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王”龙云之子口述历史》被称为“云南王”,主政云南18年,使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重大进步,被誉为“民主堡垒”。周恩来在龙云去世时,曾明确指出,龙云一生有三大功绩:抗日、反蒋、联共。《“云南王”龙云之子口述历史》是龙云之子龙绳武先生的口述纪录,讲述龙云由地方军阀到抗日功臣,再到“民主斗士”的曲折一生,揭开龙云与蒋介石之间矛盾的由来。内容涉及面广,其中对民国前后的云南社会文化状况、政局演变、时事人物交往等诸多方面的讲述,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一份研究民国时期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老三绳曾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来陈诚将军送他到南京陆军大学,因此认识侍从室俞济时等。毕业后回昆明,不务正业,成天票戏,并和黑社会往来,生活紊乱。他曾翻车,脸上受伤,并留下痕迹。中共占领云南后,他留在昭通,但是因为他的地方势力强,许多人逃难时只要报上:“我是三少爷的某某人”就可以顺利逃出。他和“土共”也一直有往来,但是后来中共却说他想打游击攻击解放军,因此用迫击炮突击他家,全家妻小、佣人都无一幸免,他自己也被害。只有一个小佣人躲在天花板中,事后逃出,向老太爷报告,而由老太爷向国务院告发这件事。他有一个庶出的孩子由绮罗香养育,因为没有放在昭通,所以幸免于难,后来这个孩子被老四绳文带到美国去。他的小名是“保福”。
绳文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抗战末期,美国的拉提摩尔及罗斯福总统代表“居礼”路经昆明,来拜访我老太爷时看到绳文,因此带他到美国去念书。当时民用航空飞机不通,他们乘坐军用飞机赴美。因此他到美国后,和美国民主党相当接近。后来绳文自威斯康辛大学毕业,在大陆变色后,他申请美国永久居留,移民局不准。到后来大鸣大放时期,我老太爷批评中共,认为美国可引以为友,而苏联则对中国不友善。那时候美国人很高兴,有一个美国学生,人在香港,还特地由当地写了一封信来感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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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仿佛是一面斑驳却无比清晰的镜子,映照出了一个特定时代洪流下,一个家族如何挣扎求存、风云变幻的轨迹。它不是那种宏大叙事下冰冷的史料堆砌,而是充满了血肉和温度的个体记忆。初读时,我最大的感受是被一种扑面而来的真实感所裹挟。作者对于细节的捕捉,无论是对往昔生活的描摹,还是对人物性格的刻画,都显得极为细腻且毫不避讳。那种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身不由己的无奈与抗争,通过口述这种最直接的方式,直击人心深处。你能清晰地感受到,在那些光环背后,隐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复杂情感——有对父亲的敬畏、理解,也有对时代命运的困惑与反思。这种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使得原本厚重的历史课题变得可亲可感,它让我们得以从一个极为独特的视角,去审视那个波诡云谲的旧中国。这种视角,是任何官方文献都无法提供的,它关乎生存的智慧、家族的荣辱,以及个体如何在巨变中寻找立足之地,读来让人久久不能平静,深思良久。
评分这部“口述历史”,其价值远超个人家族范畴,它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微观世界”样本。我们通常从宏大叙事中了解历史,但这本书却展示了历史的“侧面”——那些发生在深宅大院内部、影响着无数普通人命运的微小变动。叙述者所描绘的日常细节,比如生活习俗的演变、人际关系的微妙变化,都为我们理解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肌理提供了丰富的注脚。特别是对一些关键人物性格侧面的刻画,既有尊敬,也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包容,展现了一种超越时代的成熟与豁达。这种多维度的呈现,让人物形象不再是扁平化的,而是立体、复杂、充满矛盾的。对我而言,这更像是一部关于“如何与时代共处”的哲学思考,它教会我们在面对不可抗拒的命运时,如何保持内心的清醒与尊严,其深远的影响力,在合书之后依然萦绕不去。
评分与那些传统的回忆录相比,这部作品散发着一种独特的知识分子式的审视与疏离感。叙述者似乎总在努力扮演一个记录者的角色,用一种近乎抽离的目光审视着自己家族的兴衰荣辱。这种略带疏远的叙事口吻,反而增加了可信度,因为它避免了过度煽情,让读者能够更专注于事件本身及其背后的逻辑。全书的结构安排也颇具匠心,它不是线性时间的简单堆砌,而是通过一些关键事件作为锚点,将散落的记忆片段有机地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读到某些转折点时,你会为叙述者的细腻观察和对局势的精准判断感到惊叹,也会为某些无可挽回的遗憾感到唏嘘。这种在清晰的逻辑推演和感性的个人体验之间的游走,使得阅读过程充满了智力上的愉悦和情感上的触动,让人忍不住要停下来思考作者的潜台词。
评分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成功地构建了一个立体的“人”的形象,而非仅仅是历史符号。叙述者以一种旁观者和亲历者交织的复杂身份,对过往进行梳理。他没有采取过度美化或过度批判的极端手法,而是用一种近乎白描的方式,记录下了那些关键时刻的决策、那些至关重要的对话。这种冷静的记录,反而赋予了文字一种不可辩驳的力量。我尤其欣赏其中对于“选择”这一主题的探讨。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每一步都可能带来截然不同的命运走向,而家族成员如何在压力下做出权衡取舍,如何平衡个人意愿与家族责任,构成了全书最引人入胜的张力点。它不是简单的年代流水账,而是一部关于如何在巨大历史惯性中,个体意识如何挣扎求存的教科书。每次合上书本,脑海中都会浮现出某个场景的画面感,那种身临其境的体验,是阅读其他严肃历史著作时难以企及的。
评分读完这本回忆录,我立刻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时代共鸣,尽管我的亲身经历可能与叙述者的环境相去甚远。作者的文笔中流淌着一种沉静的力量,它并非激昂澎湃的控诉,而更像是一种克制的叙述,像是在寒冬的壁炉边,对着晚辈轻声讲述着往事。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特定场景氛围的营造能力。比如,对旧式宅院中等级森严却又暗流涌动的家族日常描摹,那种微妙的权力制衡、人情冷暖,写得入木三分。它剥去了历史人物的刻板标签,展现了他们作为普通人也有软弱、有挣扎、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这种叙述的层次感和深度,让我意识到,我们今天所享有的平静生活,是建立在无数先行者复杂而艰难的选择之上的。每一次翻页,都像是在参与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一个关于传承、关于责任、关于如何在夹缝中保持自我尊严的深刻探讨,回味无穷。
