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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庆彰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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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史
• 学术史
• 经学
• 辨伪
• 思想史
• 文化史
• 考证学
• 目录学
• 文献学
• 清初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1786260

版次：1

商品编码：10793924

包装：平装

出版时间：2011-05-01

用纸：胶版纸

内容简介

《清初的群经辨伪学》研究清初《尚书》、《诗经》、《周易》等经典的辨伪学，辨伪学为传统学术中重要门类，清初学者贡献尤多，本书即专门对于予以详细探讨，治学术史者宜人手一编。

前言/序言

经籍辨伪：文本溯源与学术流变 在中国漫长的学术史中，对经典文本的真伪辨别，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也是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这种对文本纯粹性的追求，源于对先圣先贤智慧的尊重，对思想传承的审慎，以及对学术公信力的维护。从先秦时期对诸子学说的整理，到后世不断涌现的校勘、考订，经籍辨伪的思想贯穿始终，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形态和关注侧重。 本书旨在梳理和探讨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经籍辨伪学。它并非局限于某一个朝代或某一种具体流派，而是力图展现这一学问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宏观脉络，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的学术精神与文化旨趣。我们将通过考察历史上重要的辨伪实践、代表性的辨伪学者及其学术方法，来呈现经籍辨伪学在文献学、史学、哲学等多个领域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溯源：辨伪思想的早期萌芽 经籍辨伪的种子，可以追溯到中国思想史的早期。在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虽然尚未形成系统性的“辨伪学”，但对于文本的真伪和传承的关注已经显现。例如，早期儒家在整理和传承《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时，就已经涉及到对文本的校订和解释，以确保其不被曲解或掺杂不当内容。道家与法家等学派在著作中，也常有对前人言论的辨析，虽然其目的更多在于确立自身学说的独特性，但也包含着对思想源流的审慎考察。 到了汉代，随着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确立，对经典的整理和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典文本的权威性日益凸显，同时，也伴随着大量的伪托、误传和衍变。在这个背景下，一批学者开始致力于经典文本的辨别工作。例如，董仲舒、郑玄等人在注释经典时，就表现出对文本来源、流传过程的关注。而刘向父子在整理《别录》和《七略》的过程中，对书籍的真伪、卷帙的存亡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图书目录学与辨伪学相结合的早期重要实践。他们通过搜集、整理、分类，对文献的真伪程度有了初步的判断，为后世辨伪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发展：辨伪学说的形成与成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文化相对活跃的时期，玄学兴起，佛教传入，各种学术思潮相互激荡。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对经典的辨伪工作也更加深入和系统。此时，辨伪不仅是为了维护儒家经典的纯洁性，也涉及到佛经的翻译与辨别，以及道家经典、诸子散篇的整理。 道家与佛经的辨伪： 随着道教的兴起，大量道经被编纂和流传。其中不乏后人伪托之作，也存在着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论。对这些道经真伪的辨别，成为道教内部和外部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同时，佛教传入中国后，大量的佛经被翻译，其中也存在着翻译质量参差不齐、甚至有误传的情况。对佛经的辨伪，既是护持佛教正法，也关乎对佛教思想的准确理解。 史书与文学典籍的辨伪： 史书方面，由于正史的编纂和野史的盛行，辨别史籍的真伪成为史学家必然面临的任务。唐代司马迁的《史记》虽然是正史，但其后的史书编纂也面临着继承与发展的难题。唐代杜佑的《通典》、唐代官方修撰的史书，都体现了对史料的严格筛选。文学典籍方面，魏晋时期文人作品的流传，也开始出现伪托和失传的现象。 辨伪方法的初步形成： 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开始自觉地运用一些辨伪方法。例如，考订文字，通过比对不同版本的文字差异，辨别年代；追溯源流，考察作者的生平、思想，以及作品的成书时代；比对内容，从思想、风格、用语等方面进行比对，判断是否符合作者的时代和风格；利用目录学知识，结合史料和文献记载，判断书籍的存否和真伪。 鼎盛：宋明理学与经籍辨伪的交融 宋代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理学成为主流思想。理学学者在整理和阐释儒家经典的同时，对经典的辨伪工作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认为，要真正理解圣贤之道，就必须回归到最纯粹的经典文本，清除历代以来夹杂的杂说和伪书。 宋代辨伪的特点： 系统性与理论性增强： 宋代学者不再是零散的辨伪，而是将辨伪融入到对经典的整体研究中。他们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辨伪原则和方法，并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辨伪理论。 以“道统”为指导： 宋代理学强调“道统”的传承，即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到后来的儒家诸子，思想一脉相承。因此，辨别哪些文本真正符合这一“道统”，成为辨伪的重要标准。 注重版本校勘： 宋代刻书业发达，各种版本的经典大量出现。学者们通过精细的校勘，比较不同版本之间的异同，以期找到最接近原始文本的版本。 代表人物与著作： 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越州石氏泉谱》等，虽然侧重于金石碑文的辨伪，但也体现了严谨的考证精神。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编纂中，对史料进行了严格的甄别，体现了史学上的辨伪精神。 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对经典的注解和阐释，无不建立在对文本的审慎考订之上。他对伪书的辨别，以及对经学源流的梳理，对后世影响深远。 蔡沈继承朱熹学说，并在经学研究上有所创新，同样重视文本的辨伪。 明代辨伪的深化： 明代沿袭了宋代辨伪的传统，并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 明代学者对伪书的界定更加清晰： 他们不仅辨别后人伪托的作品，也开始对一些原本就存在争议的古代文献进行重新审视。 目录学与辨伪的进一步结合： 明代的藏书家和目录学家，在编撰书目时，也常常附带对书中内容真伪的考量。 学术争鸣中的辨伪： 明代后期，随着阳明学等新思潮的出现，不同学派之间的辨论也常常涉及到对先秦诸子经典和汉唐以下经学著作的辨伪。 