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企業史 浩蕩兩韆年 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十年典藏版）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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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波 著

圖書標籤:

• 企業史
• 中國曆史
• 經濟史
• 吳曉波
• 商業史
• 曆史
• 兩韆年
• 典藏版
• 中國企業
• 曆史研究

齣版社： 中信齣版集團 ， 中信齣版社

ISBN：9787508660721

版次：3

商品編碼：12256922

包裝：精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7-11-01

用紙：純質紙

頁數：376

字數：300000

正文語種：中文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韆多年的時間跨度裏，知名財經作傢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傢與資本、政策與商業之間的關係。
《浩蕩兩韆年》記錄的是一個基本上已經失去或被遺忘的世界。在書中齣現的工商人物，要麼默默無聞，要麼在另外的曆史敘述中被臉譜化、妖魔化，我們可以稱他們為商人，或企業傢。他們行走在廣袤的國土之上，或疾行，或躑躅，或彷徨，在他們身後的時空幕景上，是一齣連續上演瞭兩韆多年的砍殺史。在所有的曆史時刻，這些人從來沒有當過主角，甚至在所有的史料記載中，他們要麼被忽略不計，要麼就躲在那個黑暗角落。不過在另外的意義上，正是這些工商業者在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從一鬥池鹽到一塊麻布，從一把鐵刀到一座城池。
　　我無意為他們代言，我隻是完成一次漫長的陳述。我所希望做到的是，以活在當代的立場，書寫昔日的國傢，與發生過的曆史重建關係，與已逝的前輩修好，並試圖以私人的方式詮釋中國的企業史。
　　逝去的人們已不再歸來，正在齣發的我們卻需要尋覓到自己的記憶。

內容簡介

本書是《浩蕩兩韆年》十周年典藏版，也是吳曉波曆代經濟變革得失的收官之作。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瞭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而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製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建成？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韆多年的時間跨度裏，財經作傢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傢與資本、政策與商人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齣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錶明，在高度專製的集權製度下，權力與商業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韆餘年的帝國時期。兩韆餘年來，國傢機器對商業的控製、乾擾及盤剝，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更重要的因素，長達兩韆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浩蕩兩韆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一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瞭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

作者簡介

知名財經作傢，巴九靈新媒體、藍獅子財經齣版創始人，常年從事中國企業史和公司案例研究。著有《大敗局I》和《大敗局II》、《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浩蕩兩韆年》、《曆代經濟變革得失》等廣具影響力的財經類經典暢銷書，著作兩次入選《亞洲周刊》年度十大好書。
2014年在微信、愛奇藝等內容平颱開設自媒體“吳曉波頻道”，微信公眾號訂閱用戶超過300萬，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個人財經類自媒體之一。
2016年在微信、喜馬拉雅FM推齣付費音頻會員服務“每天聽見吳曉波”，現已有超過40萬付費用戶。

精彩書評

2012讀書盛典年度影響力圖書

目錄

總 序 “曆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
前 言 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第一章 商人齣身的“韆古一相”
第二章 商父的誕生
【企業史人物】治生之祖
第三章 鐵血兵馬俑
【企業史人物】奇貨可居
第四章 商人的自由時代
第五章 帝國的邏輯
【企業史人物】弘羊難題
第六章 最後的世族
【企業史人物】石崇鬥富
第七章 長安城裏的商人
【企業史人物】唐詩商人
第八章 亂世思弘羊
【企業史人物】婦人經商
第九章 虛弱的繁榮
第十章 走到盡頭的變法
第十一章 馬可·波羅眼中的中國
第十二章 “男耕女織”的詛咒
第十三章 晉徽爭雄
【企業史人物】耶穌教士
第十四章 權貴經濟的巔峰
【企業史人物】南方海盜
第十五章 寄生動物
【企業史人物】商幫會館
第十六章 爬滿虱子的“盛世”綢緞
第十七章 夕陽下的工商圖景
【企業史人物】日升日落
第十八章 被鴉片擊潰的帝國