评分生于1926年。海内外知名历史学家。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等。著有《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晩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等。
评分很好的书,历史的经历者讲述历史的真实。我们太需要知道真实的历史是什么。
评分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两个百年”、“两重任务”。
评分中研院口述史料内容很有价值,只是龙公子水平有限,说了一大堆无关紧要的废话,却只字不提他父亲投降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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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中国梦是国家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中国梦、中国道路最终都要落到老百姓的幸福生活上。这是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的。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评分所谓常识,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应该是指那些能够不证自明,可以不言而喻,直至众所周知,最终心领神会的日常观念。这里有一个稍微悖论的地方,因为从观念的本体论意义而言,它是一个学习与接受的过程,我们只能从日常的成长中习得观念,观念无法彰显自身。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任何观念都有一个从真理逐渐日常化的过程,真理普及越多,观念就变成了常识。按照古希腊哲学的说法,隐微的真理只由少数哲人才能掌握,只有常识——他们通常称之为“意见”——支撑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之所以做了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在本书中,他称之为“常识”的观念,指的是那些观念需要普及,但是恰恰还没有达到一种普遍的认知状态。现代以来,随着学科化与专业化的各种区分,观念逐渐成为了各自专业领域沟通的接头暗号,对外人而言,这些观念是已经超越了常识的界限。而“国家的常识”意味着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人际关系的社会中,我们生活在某种统治之下,我们需要了解某些共同领域生活的规则,这是构建我们美好生活的基础。常识的解读告诉我们,你理解了一个词汇,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懂了这个词汇的含义。常识帮助我们理解,引发我们探究的兴趣,提升我们的认识,融洽我们的沟通语境,构建我们想象的共同体,捕捉真理的影子。就如同罗斯金在点评俄罗斯为何最终走到了一条威权主义道路一样,他说我们必须学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能是自然发生的,但它不能自然地理解。”我们需要通过学习市场经济的常识,才能认识那支看不见的手。这种理解是建立在常识上基础上的深入而专业的理解。 从常识中读懂国家,这就意味着你能从其他国家的发展中看到了自己国家的影子。尽管囿于民主制的主题,我们无法得知罗斯金是如何解读中国的,但是在这些国家的解读中,尤其是对俄罗斯的解析中,中国的影子跃然纸上。这倒不是说罗斯金在暗示这什么,只是说这些国家的历史或多或少都能给人一种借鉴。尤其是俄罗斯的发展,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还是威权政治体制,乃至现如今,陷入的各种困境都与中国的现状如出一辙。但是未来的发展如何,在这种“文化绝望的政治”中,在市民社会的缺席中,在意识形态幻觉的洪流中,是走向深渊,还是走向民主,我们不得而知。这也许就是在本书的结语部分中提到的一个学习常识很重要的教训:无论是我们的国家,还是作为市民的我们与其他国家的人们都没有太多的区别,当你比较政治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国家体系包括进来,“我们通过研究结果,学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评分口述历史是一种搜集历史的途径,该类历史资料源自人的记忆,由历史学家、学者、记者、学生等,访问曾经亲身活于历史现场的见证人,让学者文字笔录、有声录音、影像录影等。之后,作为日后学术分析,在这些原始记录中,抽取有关的史料,再与其他历史文献比对,让历史更加全面补充、更加接近具体的历史事件真实。
评分这两个100年,最早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关于第一个百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讲到了。第二个百年,是他在1961年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讲的。他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他还讲过:“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后来邓小平同志按照这个思想,提出了到21世纪中叶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使实现中国梦第二个百年的目标具体化、明确化了。他说,第一步是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温饱,第二步是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小康,第三步是再用50年时间,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后来,在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完成的情况下,我们党把第三步目标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新三步走战略。即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在第二个十年里再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后向着本世纪中叶的伟大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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