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企业史 浩荡两千年 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十年典藏版）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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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 著

图书标签:

• 企业史
• 中国历史
• 经济史
• 吴晓波
• 商业史
• 历史
• 两千年
• 典藏版
• 中国企业
• 历史研究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 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60721

版次：3

商品编码：12256922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11-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376

字数：300000

正文语种：中文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策与商业之间的关系。
《浩荡两千年》记录的是一个基本上已经失去或被遗忘的世界。在书中出现的工商人物，要么默默无闻，要么在另外的历史叙述中被脸谱化、妖魔化，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商人，或企业家。他们行走在广袤的国土之上，或疾行，或踯躅，或彷徨，在他们身后的时空幕景上，是一出连续上演了两千多年的砍杀史。在所有的历史时刻，这些人从来没有当过主角，甚至在所有的史料记载中，他们要么被忽略不计，要么就躲在那个黑暗角落。不过在另外的意义上，正是这些工商业者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从一斗池盐到一块麻布，从一把铁刀到一座城池。
　　我无意为他们代言，我只是完成一次漫长的陈述。我所希望做到的是，以活在当代的立场，书写昔日的国家，与发生过的历史重建关系，与已逝的前辈修好，并试图以私人的方式诠释中国的企业史。
　　逝去的人们已不再归来，正在出发的我们却需要寻觅到自己的记忆。

内容简介

本书是《浩荡两千年》十周年典藏版，也是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收官之作。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建成？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策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集权制度下，权力与商业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更重要的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一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作者简介

知名财经作家，巴九灵新媒体、蓝狮子财经出版创始人，常年从事中国企业史和公司案例研究。著有《大败局I》和《大败局II》、《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等广具影响力的财经类经典畅销书，著作两次入选《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
2014年在微信、爱奇艺等内容平台开设自媒体“吴晓波频道”，微信公众号订阅用户超过300万，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个人财经类自媒体之一。
2016年在微信、喜马拉雅FM推出付费音频会员服务“每天听见吴晓波”，现已有超过40万付费用户。

精彩书评

2012读书盛典年度影响力图书

目录

总 序 “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前 言 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第一章 商人出身的“千古一相”
第二章 商父的诞生
【企业史人物】治生之祖
第三章 铁血兵马俑
【企业史人物】奇货可居
第四章 商人的自由时代
第五章 帝国的逻辑
【企业史人物】弘羊难题
第六章 最后的世族
【企业史人物】石崇斗富
第七章 长安城里的商人
【企业史人物】唐诗商人
第八章 乱世思弘羊
【企业史人物】妇人经商
第九章 虚弱的繁荣
第十章 走到尽头的变法
第十一章 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
第十二章 “男耕女织”的诅咒
第十三章 晋徽争雄
【企业史人物】耶稣教士
第十四章 权贵经济的巅峰
【企业史人物】南方海盗
第十五章 寄生动物
【企业史人物】商帮会馆
第十六章 爬满虱子的“盛世”绸缎
第十七章 夕阳下的工商图景
【企业史人物】日升日落
第十八章 被鸦片击溃的帝国

