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万里：秦汉三国卷（国史通鉴）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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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国史通鉴》第二部《山河万里：秦汉三国卷》共二十四讲，从千古一帝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到两汉三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势力之间的较量以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貌相，择取其间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讲述，分析得失，以史为鉴。严谨的学术态度、轻松幽默的语言风格是本书的基本特点。

作者简介

　　方志远，祖籍安徽休宁，1950年出生于江西吉安。史学硕士，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江西历史学会会长，江西开放教育协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历史学科评审组专家，南昌商联中心文化顾问。研究领域为明代国家制度与社会进程、明清江西商人与地域社会、明代市民文学与社会思潮。主要著作有：《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明清江右商帮》《旷世大儒王阳明》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发表史学评论及杂文100余篇。应《百家讲坛》之邀，主讲《大明嘉靖往事》《万历兴亡录》及《国史通鉴》。

精彩书评

　　方志远教授站在现实与历史的结合点上，以“全球”的视野，唤醒沉睡的古籍，向世人展示恢宏的中华民族历史，既增长知识，又启迪思想。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

　　《国史通鉴》传神地描绘了中国历史长河中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配以犀利点评，让远古鲜活，让今人震撼，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史为鉴”。
　　——商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国史通鉴》在保证历史完整性、真实性的基础上，摒弃教科书的枯燥、晦涩，生动再现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要想酣畅淋漓了解中国历史五千年，shou选此书。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目录

