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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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海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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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金融
• 金融史
• 经济史
• 历史
• 解套中国
• 民国
• 中国近代史
• 货币战争
• 银行
• 财经

出版社： 中国发展出版社

ISBN：9787517706717

版次：1

商品编码：12088621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96

编辑推荐

　　1.本书从经济、金融视角理性认识全新的中华民国史。
　　2.只有从经济、金融角度解读近代中国，才能真正反思中国、认识中国，从而读懂民国的zui终命运。
　　3.深度反思民国无法崛起原因的经济学佳作，认识一部zui真正的民国史。
　　4.金融视角结构民国历史。解答“孙中山为什么让位给袁世凯”“袁世凯敢于称帝有何底气？”“西方列强选择又抛弃袁世凯是笔什么生意”“中日在金融战中是怎样过招的”“日本为什么惧怕法币成功”等等问题的真正内因。

内容简介

　　本书从金融的视度重读民国史，揭示为人熟知的历史事件背后所隐藏着的金融秘密。从“袁大头”到法币，从金圆券到人民币，还有看不见硝烟的抗日金融战场，它们或许无法真的颠覆整个历史，却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脉络走向，解开在以往视角下无法探究的一个个谜团，并洞察其中的堂奥。

作者简介

　　陈忠海，文史学者、作家，新华社《瞭望智库》特约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观察》杂志专栏作家，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著有历史人物传记6部、历史随笔集4部及诗集、散文集等，发表各类财经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目录