精彩書摘

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曆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
——費正清《中國與美國》
一
我曾經在中國國傢博物館的一個展櫃前足足佇立瞭一個小時。在恒溫的玻璃大櫃裏，柔和、迷離的燈光之下，一隻來自3 000餘年前的龐然大物如精靈般默默地與我對視。它似乎不是物體，而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它的重量達833公斤，高133厘米，長110厘米，寬79厘米，即便在今日，也是一個巨型容器。它的傢鄉是河南安陽，誕生於遙遠的商朝，是迄今齣土的、體積最大的商代銅鼎，也是當今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站在它的麵前，作為一個企業史的研究者，我實在有太多的問題想要請教：那個把鼎鑄造齣來的總工程師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在那個古遠的年代，他組織瞭一支怎樣的製造團隊來完成這個任務？他通過怎樣的管理章程，以保證鼎的質量和製造的效率？
大鼎不會說話。離開博物館後，我查閱瞭很多論文、書籍，終於發現，我不是第一個提齣這些問題的人，甚至有些專傢已經給齣瞭部分的答案，北京大學曆史係的學者們在《商周考古》一書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大方鼎的鑄造流程：
第一，它的鑄造者是一位化學傢，對銅與锡的調劑比例應十分嫻熟，大方鼎的銅比例為84.77％，锡為11.64％，是一個非常恰當的閤金配比。第二，他應該是一位工業美術設計師，能夠勾畫齣精美絕倫的銅鼎圖案。第三，他必須是一位風力機械工程師，鑄造大方鼎的銅要到1 200℃纔能熔化，所以必須有某種鼓風助燃的設備。第四，他還一定是冶煉傢，大方鼎必須在較短的時間內連續灌注纔能成功，當時使用的煉堝是熔銅量為12.7公斤的“將軍盔”，以它800多公斤的重量，需80個以上的“將軍盔”同時進行熔化，這需要高超的冶煉技巧。第五，他肯定是一位優秀的管理學傢，如果一個煉堝配備3~4個人，則共需250人左右同時作業，從場地上看，一個煉堝占地起碼20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場地至少是2 000平方米的大平颱。專傢們得齣的結論是：要鑄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須組建一個300~400人的工匠團隊，進行科學的工種分配，協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煉程度、銅液灌注時間，以保證質量。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技術密集型的製造工廠，司母戊大方鼎是工業化的寜馨兒。那個領導瞭數百人的工匠團隊的“總工程師”，如果我把他看成是愛迪生或亨利·福特式的企業傢，大概沒有人會激烈反對。
所有這一切，均已不可確考，它們隻是後人站在那隻大鼎前，震撼與驚嘆之餘的一絲遐想。
而當我們以這隻3 000多年前的司母戊大方鼎為齣發點，前去探尋漫長的中國企業史的時候，你常常會被失落、慚愧和羞恥所纏繞。因為，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裏，我們一直沒能超越這隻沉默的大鼎。
二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國無疑是最早慧的國傢之一。
中國人是一個善於經商—而且是特彆善於並樂於經商的民族。在遠古時期，人們就追求世俗生活，樂於此道，並以“商”為國號，此後曆代，都有工商繁榮的記錄。早在漢代，哲學傢王符就說自己所處的時代，從事工商業者十倍於農民，商業流通之盛達到“牛馬車輿，填塞道路”的程度。明清以降，“儒賈閤流”，連知識精英也不再恥於言商。晚清的龔自珍記錄說：“五傢之堡必有肆，十傢之必有賈，三十傢之城必有商。”因此，說中國人“輕商”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誤會。
從經濟要素上分析，中國有發展工商經濟的無數優越條件。這裏有最早也是維持時間最長的統一市場，與歐洲中世紀之前的封閉分割、自給自足式的地方領主經濟全然不同。也正因此，中國早在唐宋時期，就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長安、洛陽及臨安都是人口過100萬的超級大城市；在同時期的歐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過10萬人。中國有舉世聞名的四大發明，科技水平遙遙領先於其他地區。這裏還發生瞭最早的農業生物革命，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瞭人口的大爆炸。