精彩书摘

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费正清《中国与美国》
一
我曾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展柜前足足伫立了一个小时。在恒温的玻璃大柜里，柔和、迷离的灯光之下，一只来自3 000余年前的庞然大物如精灵般默默地与我对视。它似乎不是物体，而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它的重量达833公斤，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9厘米，即便在今日，也是一个巨型容器。它的家乡是河南安阳，诞生于遥远的商朝，是迄今出土的、体积最大的商代铜鼎，也是当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站在它的面前，作为一个企业史的研究者，我实在有太多的问题想要请教：那个把鼎铸造出来的总工程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在那个古远的年代，他组织了一支怎样的制造团队来完成这个任务？他通过怎样的管理章程，以保证鼎的质量和制造的效率？
大鼎不会说话。离开博物馆后，我查阅了很多论文、书籍，终于发现，我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甚至有些专家已经给出了部分的答案，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者们在《商周考古》一书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大方鼎的铸造流程：
第一，它的铸造者是一位化学家，对铜与锡的调剂比例应十分娴熟，大方鼎的铜比例为84.77％，锡为11.64％，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合金配比。第二，他应该是一位工业美术设计师，能够勾画出精美绝伦的铜鼎图案。第三，他必须是一位风力机械工程师，铸造大方鼎的铜要到1 200℃才能熔化，所以必须有某种鼓风助燃的设备。第四，他还一定是冶炼家，大方鼎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连续灌注才能成功，当时使用的炼埚是熔铜量为12.7公斤的“将军盔”，以它800多公斤的重量，需80个以上的“将军盔”同时进行熔化，这需要高超的冶炼技巧。第五，他肯定是一位优秀的管理学家，如果一个炼埚配备3~4个人，则共需250人左右同时作业，从场地上看，一个炼埚占地起码20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场地至少是2 000平方米的大平台。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要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须组建一个300~400人的工匠团队，进行科学的工种分配，协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炼程度、铜液灌注时间，以保证质量。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制造工厂，司母戊大方鼎是工业化的宁馨儿。那个领导了数百人的工匠团队的“总工程师”，如果我把他看成是爱迪生或亨利·福特式的企业家，大概没有人会激烈反对。
所有这一切，均已不可确考，它们只是后人站在那只大鼎前，震撼与惊叹之余的一丝遐想。
而当我们以这只3 000多年前的司母戊大方鼎为出发点，前去探寻漫长的中国企业史的时候，你常常会被失落、惭愧和羞耻所缠绕。因为，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没能超越这只沉默的大鼎。
二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国无疑是最早慧的国家之一。
中国人是一个善于经商—而且是特别善于并乐于经商的民族。在远古时期，人们就追求世俗生活，乐于此道，并以“商”为国号，此后历代，都有工商繁荣的记录。早在汉代，哲学家王符就说自己所处的时代，从事工商业者十倍于农民，商业流通之盛达到“牛马车舆，填塞道路”的程度。明清以降，“儒贾合流”，连知识精英也不再耻于言商。晚清的龚自珍记录说：“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因此，说中国人“轻商”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误会。
从经济要素上分析，中国有发展工商经济的无数优越条件。这里有最早也是维持时间最长的统一市场，与欧洲中世纪之前的封闭分割、自给自足式的地方领主经济全然不同。也正因此，中国早在唐宋时期，就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长安、洛阳及临安都是人口过100万的超级大城市；在同时期的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过10万人。中国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这里还发生了最早的农业生物革命，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了人口的大爆炸。中国是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工商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国还在工商制度创新上拥有很多世界纪录，元代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张纸币，宋代出现了第一批合股公司和职业经理人阶层，清初则出现了粮食期货贸易。此外，中国还有非常健全的乡村自治体系，有世界上最富有、人数最为众多的商帮集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早在10世纪的宋代，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就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清时，中国仍然保持着经济规模世界第一的地位，拥有最高的粮食产量，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是英国的6倍。
然而，无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发达的工商经济，却保持了长达千年的“高水平停滞”。当世界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之后，它竟远远落后，受各国欺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东亚病夫”。
生于1930年的许倬云是一位注重实证和量化数据的历史学家，抗日战争时期，他曾随家在中国各地流浪，目睹农村之真实景象，后来撰写《汉代农业》一书，据他的观察，“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变化不太大，我当时看到的农村基本上跟汉朝相差不多”。各地农村所用的机械类农具，如水排（水力鼓风机，约早欧洲1 000多年）等都是在汉代就已经发明出来了的。
在工商方面，改变也许比农业要多很多，不过在一些关键产业，进步仍然是让人汗颜的。以农耕及工业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产业—铸铜冶铁业为例，早在商代，已能够组织300人以上的作业团队铸造重达833公斤的巨型铜鼎，从日后出土的汉代冶铁作坊看，其规模已可达千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铁作坊的规模也与此相仿，几乎没有扩大。另据计算，西汉时期每户家庭的用铁量将近4公斤，这与1949年之前农村家庭用铁的实际情况大体一致，也就是说，两千多年来，中国家庭的用铁量没有增加。