第一章金钱瓦解的革命
一革命者：为筹款而奔忙/
二清政府：也面临缺钱的困境/
三列强：所谓“金融中立”/
四孙中山是个“穷总统”/
五金库里只剩十块钱/
六从天而降的中国银行/
七对外借款风波/
八打不动了，只好议和/
第二章一场善后大借款
一袁世凯的“西方朋友”/
二“可靠的委托人”/
三袁世凯的花招/
四财权的博弈/
五银行团的苛刻条件/
六钱真不是好借的/
七借款与血案/
八有了钱的袁世凯/
第三章“袁大头”里的金融学
一一个“懂金融”的军阀/
二民初金融乱象/
三“袁大头”出笼始末/
四遭遇世界大战/
五机关枪上的“二十一条”/
六一场复辟闹剧/
七帝梦惊断金融潮/
八借钱也能上瘾/
九北洋政府的结束/
第四章失色的“黄金十年”
一一次翻身的机会/
二实现重要突破/
三整理外债遇挫/
四经济出现起色/
五“四行二局”与“废两改元”/
六“白银战争”与法币/
七国民党的“土地改革”/
八基层的贫困化/
第五章没有硝烟的抗战金融战场
一法币“惹怒”日本/
二“温室里的大花”/
三军国主义与财阀/
四日军的“货币战”/
五法币保卫战/
六“松机关”的“杉工作”/
七一场“惨胜”/
第六章“金圆券”里一场梦
一由“计划”到“统制”/
二金融业的官僚资本/
三“四大家族”暴发史/
四美援成了救命稻草/
五法币的挣扎与崩溃/
六“金圆券”仓促出台/
七一场财富大洗劫/
八“银元券”的最后表演/
第七章人民币缔造传奇
一井冈山走出“红色金融”/
二“边币”与“抗币”/
三根据地里的“货币战”/
四诞生在小学校里的人民币/
五上海的“银元风潮”/
六“金圆券”的反扑/
七另一场“淮海战役”/
八人民币创造了奇迹/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四孙中山是个“穷总统”
　　武昌起义突然爆发，当时不仅孙中山身在国外，同盟会在国内的主要领导者黄兴、胡汉民、宋教仁等也不在武昌。在武昌的同盟会成员主要是1906年入会的蒋翊武、1909年入会的孙武，以及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等人，后来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等牺牲，孙武被炸伤，蒋翊武因遭遇清军搜捕而被迫逃亡。武昌起义虽然取得了成功，却面临“群龙无首”的局面。
　　1911年10月11日凌晨，各路起义军负责人聚集在湖北咨议局会议厅内，商议推荐谁来主持大局。有人提议由清军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在没有更好人选的情况下此议得到通过，黎元洪被推举为武汉军政府都督。
　　黎元洪是北洋水师出身，参加过甲午战争。清政府编练新军后，湖北因位置重要共编了2镇（相当于2个师），黎元洪任第2镇第3协统领（相当于旅长）。后该部改编为第21混成协，黎元洪仍任统领，是掌握武汉三镇军权的实力人物。关于他就任军政府首脑，民间有个“床下都督”的说法，说起义爆发后他其实吓得要命，躲在姨太太的床下，后被新军士兵从床下搜出，又被用枪顶着头才勉强答应上任。据说黎元洪当时曾惊恐地对大家说：“此举事体重大，务要慎重。我不是革命党，我没有做都督的资格，够资格的是孙文，你们何不接他来担任都督？”
　　武昌起义爆发后，加强革命领导已刻不容缓，黄兴为此迅速赶往武昌，就任战时总司令，指挥革命军与清军作战。到11月初，南方的革命形势不断发生积极变化，在同盟会策动下，驻守南京地区的新军第9镇在秣陵关宣布起义，得到上海都督陈其美以及江苏、浙江一带起义军将领的响应。11月11日在镇江成立了联军司令部，黄兴也来到这里，联军于12月2日攻占了南京城。此时，整个长江以南要么被起义军占领，要么宣布脱离清政府。随后，各省先后派出代表来到南京，商议组建新政权一事。
　　革命的中心于是由武昌转到南京，各界人士都急盼孙中山回国。孙中山于是从欧洲动身回国。据《胡汉民自传》记述，孙中山路过香港时与胡汉民有过一次谈话，胡汉民对未来的革命政府并不看好，认为革命形势发展虽快，但阵营内部过于复杂，孙中山即使就任总统，但手里没有兵也没有钱，“元首且形同虚设”。胡汉民建议孙中山不如留在广州，在此练兵积蓄力量，再谋南北统一。孙中山没有接受胡汉民的建议，他说：“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此其谓我何？”对于未来的革命政府，孙中山还是很有信心的，他对胡汉民说：“我恃人心，敌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长，而用我所短？”
　　1911年12月25日上午，一艘由香港开来的轮船驶入上海黄浦江上的外滩海关码头，码头上聚集了大批欢迎人群，包括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同盟会领导人以及记者、外国领事、地方官员、士绅代表等，还有许多普通市民、工人和学生，人们热烈地欢迎孙中山的到来。
　　在欢迎仪式上，有个记者问孙中山：“听说您这次从海外带回了大笔巨款和军舰，有这回事吗?”孙中山微笑着回答：“我这次回国，身上是不名一文，所带回的，唯革命精神而已!”这不免让很多人听了失望。当时盛传孙中山是携带巨款回国的。各省代表进驻南京后，有人建议由黄兴担任革命军大元帅，而江浙联军反对，提出只有孙中山才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有人认为江浙联军就是奔着孙中山带回的巨款才这样表态的。与欢迎孙中山回国一样，关于有没有“巨款”的议论同样火热，孙中山自己后来也说：“中外各报皆多传布谓予带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军，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各报馆员所问者亦以此。”