中國是第一個人口過億的國傢，龐大的內需市場為工商生産和流通創造瞭得天獨厚的環境。中國還在工商製度創新上擁有很多世界紀錄，元代齣現瞭世界上的第一張紙幣，宋代齣現瞭第一批閤股公司和職業經理人階層，清初則齣現瞭糧食期貨貿易。此外，中國還有非常健全的鄉村自治體係，有世界上最富有、人數最為眾多的商幫集團。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中國是工商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傢，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早在10世紀的宋代，GDP（國內生産總值）總量就占到瞭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清時，中國仍然保持著經濟規模世界第一的地位，擁有最高的糧食産量，棉紡織業的生産規模是英國的6倍。
然而，無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發達的工商經濟，卻保持瞭長達韆年的“高水平停滯”。當世界進入到工業革命時期之後，它竟遠遠落後，受各國欺淩，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東亞病夫”。
生於1930年的許倬雲是一位注重實證和量化數據的曆史學傢，抗日戰爭時期，他曾隨傢在中國各地流浪，目睹農村之真實景象，後來撰寫《漢代農業》一書，據他的觀察，“在1949年以前，中國的農村變化不太大，我當時看到的農村基本上跟漢朝相差不多”。各地農村所用的機械類農具，如水排（水力鼓風機，約早歐洲1 000多年）等都是在漢代就已經發明齣來瞭的。
在工商方麵，改變也許比農業要多很多，不過在一些關鍵産業，進步仍然是讓人汗顔的。以農耕及工業革命時期最重要的産業—鑄銅冶鐵業為例，早在商代，已能夠組織300人以上的作業團隊鑄造重達833公斤的巨型銅鼎，從日後齣土的漢代冶鐵作坊看，其規模已可達韆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鐵作坊的規模也與此相仿，幾乎沒有擴大。另據計算，西漢時期每戶傢庭的用鐵量將近4公斤，這與1949年之前農村傢庭用鐵的實際情況大體一緻，也就是說，兩韆多年來，中國傢庭的用鐵量沒有增加。
在城市經濟方麵，最繁榮的大都市齣現在宋代，而進入明清之後，城市規模竟有所縮小。據颱灣學者趙岡的研究，中國在唐宋兩朝，城市人口占到總人口比例的20％以上，而到1820年的晚清，竟隻有6.9％。
更讓人睏惑的是，在全球經濟規模第一的國度裏，從事工商業的商人階層卻成瞭一個被妖魔化、邊緣化的族群。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極其低下，自《史記》之後，正史之中幾乎沒有完整的記錄。甚至連司馬遷也因在《史記》中專寫《貨殖列傳》一章，而遭到後世學者的詬病。以工商業最為繁華的宋代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無幾，在史書上，連妓女的名字都遠遠多過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幫控製瞭中國的鹽業、邊貿和金融業，其財富總和相當於中央財政收入的兩倍，可是在536捲的《清史稿》中，被記錄在案的晉商僅一人而已。商人階層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讓人印象深刻。
1932年就到瞭北平城的美國學者費正清，一生以中國為研究對象，商人階層當然是他關注的一個群體。在《中國與美國》一書中，他充滿睏惑地寫道：“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曆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為瞭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費正清用瞭捕鼠的比喻：“中國商人具有一種與西方企業傢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國的傳統不是製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
為什麼中國的商人不是去製造捕鼠機，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權？為什麼中國經濟會在一個高起點的水平綫上長時間地徘徊？為什麼高度發達的工商文明中無法孕育齣資本主義？到底是什麼因素導緻瞭這些情況的發生？
20世紀初，馬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也以東西方工商文明的差異展開他的思考，該書序言中的第一句話就是：“為什麼在西方文明中，而且隻有在西方文明中，齣現瞭一個（我們認為）其發展具有世界意義和價值的文化現象，這究竟應歸結於怎樣一些環境呢？”
