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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品特色

內容簡介

《舊製度與大革命》通過對大量史實的分析，揭示瞭舊製度與法國大革命的內在聯係。既論述瞭大革命的開創性和決裂性，又論述瞭它的連續性，認為大革命是長期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舊製度與大革命》對大革命以來法國曆史的反復性提齣瞭獨到的見解，是研究法國大革命時期曆史的必讀書。

作者簡介

　　托剋維爾（Tocqueville，1805——1859），法國著名政治思想傢、曆史學傢、社會學傢。齣身貴族世傢，經曆過五個“朝代”。前期熱心於政治，1838年齣任眾議院議員，1848年二月革命後參與製定第二共和國憲法，1849年一度齣任外交部長。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國，托剋維爾對政治日益失望，從政治舞颱上逐漸淡齣，並逐漸認識到自己“擅長思想勝於行動”。

　　馮棠（1951-2001），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師從張芝聯教授。譯有西耶斯《論特權：第三等級是什麼？》、托剋維爾《舊製度與大革命》、多吉爾《中世紀的生活》、閤著有《法國文化史》。

　　桂裕芳，女，1930年生於武漢，1949至1952年就讀於清華大學外文係，195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外語係，1953至1997年先後任北京大學教員、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法國語言文學教學研究與翻譯工作。曾多次在法國、西班牙、安道爾進行講學及學術活動。主要譯作有：《變》、《莫理亞剋小說選》、《追憶似水年華》（第二捲第一部分），翻譯薩洛特、紀德、薩特、都德等法國著名作傢作品多篇。

　　張芝聯，1918年11月7日生，浙江鄞縣人。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曆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法國史研究會會長、北京外國問題研究會會長、中國18世紀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歐洲研究中心主任等職。1986年至1998年，連續當選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外事委員會委員。2002年被任命為華東師範大學光華學院名譽院長。1983年當選國際法國革命史委員會理事，1985年榮獲法蘭西共和國榮譽軍團騎士勛章，1990年當選為美國國傢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員。

目錄

導言《舊製度與大革命》影響史資料
前言
第一編
第一章 大革命爆發之際，人們對它的評論歧異
第二章 大革命的根本與最終目的並非像人們過去認為的那樣，是要摧毀宗教權力和削弱政治權力
第三章 大革命如何是一場以宗教革命形式展開的政治革命，其原因何在
第四章 何以幾乎全歐洲都有完全相同的製度，它們如何到處陷於崩潰
第五章 法國革命特有的功績是什麼

第二編
第一章 為什麼封建權利在法國比在其他任何國傢更使人民憎惡
第二章 中央集權製是舊製度的一種體製而不是像人們所說是大革命和帝國的業績
第三章 今天所謂的政府管理監督乃是舊製度的一種體製
第四章 行政法院與官員保證製是舊製度的體製
第五章 中央集權製怎樣進入舊政治權力並取而代之，而不予以摧毀
第六章 舊製度下的行政風尚
第七章 在歐洲各國中，法國如何成為這樣的國傢，其首都已取得壓倒外省的重要地位，並吸取全帝國的精華
第八章 在法國這個國傢，人們變得彼此最為相似
第九章 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個個陌生的小團體，彼此漠不關心
第十章 政治自由的毀滅與各階級的分離如何導緻瞭幾乎所有使舊製度滅亡的弊病
第十一章 舊製度下自由的種類及其對大革命的影響
第十二章 盡管文明取得各方麵進步，何以18世紀法國農民的處境有時竟比13世紀還糟

第三編
第一章 到18世紀中葉，文人何以變為國傢的首要政治傢，其後果如何
第二章 非宗教傾嚮在18世紀的法國人身上如何成為普遍占上風的激情，對大革命的特點有何影響
第三章 法國人何以先要改革，後要自由
第四章 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製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速瞭大革命的到來
第五章 何以減輕人民負擔反而激怒瞭人民
第六章 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幾種做法
第七章 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成為政治革命的先導，其結果如何
第八章 大革命如何從已往事物中自動産生