　　次日，在上海的同盟会会员集体设宴欢迎孙中山的到来，并商议组织临时政府事宜。孙中山曾表示自己并未实际主持国内此次革命事业，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孑身归国，毫发无功”，但大家仍一致表示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2月28日至29日，各省代表进行了临时大总统选举，先选出有资格担任临时大总统的人，结果孙中山、黎元洪、黄兴等3人当选。在正式选举中，共有17个省的代表参加了投票，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孙中山正式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定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举行中华民国成立暨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
　　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乘火车赴南京，上海火车站万人欢送，列车经过各站均有大批民众聚会迎送孙中山，苏州火车站“共和万岁”之声响彻数里，常州、镇江各地的迎送队伍都超过万人。下午5时，列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又受到南京各界5万多人的欢迎，停泊在长江江面上的军舰和狮子山炮台上的大炮均鸣礼炮21响。在盛大的欢迎仪式中，孙中山一行前往清政府前两江总督署衙门下榻，在其门前的广场上又是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孙中山乘坐的马车到达后，人群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
　　与热烈的欢迎仪式相比，这一天的天气却有些阴冷，还夹杂着阵阵细雨。孙中山虽然频频向人们微笑并挥手致意，但内心里想必也为“巨款”的事而像天气一样充满了阴郁。他的确是个“不名一文”的总统，但他有无比坚定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革命决心，现在，他就要用这些带领大家去实现之前对革命所做出的承诺了。
　　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一直到夜里10时才举行，具体仪式是：在由两江总督署衙门改成的总统府内，孙中山就大总统位，参加典礼人员排列两阶，行三鞠躬礼，各炮台再次鸣礼炮21响，军乐队奏军乐；各省代表派出代表报告选举情形，孙中山宣读誓词，各省代表致欢迎词并致总统印绶，孙中山受印，海陆军人代表读颂词，孙中山答词，再奏乐，礼毕。从仪式上看，此典礼就与传统封建王朝有很大不同，如女性可以参与仪式、行鞠躬礼而不是跪拜礼、就任前宣读誓词等，体现出许多现代元素。这一天是西历的元旦，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人们都期待着一个新的代表国民的政权在共和制度下带领苦难的中国走向新的纪元。
　　孙中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各省督军以及社会各界纷纷发来贺电。许多人把中国视为美国，把孙中山视为华盛顿，有人认为昨天自己还是皇清臣民，今天已成了“共和国民”，共和国将与专制社会告别，国家将实现振兴，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划时代的意义。《民立报》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当天发表的社论可以看作当时社会各界和民众普遍的心声：吾民今渐入于幸福之境，而日出于困苦之域。吾人民即宜知共和国民之天职，已加于吾人之身。而国民对于国家纳税从军之种种义务，俱宜担荷而不可放弃，尤须一德一心，艰难缔造，以勉进完美共和之局。则我庄严民国存立于世界，可历万古而不毁。记者对此，谨祝中华民国万岁！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发布的宣言书阐述了中华民国的对外政策：“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循序以进，不为幸获。对外方针，实在于是。”临时政府随后又发表了对外宣言，除再次明确各项对外方针政策外，也呼吁世界各国承认南京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成立后，在外交政策方面似乎只有近邻日本的经验可供借鉴。1868年明治维新前日本的国情与中国类似，甚至比中国更差。