延续与转向：辨伪学在近代的演变 进入近世，随着西方学术体系的传入，中国传统的经籍辨伪学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古籍的研究，也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但有时也存在误读或偏见。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继承传统辨伪方法的同时，也吸收了近代以来西方史学、文献学的一些新成果。 近代辨伪的特点： 方法论的革新： 除了传统的考据方法，近代学者更加注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考察文本的形成和流变。 对文献学方法的强化： 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等文献学分支得到进一步发展，为辨伪提供了更扎实的工具。 辨伪的范围扩大： 辨伪不再局限于儒家经典，而是扩展到历代史籍、子书、文学作品，乃至地方志、家谱等各类文献。 对“疑古”思潮的冲击： 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对古代文献真实性的怀疑，但也促使学者们对文献的来源和可靠性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 代表人物与贡献： 王国维的古史辨证，将辨伪的精神贯穿于对上古史料的解读中，对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献的研究，为辨伪提供了新的证据。 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虽然有争议，但也促使学界重新审视许多古代神话和传说文本的形成过程。 钱穆虽然对“疑古”持保留态度，但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刻洞察，也建立在对大量文献细致考察的基础上。 经籍辨伪的精神内涵 纵观中国经籍辨伪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学术精神： 求真务实的态度： 辨伪学的核心在于追求文本的真实性，力图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反对虚妄和欺骗。 尊重历史的严谨性： 辨伪者需要具备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对先贤的智慧和历史的传承抱有敬畏之心，力求还经典以本来面目。 批判性思维： 辨伪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的体现，不盲从权威，不轻信传闻，而是通过独立的思考和严密的论证来判断真伪。 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 辨伪的目的并非为了否定一切，而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文化遗产。通过辨别真伪，才能去芜存菁，为后世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书通过对经籍辨伪学的历史梳理与分析，旨在呈现这一学术领域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与重要价值。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一学术传统的深入了解，能够激发读者对文本研究的兴趣，培养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并为理解中国学术史的演变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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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拿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便被其沉甸甸的书名所吸引。我一直对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流传和考证过程深感兴趣，尤其是那些在历史长河中被质疑、被辨析过的文本，往往蕴藏着更丰富、更具生命力的信息。这本书的书名，恰好点燃了我对那个特定时代——清初——的学术氛围的想象。那个时期，正是传统文化与新思想激烈碰撞、不断融合的关键阶段，学者们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开始了更为审慎的辨析与求真。我很好奇，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学者们是如何对待那些承载着数千年智慧的“群经”的？他们究竟采用了怎样的“辨伪”方法？是严谨的文本比对，是考订史料的真伪，还是融入了新的哲学思辨？这本书的书名暗示着一种对文本源流的追溯，对真伪的审慎判断，以及在那个时代特定学术语境下的独特视角。我期待它能带领我走进那个充满智慧交锋的学术殿堂，去聆听先贤们关于经典的讨论，去感受他们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或许，通过这本书，我能对“经典”的形成和传承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认识到经典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的审视和辨析中，愈发显露出其真正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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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一个朋友的书架上偶然看到这本书的。当时，我正在寻找有关中国古代哲学和历史考证方面的资料，而这本书的书名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清初的群经辨伪学》——这几个字眼，仿佛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深处的大门。我对“辨伪”这个词语尤为敏感，它意味着一种批判性的思维，一种对既有认知的质疑和挑战，一种对真相的不懈追求。我一直觉得，真正的知识，往往是在不断的辨析和修正中逐渐清晰起来的。清初，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它经历了明清易代，思想文化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学者们对传统的“群经”进行辨伪，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我很好奇，作者将如何描绘那个时代学者们在辨伪学上的探索？他们是否会运用新的史料，或者引入新的学术方法？这本书能否让我感受到那个时代学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功底？我期待它能够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对中国古代经典的流传和演变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不仅仅是认识到经典本身，更是认识到经典背后那群不断求索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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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这本书，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几个疑问。首先，“群经”本身就涵盖了多么广泛的领域？