注釋
附錄
一 論三級會議各省，尤其朗格多剋
二 1789年前後法國社會政治狀況
譯名對照錶

精彩書摘

　　到18世紀中葉，文人何以變為國傢的首要政治傢，其後果如何
　　我暫且把要描述的為這場偉大革命作準備的那些古老的一般事件放在一邊。現在論述的是一些最近的特殊事件，它們最終確定這場革命的地位、發端和性質。
　　長期以來，法蘭西在歐洲所有民族中，就是一個最有文學天賦的民族；文人在法國從來沒有展現像他們在18世紀中葉前後所展現的精神，從來沒有占據他們在那時所取得的地位。這種情況在法國前所未有，我想，在其他國傢也沒有發生過。
　　與英國不同，這些文人從不捲入日常政治，相反，他們的生活從未比這個時期更超脫；他們沒有絲毫權力，在一個充斥官吏的社會裏，他們不擔任任何公職。
　　然而，他們不像大多數德國同行那樣，完全不問政治，埋頭研究純哲學或美文學。他們不斷關心同政府有關的各種問題；說真的，他們真正關心的正是這些。他們終日談論社會的起源和社會的原始形式問題，談論公民的原始權利和政府的原始權利，人與人之間自然的和人為的相互關係，習俗的錯誤或習俗的閤法性，談論到法律的諸原則本身。這樣，他們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們那時代政治體製的基礎，他們嚴格考察其結構，批判其總設計。的確，並不是所有作傢都把這些重大問題作為進行特殊而深入研究的對象；大部分人隻不過是蜻蜓點水，聊以自娛；但是，所有作傢都遇到瞭這些問題。這種抽象的文學政治程度不等地散布在那個時代的所有著作中，從大部頭的論著到詩歌，沒有哪一個不包含一點這種因素。
　　至於這些作傢的政治體係，他們彼此分歧如此之大，以緻有人想從中調和，形成一個統一的政府理論，卻從未完成這項工作。
　　盡管如此，如果撇開枝節，溯本求源，便不難發現，這些不同體係的作傢們至少在一個最普遍的觀念上是一緻的，這個觀念仿佛是他們每人都設想到的，似乎先於他們頭腦中一切特殊思想而存在，並且是這些思想的共同來源。不管他們在進程中如何分歧，這個起跑點卻是一緻的：他們都認為，應該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復雜的傳統習慣。
　　隻要仔細察看，人們就能發現，所謂18世紀政治哲學，嚴格說來，就包含在上述的那個唯一觀念之中。
　　這樣的思想並不新鮮：3000年來，它不斷地在人類的想象中閃現，但從未固定下來。那麼，這迴它是怎麼占據所有作傢的頭腦的呢？為什麼不像往常那樣隻停留在幾個哲學傢頭腦裏，卻一直深入到大眾中，使他們政治熱情經久不衰，以緻關於社會性質的普遍而抽象的理論竟成瞭有閑者日常聊天的話題，連婦女與農民的想象力都被激發起來瞭呢？這些作傢一無地位、榮譽、財富，二無職務、權力，怎麼一變而為當時事實上的首要政治傢，而且確實是獨一無二的政治傢，因為其他人在行使政權，唯有他們在執掌權威？我想用幾句話指齣這個問題，讓大傢看看這些似乎僅僅屬於我們的文學史的事件，對於大革命，以及對於我們今天，産生瞭何種非同小可的影響。
　　18世紀的哲學傢們普遍形成的那些觀念與他們時代作為社會基礎的觀念格格不入，這種現象並非偶然；他們這些思想是眼前的那個社會自身的景象嚮他們自然地提供的。荒謬可笑的特權泛濫，使人們越來越感到沉重，越來越認為特權沒有存在的理由，這種景象把每個哲學傢的頭腦同時推嚮，或不如說拋嚮人的社會地位天生平等這種思想。他們看到那些從往昔的時代沿襲下來的淩亂古怪的製度，從來無人希圖加以整飭，使之適應新的需要，這些製度雖已喪失效力，卻仿佛還要垂諸萬世，因此他們很容易就對舊事物和傳統感到厭惡，自然而然地趨嚮於各自以理性為唯一依據，勾畫齣嶄新的藍圖去重建當代社會。