明治政府掌权后没有立即废除前德川幕府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是首先争取列强的承认和支持，着力进行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改革，之后才谨慎地与欧美国家商讨修改不平等条约事宜。随着日本国力的不断强盛，欧美列强对日本的态度也不断发生变化。日本又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于1894年率先与英国签订了条约，宣布5年后废除英国与德川幕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之后日本又与其他欧美国家陆续签订了类似条约，最终使日本摆脱了这些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成为亚洲近代第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美国国际法学者阿库斯特在《现代国际法概论》中曾指出：“国际法上不存在任何禁止一批人推翻他们国家的政府，只要他们有力量这样做就可以。”但在现实情况下，各国是否承认一国另一个新政权的合法地位，更多地取决于形势的判断和利益的权衡。当时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清朝政府却还在，清朝的皇帝还住在北京的紫禁城中，列强继续了他们所谓的“中立”政策，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呼吁给予冷淡处理。
　　对于孙中山和他领导的临时政府来说，尽管得到许多民众的热烈拥护，但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局面，南北还在对峙，列强均不承认新政府，革命阵营内部也意见纷呈、各有诉求，如不能迅速打开局面，则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也许仅是昙花一现。南方各省的实际掌权者虽然表示拥戴临时政府，但多停留在口头上，大多数人都在观望，有人将把这种现象称为“电报统一”。
　　这些困难还只是一方面，财政方面的困难更为紧迫和严重，英国驻南京领事馆随时通过电报向在北京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汇报情况。他们报告说南京临时政府及独立的各省军政府“缺乏现款”，尤其是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几近枯竭，“可供行政管理费用的税收甚至不够支付各部总长的薪金，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职责完全是有名无实的，所以直到目前为止没有给他们提供办公室或办事人员”；英国驻华公使馆则向国内报告说：“革命派首领们进行军事的政治的斗争主要困难是款项问题。”
　　所以，各国不会仓促承认临时政府，它们至少也要观察一下再说。当临时政府请求各国予以承认时，英国政府表示：“按照国际惯例，对于一国之政府应俟其召开国会制定宪法根据宪法选出大总统，并使现时之临时政府成为具有宪法权能之永久政府，或由此种永久政府所代替时，方能正式予以承认。”日本政府在一份外交备忘录也提出：“当中国建成巩固之新政府，而此新政府又能显示出具有履行该国所承担之各项国际义务的意志及实力时，各国即应对此新政府予以承认。但鉴于中国目前现状，各国政府应在此时先就有关承认之各项问题加以慎重考虑。”
　　在美国，包括一些国会议员在内有许多人支持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但由政府立即出面公开表态也很困难。一位美国议员在会见日本驻美大使时说：“此次中国建成共和政体，乃近世最堪叹赏之一大进步，各国本应尽早予以承认并尽可能给予援助与支持。然而迄今为止各国不但计不出此，反而在借款问题上横生枝节，提出监督条件纠缠不休。其目的无非为庇护欧美资本家之私利，不得不谓为横暴之举。”
　　综上，南京临时政府自成立一直到解散，都没有得到过一个欧美国家的公开承认。
　　五金库里只剩十块钱
　　欧美各国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对孙中山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同盟会早期成员李书城在回忆录中说，起初“上海和南京方面的同志对于获得外国政府的承认和借款本抱有极大希望，但结果却成泡影，因而他们对孙先生多不谅解，说孙中山先生只是‘放大炮’”。
　　孙中山当然也能深刻地体会到这些，所以他最关心的事就是出师北伐，以武力实现南北统一，之后不仅可以开始着手治理这个国家，而且也会得到欧美各国的承认。为此，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立即着手临时政府的军事建设，用了很大的力量去统一军制。
　　南方各省的督军虽然表示拥戴临时大总统，服从中华民国的调遣，但正如胡汉民分析的那样，这些军队并不实际掌握在孙中山和临时政府手里，要顺利实施北伐，彻底推翻清朝政权，必须建立一支号令统一、听从指挥的军队。临时政府成立的第二天，临时政府参议院就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其中军事组织一部分有细致规定，明确“临时大总统有统率海陆军之权”，成立陆军部、海军部以及总统的军事幕僚机构参谋部，其中陆军部设七局二处，海军部设五局二处，参谋部设六局，都直接向大总统负责；同时明确“陆、海、参三部皆属平时领率机构，战时大总统成立大本营，直接实施军事指挥”，在大本营内部又设作战局、兵站局等机构；此外还成立了直接隶属于大总统的南京卫戍总督，负责南京卫戍及治安。
