括政治體製改革，就可以放慢步伐甚至原地踏步。我們不但應堅定不移地推進全麵改革，而且還要有時不我待的緊迫感。
　　以什麼樣的精神推動改革？
　　“攻堅戰”階段的改革，固然要有戰略思維，要精心設計、有序推進，但是在我看來，最為重要和不或可缺的，首先還是共産黨人的責任感、使命感和擔當精神，以及在此基礎上凝聚的政治勇氣。這是改革成功的先決條件。
　　改革是要改變我們已經走習慣的路，是要另闢蹊徑，殺齣一條血路，乾的是前人沒有乾過的事業，肯定有風險。搞市場經濟有風險，搞民主政治同樣有風險。筆者觀察到，一些研究者近在大談民主的局限性，把發展民主可能會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和麻煩當作一個新發現，試圖以此來證明，在今天的中國，搞不搞民主並不重要。其實，這並不是什麼新發現。從一開始齣現民主，人們就同時看到瞭民主可能帶來的問題。例如，亞裏士多德論證，古代雅典“多數人統治”的直接民主製葬送瞭雅典共和國；托剋維爾提齣瞭不加限定的民主可能導緻“多數人的暴政”的著名論斷；約翰·密爾認為，在民主社會中，主流輿論和價值話語有可能壓製甚至淹沒處於少數地位的人們的意見，從而導緻“民主的暴虐”等等。這些論斷，都非常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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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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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不錯，應該是正版。到手後就開始看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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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貨快，東西好，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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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感覺不是很全麵的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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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中國知道不知道改革的目標呢？一般的說法是，中國不知道。如果中國不知道這個目標，那麼中國的問題就不是一個轉軌問題，而是製度變遷問題。〖1〗〖2〗改革共識與中國未來〖2〗〖1〗還要多少年纔能抵達河對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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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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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信息化專傢谘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改革》、《比較》、《洪範評論》雜誌主編；復旦大學著名校友、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1984～1992年，連續五次獲得中國“孫冶方經濟科學奬”。2003年獲得國際管理學會（IAM）“傑齣成就奬”；2005年榮獲首屆“中國經濟學奬傑齣貢獻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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