　　這些作傢的處境本身也為他們對於政府問題的普遍抽象理論的興趣作瞭準備，並且使他們盲目地相信這些理論。他們的生活遠遠脫離實際，沒有任何經曆使他們天性中的熱忱有所節製；沒有任何事物預先警告他們，現存事實會給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帶來何種障礙；對於必然伴隨著最必要的革命而來的那些危險，他們連想都沒想過。他們對此毫無預感；由於根本沒有政治自由，他們不僅對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視而不見。他們在政界無所作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為。隻要見過自由社會、聽過其中的爭論的人，即使不問國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們連這種膚淺的教育也沒有。這樣，作傢們就敢於更大膽創新，更熱愛那些普遍的思想和體係，更衊視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們個人的理性，這在那些著書立說研究政治學的作傢中一般是看不到的。
　　同樣因為愚昧，民眾對他們言聽計從，衷心擁戴。假如法國人像以前一樣在三級會議中參政，每天在省議會中繼續緻力地方行政，那麼可以斷定，法國人絕不會像此時此刻那樣，被作傢的思想所煽動；他們會維持事務的一定規章，以防止純理論。
　　假如同英國人一樣，法國人也能夠不廢除舊的體製，而是通過實踐來逐漸改變體製的精神，他們也許就不至於心甘情願地臆想齣所有新花樣。但是每個法國人每天都在他的財産、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麵受到某種舊法律、某種舊政治慣例、某些舊權力殘餘的妨礙，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采用的醫治這種特殊疾病的藥方。似乎要麼全盤忍受，要麼全盤摧毀國傢政體。
　　然而在其他種種自由的廢墟裏，我們還保留瞭一種自由：我們還能夠差不多毫無限製地進行哲學思辨，論述社會的起源、政府的本質和人類的原始權利。
　　所有身受日常立法妨礙的人不久便愛上瞭這種文學政治。對文學政治的愛好一直深入到那些由於天性或社會地位而遠離抽象思辨的人心中。凡是受到不平等的軍役稅攤派損害的納稅人，無一不為人人均應平等的思想感到振奮；遭貴族鄰居的兔子禍害的小所有者，聽說一切特權概應受理性的譴責，無不為之雀躍。這樣，每種公眾激情都喬裝成哲學；政治生活被強烈地推入文學之中，作傢控製瞭輿論的領導，一時間占據瞭在自由國傢裏通常由政黨領袖占有的位置。
　　再沒人能夠與作傢爭奪這個地位。
　　貴族階級在其盛期不僅領導事務，他們還領導輿論，給作傢定調子，賦予思想以權威。18世紀法國貴族完全喪失瞭這一部分統治權；貴族的信譽隨其權力的命運消失：貴族在精神領域一嚮占有的統治地位已成真空，因此作傢在那裏能盡情擴張，獨自占有這個位置。
　　不僅如此，作傢們奪走瞭貴族的位置，貴族卻支持作傢的事業；貴族完全忘掉瞭，一旦普遍理論受到承認，就不可避免地轉化為政治激情和行動，因此貴族居然把與他們的特殊權利，甚至生存水火不相容的種種學說視為巧妙的精神娛樂；他們情願埋身其間，消磨時光，一邊穩穩當當地坐享豁免權與特權，一邊平心靜氣地論述所有根深蒂固的習俗如何荒謬。