　　陆军总长黄兴就任后，颁布了《陆军编制表》和《陆军给予令》，强调军令、军权的统一，对各部重新编制，规定不得私自招兵募饷。据估算，当时表示服从南京临时政府调遣的各类军队有30多万人，南京临时政府对他们进行了整编，陆军部先将人员较为集中的江淮浙闽等地的军队改编为21个师，海军部也对长江水面上的各类水师进行了整编。
　　对于这次整编，各地掌握实权的督军们普遍表示拥护，因为这改变不了他们对军队的实际掌握，反而可以趁机向临时政府要枪要饷。根据当时的资料统计，每个师每月的军费大约在50万~60万元之间，合计后将是一笔巨款。临时政府于1月份成立，前两个月的预算资料较为混乱，到3月份其整体预算已较为清晰，军费合计是893.6万元，加上海军部和大本营的预算，当月仅军费一项就高达913万元，占临时政府当月总预算的93%。
　　面对庞大的支出，临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却远远跟不上。按照清政府之前的财政收入结构，田赋是一大块，其次是盐税、关税。临时政府表面上辖有十几个省，但这些地方的行政权、财权都是独立的，临时政府成立后虽三令五申要求各省向中央报解田赋等收入，但各省无一执行。有的地方因为新政府刚成立，实际控制能力有限，所谓“县款不解于省，省款不解于中央”，有的则是有意截留。盐税以及实际掌握在各地的厘金虽然也是一大块收入，但在清政府治下这两项收入早已变相成为各地军饷的主要来源，南京临时政府根本无法调动。
　　关税的规模更大，每年有数千万两，但海关的控制权早已落入外国人之手，关税成为外债和战争赔款的抵押物，事实上已不归中国所有，清政府的历任海关总税务司都是英国人担任的，重要海关的税务司也多是洋人。武昌起义爆发后，总税务司安格联马上下令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将税款设法汇入汇丰银行我的账内，等候事态的发展”。看到各地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安格联马上向清政府提出“采取某种方计，确保关税不致为革命党用作军费，并留供偿还外债”的建议，之后所有关税收入全部划存到上海外国银行的专用账户中。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明确表示：“清政府已被阻止使用任何一部分海关岁入，因为该岁入已抵押给各国的债券持有人；革命军也同样不得干涉所有被指定用来偿付外债的现款。”
　　每天都有数十拨人到陆军部“取饷”，领不到钱，有军官扬言“军队乏铜即溃，到那时只好自由行动，莫怪对不住地方”。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曾向上面提交秘密报告，称“驻南京的大批未发军饷的部队，正使本地的中国人感到很大的不安”，“驻南京的其他部队，以及本地招募的士兵在内，都欠有二至四个月的饷银”。据黄兴的儿子黄一欧回忆：“先君担任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兼大本营兵站总督，发军饷、买军火都要钱，因为军饷没着落，经常奔走于南京、上海间，累得吐了血。”对临时政府来说，除了军费还有浩繁的行政费用，难民救济、烈士子女抚恤等也都刻不容缓，这些都需要钱。
　　正着力筹划北伐事宜的孙中山不得不拿出大部分精力去解决财政问题，他曾说：“民国政府以军需孔急，非得巨款，无以解当前之困。”孙中山还对日本友人宫琦滔天说：“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内给我弄到五百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已来南京就任临时政府秘书长的胡汉民曾回忆：“一日，安徽都督孙毓绮以专使来，言需铜奇急，求济于政府。先生即批给二十万，余奉令至财政部，则金库仅存十洋。”
　　对于经济问题，孙中山原来还是很乐观的。武昌起义前他曾多次阐述民生主义的理想，认为临时共和政府成立后“则财政无忧不继，因有外债可借，不出抵押，但出四厘半利息，已借不胜借”，他还乐观地估计仅土地登记税一项“新政权就可以收人40亿元”，那时中国“已成地球上首富之国”，但现实的情况却如此艰难。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三天，即与临时政府聘任的实业总长张謇见面商谈发展经济问题。许多年后，张謇的孙子、在新中国担任过江苏省副省长的张绪武翻看祖父的日记，发现里面记述了这次谈话的一些情况。这位晚清状元出身的近代著名实业家在当天的日记中对孙中山作了4个字的评价：“不知崖畔。”
　　“崖”即边际、边界，“崖畔”意为危局。以往有人认为张謇的这几个字是想说孙中山不知道所处的境况，所作所为脱离实际，换句今天的话就是“不靠谱”。但显然这样的理解不是张謇的本意，身处危境而不知非善于审时度势者所为，更不是孙中山这样的革命领袖所为，张謇说的“不知崖畔”当意为“不畏崖畔”，这是孙中山革命意志和决心的一贯体现。