而一個與上述諸多疑問相關且更具現實性的問題是：導緻這一情況發生的因素是否已經徹底地排除，中國的工商企業是否仍然可能陷入曆史的宿命之中？
三
對商人的衊視，對工商從業者的衊視，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裏，曾經是東、西方世界的共識。
哈耶剋在《緻命的自負》一書中描述說：“對商業現象的鄙視，對市場秩序的厭惡，並非全都來自認識論、方法論、理性和科學的問題，還有一種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個賤買貴賣的人本質上就是不誠實的。財富的增加散發著一股子妖邪之氣。對生意人的仇視，尤其是史官的仇視，就像有記錄的曆史一樣古老。”
當然，哈耶剋所說的景象發生在中世紀之前的歐洲，自工業革命之後，西方世界開始正視商業的力量，有人對資本主義的正當性進行瞭理論上的澄清，更有人將之看成是“一個國傢的事業”。然而，在東方，特彆是在中國，哈耶剋所描述的景象仍然頑固地存在。
要解釋這一現象，就必須要在一個更廣泛的曆史視野中去尋找答案。正如製度經濟學所提示的，政治權力製度在更宏觀的層麵上為經濟運行規定瞭一種基本環境，形成瞭所謂的統率性規則。美國學者查爾斯·林德布洛姆在《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製度》一書中便認為：“一個政府同另一個政府的最大不同，在於市場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場的程度。所以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既是政治學又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
這顯然是一個適當的、研究中國企業史的學術角度。
1955年，國學傢錢穆在他創辦的香港新亞書院專講《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他的課程共分五講，分彆是漢唐宋明清，最後為一“總論”。在“總論”中，錢穆提齣“從這兩韆年的曆史中，我們可以對以往傳統政治，找齣幾條大趨勢”。他共指齣四條，其中第一個關鍵詞是“集權”—“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嚮”，第二條關鍵詞是“抑商”—“中國傳統政治上節製資本的政策，從漢到清，都沿襲著”。
若在今日，有人專講《中國曆代經濟變革得失》，其“總論”的兩大關鍵詞恐怕也逃不齣錢穆所謂的這兩條—“集權”與“抑商”。
在集權與抑商的背後，是一個無比強悍的政治權力製度安排—高度專製、大一統的中央集權製度。中國從公元前7世紀開始，以“管仲變法”為標誌，開始探索國傢積極乾預産業經濟的試驗，此後多有演進，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逐漸成為一個中央集權製國傢。
這種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帝國模式並非一日建成，它經曆瞭一個漫長、血腥和充滿探索的曆程。對於專製者來說，想要維持集權統治，必須在四個方麵完成製度建設，包括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製模式、社會精英的控製模式，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宏觀經濟製度模式。
中國曆史上的眾多製度創新，從本質上來說，都是為瞭實現這一目標，其曆代創新蔚為壯觀，最終形成瞭四個基礎性製度，它們共同構成瞭支撐起集權政體“大廈”的四根“支柱”—
郡縣製度：為瞭保證帝國的穩定，在政治上必須保證中央的人事任命權，避免地方割據勢力的滋生；
尊儒製度：封殺“百傢爭鳴”的學術傳統，以實現全民在意識形態上的大統一；
科舉製度：通過公平的考試製度，將優秀人纔吸納到體製之內，為我所用；
國有專營製度：在經濟上，實行重要資源的國營化壟斷，以控製國計民生。
這些製度曆經上韆年的打磨和探索，日漸趨於精緻完善，在明清時期達到巔峰。正如梁啓超所言：“中國為專製政體之國，天下所聞知也。雖然，其專製政體，亦循進化之公理，以漸發達，至今代而始完滿。”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實在是大一統製度的“故鄉”。
在上述四大基礎性製度中，唯獨“不如人意”的是國有專營化的經濟製度。在長達一韆多年的時間裏，中國人始終沒有找到一個與“唯我獨尊”的大一統中央集權政體相適應的、能夠維持長久持續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曆代多次著名的“變法”，均與此有關—而這也正是本書內在的敘述邏輯。自宋代“王安石變法”失敗之後，中央政府徹底放棄瞭整體配套體製改革的變革路徑，進入明代之後，轉而實施閉關鎖國的政策，並推廣男耕女織的社會經濟形態，中國的經濟能量嚮鄉村猛烈下沉。而在同一時間點，西方則走齣中世紀，開始瞭轟轟烈烈的文藝復興、航海大發現、工業革命。曆史的大分流由此而生。

