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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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太昌，武力 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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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资本
• 中国经济史
• 历史分析
• 哲学社会科学
• 经济发展
• 资本主义
• 中国近代史
• 政治经济学
• 文库
• 学术著作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9787516105436

版次：1

商品编码：11100400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2-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42

字数：572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旨在研究中国国家资本的演变状况。始于中国封建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和对工商业的直接经营（这一部分可以视为国家资本前史），贯穿整个近代和新中国国有企业，大体按历史的顺序，考察两千多年来中国国家资本的变化和特点，从中探讨中国国情以及国家资本的地位、作用和演变趋势。

作者简介

吴太昌，1947年12月出生，江苏如皋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曾任经济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主要代表作：论文《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垄断活动述评》、《抗战时期国民党国家资本在工矿业的垄断地位及其与民营资本比较》、《略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抗战时期后方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及国民党国家资本的垄断》等，主编《中国近代商业史论》（中国财经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合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企业史·近代卷》（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等。
武力，1956年11月出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兼中国现代经济史分会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重点为政府经济职能演变和“三农”问题。有论著多部，并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代表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主编）、《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独著）、《从苏南模式到科学发展》（主编）。曾经参加和主持过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课题和重大课题，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魏明孔，1956年生，甘肃皋兰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兴趣在中国传统经济史、区域经济史，先后主持完成教育部规划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中国社科院研究课题4项，现在主持“中华大典·工业典”工作（主编）。先后出版《隋唐手工业研究》、《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4卷本，主编）、《西北民族贸易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前沿》（主编）等。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朱荫贵，1950年生于贵阳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1990年作为中日首批合作培养博士项目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一年，1995年再赴日本东京大学从事两年博士后研究。1982-200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工作，曾任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近代航运史、金融证券史等领域。出版多部著作，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经济研究》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
剧锦文，1959年生于山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宁波市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工商大学、浙江财经学院兼职教授，兰州交通大学客座教授，第八届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第一届专家顾问委员会顾问。先后出版专著6部，在《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宏观经济研究》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内页插图

目录

总论
一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及国家经济职能
二 中国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
三 中国近代国家资本的发展、膨胀及崩溃
四 新中国国家资本的发展与运行的经验教训
五 国家资本在改革开放中得到新的发展
六 新时期国家资本的战略地位和功能定位

第一编 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及其直接经营（1840年以前）
第一章 封建地主制经济的确立和运行
第一节 封建领主制经济
第二节 封建地主制经济的运行和结构
第三节 我国封建经济的基本特征
第二章 封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
第一节 我国封建社会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第二节 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直接生产者及其消费者的利益
第三节 制定统一的税收政策
第四节 我国封建社会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法律法规
第三章 中国封建社会政府对经济的直接经营
第一节 官营手工业经济
第二节 政府专卖制度及其漕运
第三节 政府的水利建设
第四节 政府对土地的直接经营
本编结论

第二编 近代中国国家资本企业的发展轨迹
第四章 晚清时期的官办与官督商办企业
第一节 官办企业（军用工业）
第二节 官办和官督商办民用机器企业
第五章 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家资本
第一节 弱政府时期的国家资本企业
第二节 以私人身份投资的国家资本相关企业
第六章 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国家资本经济
第一节 以强行收购和强行参股民间企业形成的国家资本经济
第二节 投资成立的国家资本企业
第三节 抗战期间后方成立的省营企业公司
第四节 抗战胜利后形成的国家资本企业集团
本编结论

第三编 1949-1978年的国家资本
第四编 经济转轨时期国家资本的历史性变革（1978-2010年）
主要参考资料
后记

精彩书摘

1.国家资本过度扩张及其“挤出效应”