总序

第一讲 千古一帝
遗嘱执行 中央地方 秦始皇帝 独资公司

第二讲 二世而亡
揭竿而起 密室策划 人算天算 遍地是雷

第三讲 楚有三户
约法三章 破釜沉舟 沛公刘季 国家机器

第四讲 鸿门故事
“汉王”由来 不辞而别 意在沛公 霸上密谋

第五讲 历史选择
楚汉相争 汉中对策 国士无双 救火队长

第六讲 汉家规模
立藩削藩 异姓同姓 汉承秦制 定都长安

第七讲 汉匈和战
卫霍建功 三管齐下 白登之围 匈奴单于

第八讲 家大业大
算缗告缗 汉时边关 国际眼光 张骞西行

第九讲 人无完人
巫蛊之祸 封禅大典 养生工程 面子工程

第十讲 平稳过渡
并不平静 顾命大臣 钩弋夫人 轮台罪己

第十一讲 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 儒学复兴 汉家制度 霍氏福祸

第十二讲 民选皇帝
道德楷模 王氏家族 成王败王 榜样力量

第十三讲 复兴汉室
刘氏兄弟 天生予德 人心向背 托古改制

第十四讲 重整山河
忍辱负重 福祸相倚 一战成名 欲速不达

第十五讲 柔道行之
两手都硬 铁腕手段 不动声色 真假宗室

第十六讲 前后辉映
投笔从戎 前方用兵 庙堂决策 文化创造

第十七讲 外戚宦官

第三力量 少年老成 窦氏张狂 幼主少母

第十八讲 凄惨落幕
董卓进京 杀尽宦官 寻找垫背 大贤良师

第十九讲 能臣奸雄
乱世奸雄 治世能臣 少时曹操 “阿瞒”身世

第二十讲 袁曹对决
官渡之战 十胜十败 衣带密诏 建安元年

第二十一讲 三分初现
赤壁之战 江东孙氏 隆中对策 “先主”刘备

第二十二讲 荆州得失
得而复失 刘备入川 一时瑜亮 讨借荆州

第二十三讲 鞠躬尽瘁
六出祁山 蜀中治理 白帝托孤 非常之人

第二十四讲 三马共“曹”
分久必合 蜀道不难 司马之心 司马仲达

精彩书摘

　　张骞西行
　　我们曾经说到，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找月氏。但是，张骞一行一百多人，离开长安之后不久就集体“失联”，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的消息，汉武帝联络月氏打击匈奴的设想落空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公元前126年，也就是“失联”了十三年后，张骞竟然回到了长安。一起回到长安的是他的副手、匈奴人甘父。去时一百多人，来时只剩下正副队长。更令人意外的是，张骞不但自己回来了，还带回了一位匈奴女子。这位匈奴女子，竟然是张骞的妻子。这倒真是天方夜谭。在卫青、霍去病对匈奴进行连续打击之前，匈奴各部散布在整个北方草原。长安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后来被人们称为“丝绸之路”的祁连山南北、河西走廊，是匈奴活动的重要地区。尽管张骞一行警惕警惕再警惕、小心小心再小心，还是被活动在这一带的匈奴发现，一百多人全被俘，被送到匈奴单于的所在地。匈奴人是英雄，也喜欢英雄。当时匈奴在位的是军臣单于，一见被俘虏的汉朝使臣张骞，“为人强力”，身体健壮，可能还擅长骑射，一下就喜欢上了。后来又发现，张骞不但有力气有胆量，而且“宽大信人”，有气度、讲信誉。
　　那个时候，匈奴人投降汉朝、汉朝人投降匈奴，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张骞的助手甘父就是匈奴人，随行的一百多人中，匈奴人应该不在少数，他们都在为汉朝服务。军臣单于也想让张骞归顺匈奴、为匈奴做事，做思想工作：“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汉书·张骞传》）你要去月氏，可能吗？汉朝和月氏之间隔着匈奴，我怎么可能让你们过去呢？比如，我匈奴派一个使团，要通过你汉朝到南越去，汉朝会让我的使团过去吗？别说，这位军臣单于还很有幽默感。为了挽留张骞，军臣单于给张骞物色了一位匈奴女子为妻。谁说只有汉朝与匈奴和亲？匈奴也同样通过婚姻感化汉人。不仅仅是张骞，后来投降匈奴的汉朝著名将领，如李陵、李广利等，匈奴单于都把自己的姐妹赐给他们为妻。张骞不但接纳了这位纯朴的匈奴姑娘，还和她生了儿子。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汉人和匈奴的关系，并非像后世描绘的那样你死我活。但是，张骞虽然身在匈奴，心仍在汉朝，代表汉朝使者身份的符节永远和张骞在一起，匈奴人竟然也不制止或者为难。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张骞的这个举动，更令匈奴人佩服。所谓的“符节”实为一段小竹竿，上有牦牛的尾毛，因为竹竿上有节，所以称“符节”，又叫“节杖”。后来人们赞扬不畏强暴、品质高尚的人有“气节”，“气节”二字即由此而来。由于匈奴监管严密，张骞和他的部属被羁留了整整十年。后来，监管逐渐宽松，张骞带着部属逃了出来。但是，他们并没有向东南逃回汉朝，而是向西北继续寻找月氏。但月氏这些年到底在哪里？他们不知道，只知道向西、向北，只要大方向对头，月氏不可能找不到。这就是信念，这就是忠于使命。张骞一行先是来到了现在中国新疆北疆的吐鲁番一带，当时叫“车师”；然后到库车一带，当时叫“龟兹”；再到新疆南疆的喀什一带，当时叫“疏勒”；然后再翻过葱岭，也就是帕米尔高原，来到现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当时叫“大宛”。这些地方那时都是“国家”，都有自己的国王。张骞来到的这个“大宛”，当时在中国并不著名，但后来著名了。为什么著名？因为这里盛产被称为“汗血宝马”的“大宛马”。听说张骞一行来自汉朝，大宛国王很高兴，《史记·大宛传》有一段很好玩的记载：
　　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