在城市经济方面，最繁荣的大都市出现在宋代，而进入明清之后，城市规模竟有所缩小。据台湾学者赵冈的研究，中国在唐宋两朝，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比例的20％以上，而到1820年的晚清，竟只有6.9％。
更让人困惑的是，在全球经济规模第一的国度里，从事工商业的商人阶层却成了一个被妖魔化、边缘化的族群。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自《史记》之后，正史之中几乎没有完整的记录。甚至连司马迁也因在《史记》中专写《货殖列传》一章，而遭到后世学者的诟病。以工商业最为繁华的宋代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无几，在史书上，连妓女的名字都远远多过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帮控制了中国的盐业、边贸和金融业，其财富总和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可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被记录在案的晋商仅一人而已。商人阶层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商人阶层当然是他关注的一个群体。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费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在一个高起点的水平线上长时间地徘徊？为什么高度发达的工商文明中无法孕育出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情况的发生？
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也以东西方工商文明的差异展开他的思考，该书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
而一个与上述诸多疑问相关且更具现实性的问题是：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因素是否已经彻底地排除，中国的工商企业是否仍然可能陷入历史的宿命之中？
三
对商人的蔑视，对工商从业者的蔑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曾经是东、西方世界的共识。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描述说：“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财富的增加散发着一股子妖邪之气。对生意人的仇视，尤其是史官的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当然，哈耶克所说的景象发生在中世纪之前的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开始正视商业的力量，有人对资本主义的正当性进行了理论上的澄清，更有人将之看成是“一个国家的事业”。然而，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哈耶克所描述的景象仍然顽固地存在。
要解释这一现象，就必须要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视野中去寻找答案。正如制度经济学所提示的，政治权力制度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为经济运行规定了一种基本环境，形成了所谓的统率性规则。美国学者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书中便认为：“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所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这显然是一个适当的、研究中国企业史的学术角度。
1955年，国学家钱穆在他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专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他的课程共分五讲，分别是汉唐宋明清，最后为一“总论”。在“总论”中，钱穆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他共指出四条，其中第一个关键词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第二条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若在今日，有人专讲《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其“总论”的两大关键词恐怕也逃不出钱穆所谓的这两条—“集权”与“抑商”。
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志，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历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历代创新蔚为壮观，最终形成了四个基础性制度，它们共同构成了支撑起集权政体“大厦”的四根“支柱”—
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封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
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优秀人才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
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这些制度历经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正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实在是大一统制度的“故乡”。
在上述四大基础性制度中，唯独“不如人意”的是国有专营化的经济制度。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与“唯我独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能够维持长久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历代多次著名的“变法”，均与此有关—而这也正是本书内在的叙述逻辑。自宋代“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中央政府彻底放弃了整体配套体制改革的变革路径，进入明代之后，转而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并推广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的经济能量向乡村猛烈下沉。而在同一时间点，西方则走出中世纪，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航海大发现、工业革命。历史的大分流由此而生。