在一个经济极度落后且人口众多的国家内发展经济，国家资本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国家资本的发展无疑会成为解决资本短缺的有效手段，并通过国有经济的方式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然而，并不是所有发展水平的企业都适于国家管理和经营的。我国国家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将已经存在的私人资本国有化，实际上是对其他资本的一种排斥和“挤出”，特别是那些适于私人经营的有特色的中小企业。我们承认私人资本的盲目性和见利忘义，但我们不能否认私有资本的运营效率。再则，在一国的资本市场范围内，如果仅有一种性质的资本存在，就会失去竞争的激励和约束，这就不能保证资本的所有者做出正确的决策，并使资本运营的效率逐步提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经济最终的瓦解恰恰是资本不能获得合理收益的必然结果。
2.僵化的国有经济管理体制与巨量的交易成本
计划经济时期，国有经济的管理体制几经变动，但基本上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权力再分配，而企业始终缺乏经营和管理的自主权。对国有经济的管理是通过计划指标逐级下达。在“条条”为主的体制下，国营企业被若干政府职能部门进行系统管理，企业如果要与其他系统的企业发生经济联系，只能通过系统的管理部门实现，企业间是不能直接联系的；在“块块”为主的体制下，国营企业是被一个个地方政府进行管理的，假如不同地方的企业要进行经济往来，只能通过地方政府来实现，企业间也不能直接发生关系。显然，这两种管理体制都有其僵化的一面，给国营经济的管理带来了巨大的交易成本，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3.高度集中管理与价值规律的矛盾
价格由政府人为确定是国家资本主导的计划经济的核心内容之一，而这显然与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是矛盾的。再则，理论上我们可以对全社会进行统一定价和统一核算，但现实中，产品和服务千差万别，对全社会进行统一核算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我们花费巨大代价粗略地做出一个统一核算结果，往往不是已经过时，就是难以操作而大打折扣。
……

前言/序言

目录 引言：国家与资本的交织——历史的长河与现实的回响 第一章：国家资本的萌芽与早期形态（晚清至民国初期） 1.1 传统帝国的经济调控与早期国家干预 官营手工业、盐铁专卖与漕运体系：国家作为经济主体的传统 开埠通商与外来资本的冲击：传统经济模式的动摇与应对 洋务运动的兴起：技术引进与官办企业的尝试 “以商救国”的思潮：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萌动与国家资本的雏形 1.2 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国家资本探索 共和革命后的经济重塑：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 “发展实业”的口号与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出台 官僚资本的形成与扩张：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的结合 民族资本的夹缝生存与早期国家主义经济思想的酝酿 第二章：战时体制下的国家资本强化（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 2.1 全民族抗战与国家资本的动员 国民政府的经济战时体制：统制经济的推行 兵工生产与战略物资的保障：国家资本在军事领域的绝对主导 金圆券改革与金融动荡：国家信用的危机与国家资本的滥用 敌伪占领区的经济掠夺与国家资本的沦丧 2.2 解放战争中的经济斗争与国家资本的转型 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探索：为新中国国家资本模式奠定基础 没收官僚资本与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经济基础 土改与农业生产的恢复：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劳动力基础 国家资本在经济统一与恢复中的作用 第三章：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资本的巩固与发展（1949-1957） 3.1 经济恢复与国家资本的初步确立 没收官僚资本企业与全民所有制的确立 对民族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的推进 国家在工业、交通、金融等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 “一五”计划的实施：苏联模式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建设 3.2 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与特点 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与运行 国家作为资源配置的中心 国家资本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中的作用 国家资本与社会劳动力、农民的相互关系 第四章：国家资本在曲折中前进（1958-1978） 4.1 “大跃进”与国民经济的失衡 脱离实际的经济目标与国家资本的过度扩张 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业生产和国家资本布局的影响 短期效应与长期负面影响的显现 4.2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资本的政治化 生产关系的大幅度调整与生产力的破坏 政治运动对经济决策的干扰与国家资本运行的扭曲 经济的相对停滞与改革开放的酝酿 4.3 国营经济的优缺点及其历史反思 在发展重工业、保障国防方面的历史贡献 效率低下、创新不足、官僚主义等弊端 对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启示 第五章：改革开放与国家资本的转型与重塑（1978至今） 5.1 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与国家资本的多元化 打破计划经济的藩篱：市场化改革的序幕 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放权让利、股份制改造 非公有制经济的勃兴与国家资本的互动 对外开放与引进外资：国家资本的国际化视野 5.2 国家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新定位 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与战略性作用 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国家资本的优化布局与产业结构调整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资本的增值 5.3 国家资本的挑战与未来展望 国有企业改革的深水区：效率、活力与公平的平衡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资本竞争与合作 科技创新与国家资本的驱动作用 国家资本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角色演变 结语：国家资本的辩证逻辑——历史的经验与未来的走向 --- 引言：国家与资本的交织——历史的长河与现实的回响 国家与资本，如同两条奔腾不息的长河，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交织、碰撞、融合，共同塑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轨迹。从帝制时代的官营工坊，到近代以来风雨飘摇中的民族工业与官僚资本，再到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下的国营企业，以及改革开放后日益走向市场化、多元化的国家资本，其形态、功能、作用与历史语境始终紧密相连。理解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演变，不仅是梳理经济史的脉络，更是洞察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深层逻辑，把握中国走向未来的关键。 本文旨在从历史的纵深处，对中国国家资本的形成、发展、转型及其内在逻辑进行一次系统性的梳理与分析。我们试图超越简单的经济现象描述，深入挖掘国家意志、权力结构、社会力量与资本运作之间的复杂关系，探讨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的角色，以及资本形态的演变如何反哺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我们关注国家资本如何从传统的调控工具，演变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其在推动经济增长、维护国家利益、调整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挑战与反思。 