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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本書從經濟、金融視角理性認識全新的中華民國史。
　　2.隻有從經濟、金融角度解讀近代中國，纔能真正反思中國、認識中國，從而讀懂民國的zui終命運。
　　3.深度反思民國無法崛起原因的經濟學佳作，認識一部zui真正的民國史。
　　4.金融視角結構民國曆史。解答“孫中山為什麼讓位給袁世凱”“袁世凱敢於稱帝有何底氣？”“西方列強選擇又拋棄袁世凱是筆什麼生意”“中日在金融戰中是怎樣過招的”“日本為什麼懼怕法幣成功”等等問題的真正內因。

內容簡介

　　本書從金融的視度重讀民國史，揭示為人熟知的曆史事件背後所隱藏著的金融秘密。從“袁大頭”到法幣，從金圓券到人民幣，還有看不見硝煙的抗日金融戰場，它們或許無法真的顛覆整個曆史，卻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那些重大曆史事件的脈絡走嚮，解開在以往視角下無法探究的一個個謎團，並洞察其中的堂奧。

作者簡介

　　陳忠海，文史學者、作傢，新華社《瞭望智庫》特約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發展觀察》雜誌專欄作傢，長期從事金融工作，近年來專注經濟史、金融史研究，著有曆史人物傳記6部、曆史隨筆集4部及詩集、散文集等，發錶各類財經類專欄文章數百篇。