前言/序言

“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1959年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南检查工作。一日，他到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游览，见殿门两旁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胡耀邦念罢此联后，对陪同人员说：“让我来改一改！”说完，他高声吟诵：“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历史在此刻穿越。两代治国者对朝廷与忠臣、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进行了不同境界的解读。 中国是世界上文字记录最为完备的国家，也是人口最多、疆域最广、中央集权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如何长治久安，如何保持各个利益集团的均势，是历代治国者日日苦思之事。两千余年来，几乎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均因此而生，而最终形成的制度模型也独步天下。 在过去十年里，我将生命中最好的时间都投注于中国企业历史的梳理与创作。在2004年到2008年，我先是完成并出版《激荡三十年》上、下卷，随后在2009年出版《跌荡一百年》上、下卷，在2011年底出版《浩荡两千年》，在2013年8月出版《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由此，完成了从公元前七世纪“管仲变法”到本轮经济改革的整体叙述。 就在我进行着这一个漫长的写作过程之际，我们的国家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变革时刻，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让它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同时，种种的社会矛盾又让每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莫名的焦虑感和“受伤感”。 物质充足与精神空虚、经济繁华与贫富悬殊、社会重建与利益博弈，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国家，你无法“离开”，你必须直面。 如果把当代放入两千余年的历史之中进行考察，你会惊讶地发现，正在发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每一次经济变法，每一个繁华盛世，每一回改朝换代，都可以进行前后的印证和逻辑推导。我们正穿行在一条“历史的三峡”中，它漫长而曲折，沿途风景壮美，险滩时时出现，过往的经验及教训都投影在我们的行动和抉择之中。 我试图从经济变革和企业变迁的角度对正在发生的历史给予一种解释。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一再地追问这些命题，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 我的所有写作都是为了一一回答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现在看来，它们有的已部分地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叙述都是历史“唯一的真相”。所谓的“历史”，其实都是基于事实的“二次建构”，书写者在价值观的支配之下，对事实进行逻辑性的铺陈和编织。我所能保证的是创作的诚意，20世纪60年代的“受难者”顾准在自己的晚年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他因此进而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任何一切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都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历史，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很多人似乎不认同这样的史观，他们常常用“被欺骗”、“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来轻易地原谅当时的错误。然而，我更愿意相信易卜生说过的一句话：“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是为总序。

《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十年典藏版）》并非一部单纯梳理企业发展脉络的流水账，它是一场深入肌理的探寻，一次宏大叙事的重塑，更是一次对中国商业精神源头活水的追溯。本书试图打破“中国古代缺乏商业精神”的陈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宏大视野和扎实考证，为读者呈现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企业史画卷，时间跨度直抵公元前七世纪，直至近代中国商业格局初现端倪的1869年。 这并非一部枯燥的学术专著，而是一部饱含生命力与时代回响的读物。作者以生动的笔触，将那些沉睡在史籍中的商人、作坊、市集、官营与民间经济的搏杀，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从春秋战国时期初露锋芒的“货殖”之士，到汉唐盛世的繁荣商贸，再到宋元时期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乃至明清时期官商勾结与民间资本的暗流涌动，每一个时期，每一个篇章，都蕴含着关于生存、竞争、创新与传承的智慧。 本书的核心之处在于，它不仅仅关注“器物”的演变，更深入挖掘“精神”的内核。作者并非仅仅罗列了古代有哪些著名的商人家族、庞大的商业组织，更重要的是，他试图勾勒出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商人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内心挣扎、应对策略以及最终的时代烙印。他们如何在皇权的高度渗透下寻求生存空间？他们如何在中原农耕文明的挤压下发展自己的商业逻辑？他们如何在一次次朝代更迭、战乱频仍的环境中延续生命线？这些问题，构成了本书最引人入胜的张力。 例如，在论述春秋战国时期，作者不会仅仅停留在范蠡“三聚三散”的传奇故事，而是会深入分析当时诸侯争霸、百家争鸣的宏大背景下，为何会出现“货殖”这样的新兴力量。这些早期商人，如何在礼乐制度的束缚与经济发展的需求之间寻找平衡？他们如何通过对粮食、盐铁等关键资源的掌控，影响国家政治的走向？本书将呈现一个更加立体、更具活力的古代中国商业图景，而非仅仅是“士农工商”的刻板印象。 进入汉唐时期，本书将带领读者领略丝绸之路的辉煌，长安定西的繁盛。作者会细致描绘当时的商品种类、贸易路线、交易方式，以及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从官营的均输、盐铁专卖，到民间商帮的崛起，比如以胡商为代表的活跃力量，他们是如何将东方的丝绸、瓷器运往西方，又将西方的香料、宝石带回中原？本书将揭示，唐朝的开放与自信，也离不开其背后强大的商业支撑。 宋朝，无疑是中国古代商业史上的一座高峰。本书将花费大量笔墨，展现宋朝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市民文化与创新精神。从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出现，到水陆交通的空前便利，再到发达的专业化市场和高度组织的商业行会，宋朝的商业形态已经远远超越了以往的时代。作者会深入剖析，为何宋朝会在军事上相对积弱，却能在经济上达到如此辉煌的成就？这种经济活力，是否也孕育了不同于前代的商业伦理与商业精神？ 元明清时期，本书将聚焦中国商业在地域、制度与文化上的复杂演变。江南地区的富庶，晋商、徽商等各大商帮的崛起，他们如何在广阔的地域间建立起庞大的商业网络，又如何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作者也不会回避明清时期日益显现的“重农抑商”政策的负面影响，以及官商勾结、特权经济的弊端。本书将深入探讨，在集权体制下，民间资本的生存困境，以及这种困境如何影响中国近代商业的转型。 1869年，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本书将其作为近代中国商业格局初步形成的标志。这并非一个突兀的结束，而是为后续更复杂的近代商业史铺垫。作者会回顾在这一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传统的商业模式受到了怎样的冲击，新的商业形态又是如何萌芽？手工工场、早期近代企业，以及传统商帮的转型与衰落，都在这最后的篇章中有所展现。 《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十年典藏版）》的“十年典藏版”之名，本身就蕴含着作者与出版社的用心。它不仅是对过去十年研究成果的凝聚，更是对这一宏大课题的郑重呈现。本书在史料的爬梳、观点的创新、叙事的流畅性上，都经过了长期的打磨与沉淀。作者并非简单地复述已知，而是试图在已有的学术基础上，提出新的视角与解释，引发读者对中国商业史的深度思考。 阅读本书，你将不再仅仅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会成为一位穿越时空的探索者。你将看到，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商业的脉搏从未停歇，它以各种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奔涌向前。你将理解，那些看似遥远的古代商贾，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挣扎、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其实都与我们今天的商业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仅是一部企业史，更是一部关于中国人如何在经济活动中体现智慧、勇气与韧性的生动史诗。本书将以其宏大的格局、扎实的考证、生动的叙事，为你打开一扇认识中国古代商业文明的全新大门，让你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厚根基。