本书并非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试图通过对国家资本这一核心概念的细致考察，勾勒出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条独特而重要的线索。我们认为，国家资本在中国并非一个单一不变的概念，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其运作方式和战略目标也随之调整。从早期国家对重要资源的垄断与控制，到后来国家资本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背后蕴含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变迁。 在分析国家资本的历史演进时，我们将关注以下几个关键维度： 国家意志的体现： 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通过政策、法律、制度设计，引导、扶持、控制资本的流向与发展。 权力与资本的互动： 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如何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形成独特的资本运作模式。 经济模式的转型： 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在不同经济模式下的功能与形态变化。 社会变迁的映射： 国家资本的发展如何影响社会结构、阶级关系，以及社会力量如何反作用于国家资本的走向。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对国家资本发展过程中成功与失败的案例进行深入反思，为当下的经济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本书将分为几个主要篇章，依次展开对中国国家资本不同历史时期的分析。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国家资本的萌芽，到民国时期官僚资本的形成，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资本的巩固与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资本的转型与重塑，我们将力求展现一个立体、动态、深刻的国家资本发展图景。我们相信，通过对中国国家资本历史的深入剖析，能够为理解当代中国经济的运行逻辑，以及展望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更为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理论支撑。 第一章：国家资本的萌芽与早期形态（晚清至民国初期） 中国国家资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传统封建经济体系面临巨大冲击的背景下，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国家开始尝试直接干预经济，以图自强。 1.1 传统帝国的经济调控与早期国家干预 在中国悠久的封建历史中，国家一直扮演着经济主体的角色。尽管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国家对重要资源和产业的控制从未放松。官营手工业、盐铁专卖、漕运体系等，都是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典型形式。这些制度的设立，固然有其巩固统治、增加财政收入的考量，但也为后来的国家资本干预经济奠定了基础。当外部冲击来临时，这种传统的国家干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被延续并适应了新的需求。 1.2 洋务运动的兴起：技术引进与官办企业的尝试 19世纪中叶，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被迫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洋务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便是兴办“民用企业”和“军事工业”。这些企业，如江南制造局、汉阳铁厂、轮船招商局等，大多由清政府官员创办和管理，资金来源于官款或由官府出面筹集。它们标志着中国国家资本开始以一种更加主动、系统的方式介入近代工商业。 官营手工业、盐铁专卖与漕运体系： 这是中国古代国家经济调控的典型范例。国家通过垄断某些关键产业，不仅能够控制经济命脉，还能获得巨额财政收入。例如，盐业和铁业一直是中国古代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其生产和销售均由政府严格管理。漕运体系则是国家维持大规模物资运输的保障，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家经济组织。这些制度反映了中国传统国家对经济的高度掌控力，为日后国家资本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延续性。 开埠通商与外来资本的冲击：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一系列通商口岸，外国资本开始涌入，对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外国商品倾销，挤压了国内手工业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外国资本的进入也刺激了中国有识之士对发展民族工业的渴望。这种内外压力并存的局面，促使国家开始思考如何利用自身力量来抵御外来资本的侵蚀，并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 洋务运动的兴起： 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雏形。以奕訢、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这些企业，如江南制造总局（生产枪炮弹药）、福州船政局（建造军舰）、开平矿务局、上海轮船招商局（运输和航运）等，都是由政府直接投资、管理和经营的。它们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培养技术人才、开启中国近代工业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官办企业，虽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其管理方式效率低下，但它们是中国国家资本最早的实践，为后来国家资本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以商救国”的思潮：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及洋务运动的兴办，一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意识到，仅仅依靠军事和技术是不足以救国的。他们开始提倡发展工商业，发展“实业”，希望通过经济的繁荣来增强国力。这种“以商救国”的思潮，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同时也促使国家在经济领域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一些官员开始借鉴西方发展商业的经验，尝试利用国家的力量来扶持和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也可以视为国家资本早期的一种尝试。 1.3 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国家资本探索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在政治上开启了新的篇章。然而，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依然充满坎坷。民国初年，国家在经济领域扮演的角色，既有对传统国家干预的继承，也有新的探索，同时也孕育了日后官僚资本的土壤。 共和革命后的经济重塑： 辛亥革命的成功，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但也带来了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挑战和经济秩序的重构。