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写的是“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18世纪的中国不是“不变”,而是存在着生机勃勃的“变革”,是对于潜在发展成为强大的、近代的中国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时期。“耗羡归公”是财政制度这一改革主要领域的顶点,它不仅解决了前朝遗存的种种问题,而且是对当时各种财政危机的有效的合理化解决方案。各省实施改革,因地制宜,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成效显著,有益于国计吏治民生。然而“耗羡归公”并不能一劳改永逸地解决清朝财政存在的所有问题,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抵制,加上集权国家的财政要求,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传统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制约,后来的“耗羡归公”政策辉煌不再。
这是一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作品,是利用档案细致探讨中国历史的代表作。
##看完这本书就会明白为什么在煮蓉鸡时代会推出《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作为政治宣传中的电视剧中雍正的火耗归公又是针对着现实中国的什么政策法规。当然,这二者的结局和意义都是类似的。
评分##一次税收正规化改革的前世今生。
评分##曾小萍,1979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历史系教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著作有:《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1984年)、《近代早期中国的契约和产权》(合编,2004年)、《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2005年)、《中国法律:知识、实践与转变(1530年代至1950年代)》(合编,2015年)等。 译者简介:董建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译著有:《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2005年)、《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2014年)、《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2017年)、《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
评分##火耗归公就是雍正朝的阳光工资和收支两条线改革。其在乾嘉朝的失败,一是乾隆时期中央基于对地方官的不信任,侵夺省级财政自主权。二是王朝后期人口膨胀导致的无法调和的矛盾,迫使自上而下强化资源汲取,陷入津巴布韦式的恶性循环。 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开支缺口在,地方政府总能找到名目转嫁负担,土地出让金何尝不是一种加派。
评分##帝制中国的行政体系有一个难解的“结”,那就是中央的统一管理和地方的有效治理之间的冲突,而官僚们道德化的思维倾向,以及行政技术手段的缺乏,让这个“结”几乎成为“死结”。在道德化的思维中,地方财政的亏空被认为是官员腐化所致,而非制度问题;“轻徭薄赋”是儒家的政治目标,加赋是不能触碰的红线。于是,出现了一种掩耳盗铃式的状况,非正式地加派和陋规虽提供了各级衙门的行政费用,但不被承认为制度的一部分,难怪康熙会说:“加派之名,朕岂受乎?”“火耗归公”就是把这非正式的经费体系正规化,减轻百姓的负担,雍正要的不是“仁政”的虚名。他利用“奏折制度”保证了改革计划的统一性,不让各省的“火耗”纳入户部用来核算赋税正项的“奏销制度”,保证了地方的自主性。但这种成功也只是行政层面上的成功,而非制度结构上的革新。
评分##以为是政治经济学,结果是一本历史流水账
评分##清朝的财政合理性关键之处在简政放权和信息获取,对于今朝或有启示:流通税向财产税过渡、央地财政关系,大数据互联互通……
评分##帝制中国的行政体系有一个难解的“结”,那就是中央的统一管理和地方的有效治理之间的冲突,而官僚们道德化的思维倾向,以及行政技术手段的缺乏,让这个“结”几乎成为“死结”。在道德化的思维中,地方财政的亏空被认为是官员腐化所致,而非制度问题;“轻徭薄赋”是儒家的政治目标,加赋是不能触碰的红线。于是,出现了一种掩耳盗铃式的状况,非正式地加派和陋规虽提供了各级衙门的行政费用,但不被承认为制度的一部分,难怪康熙会说:“加派之名,朕岂受乎?”“火耗归公”就是把这非正式的经费体系正规化,减轻百姓的负担,雍正要的不是“仁政”的虚名。他利用“奏折制度”保证了改革计划的统一性,不让各省的“火耗”纳入户部用来核算赋税正项的“奏销制度”,保证了地方的自主性。但这种成功也只是行政层面上的成功,而非制度结构上的革新。
评分##“1723年,大多数当权者看到的只是症状而不是疾病,他们想到了腐败正在引发亏短,但没有看到实际上正是亏短使腐败成为必然。” 财政收支与税收息息相关,而税收又与货币这一价值尺度息息相关。在金属货币(货币供给外向)与无现代金融体系(政府无法通过金融市场融资)的前提下,保证税的足额收取就显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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