　　大宛国王早就知道在东方有个汉朝，十分富有，只是没有沟通的渠道。张骞从天而降，令大宛国王十分欣喜。张骞应该是谈判的高手，说我们从匈奴逃出来，囊中羞涩。如果大王能够派人送我们到月氏，返回汉朝之后，还怕汉朝皇帝不重重谢您吗？这就叫作“双赢”。虽然有诱人以利之嫌，但张骞后来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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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总序
　　这是我和《百家讲坛》栏目的第三次合作，和商务印书馆则是第二次合作。
　　和《百家讲坛》的合作始于2009年。那时的《百家讲坛》正处于鼎盛后期，朋友聚会、家人聊天，时时有人说及“百家”；阎崇年、王立群、易中天、于丹等老师也通过他们的讲课，引导人们从各种各样的“选秀”、“搞笑”节目中脱出身来，关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一段时间，余秋雨教授以一己之力，通过《文化苦旅》搅动了中国人的文化热，那么，进入21世纪后的一段时间，则是《百家讲坛》扛起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激发大众历史热情的大旗。
　　但是，当《百家讲坛》栏目组邀请我加盟时，我犹豫了。犹豫什么？说不清楚。当我们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十分明确的目的，至少是直接动机；当我们需要做出一种选择而犹豫的时候，却很难说出十分清晰的理由。勉强要说，也许有三个担心：一是担心时间。手上有多个课题，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到横向合作项目，得亲力亲为完成，是否有时间和精力做《百家讲坛》的节目？二是担心内容。《百家讲坛》与大学讲台不同，大学讲台的核心价值是学术创见，《百家讲坛》的根本要旨是雅俗共赏。选择什么样的内容、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述才能达到雅俗共赏？三是担心效果。我从来不畏惧上课，但素来不习惯“哗众”，不屑于“取宠”，直到现在，听到装腔作势的煽情就起鸡皮疙瘩，所以自我感觉不适合做大众节目。而电视节目恰恰是大众节目，讲究“收视率”和“回头率”，要让观众把屏幕停留在这个节目上，要让观众手上的遥控器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这个节目来，不哗众、不取宠、不装腔作势地煽情，有收视率、有回头率吗？所有这些，心里都没有底。另外还有一个纠结：作为专业历史研究者，做大众节目是不是“不务正业”，同行怎么看？低头抬头都是圈子里的人，和圈外朋友友情客串毕竟不一样。
　　最后还是上了《百家讲坛》的“贼船”，否则就没有后来的故事。编导王珊小友曾经很得意地对我说，只要是她看中的老师，就很难逃脱“追捕”。在这个过程中，毛哥（佩琦）和商传兄的榜样，邵鸿的反复鼓励，李锋的多次鼓捣，都起了推动作用。但是，推动归推动，最终决定上船，主意还是自己拿的。长期以来，我和邵鸿以及其他朋友一直在交流史学的功能问题、史学的大众化问题。发挥史学的“人文”功能，让大众在历史的讲述中得到愉悦、得到感悟，向大众传播我们认为是“正能量”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这既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也应该是十分快乐的事情。既然如此，还有比央视《百家讲坛》更好的平台吗？而王珊的诚恳态度，也打消了我的一些顾虑：不过多考虑“收视率”和“回头率”，按照自己的风格讲，不是附和观众而是引导观众，把传播对象定位在中等及以上文化层面。
　　于是有了连续三次的合作，其间固然有无数次就内容与形式的“被修理”与“反修理”、“被控制”与“反控制”，但我与《百家讲坛》的合作也越来越默契。不少朋友问我，听说《百家讲坛》很霸道，不断要求老师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说心里话，没有这种感觉。不知道是因为我接受意见很虚心，还是《百家讲坛》对我很宽容。
　　第一次合作，讲的题目是《大明嘉靖往事》。似乎是讲嘉靖“皇帝”，但我把它讲成了嘉靖“时代”，而其中揭示的则是普遍的历史现象。其中的有些篇章，如《礼是打出来的》《算账要算政治账》《奸臣三部曲》《忠臣是怎样铸成的》等等，我认为是可以成为经典的。
　　第二次合作，讲的是《万历兴亡录》。同样，主要说的不是万历“皇帝”，而是万历“时代”。万历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自由奔放的时代、一个酷似“前资本主义”的时代，但中国社会并没有由此进入近代社会，而是乐极生悲地退回到了严峻冷酷的古代社会。《北京晨报》资深记者陈辉曾经问我：《万历兴亡录》的电视节目已经有了很好的反响，你怎么评价由讲稿改编出版的著作，这个著作中有哪些地方比较精彩？我很自信地告诉他：我的文字表述能力超过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辨能力超过形象描述能力，只要读下去，处处是精彩，而且是“未删节版”，所以著作应该比电视更精彩。从《是非张居正》到《“飞语山人”乐新炉》，从《“词宗先生”戚继光》到《打虎英雄落平阳》，从《事情怕就怕认真》到《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从《人进我退》到《明朝的“国殇”》，展示的是一个王朝由极盛到式微的各个方面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因素，是一个王朝坍塌前无可奈何的多维背影。