新的政权需要巩固其统治，而经济发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因此，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角色定位，成为民国初年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发展实业”的口号与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出台： 在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的倡导下，“发展实业”成为民国初年政府的重要经济政策。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例如《公司条例》、《矿业条例》等，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来规范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国家也尝试利用国家力量来投资兴办一些重要基础设施，如铁路、电报等，这些都体现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意愿。 官僚资本的形成与扩张： 然而，民国初年政治上的动荡和权力分配的不确定性，使得国家资本的发展往往与政治权力紧密勾连。北洋政府时期，一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官僚和军阀，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通过各种手段，如截留、侵吞国家财产，或者利用国家政策扶持自己的私人企业，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集团。这些官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国家资源，并对民族资本的发展构成了挤压。它们代表了国家权力与私人资本结合的一种扭曲形态，也为日后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的界限模糊埋下了伏笔。 民族资本的夹缝生存与早期国家主义经济思想的酝酿： 在官僚资本的挤压和政治动荡的环境下，中国的民族资本在夹缝中艰难求生。尽管如此，民族资产阶级也在不断壮大，他们积极投资近代工商业，并开始形成自己的经济政治力量。与此同时，一批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开始反思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他们提出了一些早期的国家主义经济思想，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主张通过国家力量来抵御外来资本的侵略，发展民族经济。这些思想，虽然在当时未能完全实现，但为后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总而言之，晚清至民国初期是中国国家资本从萌芽到初步形成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传统的经济调控模式与近代工业化的需求相结合，洋务运动的官办企业是中国国家资本的最初实践，而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则催生了官僚资本的形成。尽管这一时期的国家资本形态复杂，存在着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等问题，但它却在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大潮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为理解中国国家资本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战时体制下的国家资本强化（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长期、艰苦的斗争，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的面貌。在国家存亡的危机面前，国家资本的强化成为保障战争胜利和政权巩固的关键。这一时期，国家资本的形态更加集中，其作用也更加显著。 2.1 全民族抗战与国家资本的动员 抗日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以战争为中心的特殊时期。面对强大的外敌入侵，国民政府被迫实行战时经济体制，对国家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的动员和集中，以支持抗战。 国民政府的经济战时体制：统制经济的推行 为了支撑长期的抗战，国民政府在1937年后逐步建立了战时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核心是“统制经济”，即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高度集中的管理和控制。国家通过颁布一系列经济法令，如《非常时期经济统制法》、《国家总动员法》等，将经济活动纳入国家统一的轨道。这包括对重要物资的收储、配给、管制，对工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以及对金融市场的严格控制。 兵工生产与战略物资的保障：国家资本在军事领域的绝对主导 在战争时期，军事工业和战略物资的生产成为国家资本的首要任务。国民政府加大了对兵工生产的投入，利用原有的官办企业和新建立的军需工厂，全力保障前线的武器弹药供应。同时，对于钢铁、煤炭、石油等战略物资，国家也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和统一调配。例如，国家成立了资源委员会，负责统一规划和管理国内的矿产资源和重要工业企业，以满足战争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资本在军事和重工业领域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金圆券改革与金融动荡：国家信用的危机与国家资本的滥用 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国民政府在1948年发行了金圆券。然而，由于战局的不断恶化和政府财政的失控，金圆券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反而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资本的运用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一部分国家资源被滥用，用于维护特权阶层的利益，或者在黑市交易中被消耗，导致国家资本的效率低下，信誉扫地。 敌伪占领区的经济掠夺与国家资本的沦丧 在日伪占领区，日本侵略者建立了“经济统制”体系，强行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并扶植其代理人控制当地经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和国家资本在这些地区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和剥削。许多原有的国家资本企业被日本侵略者接管，或者被强行征用，为日伪的战争服务。这种经济掠夺，不仅使中国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也使得国家资本在这些地区的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沦为了被侵略者控制的工具。 2.2 解放战争中的经济斗争与国家资本的转型 与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实行战时统制经济不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则是在艰苦的条件下，探索和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模式，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探索：为新中国国家资本模式奠定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尽管面临着资源匮乏、战争威胁等诸多困难，但经济建设始终是根据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例如，实行土地改革，鼓励农民生产；发展集体经济和合作社；以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兴办一些小型工业和手工业。这些经济建设的实践，为日后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以国家资本为主体的经济体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没收官僚资本与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经济基础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逐步没收了国民政府的官僚资本。