评分☆☆☆☆☆

拿到《吴晓波企业史 浩荡两千年 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十年典藏版）》，我首先被它厚重的分量所吸引，而翻开书页，更是被内容所深深吸引。作为一名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略知一二的普通读者，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很难写出精彩故事的领域。然而，吴晓波先生的这部作品完全颠覆了我的看法。他以一种叙事性的笔触，将原本可能枯燥的历史事件变得生动有趣。我特别欣赏书中对不同时期商业形态的细致描绘，从最初的简单交换，到后来复杂的商业组织，再到大规模的生产和贸易，每一个阶段的演变都充满了故事性。比如，书中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管鲍之交”所蕴含的早期商业合作理念的探讨，以及秦汉时期“盐铁官营”背后的经济考量，都让我印象深刻。作者不仅仅是罗列事实，更重要的是挖掘了背后的动因，探讨了商业发展与国家政策、社会结构、技术进步之间的复杂关系。读完这本书，我对中国古代商业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也对中华民族商业智慧的源远流长有了更强的认同感。这绝对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经典之作。

评分☆☆☆☆☆

这套《吴晓波企业史 浩荡两千年 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十年典藏版）》简直是一次穿越历史的宏大叙事！我一直对中国古代的商业活动充满好奇，但总觉得零散不成体系。这本书就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认识中国企业萌芽和发展脉络的大门。从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虽然模糊却已显现的商业雏形，到秦汉时期官营商业的勃兴与衰落，再到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以及明清时期民间商业的起伏跌宕，作者吴晓波用他一贯的流畅笔触，将这些看似遥远的历史片段串联了起来。他不仅仅是讲述了“有什么”，更重要的是深入挖掘了“为什么”。为什么某些商业模式会兴盛，为什么有些会衰败？他结合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甚至是一些技术革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抽丝剥茧。尤其是对早期商业组织的形态、商人的社会地位、以及国家政策对商业的影响的分析，都让我耳目一新。读这本书，仿佛置身于那个车水马龙的古代市集，亲眼见证那些改变历史的商业决策。它不是枯燥的史料堆砌，而是充满生命力的故事讲述，让人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中国古代商业的智慧与活力，也对我们今天理解企业精神的根源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评分☆☆☆☆☆