目錄

第一章金錢瓦解的革命
一革命者：為籌款而奔忙/
二清政府：也麵臨缺錢的睏境/
三列強：所謂“金融中立”/
四孫中山是個“窮總統”/
五金庫裏隻剩十塊錢/
六從天而降的中國銀行/
七對外藉款風波/
八打不動瞭，隻好議和/
第二章一場善後大藉款
一袁世凱的“西方朋友”/
二“可靠的委托人”/
三袁世凱的花招/
四財權的博弈/
五銀行團的苛刻條件/
六錢真不是好藉的/
七藉款與血案/
八有瞭錢的袁世凱/
第三章“袁大頭”裏的金融學
一一個“懂金融”的軍閥/
二民初金融亂象/
三“袁大頭”齣籠始末/
四遭遇世界大戰/
五機關槍上的“二十一條”/
六一場復闢鬧劇/
七帝夢驚斷金融潮/
八藉錢也能上癮/
九北洋政府的結束/
第四章失色的“黃金十年”
一一次翻身的機會/
二實現重要突破/
三整理外債遇挫/
四經濟齣現起色/
五“四行二局”與“廢兩改元”/
六“白銀戰爭”與法幣/
七國民黨的“土地改革”/
八基層的貧睏化/
第五章沒有硝煙的抗戰金融戰場
一法幣“惹怒”日本/
二“溫室裏的大花”/
三軍國主義與財閥/
四日軍的“貨幣戰”/
五法幣保衛戰/
六“鬆機關”的“杉工作”/
七一場“慘勝”/
第六章“金圓券”裏一場夢
一由“計劃”到“統製”/
二金融業的官僚資本/
三“四大傢族”暴發史/
四美援成瞭救命稻草/
五法幣的掙紮與崩潰/
六“金圓券”倉促齣颱/
七一場財富大洗劫/
八“銀元券”的最後錶演/
第七章人民幣締造傳奇
一井岡山走齣“紅色金融”/
二“邊幣”與“抗幣”/
三根據地裏的“貨幣戰”/
四誕生在小學校裏的人民幣/
五上海的“銀元風潮”/
六“金圓券”的反撲/
七另一場“淮海戰役”/
八人民幣創造瞭奇跡/
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四孫中山是個“窮總統”
　　武昌起義突然爆發，當時不僅孫中山身在國外，同盟會在國內的主要領導者黃興、鬍漢民、宋教仁等也不在武昌。在武昌的同盟會成員主要是1906年入會的蔣翊武、1909年入會的孫武，以及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等人，後來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等犧牲，孫武被炸傷，蔣翊武因遭遇清軍搜捕而被迫逃亡。武昌起義雖然取得瞭成功，卻麵臨“群龍無首”的局麵。
　　1911年10月11日淩晨，各路起義軍負責人聚集在湖北谘議局會議廳內，商議推薦誰來主持大局。有人提議由清軍第21混成協統領黎元洪擔任都督。在沒有更好人選的情況下此議得到通過，黎元洪被推舉為武漢軍政府都督。
　　黎元洪是北洋水師齣身，參加過甲午戰爭。清政府編練新軍後，湖北因位置重要共編瞭2鎮（相當於2個師），黎元洪任第2鎮第3協統領（相當於旅長）。後該部改編為第21混成協，黎元洪仍任統領，是掌握武漢三鎮軍權的實力人物。關於他就任軍政府首腦，民間有個“床下都督”的說法，說起義爆發後他其實嚇得要命，躲在姨太太的床下，後被新軍士兵從床下搜齣，又被用槍頂著頭纔勉強答應上任。據說黎元洪當時曾驚恐地對大傢說：“此舉事體重大，務要慎重。我不是革命黨，我沒有做都督的資格，夠資格的是孫文，你們何不接他來擔任都督？”
　　武昌起義爆發後，加強革命領導已刻不容緩，黃興為此迅速趕往武昌，就任戰時總司令，指揮革命軍與清軍作戰。到11月初，南方的革命形勢不斷發生積極變化，在同盟會策動下，駐守南京地區的新軍第9鎮在秣陵關宣布起義，得到上海都督陳其美以及江蘇、浙江一帶起義軍將領的響應。11月11日在鎮江成立瞭聯軍司令部，黃興也來到這裏，聯軍於12月2日攻占瞭南京城。此時，整個長江以南要麼被起義軍占領，要麼宣布脫離清政府。隨後，各省先後派齣代錶來到南京，商議組建新政權一事。
　　革命的中心於是由武昌轉到南京，各界人士都急盼孫中山迴國。孫中山於是從歐洲動身迴國。據《鬍漢民自傳》記述，孫中山路過香港時與鬍漢民有過一次談話，鬍漢民對未來的革命政府並不看好，認為革命形勢發展雖快，但陣營內部過於復雜，孫中山即使就任總統，但手裏沒有兵也沒有錢，“元首且形同虛設”。鬍漢民建議孫中山不如留在廣州，在此練兵積蓄力量，再謀南北統一。孫中山沒有接受鬍漢民的建議，他說：“以形勢論，滬寜在前方，不以身當其衝，而退就粵中修戰備，此為避難就易，四方同誌正引領屬望，至此其謂我何？”對於未來的革命政府，孫中山還是很有信心的，他對鬍漢民說：“我恃人心，敵恃兵力，既如所雲，何故不善用所長，而用我所短？”
　　1911年12月25日上午，一艘由香港開來的輪船駛入上海黃浦江上的外灘海關碼頭，碼頭上聚集瞭大批歡迎人群，包括黃興、宋教仁、陳其美等同盟會領導人以及記者、外國領事、地方官員、士紳代錶等，還有許多普通市民、工人和學生，人們熱烈地歡迎孫中山的到來。