这些官僚资本，包括银行、工厂、矿山、铁路、航运等大量国有资产，成为了新中国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没收官僚资本，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清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这些生产资料掌握在人民手中，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 土改与农业生产的恢复：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劳动力基础 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行的重要政策。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将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一部分农业剩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意味着国家能够获得更多的农产品，从而支持城市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国家资本在经济统一与恢复中的作用 在解放战争后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资本在实现全国经济的统一和恢复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通过集中管理和调配原有的官僚资本企业，以及逐步改造民族资本，实现了对全国主要经济命脉的控制。例如，重新整合和管理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运输系统，恢复和发展金融体系，统一货币和财政。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资本成为了连接全国各地经济、恢复国民经济秩序的关键力量。 总而言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家资本在中国经历了从被动的战争动员到主动的经济建设的转型。在国民党统治区，国家资本在战争体制下被强化，但最终因战争的失败和经济的崩溃而沦丧；而在解放区，国家资本在艰苦的条件下得到了积极的探索和发展，为新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的历史，深刻地揭示了国家资本在国家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其运作方式对社会经济产生的深远影响。 第三章：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资本的巩固与发展（1949-1957）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主要的经济形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发展，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1 经济恢复与国家资本的初步确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一个满目疮痍、经济凋敝的烂摊子。然而，在新的政治领导下，国家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稳定了经济秩序，并确立了以国家资本为主导的经济体制。 没收官僚资本企业与全民所有制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立即着手对官僚资本进行没收。没收官僚资本企业，意味着将国民党政府时期由官僚及其家属控制的巨大经济资产，转变为国家所有。这些企业涵盖了银行、工厂、矿山、交通、通信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重要部门。这些国有资产的获得，为建立以国家资本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奠定了物质基础。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形式。 对民族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的推进 对于民族资本，新中国政府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起初，民族资本仍然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但国家通过控制信贷、原材料供应、国家订单等方式，对民族资本进行引导和限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国家逐步推行公私合营。通过公私合营，民族资本家的企业被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其利润也被国家所分配。这种改造方式，一方面保留了民族资本家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最终使民族资本也走向了国家资本的轨道。 国家在工业、交通、金融等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 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改造民族资本，新中国建立起了强大的国家资本体系。在工业领域，特别是重工业，国有企业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在交通运输、邮电通信、金融保险等关键领域，国家资本更是完全垄断。这种全面的国家资本主导地位，为国家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 “一五”计划的实施：苏联模式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建设 1953年，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计划是在苏联的援助下，以苏联为模式，重点发展重工业。在“一五”计划期间，国家资本发挥了核心作用。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兴建了一大批重点项目，如鞍山钢铁基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飞机制造厂等。这些项目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也进一步巩固了国家资本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3.2 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与特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与运行 国家资本主义的运行，是建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国家通过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来安排生产、分配、投资和消费。生产资料的分配，人力资源的调配，都由国家计划来统一规定。这种体制，避免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周期性波动，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国家作为资源配置的中心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资源配置的绝对中心。国家掌握着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并根据国家计划来决定如何分配这些资源。金融、物资、劳动力等都服从于国家的统一调配。这种模式，使得国家能够有效地动员全国的资源来支持国家的战略目标，例如工业化和国防建设。 国家资本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中的作用 “一五”计划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资本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中的强大驱动作用。