　　张謇创办过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建设了中国首个近代化的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工作，在纺织、航运等方面创办了20多个企业，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09年张謇被推举为江苏咨议局议长，同时兼任两淮盐总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请张謇担任实业总长，想发挥他在经济方面的专长，解决南京临时政府在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困难。据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张謇对临时政府的财政收入情况进行了测算，他估计：“中央行政并外交费用，至少须每年两千万两。如是估计中央政府每年支出以极少之数核计，须有一万二千万两。”又据张謇《对于南京政府财政之意见书》，他认为当时临时政府所有财政收入全部核计，每年也至多4000万两，意味着每年将短缺“八千万两之款”。
　　南京临时政府既已无力维持自身运转，对各省的情况也爱莫能助，各省只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自救”。四川军政府成立后，因无力支付下属军饷，只好滥发纸币，没有白银储备作担保，只能用从“俘获的抢劫者手中收回的丝绸和皮毛”作担保，同时接受“自愿捐款”；湖南军政府因收入来源有限，把水口矿的锌矿石按每吨18.5两的低价卖给外国洋行以筹措现款，该省还宣布自行发行500万元的公债，年息6厘，10年还清，试图以此筹款；广东军政府财政枯竭，靠“募款”度日；上海军政府的主要筹款方式是发行公债和“募捐”。而以上所谓募款、募捐都是文明的说明，其实就是硬性摊派。
　　相比而言湖北的情况稍好，黎元洪以临时政府副总统的身份主持湖北军政府，但黎元洪不仅不替孙中山分忧，还向临时政府发来电报称“鄂省财政，万分窘迫”，“若不急为设法，万难支持”，并向临时政府上报了“困难情形及收支数目”，请中央政府给予解决。不过，从1912年1月5日《申报》刊登的一条消息里看到的却不是这样的情况，该消息说黎元洪对外宣称“湖北财政甚为充足，贮藏铜块、银块能敷数月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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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雾中的抉择：近代中国金融风云录 引言：历史的洪流与无声的较量 近代中国，一个风雨飘摇、寻求变革的时代。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古老国门的背后，隐藏着一场更为深沉、更为隐蔽的较量——金融的角逐。本书并非聚焦于宏大的战争场面或激烈的政治斗争，而是将目光投向那些穿梭于高墙深院、租界洋行间的金融精英，以及在白银、法币、黄金之间辗转挣扎的国家命运。我们试图剥开历史的厚重帷幕，揭示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金融如何成为决定国家兴衰、民族命运的无形之手。 第一部分：晚清的金融脉动与外力的渗透 清末的财政体系，如同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在传统的税收模式和日益增长的对外赔款之间步履维艰。本书首先梳理了晚清时期中国金融体系的基石——白银的地位及其波动，如何受到全球金本位制度的牵引与冲击。 洋行的崛起与金融霸权的萌芽： 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外国银行，如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如同吸血的水蛭，迅速在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中扎根。它们不仅仅是简单的存贷款机构，更是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先锋队。我们详细考察了这些洋行如何通过控制汇兑、发行纸币，逐步架空了清政府的金融主权。从鸦片贸易带来的白银外流，到举借外债的雪球效应，本书细致描绘了中国如何一步步陷入债务陷阱，为后来的金融动荡埋下了伏笔。 自救与试验：近代金融机构的艰难起步： 面对危机，晚清的改革者们并非坐以待毙。本书着墨于洋务运动后期，中国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现代金融机构——如中国银行（前身为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的设立。这些机构的诞生，承载着“富国强兵”的理想，但它们在运营中也遭遇了体制僵化、人才匮乏以及官僚掣肘等多重困难。我们探究了这些早期金融机构在尝试发行国家信用、规范票据业务时，所面临的来自传统金融势力和外国银行的双重夹击。 第二部分：民初的权力碎片与货币的迷失 辛亥革命的枪声虽然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但随之而来的军阀割据，使中国的金融体系陷入了更加碎片化和混乱的境地。 