是仅限于儒家经典，还是包括了诸子百家？其次，清初的“辨伪”又区别于前代，有着怎样的特色？我推测，清初的学者们，在经历了明末的社会动荡之后，可能更加注重文本的可靠性和思想的纯粹性。他们会不会在辨伪的过程中，融入了更多的实证精神，或者对一些古代文献的流传过程进行更细致的考证？这本书的书名，让我联想到许多耳熟能详的辨伪学大家，比如顾炎武、黄宗羲等等，他们是否在这本书中有所提及，他们的辨伪思想又在这本书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够详细阐述清初辨伪学的发展脉络，梳理出其中重要的学者和他们的主要观点，并对他们提出的辨伪方法进行深入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我想知道，这些辨伪活动，最终对后世的经学研究和文化传承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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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这本书的书名，我的内心涌起一股研究的冲动。我一直对中国古代学术史，特别是清代学术，有着浓厚的兴趣。清代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高峰，尤其是在经学、史学、考据学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辨伪学”作为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更是体现了那个时代学者们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我猜想，这本书的书名所指向的，不仅仅是对经典文本的真伪辨别，更可能是一种对知识体系的重塑和对学术传统的反思。清初，恰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在经历了明朝的学术繁荣和动荡之后，清初学者们是如何继承和发展前人的辨伪学说的？他们又为辨伪学注入了怎样新的活力？这本书是否会深入剖析清初学者的辨伪方法，例如他们是如何运用文献学、史料学等手段来辨别文本的真伪？我期待它能为我呈现一幅生动的学术画卷，让我看到那个时代学者们是如何在浩如烟海的经典中，拨开迷雾，求真务实，为后世留下宝贵的学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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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给我一种古朴而又严谨的感觉。封面上那些泛黄的书卷和水墨晕染的笔触，仿佛在诉说着一段久远的历史。我一直认为，优秀的学术著作，不仅内容要扎实，其外观也应能传达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学术的庄重感。《清初的群经辨伪学》恰恰具备了这一点。我猜想，这本书的作者一定对清初的学术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并且能够将那个时代的学术思潮、主要学者以及他们的代表性观点，以一种清晰而有条理的方式呈现出来。我尤其对“群经辨伪”这一主题感到好奇。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经”的地位至关重要，它们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文化的基石，是思想的源泉。然而，历代学者也从未停止过对这些经典进行审视和考订，以求去伪存真，还经典以本来面目。清初，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在经学研究上必然会有其独特的成就和贡献。我想了解，在那个时代，辨伪的焦点集中在哪些经典上？主要的辨伪流派有哪些？他们的治学方法又有什么不同之处？这本书是否能为我揭示这些答案，让我窥见那个时代学者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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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8-209.7 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侨教学院国际汉学研究所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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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世”“通三统”固然是他历史哲学的主体，可是他也谈“五德终始”问题，以作自己历史哲学体系的补充：“绝笔于春，不书下三时者，起木绝火，王制作道备，当授汉也。又春者，岁之始。能常法其始，则无不终竟。”（注：《春秋公羊传解诂》哀公十四年。）这些情况表明，“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作为阐发历史循环进化运动的不同理论形态，性质没有区别，不能以今古文经学的范畴来划分其归属。　　第三，“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性质虽然一致，但学说的内涵以及表述的方式却有较大的不同。从内容来说，“三统说”以自然物生长之色为“统”的载体，即黑、白、赤三色各据一“统”，循环周复。而“五德终始说”则以自然物的属性为“德”的载体，即金、木、水、火、土五物各据一“德”，或相生，或相胜，循环终始。从特征来说，“三统说”有较大的兼容性，即肯定新王“正统”的同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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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的书，满意！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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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功力深厚 2013-06-01 22:51 心得：林庆彰教授，1983年获东吴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83年起历任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 备处副研究员、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所兼任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副所长，北京清华大学、成功大学人文讲座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古籍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经学、日本汉学、图书文献学。 