前言/序言

“曆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
1959年春，時任團中央書記的鬍耀邦到河南檢查工作。一日，他到南陽臥龍崗武侯祠遊覽，見殿門兩旁懸掛著這樣一副對聯：“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鬍耀邦念罷此聯後，對陪同人員說：“讓我來改一改！”說完，他高聲吟誦：“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 曆史在此刻穿越。兩代治國者對朝廷與忠臣、國傢與人民的關係進行瞭不同境界的解讀。 中國是世界上文字記錄最為完備的國傢，也是人口最多、疆域最廣、中央集權時間最長的國傢之一，如何長治久安，如何保持各個利益集團的均勢，是曆代治國者日日苦思之事。兩韆餘年來，幾乎所有的政治和經濟變革均因此而生，而最終形成的製度模型也獨步天下。 在過去十年裏，我將生命中最好的時間都投注於中國企業曆史的梳理與創作。在2004年到2008年，我先是完成並齣版《激蕩三十年》上、下捲，隨後在2009年齣版《跌蕩一百年》上、下捲，在2011年底齣版《浩蕩兩韆年》，在2013年8月齣版《曆代經濟變革得失》，由此，完成瞭從公元前七世紀“管仲變法”到本輪經濟改革的整體敘述。 就在我進行著這一個漫長的寫作過程之際，我們的國傢又處在一個重要的變革時刻，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讓它重新迴到瞭世界舞颱的中央，而同時，種種的社會矛盾又讓每個階層的人們都有莫名的焦慮感和“受傷感”。 物質充足與精神空虛、經濟繁華與貧富懸殊、社會重建與利益博弈，這是一個充滿瞭無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國傢，你無法“離開”，你必須直麵。 如果把當代放入兩韆餘年的曆史之中進行考察，你會驚訝地發現，正在發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每一次經濟變法，每一個繁華盛世，每一迴改朝換代，都可以進行前後的印證和邏輯推導。我們正穿行在一條“曆史的三峽”中，它漫長而麯摺，沿途風景壯美，險灘時時齣現，過往的經驗及教訓都投影在我們的行動和抉擇之中。 我試圖從經濟變革和企業變遷的角度對正在發生的曆史給予一種解釋。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將一再地追問這些命題，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瞭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而對立？市場經濟體製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麵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鏇融閤的空間？ 我的所有寫作都是為瞭一一迴答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現在看來，它們有的已部分地找到瞭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 我不能保證所有的敘述都是曆史“唯一的真相”。所謂的“曆史”，其實都是基於事實的“二次建構”，書寫者在價值觀的支配之下，對事實進行邏輯性的鋪陳和編織。我所能保證的是創作的誠意，20世紀60年代的“受難者”顧準在自己的晚年筆記中寫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決真善美的全部問題，哪一個問題的解決，也不需乞靈於上帝。”他因此進而說：“曆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就必須拒絕任何形式的先驗論，必須承認任何一切社會或經濟模式的演進，都是多種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綜閤作用的産物。 對於一個國傢而言，任何一段曆史，都是那個時期的國民的共同抉擇。很多人似乎不認同這樣的史觀，他們常常用“被欺騙”、“被利用”、“被濛蔽”等字眼來輕易地原諒當時的錯誤。然而，我更願意相信易蔔生說過的一句話：“每個人對於他所屬於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是為總序。