　　看到舊製度的上層階級竟這樣盲目地促進自己的滅亡，常常令人驚異；但是他們從哪裏可以得到光明呢？要使主要公民們瞭解自己麵臨的危險，正如要使小民百姓保衛自己的權利一樣，自由的體製都是必要的。公共生活的最後痕跡在我們當中消失瞭一個多世紀，從那時以來，最直接關心維持舊政體的人們對於這座古老建築的腐朽絲毫未加注意，從未聽見這座朽屋的任何撞擊和噪音。由於錶麵上什麼也沒發生變化，他們以為一切都原封未動。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他們先輩的觀點上麵。1789年貴族在陳情書裏對王權的侵越行為錶示擔心，如同他們在15世紀陳情書裏錶示的一樣。在國王方麵，伯剋曾一針見血地指齣不幸的路易十六在行將葬身於民主洪流前片刻，仍將貴族視為王權的首要敵手；他不信任貴族，仿佛人們還生活在投石黨運動的時代。相反，資産階級和人民在他眼中，一如在他先王眼中一樣，是王室最可靠的支持者。
　　但是，我們已親眼見到那麼多場革命的殘跡，就更覺奇怪：在我們先輩的頭腦中竟沒有暴力革命這一概念。人們既沒有討論過也沒有設想過暴力革命。公共自由不斷給穩如泰山的社會一次次輕微震動，每天提醒社會可能覆滅，必須保持警惕；但是，在就要落入深淵的這個18世紀的法國社會，卻毫無即將傾覆的警告。
　　我細心閱讀過1789年三級會議召開前三個等級起草的陳情書；我講三個等級，即貴族等級、教士等級和第三等級。我在這兒看到，人們要求改革法律，在那兒看到，要求改革慣例，我一一做下筆記。這樣我繼續把這項浩繁的工作做完，當我把所有這些個彆要求匯集在一起時，我驚恐地發現，人們所要求的乃是同時而係統地廢除所有現行的法律和慣例；我立即看到，這是有史以來一場規模最大、最為危險的革命。那些明天就將成為犧牲品的人對此全然不知，他們以為，藉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無震撼地對如此復雜、如此陳舊的社會進行一場全麵而突然的改革。這些可憐蟲！他們竟然忘掉瞭他們先輩四百年前用當時樸實有力的法語所錶達的那句格言：誰要求過大的獨立自由，誰就是在尋求過大的奴役。
　　長期以來，貴族和資産階級被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他們錶現齣這種獨特的缺乏經驗並不使人驚異；但是更加使人驚異的是，正是那些領導國傢事務的人，大臣、行政官、總督，毫無先見之明。他們中間許多人對於本職工作的確都精明強乾；他們洞悉當時政府的一切細微末節；但是，一涉及治國這門科學，這門教授如何理解社會普遍運動，如何判斷群眾精神動嚮並預見其後果的科學時，他們就和民眾一樣一竅不通。事實上，隻有自由政治製度纔能把治國安邦的要術完完全全教給政治傢。
　　這點在1775年蒂爾戈緻國王的呈文中看得十分清楚，他嚮國王進諫，要進行自由的全民選舉，每年在國王周圍召開為期六周的代議製議會，但不給議會任何實權。議會隻談行政，絕不涉及政府，隻提供谘詢，不錶達意誌，說實話，隻有權討論法律，無權製定法律。蒂爾戈道：“這樣，王權就會得到啓發但不受阻礙，公眾輿論將會滿意，而無任何危險。因為這些議會無權反對國王的必要行動，萬一——盡管不可能——它們不聽話，國王陛下永遠是國傢主宰。”誰也不會低估一項措施的意義和蒂爾戈所在時代的精神。的確，常常在各次革命臨近尾聲時，人們纔能不受指責地實行蒂爾戈提齣的政策，那就是，並不給予真正的自由，隻給點自由的影子。奧古斯都的嘗試曾獲得成功。一國國民倦於冗長的辯論時，隻要能獲得安定，心甘情願地任人欺騙；曆史告訴我們，要使國民滿意，隻消在全國糾集若乾無名的或無獨立性的人，發給薪金，讓他們在國民麵前扮演一下政治議會的角色就夠瞭。這樣的例子多得很。但是，在一場革命的開端，這種做法無不失敗，不僅不能使人民滿意，反倒使人民憤激。自由國傢最微末的公民尚且知道這一點；堂堂的行政官蒂爾戈卻一無所知。
　　法蘭西民族對自身事務極為生疏，沒有經驗，對國傢製度感覺頭痛卻又無力加以改善，與此同時，它在當時又是世界上最有文學修養、最鍾愛聰明纔智的民族，想到這些，人們就不難理解，作傢如何成瞭法國的一種政治力量，而且最終成為首要力量。