1983.8-1990.7 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 1990.8-1994.9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副研究员 1990.8- 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所兼任教授 1992.7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代理主任 1994.10-2002.6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研究员 1997.9-1998.8 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访问研究员 2002.9-2003.11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2005.4 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人文讲座教授 2006.6 北京清华大学法鼓人文讲座教授 2007.5 成功大学法鼓人文讲座教授 2007.8-209.7 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侨教学院国际汉学研究所兼任教授 2008.1 香港浸会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经学名师讲座 2008.7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访问学人 2009.2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古籍研究中心学术顾问自序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清初辨伪风气的兴起 第三章　考辨易图 第四章　考辨《古文尚书》 第五章　考辨《诗传》和《诗说》 第六章　考辨《礼》 第七章　考辨《大学》 第八章　考辨《中庸》 台湾经学没有中断，像我的老师屈万里先生经学的底子就非常深厚，所以我们的经学基本知识不太容易出现错误。大陆有很多人都会犯最基本的错误，就是大陆所说的“硬伤”。　　　　至少应该将经学和经学史列入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如果经学成为一级学科，那《周易》、《尚书》、《诗经》、经学史就是二级学科，要确立这个学科的地位才能培养人才。……在古代经学是光明正大地研究的，现在研究经学要偷偷摸摸地藏在其他学科里面，要培养人才就困难了。　　　　读书报：经学是中国传统中的显学，但从清末以来逐渐式微，您认为经学研究出现式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经学研究目前面临哪些困境？　　　　林庆彰：经学面临的问题在大陆和台湾不太一样。大陆在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中没有经学，主要原因是科举取消，经学失去了依托。经学是一个很老的学科，它以前有活力是靠科举的关系，现在要把它恢复过来有很大的阻力。我对大陆经学复兴还比较乐观，但像姜广辉等一些大陆学者都不是很乐观。　　　　台湾面临的问题是，因为台湾意识越来越强，教学中加进了很多关于台湾本土的课程，削减了传统文化课程的数目和教学时间，像近几年文言文所占的比率逐渐减少。这对台湾是一个很大的危机。马英九上台以后做了一些调整，譬如，民进党执政时代基本上取消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四书”课），现在马英九执政又将它们重新恢复过来。当然，马英九这样做也遭到很多人的批评，台湾内部的意见非常多，这也是台湾很棘手的问题。林庆彰教授，1983年获东吴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83年起历任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 备处副研究员、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所兼任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副所长，北京清华大学、成功大学人文讲座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古籍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经学、日本汉学、图书文献学。 1983.8-1990.7 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 1990.8-1994.9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副研究员 1990.8- 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所兼任教授 1992.7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代理主任 1994.10-2002.6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研究员 1997.9-1998.8 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访问研究员 2002.9-2003.11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2005.4 彰化师范大学国文林庆彰教授，1983年获东吴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83年起历任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 备处副研究员、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所兼任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副所长，北京清华大学、成功大学人文讲座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古籍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经学、日本汉学、图书文献学。 1983.8-1990.7 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 1990.8-1994.9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副研究员 1990.8- 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所兼任教授 1992.7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代理主任 1994.10-2002.6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研究员 1997.9-1998.8 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访问研究员 2002.9-2003.11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2005.4 彰化师范大学国文 林庆彰教授，1983年获东吴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83年起历任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 备处副研究员、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所兼任教授，中央研究院东吴大学中国文学东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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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群经辨伪学，林庆彰先生的作品，华东的封面还凑合，就是印刷排版太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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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