国家将有限的资源和人力，集中投入到重工业部门，以期快速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种战略，虽然在短期内导致了消费品供应的相对不足，但却为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家资本与社会劳动力、农民的相互关系 在这一时期，国家资本与社会劳动力和农民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国家通过国有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城市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和稳定的收入。同时，国家通过计划收购和统购统销等方式，将农业产品输送到城市，以支持工业发展。农民则通过提供农产品和劳动力，为国家资本的积累做出贡献。这种关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城乡差距，但却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苏联的模式，但也在中国具体的国情下进行了一定的创新。这一时期的国家资本，在保障新政权的稳定、恢复国民经济、奠定工业化基础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为日后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弊端埋下了伏笔。 第四章：国家资本在曲折中前进（1958-1978） 1958年至1978年，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一段充满曲折和挑战的时期。在这二十年间，国家资本的运行经历了“大跃进”的狂热、国民经济的失衡，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其发展既有在特定时期的巩固，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反思。 4.1 “大跃进”与国民经济的失衡 1958年，中国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口号下，国家资本的扩张变得异常激进，但也带来了严重的失衡。 脱离实际的经济目标与国家资本的过度扩张 “大跃进”运动的目标是希望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的超常规发展，例如“超英赶美”。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国家大幅度地提高了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指标，并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国家资本，特别是国有企业，被要求以极高的速度扩大生产规模，建设大量新的项目。然而，这些目标往往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承受能力，导致资源被过度消耗，经济结构出现严重扭曲。 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业生产和国家资本布局的影响 与此同时，“大跃进”运动伴随着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试图将农村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并强调“一大二公”。这种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农业生产关系，并在短期内提高了国家对农业产品的控制力，但同时也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出现大幅度滑坡。这种对农村经济的过度干预，也间接影响了国家资本的整体布局和发展。 短期效应与长期负面影响的显现 “大跃进”运动在短期内，的确使得一些指标有所增长，但其代价是巨大的。大量资源被浪费，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积累与消费等）。更为严重的是，运动带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对中国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这使得人们开始反思，国家资本的过度扩张和违背经济规律的运作方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4.2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资本的政治化 “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十年动乱，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的运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冲击。 生产关系的大幅度调整与生产力的破坏 “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斗争成为主要矛盾，经济建设被置于次要地位。在生产关系方面，出现了一些激进的调整，例如对一些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企业进行“革命化”改造，甚至一度出现“造反派”接管企业的情况。这种政治上的动荡和混乱，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导致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 政治运动对经济决策的干扰与国家资本运行的扭曲 经济决策被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所主导。许多正常的经济活动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苗头而受到批判。企业领导人的正常管理权力被削弱，许多专家和技术人员受到冲击，导致技术发展和创新停滞。国家资本的运行，完全被政治运动所裹挟，其效率和活力受到极大的损害。 经济的相对停滞与改革开放的酝酿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尽管如此，在动乱的背后，也孕育着变革的种子。经历了十年的折腾，人们对当时的国家资本运行模式和经济发展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反思，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埋下了伏笔。 4.3 国营经济的优缺点及其历史反思 回望这一时期的国营经济，我们看到了其独特的历史作用，也必须正视其存在的弊端。 在发展重工业、保障国防方面的历史贡献 尽管经历了曲折，但这一时期，国家资本在建立和巩固中国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在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方面，依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中国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等成就，离不开国家资本的集中投入和组织协调。在保障国家的基本生产和民生方面，国营经济也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 效率低下、创新不足、官僚主义等弊端 然而，这一时期国营经济的弊端也日益显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企业缺乏自主权，经营缺乏活力，创新动力不足。产权不清、政企不分、官僚主义盛行，也导致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企业往往成为“大锅饭”的载体，员工缺乏激励，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 对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启示 这一时期的历史，为中国未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它表明，仅仅依靠国家资本和计划经济，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引入市场机制，打破垄断，激发企业的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种反思，最终促成了改革开放的到来，为国家资本的转型和重塑打开了通道。 总而言之，1958-1978年是中国国家资本在曲折中前进的二十年。在这段时期，国家资本的扩张和运行，受到了政治运动的深刻影响，也暴露出计划经济体制的固有弊端。