军阀时代的“钱袋子”： 在中央权威缺失的情况下，地方实力派为了筹措军费，采取了五花八门的金融手段。本书重点分析了军阀对地方金融资源的掠夺，包括强行征税、印制地方军票乃至“横征暴敛”的恶性通货膨胀行为。这些行为，极大地破坏了民众对纸币的信任，使得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双轨制”——民间信任白银和铜钱，而官方却试图推行纸币。 法币改革的序曲： 在混乱中，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国家统一的前提是货币的统一。本书详细考察了民国初期，如段祺瑞政府、曹锟政府在尝试统一税制、规范外汇管理方面所做的努力。这些早期的尝试，虽然未能彻底成功，却为后来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改革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与教训。 租界内的金融暗流： 租界，作为半殖民地色彩最浓厚的区域，成为了国际金融资本角力的新战场。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内，跨国银行与新兴的民族资本展开了微妙的博弈。我们通过具体的案例，展现了租界如何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个“飞地”，其资金的自由流动，对国家宏观调控构成了持续的挑战。 第三部分：国民政府的统一尝试与财政的重负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将“统一财政、整理金融”作为巩固统治的基石。这一时期的金融斗争，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与现实的残酷。 “四行二局”的建立与法币的推行： 本书深入分析了1935年法币改革的周密部署及其背后的政治考量。法币的成功推行，标志着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一次重大飞跃，它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的恶化，并初步实现了货币的统一。我们细致还原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大国有银行在国家经济命脉中的角色，以及财政部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复杂关系。 黄金储备与国际关系的微妙平衡： 在全球经济大萧条和国际政治动荡的背景下，国民政府的财政系统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本书关注了政府在维持法币与黄金、白银的挂钩问题上的艰难抉择。我们探讨了当时中国如何通过白银出口，换取急需的战略物资，以及在国际货币体系变动中，中国金融决策者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官僚资本与民族工商业的张力： 随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日益加强，官僚资本的膨胀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本书并非简单地进行道德批判，而是客观分析了这些大型金融集团在提供国家急需的信贷支持、推进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同时也揭示了它们在资源分配中对民族资本形成的挤压效应。这种体制内的张力，是理解国民政府后期经济困境的关键视角。 第四部分：抗战时期的金融坚守与经济的消解 全面抗战的爆发，使原本脆弱的金融体系面临了生死存亡的考验。 西南大后方的金融中枢： 随着沿海金融中心的沦陷，重庆成为了战时的金融心脏。本书详尽记录了国家机构、关键银行体系如何进行“抢运”和“内迁”，保证了战争经费的持续供给。这不仅是一场后勤的奇迹，更是一场金融精英们与时间、与日军封锁线的赛跑。 战争经济学的困境： 战争消耗是无底洞。国民政府不得不依赖增发军票、扩大公债发行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本书分析了政府在“限制作战性发行”与“保证战时供给”之间的两难境地。我们通过翔实的物价数据和货币发行量对比，揭示了抗战后期通货膨胀如何如同幽灵一般吞噬着民众的财富和国家的信用。 国际援助与外汇的压力： 美国的“驼峰航线”不仅运输了战略物资，也带来了有限的美元援助。本书考察了这些外汇收入如何被严格管理，用于关键的军工采购，同时也分析了抗战后期，由于外汇收入锐减和黑市的滋生，法币信用面临的致命打击。 结语：金融遗产的复杂性 本书力图提供一个多维度的观察视角，展现近代中国金融史的复杂性与悲剧性。它不是一部简单的英雄史诗，而是一部关于国家信用、货币制度与民族生存之间相互作用的编年史。我们所见的，是在传统与现代、自救与屈服的夹缝中，一代代金融家和实干家们为挽救国家经济命脉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与无奈的妥协。这段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至今仍值得深思。