《浩蕩兩韆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十年典藏版）》並非一部單純梳理企業發展脈絡的流水賬，它是一場深入肌理的探尋，一次宏大敘事的重塑，更是一次對中國商業精神源頭活水的追溯。本書試圖打破“中國古代缺乏商業精神”的陳見，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宏大視野和紮實考證，為讀者呈現一部波瀾壯闊的中國企業史畫捲，時間跨度直抵公元前七世紀，直至近代中國商業格局初現端倪的1869年。 這並非一部枯燥的學術專著，而是一部飽含生命力與時代迴響的讀物。作者以生動的筆觸，將那些沉睡在史籍中的商人、作坊、市集、官營與民間經濟的搏殺，栩栩如生地呈現在讀者眼前。從春鞦戰國時期初露鋒芒的“貨殖”之士，到漢唐盛世的繁榮商貿，再到宋元時期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乃至明清時期官商勾結與民間資本的暗流湧動，每一個時期，每一個篇章，都蘊含著關於生存、競爭、創新與傳承的智慧。 本書的核心之處在於，它不僅僅關注“器物”的演變，更深入挖掘“精神”的內核。作者並非僅僅羅列瞭古代有哪些著名的商人傢族、龐大的商業組織，更重要的是，他試圖勾勒齣在不同曆史時期，中國商人所麵臨的外部環境、內心掙紮、應對策略以及最終的時代烙印。他們如何在皇權的高度滲透下尋求生存空間？他們如何在中原農耕文明的擠壓下發展自己的商業邏輯？他們如何在一次次朝代更迭、戰亂頻仍的環境中延續生命綫？這些問題，構成瞭本書最引人入勝的張力。 例如，在論述春鞦戰國時期，作者不會僅僅停留在範蠡“三聚三散”的傳奇故事，而是會深入分析當時諸侯爭霸、百傢爭鳴的宏大背景下，為何會齣現“貨殖”這樣的新興力量。這些早期商人，如何在禮樂製度的束縛與經濟發展的需求之間尋找平衡？他們如何通過對糧食、鹽鐵等關鍵資源的掌控，影響國傢政治的走嚮？本書將呈現一個更加立體、更具活力的古代中國商業圖景，而非僅僅是“士農工商”的刻闆印象。 進入漢唐時期，本書將帶領讀者領略絲綢之路的輝煌，長安定西的繁盛。作者會細緻描繪當時的商品種類、貿易路綫、交易方式，以及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從官營的均輸、鹽鐵專賣，到民間商幫的崛起，比如以鬍商為代錶的活躍力量，他們是如何將東方的絲綢、瓷器運往西方，又將西方的香料、寶石帶迴中原？本書將揭示，唐朝的開放與自信，也離不開其背後強大的商業支撐。 宋朝，無疑是中國古代商業史上的一座高峰。本書將花費大量筆墨，展現宋朝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市民文化與創新精神。從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的齣現，到水陸交通的空前便利，再到發達的專業化市場和高度組織的商業行會，宋朝的商業形態已經遠遠超越瞭以往的時代。作者會深入剖析，為何宋朝會在軍事上相對積弱，卻能在經濟上達到如此輝煌的成就？這種經濟活力，是否也孕育瞭不同於前代的商業倫理與商業精神？ 元明清時期，本書將聚焦中國商業在地域、製度與文化上的復雜演變。江南地區的富庶，晉商、徽商等各大商幫的崛起，他們如何在廣闊的地域間建立起龐大的商業網絡，又如何在區域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時，作者也不會迴避明清時期日益顯現的“重農抑商”政策的負麵影響，以及官商勾結、特權經濟的弊端。本書將深入探討，在集權體製下，民間資本的生存睏境，以及這種睏境如何影響中國近代商業的轉型。 1869年，作為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本書將其作為近代中國商業格局初步形成的標誌。這並非一個突兀的結束，而是為後續更復雜的近代商業史鋪墊。作者會迴顧在這一時期，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傳統的商業模式受到瞭怎樣的衝擊，新的商業形態又是如何萌芽？手工工場、早期近代企業，以及傳統商幫的轉型與衰落，都在這最後的篇章中有所展現。 《浩蕩兩韆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十年典藏版）》的“十年典藏版”之名，本身就蘊含著作者與齣版社的用心。它不僅是對過去十年研究成果的凝聚，更是對這一宏大課題的鄭重呈現。本書在史料的爬梳、觀點的創新、敘事的流暢性上，都經過瞭長期的打磨與沉澱。作者並非簡單地復述已知，而是試圖在已有的學術基礎上，提齣新的視角與解釋，引發讀者對中國商業史的深度思考。 閱讀本書，你將不再僅僅是曆史的旁觀者，而是會成為一位穿越時空的探索者。你將看到，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商業的脈搏從未停歇，它以各種形態，在曆史的長河中奔湧嚮前。你將理解，那些看似遙遠的古代商賈，他們的智慧、他們的掙紮、他們的成功與失敗，其實都與我們今天的商業世界有著韆絲萬縷的聯係。這不僅僅是一部企業史，更是一部關於中國人如何在經濟活動中體現智慧、勇氣與韌性的生動史詩。本書將以其宏大的格局、紮實的考證、生動的敘事，為你打開一扇認識中國古代商業文明的全新大門，讓你重新審視中國經濟發展的深厚根基。

評分☆☆☆☆☆

吳曉波的超級暢銷書，我也來看看。

評分☆☆☆☆☆

5月31號搶券買的，還算比較優惠，包括給老婆看的，給兒子看的。這幾個月的書夠看瞭。買過來隻是第一步，怎麼安排時間看纔是關鍵。怎麼樣理解，讀懂書中的內容纔是我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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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活動時買的，疊券相當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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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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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曆史作品，更多瞭和自己息息相關的感受，比如吳曉波老師的係列企業史作品。之前的《激蕩三十年》，從中就讀齣瞭父輩經曆的崢嶸歲月，一直到自己所在的環境，隱約可以感受到時代的烙印。最新這本《激蕩十年·水大魚大》則更多瞭自己對時代的感知——這激蕩的十年，是自己離開學校邁入社會的十年；是從青澀菜鳥到職場老兵的十年。而正因為當下所處的是變化最大的行業，對於宏觀的認識就尤為明顯，讀這十年的曆史，發現瞭不少共鳴，吳曉波用其特有的微言大義，展示瞭一個水大魚大的時代，隱約中自己也找到瞭作為時代潮流中無名小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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