然而，正是这些曲折和反思，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也为国家资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定位和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第五章：改革开放与国家资本的转型与重塑（1978至今）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一历史性的转折，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的面貌，也为国家资本的转型与重塑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5.1 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与国家资本的多元化 改革开放的核心，在于打破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引入市场机制，激发经济活力。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资本的形态和功能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打破计划经济的藩篱：市场化改革的序幕 改革伊始，国家首先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入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上日程，重点在于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这意味着国家开始逐步放松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允许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放权让利、股份制改造 为了使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最初的“放权让利”，赋予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随后，又推行了“股份制改造”，将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使得国有企业的产权更加明晰，管理更加规范，也为引入社会资本和进行市场竞争创造了条件。 非公有制经济的勃兴与国家资本的互动 改革开放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个体、私营、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纷纷涌现。这些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也与国家资本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和竞争。国家资本在保持其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开始学习市场竞争的规则，提升自身的效率和竞争力。 对外开放与引进外资：国家资本的国际化视野 改革开放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实行对外开放。中国积极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外资的进入，不仅带来了资金，也促进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的接轨。国家资本也在与外资的合作和竞争中，开阔了视野，学习了国际通行的商业运作模式。 5.2 国家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新定位 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国家资本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是计划经济下的绝对主导者，而是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参与者和引导者。 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与战略性作用 尽管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但国家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未改变。特别是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如能源、通信、金融、军工等，国家资本依然占据着绝对优势。国家资本主要承担着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提供公共产品、引导产业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等战略性作用。 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国有企业改革持续深化，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明确股东权利，优化董事会运作，加强监事会监督，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许多大型国有企业集团通过兼并重组、上市融资等方式，不断壮大，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国家资本的优化布局与产业结构调整 国家资本不再是盲目扩张，而是更加注重优化布局，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国家通过对国有资产的战略性调整，将资源向重点发展产业集中，例如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科技创新等领域。这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资本的增值 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通过引进非公有制资本，实现产权多元化，可以有效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提升经营效率。国家资本通过参股、控股等方式，参与到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 5.3 国家资本的挑战与未来展望 尽管改革开放为国家资本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国有企业改革的深水区：效率、活力与公平的平衡 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深水区，如何在提高企业效率和活力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如何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依然是需要攻克的难关。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资本竞争与合作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中国国家资本也面临着国际竞争的压力。如何在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的同时，维护国家利益，提升中国国家资本的国际竞争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考量。 科技创新与国家资本的驱动作用 科技创新是引领国家发展的第一动力。国家资本在支持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新兴产业培育等方面，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家资本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国家资本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角色演变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国家资本的角色也在不断演变。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也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家资本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使其与市场机制、社会力量形成良性互动，是未来需要深入探索的课题。 结语：国家资本的辩证逻辑——历史的经验与未来的走向 纵观中国国家资本近一个半世纪的演变历程，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国家与资本在历史长河中交织、碰撞、融合的宏大叙事。