评分☆☆☆☆☆

这本《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的封面设计就透着一股历史的厚重感，泛黄的书页仿佛诉说着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我一直对民国时期的历史颇感兴趣，尤其是那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书名中的“金融战”三个字更是点燃了我内心深处的好奇。我们都知道，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充满动荡与变革的时期，政治、军事上的博弈层出不穷，但经济和金融层面的角力，往往是决定最终走向的关键。这本书能否深入浅出地揭示出隐藏在表面冲突下的金融博弈？我非常期待它能带领我走进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时代，去了解究竟是谁在操纵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又是如何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手段，试图“解套”国家困境，抑或是巩固自身的利益。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丰富的史料支撑，细致入微地分析那些复杂的金融操作，让我们不仅仅看到硝烟弥漫的战场，更能体会到无形战场上的智慧与较量。

评分☆☆☆☆☆

我一直对历史中的“看不见的手”很感兴趣，而《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这本书，恰恰满足了我的这种好奇。它让我看到了，在民国时期，金融领域是如何成为一场无声的战场，各方势力都在为了争夺经济主导权而展开较量。书中对国民政府如何试图稳定法币，应对恶性通货膨胀的描述，让我感到非常震撼。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罗列史料，而是将复杂的金融概念，通过生动的语言和具体的例子，一点点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我尤其喜欢书中对一些关键金融人物的刻画，他们的决策和行动，往往对国家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本书让我认识到，经济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它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兴衰，也能够塑造历史的走向。我从中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近代金融史的新视角，也对那个时代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评分☆☆☆☆☆

我最近正在阅读一本叫做《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的书，读到一半，感觉这本书的视角非常独特。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民国时期政治事件的叙述，而是将目光聚焦在了经济和金融领域，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新鲜。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的命运，不仅仅是由军事力量和政治决策决定的，金融的稳定与否，甚至可以说是国家生存的基石。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国民政府、北洋军阀、以及外来势力是如何在金融市场上展开激烈的争夺。从法币改革的背后，到白银掠夺的内幕，再到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这本书都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挖掘。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这些复杂金融概念时的严谨态度，同时又能够用相对易懂的语言进行解释，让我这个非金融专业人士也能大致理解其中的门道。这本书让我对民国时期的经济史有了全新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金融力量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评分☆☆☆☆☆

读罢《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内心感慨万千。这本书所描绘的民国金融图景，远比我之前了解的要更加复杂和波诡云谲。它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读物，更像是一场深入骨髓的经济博弈剧。作者以恢弘的笔触，勾勒出了那个时代各方势力围绕着货币发行权、黄金储备、以及国际金融援助的明争暗斗。我尤其对书中关于法币改革前后的各种利益集团博弈以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影响的描述印象深刻。那些看似冰冷的数字和政策背后，是无数人的生计与国家的未来。这本书让我意识到，金融战并非现代社会的专利，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金融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存续和国家的独立。作者通过大量的史实和细致的分析，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金融内幕，也让我对民国时期的历史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它不仅仅是政治斗争，更是经济命脉的争夺。

评分☆☆☆☆☆

《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这本书，我是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看的。一开始，我以为会是一本枯燥的学术著作，但读进去之后，才发现它充满了故事性和戏剧性。作者没有回避民国时期经济发展的艰难和复杂，而是将那些关于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以及外国资本渗透的细节，都一一呈现出来。我最感兴趣的是书中关于上海作为当时中国金融中心的角色，以及在此地发生的各种金融事件。那些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统治而采取的一系列金融措施，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反响，都被作者写得非常生动。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在那个时代，经济问题是如何与政治问题紧密纠缠在一起，金融政策的制定，往往也充满了妥协和权衡。我从中学习到了很多关于中国近代金融史的知识，也更加理解了为什么那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如此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