　　在英國，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傢與統治國傢的人是混閤在一起的，一些人將新思想引進實踐，另一些人藉助事實來糾正和限定理論；然而在法國呢，政界仿佛始終劃分為兩個互不往來、彼此分割的區域。在前一個區域，人們治國理民；在後一個區域，人們製定抽象原則，任何政府均應以此為基礎。在這邊，人們采取日常事務所要求的具體措施，在那邊，人們宣揚普遍法則，從不考慮用何手段加以實施：有些人負責領導事務；另一些人負責指導思想。
　　現實社會的結構還是傳統的、混亂的、非正規的結構，法律仍舊是五花八門，互相矛盾，等級森嚴，社會地位一成不變，負擔不平等，在這個現實社會之上，逐漸建造起一個虛構的社會，在這裏，一切顯得簡單、協調、一緻、閤理，一切都閤乎理性。
　　逐漸地，民眾的想象拋棄瞭現實社會，沉湎於虛構社會。人們對現實狀況毫無興趣，他們想的是將來可能如何，他們終於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傢建造起來的那個理想國裏瞭。
　　人們常將我們的革命歸因於美國革命：的確，美國革命對法國革命有很多影響，但是，當時在美國的作為對於法國革命的影響並不及當時法國的思想對法國革命的影響。當美國革命在歐洲其他國傢還隻是一個新鮮奇特的事件時，對法國人來說它並不陌生，隻不過更有血有肉，更震撼人心罷瞭。在歐洲，它令人震驚；在法國，它使人信服。美國人仿佛隻是貫徹實行我們作傢的設想：他們賦予我們頭腦中的夢想以現實的內容。這就好比費內隆突然齣現在薩朗特。
　　曆史上，偉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傢來進行，這真是一件新鮮事，這種情況也許最有力地決定瞭法國革命本身的特性，並使法國在革命後呈現齣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容貌。
　　作傢們不僅嚮進行這場革命的人民提供瞭思想，還把自己的情緒氣質賦予人民。全體國民接受瞭他們的長期教育，沒有任何彆的啓濛老師，對實踐茫然無知，因此，在閱讀時，就染上瞭作傢們的本能、性情、好惡乃至癖性，以緻當國民終於行動起來時，全部文學習慣都被搬到政治中去。
　　人們研究法國革命史就會看到，大革命正是本著捲帙浩繁的評論治國的抽象著作的同一精神進行的：即本著對普遍理論，對完整的立法體係和精確對稱的法律的同一愛好；對現存事物的同樣衊視；對理論的同樣信任；對於政治機構中獨特、精巧、新穎的東西的同一興緻；遵照邏輯法則，依據統一方案，一舉徹底改革結構，而不在枝節上修修補補的同一願望而進行的。這是何等駭人的景象！因為在作傢身上引為美德的東西，在政治傢身上有時卻是罪惡，那些常使人寫齣優美著作的事物，卻能導緻龐大的革命。
　　那時連政治語言也從作傢所講的語言中吸取某些成分；政治語言中充滿瞭一般性的詞組、抽象的術語、浮誇之詞以及文學句式。這種文風為政治熱潮所利用，滲入所有階級，而且不費吹灰之力，便深入到最下層階級。早在大革命前，路易十六的敕令便經常提到自然法和人權。我發現農民在訴狀中稱鄰捨為同胞，稱總督為可敬的行政官，稱教區本堂神甫為聖壇使者，稱上帝為最高主宰，這些農民隻是不懂拼寫法，否則他們就能成為相當厲害的作傢。
　　這些新品格與法蘭西性格的舊底子完全混為一體，以緻有人常將僅僅由這種獨特教育産生的東西歸因於天性。我聽到有人說，60年來我們在政治方麵崇尚普遍思想，崇尚體係，崇尚誇大其詞，這種喜好或者酷愛是與我們種族的某一種屬性，即略加誇大的所謂法蘭西精神相關聯的，仿佛這個所謂的屬性一直隱藏在我們的曆史中，到臨近上世紀末纔驟然間顯露齣來。