我是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阅读这套《吴晓波企业史 浩荡两千年 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十年典藏版）》，本来以为会是比较枯燥的学术论著，没想到读起来竟如此引人入胜。作者吴晓波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功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企业发展画卷。书中的内容远超我的想象，它不仅仅局限于朝代更迭中的一些商业事件，而是深入剖析了中国企业在漫长历史中的演变逻辑。从那些早期的手工作坊，到后来官营与民营经济的交织，再到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每一个章节都像一个独立的篇章，又相互呼应，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我尤其喜欢他对一些关键时期商业模式演变的解读，比如宋代商业的高度发达，以及明清时期尽管受到一些政策限制，但民间商业依然顽强生长的力量。他对于商人阶层的描绘也相当立体，不再是单一的“奸商”或“英雄”形象，而是展现了他们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生存智慧与挣扎。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停下来思考，这些古人的商业理念和实践，对我们当今的商业世界有哪些启示？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角，让我能够跳出当下，去审视中国商业文明的根基，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思想洗礼。

评分☆☆☆☆☆

当我翻开《吴晓波企业史 浩荡两千年 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十年典藏版）》，就仿佛踏上了一条横跨两千多年的时空之旅。吴晓波先生以其卓越的叙事能力，将那些冰冷的史料转化为了鲜活的故事，让我得以窥见中国企业最初的萌芽和漫长的成长轨迹。书中对不同历史时期商业形态的细致描摹，从早期的市场雏形，到官营商业的盛衰，再到民间商业的潮起潮落，无不让我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变迁。我尤其对书中对商业组织形式的演变、以及商人如何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适应和创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让我对中国古代的商业智慧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于知识的获取，更在于它能够引发读者对商业本质、对企业精神根源的深刻思考。它让我看到了中国商业文明的韧性与活力，也让我对接下来的中国企业发展史充满了期待。这绝对是一本值得细细品读，并且能够反复回味的书。

评分☆☆☆☆☆

这套《吴晓波企业史 浩荡两千年 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十年典藏版）》绝对是我今年读到的最令人震撼的图书之一。作者吴晓波先生以其宏大的视野和深刻的洞察力，为我们揭示了中国企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是如何孕育、成长和演变的。书中的内容之丰富，足以让我惊叹。从公元前7世纪那些零散的商业活动，到各个朝代不断演进的商业模式，再到1869年之前中国传统商业体系的脉络，作者都进行了详尽而生动的梳理。我特别喜欢他对中国古代商人阶层的刻画，以及他们如何在不同时期面对机遇与挑战。书中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商业解读，比如官营经济的兴衰，民间商业的活跃程度，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都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常常会惊叹于古人的商业智慧，以及他们所建立的那些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的商业体系。它不仅是一部企业史，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经济发展史，让我对我们民族的商业文明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敬意。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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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页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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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吴晓波频道 的粉丝，是从看吴晓波知道他的这些书，写的很精彩，特意买来看看，仔细研读。物流很快，两天不到就收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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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历史作品，更多了和自己息息相关的感受，比如吴晓波老师的系列企业史作品。之前的《激荡三十年》，从中就读出了父辈经历的峥嵘岁月，一直到自己所在的环境，隐约可以感受到时代的烙印。最新这本《激荡十年·水大鱼大》则更多了自己对时代的感知——这激荡的十年，是自己离开学校迈入社会的十年；是从青涩菜鸟到职场老兵的十年。而正因为当下所处的是变化最大的行业，对于宏观的认识就尤为明显，读这十年的历史，发现了不少共鸣，吴晓波用其特有的微言大义，展示了一个水大鱼大的时代，隐约中自己也找到了作为时代潮流中无名小鱼的位置。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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