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懵懂的萌芽，到民国时期复杂的形成，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度集中，以及改革开放后的深刻转型，国家资本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其形态和功能也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变。 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而是充满着曲折、探索与反思。它既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应对内外挑战的战略选择，也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不断调整的实践。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都伴随着对国家资本运行模式的深刻反思和重塑。 国家资本的辩证逻辑，体现在其与市场机制的互动之中。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资本是绝对的中心，市场的作用被压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国家资本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国家资本在保持其战略性、主导性作用的同时，也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参与公平竞争，不断提升自身的效率和活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过度依赖或忽视国家资本，都可能带来发展上的偏差。完全取消国家资本，可能导致国家经济命脉的失控，无法有效应对重大危机；而过度扩张和不加约束的国家资本，则可能滋生低效、垄断和腐败。因此，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国家资本的“度”，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与激发市场活力之间找到平衡点。 展望未来，中国国家资本的转型与重塑仍将继续。在全球化浪潮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家资本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构建更具活力的现代企业制度；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家资本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中的引领作用；如何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提升中国国家资本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以及如何将其更有效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和谐统一，都将是中国未来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 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曲折道路和伟大成就；它也是一盏明灯，指引着中国经济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理解其历史的逻辑，把握其现实的定位，才能更好地解读中国经济的现在，并塑造其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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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说，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相当“烧脑”的。它不像市面上那些畅销的历史解读那样，用精巧的叙事技巧引人入胜，它更像是一份精密的工程蓝图，每一个结构点都必须严丝合缝。我尤其被其在论证方法上的严谨性所吸引，那种步步为营、环环相扣的逻辑推演，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在构建理论模型时的精妙布局。每读完一个章节，我都会停下来，合上书本，试图在自己的脑海中重构作者刚刚铺陈开来的那条逻辑线索。这不仅仅是阅读，更像是一场智力上的角力。书中的许多论断，初看之下似乎有些反直觉，但随着阅读的深入，你会发现它们背后有着无可辩驳的历史佐证和理论支撑。对于我这种并非专业科班出身的读者而言，理解其深层含义需要反复咀嚼那些关键性的定义和概念，但这种“慢阅读”带来的认知冲击，远胜过走马观花地浏览大量碎片化信息。它提供了一种理解复杂的社会结构变迁的全新思维工具，其价值在于提供了思考的深度，而非仅仅是信息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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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文字风格，用“凝练”和“硬朗”来形容或许最为贴切。它鲜少使用华丽的辞藻或煽情的笔调，而是直击核心，用最精准的学术语言去描绘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这种风格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它对读者的注意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任何一次走神，都可能让你错过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导致后续的理解出现偏差。我个人认为，这种毫不妥协的学术姿态，恰恰是其魅力所在。它尊重历史的复杂性，拒绝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来简化现实。在解读那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时，作者展现出了一种令人敬佩的“去魅”能力，将那些被意识形态或民间叙事过度渲染的事件，还原到其最本质的结构性力量之下。对于那些厌倦了历史“故事化”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剂清醒剂。它强迫我们跳出个人情感的窠臼，以一种更为客观、冰冷的视角去审视历史的运行规律，这无疑是一场对心智的严酷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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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作者在处理时间跨度上的驾驭能力。他仿佛拥有了一台能够精确调校焦距的望远镜，时而聚焦于某个王朝初期某个关键法令的细微措辞，时而又拉远视角，俯瞰数百年间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张力。这种在微观史实与宏观理论之间的自由穿梭，构建了一种极具立体感的历史认知空间。阅读过程中，我不断被拉扯着思考：过去在特定情境下做出的“理性”选择，是如何在漫长的时间河流中，演变成今日我们所见的某种固化结构？书中对那些看似孤立的历史事件之间的“隐性连接”的挖掘，尤为精彩。它揭示了历史并非是一系列孤立的事件堆砌，而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和强大惯性的复杂系统。这种对系统性思维的强调，极大地拓宽了我对历史研究范式的理解，让我意识到，真正的历史分析，必须超越简单的事件罗列，深入到结构性的层面去探寻驱动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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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社科院做经济史的几位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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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错！正在好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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