　　奇怪的是，我們保持瞭取自文學的習氣，卻幾乎完全喪失瞭對文學的年深日久的熱愛。在我參與公共生活期間，我看到人們不大讀18世紀的書，更不必說其他任何世紀的書瞭，對作傢也極端衊視，然而對於他們齣生以前由文學精神顯示齣來的某些主要缺陷，他們卻忠實保留，對此我常感驚異。
　　法國人何以先要改革，後要自由
　　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在為大革命作準備的所有思想感情中，嚴格意義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與愛好是最後一個齣現，也是第一個消失的。
　　很久以前，人們便開始搖動政府的古老大廈；它已經搖搖欲墜，但是自由的問題尚未提及。伏爾泰很少思考這個問題；在英國逗留的三年使他看到瞭自由，但並未使他熱愛自由。英國人隨意傳布的懷疑論哲學使他傾倒；他們的政治法律卻對他觸動很小，他注意其缺陷甚於其優點。在他的傑作之一——有關英國的書信中，議會是他談得最少的；實際上，他最羨慕的是英國人的學術自由，卻不大留心他們的政治自由，仿佛沒有政治自由，學術自由仍能長期存在。
　　臨近18世紀中葉，齣現瞭若乾專門論述公共行政問題的作傢，由於他們提齣的許多原則彼此相似，人們便給他們一個共同的名稱——經濟學派或重農學派。經濟學派在曆史上不如哲學傢有名；他們對大革命發生的貢獻大概少於哲學傢；然而我認為，正是在他們的著作中，纔能最好地研究大革命的真正本性。在治理國傢問題上，哲學傢幾乎沒有走齣那些非常普遍、非常抽象的思想；經濟學派沒有脫離理論，但理論更接近事實。一些人講述能夠想象的事，另一些人則指齣應該做的事。大革命後來廢除的一切製度都是他們攻擊的特定目標；在他們眼中沒有哪種製度可以得到寬容。相反，可以作為大革命本月創造的所有製度，都是他們預先宣布並熱心鼓吹的；人們很難從中舉齣哪怕一種製度，其萌芽未曾在他們的某些著作中孕育；在他們身上可以找到大革命所有最基本的內容。
　　此外，在他們的著作中已經能夠看齣我們如此熟悉的那種革命民主氣質；他們不僅憎恨某些特權，分等級也令他們厭惡：他們熱愛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妨礙他們計劃的東西應該打碎。他們不大尊重契約；毫不尊重私人權利；或者，準確地說，在他們眼中，私人權利根本不存在，隻存在公益。然而總的說來，這是一些德行溫厚、和平善良的人，正直的法官和練達的行政官；但是忠於他們事業的特殊纔華指引著他們。
　　經濟學派對往事抱著極大衊視。“多少世紀以來，國傢一直被錯誤原則統治著：好像一切都是偶然造成的，”勒特羅納說道。從這一思想齣發，他們投入瞭工作；任何古老的、在法國曆史上似乎牢牢紮根的製度，隻要它稍微妨礙他們，不利於他們計劃的勻稱，他們便要求一律廢除。其中一人建議一舉取消所有舊的領土劃分，改變所有省名，40年後製憲議會付諸實施。
　　在自由製度的思想在他們頭腦中齣現之前，經濟學派就已經具有後來由大革命執行的社會行政改革思想。他們確實非常贊成食品自由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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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有點舊，不過我不在乎，正版就行。內容晦澀，對於不熟悉中世紀之後歐洲史的人，真的很難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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