我甚至很得意地问他：“你在其他著作中看得到这些信息吗？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重复类似嘉靖、万历这样的‘似曾相识’的乐极生悲的故事，所以，其意义远远不止在明代。”这两个题目讲述的内容都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都是明代史的题目，其中包含我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但当栏目组希望我做第三个节目时，我觉得不能再做明代了，应该做一个更“大气”的题目，既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也争取给《百家讲坛》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我曾经考虑彻底改变一下风格，讲一个“方志远说金庸之韦小宝”。《鹿鼎记》是金庸为读者提供的开启中国“江湖文化”和“庙堂文化”迷宫的钥匙，韦小宝则是破解中国古代“官场潜规则”和“黑道规矩”的向导，极有研究价值和解读意义。但《百家讲坛》希望维护我作为历史学者在屏幕上的形象，否定了这个设想。
　　那么讲什么？我和王珊同时想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接着又想到了“中国通史”。经过反复商议，并征询了诸多朋友的意见，决定把“通史”和“通鉴”结合在一起，定名为《国史通鉴》，当时考虑分为4—5部，共100—125讲，现在看来需要有6部150讲。当时的两位制片人聂丛丛、那尔苏，还有央视科教频道副总监冯存礼先生，都认同这个主题和思路。
　　《百家讲坛》过去讲的都是一朝一代，或者一个人物一本书，他们早就想做一个大的题目，上下贯通，从炎黄一直说到鸦片战争乃至清帝退位。双方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的时间，是2012年4月。
　　关于这个主题的宗旨，我在《国史通鉴》的第一讲做了这样的表述：
　　这个“国”是中国，“国史”就是中国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文明的历史……我们将尽可能地展示，中华民族、中国文明的历史是如何的悠久、如何的无间断，对于它的记载又是如何的详密。同时，我们也将讨论，在中华民族、中国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发生过哪些问题、走过哪些弯路，我们的先人曾经犯过哪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他们为我们今天的发展提供了哪些借鉴？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也是我们为这次讲课取名为《国史通鉴》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个节目和这部著作是向大众讲述中国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文明的历史的，同时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以为今日之借鉴。
　　主题固然气势恢宏，难度也是非常之大。第一，取舍难。上下五千年，发生了多少故事、淘洗了多少英雄，应该选择哪些故事、哪些人物，又怎么讲述这些故事、这些人物？第二，把握难。无数的史籍史料、无数的专书专论、无数的考古发现、无数的民间传闻，如何把握尺度、彰显主题？第三，突围难。前辈的鸿篇巨制，前有钱穆《国史大纲》，后有李定一《中华史纲》，皆久负盛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影响巨大，蔡美彪积10卷本《中国通史》的功力推出《中华史纲》；樊树志在《国史概要》之后，又有《国史十六讲》。此外，更有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纲要》基础上主编的12卷22巨册《中国通史》，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15册《剑桥中国史》，以及尚未见到中文译本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如此等等，犹如横亘在面前的雄山大川，如何翻山越岭、跋川涉水，如何突出重围？
　　在确定《国史通鉴》这个主题时，也考虑过这些困难，但真正的困难总是在工作展开之后逐步显现、深刻感受的。这种情况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乃至在每一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时时发生。基本经验是，放弃意味着失败，坚持可能成功，关键在于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
　　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范文澜先生关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道路与西方国家的区别，钱穆先生对《国史大纲》读者要求的“诸信念”，李定一先生关于《中华史纲》自我勉策的“四规律”，《剑桥中国史》作者们置身山外揭开的“庐山真面目”，以及前辈学者和同辈朋友在各个断代史研究中所取得的真知灼见，都是在翻山越岭、跋川涉水过程中观赏到的绚丽风光、感悟到的敬业风范，他们在帮助我突出重围。
　　当年《万历兴亡录》出版的时候，有读者将其和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进行比较，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因为我是《万历十五年》的忠实粉丝，而我们这一代人的“史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黄仁宇先生开发的。但这两本书其实是很难进行比较的，倒是可以互补。最近我在一个“总裁”班讲课，他们让我推荐几本明代史的著作，其中我推荐了《万历十五年》和《万历兴亡录》。为何同时推荐两个“万历”？因为这两部书都是以万历时期为描述对象，但重点不同、风格不同。前者是以散文方式撰写的学术性历史著作，重点放在“庙堂”，后者是以学术态度撰写的普及性历史著作，力求表现“多元”。学员及其他读者可以从两种不同风格的著作中体验万历时代。
　　《国史通鉴》也是以学术态度撰写的普及性历史著作，以上种种的多卷本、单本“通史”、“史纲”和断代史著作，均为“参考文献”和“学术基础”。特别是由于先通过屏幕传播，再由文本传播，决定了这部《国史通鉴》是以“说”为基础的，传播的对象首先不是翻开书本的读者，而是打开电视或电脑的观众。所以我和很多朋友说，这部书和其他《百家讲坛》的书一样，创作过程有点儿像明代的“小说”：先要有“话本”，这是一次创作；然后在“话本”的基础上讲课，这是二次创作；最后根据讲课和思考进行梳理、补充，这是三次创作。由于传播的对象首先是电视观众，所以，头绪不能太复杂、内容不能太生僻、论证不能太烦琐、形式不能太单调。
　　用学术态度撰写“普及性”历史著作，也决定了《国史通鉴》和以戏谑态度撰写的各种“历史读物”、“历史小说”有着根本性不同，“说教”固然不可以，“戏说”更是忌讳。应该以轻轻松松的语言、认认真真的态度讲述历史，而不是天花乱坠说评书、编故事、发议论，既不能过于“劳累”读者，更必须言之有据。
　　出于上述考虑，拟出了《国史通鉴》写作的“十二字方针”：定主线、选人物、说故事、论得失。而且，主线要清晰、人物要鲜活、故事要生动、分析要明快。这可以说是《国史通鉴》的基本特点。
　　《国史通鉴》这个150集左右面向大众的电视节目、120万字左右面向大众的历史著作，只能是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所有的内容都应该围绕着这条主线展开：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风雨、冲破了怎样的险阻、共享了怎样的太平，有过什么样的悲与喜、苦与乐？对于今天，应该记取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但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记载的翔实和发展的无间断，决定了这条主线应该是多彩线而非单色线，它应该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上层、下层，民族、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
　　历史由人组成，只有充分展示人物的活动，历史才能鲜活和灵动起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绵长的渐进与累积过程，但又不断发生由杰出人物推动的由渐变到突变过程。我们把不被人们察觉的渐变过程交给学术论文去讨论，而把推动突变或产生影响的人物—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无论是起过好作用产生好影响的人物还是起过坏作用产生坏影响的人物—“选”到这个节目和这部著作中。当然，任何一个伟大人物，在我们这个节目和著作中都是一个过客，所以我们得选择他们最走运或最背运、最可爱或最可恶、最好玩或最窝囊的那些片断，一句话，选择他们在历史上划下最深刻痕的那些片断进行讲述。
　　“历史人物”从来都是和“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在我们这个节目和著作里，只有那些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事情才能称为“历史事件”，才是“大事”。皇位继承、朝代更替本来是大事，但是如果没有对历史过程发生明显影响，那它就是一家一姓的小事，不属于我们这个节目和著作的“故事”。而黄河边的一场连日大雨、穷秀才的一个报复念头，为节约开支而裁减冗员、为整肃法纪而抓捕走私，本来都是司空见惯的小事，或者是一个政权在行使正常权力，结果却掀翻了一个王朝、颠覆了一个政权、涂炭了几代生灵、改变了历史进程的方向，就成了荡气回肠的大事。这些才是我们要在节目和著作中大说而特说、大书而特书的“故事”。
　　关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前人已经有过诸多的表述，最著名的莫过于孟子所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唐太宗所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还有培根所说“读史使人明智”。有一种高考复习资料概括了历史学家们提出的历史学的五大社会功能：认识历史的途径、延续文明的纽带、传承精神的载体、治国安邦的宝库、启迪人生的向导。
　　乍看起来，真有道理。但坦率地说，虽然读了五十多年的历史书，教了三十多年的历史课，我还真不知道历史学竟然有如此多的功能，有如此大的威力。相反，一直在怀疑，一部《春秋》能否吓倒真正的“乱臣贼子”、学历史的人真就比别人“明智”？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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