　　在歡迎儀式上，有個記者問孫中山：“聽說您這次從海外帶迴瞭大筆巨款和軍艦，有這迴事嗎?”孫中山微笑著迴答：“我這次迴國，身上是不名一文，所帶迴的，唯革命精神而已!”這不免讓很多人聽瞭失望。當時盛傳孫中山是攜帶巨款迴國的。各省代錶進駐南京後，有人建議由黃興擔任革命軍大元帥，而江浙聯軍反對，提齣隻有孫中山纔有資格擔任這一職務。有人認為江浙聯軍就是奔著孫中山帶迴的巨款纔這樣錶態的。與歡迎孫中山迴國一樣，關於有沒有“巨款”的議論同樣火熱，孫中山自己後來也說：“中外各報皆多傳布謂予帶有巨款迴國，以助革命軍，予甫抵上海之日，同誌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各報館員所問者亦以此。”
　　次日，在上海的同盟會會員集體設宴歡迎孫中山的到來，並商議組織臨時政府事宜。孫中山曾錶示自己並未實際主持國內此次革命事業，光復中華“皆我軍民之力，文孑身歸國，毫發無功”，但大傢仍一緻錶示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12月28日至29日，各省代錶進行瞭臨時大總統選舉，先選齣有資格擔任臨時大總統的人，結果孫中山、黎元洪、黃興等3人當選。在正式選舉中，共有17個省的代錶參加瞭投票，孫中山得16票，黃興得1票，孫中山正式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定於1912年1月1日在南京舉行中華民國成立暨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
　　1912年1月1日上午，孫中山乘火車赴南京，上海火車站萬人歡送，列車經過各站均有大批民眾聚會迎送孫中山，蘇州火車站“共和萬歲”之聲響徹數裏，常州、鎮江各地的迎送隊伍都超過萬人。下午5時，列車抵達南京下關車站，又受到南京各界5萬多人的歡迎，停泊在長江江麵上的軍艦和獅子山炮颱上的大炮均鳴禮炮21響。在盛大的歡迎儀式中，孫中山一行前往清政府前兩江總督署衙門下榻，在其門前的廣場上又是一場盛大的歡迎儀式，孫中山乘坐的馬車到達後，人群爆發齣一陣陣歡呼聲。
　　與熱烈的歡迎儀式相比，這一天的天氣卻有些陰冷，還夾雜著陣陣細雨。孫中山雖然頻頻嚮人們微笑並揮手緻意，但內心裏想必也為“巨款”的事而像天氣一樣充滿瞭陰鬱。他的確是個“不名一文”的總統，但他有無比堅定的意誌和百摺不撓的革命決心，現在，他就要用這些帶領大傢去實現之前對革命所做齣的承諾瞭。
　　臨時大總統的就職典禮一直到夜裏10時纔舉行，具體儀式是：在由兩江總督署衙門改成的總統府內，孫中山就大總統位，參加典禮人員排列兩階，行三鞠躬禮，各炮颱再次鳴禮炮21響，軍樂隊奏軍樂；各省代錶派齣代錶報告選舉情形，孫中山宣讀誓詞，各省代錶緻歡迎詞並緻總統印綬，孫中山受印，海陸軍人代錶讀頌詞，孫中山答詞，再奏樂，禮畢。從儀式上看，此典禮就與傳統封建王朝有很大不同，如女性可以參與儀式、行鞠躬禮而不是跪拜禮、就任前宣讀誓詞等，體現齣許多現代元素。這一天是西曆的元旦，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人們都期待著一個新的代錶國民的政權在共和製度下帶領苦難的中國走嚮新的紀元。
　　孫中山正式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各省督軍以及社會各界紛紛發來賀電。許多人把中國視為美國，把孫中山視為華盛頓，有人認為昨天自己還是皇清臣民，今天已成瞭“共和國民”，共和國將與專製社會告彆，國傢將實現振興，對國傢、對個人都有劃時代的意義。《民立報》在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當天發錶的社論可以看作當時社會各界和民眾普遍的心聲：吾民今漸入於幸福之境，而日齣於睏苦之域。吾人民即宜知共和國民之天職，已加於吾人之身。而國民對於國傢納稅從軍之種種義務，俱宜擔荷而不可放棄，尤須一德一心，艱難締造，以勉進完美共和之局。則我莊嚴民國存立於世界，可曆萬古而不毀。記者對此，謹祝中華民國萬歲！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發布的宣言書闡述瞭中華民國的對外政策：“臨時政府成立以後，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與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與我友邦益增睦誼，持和平主義，將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且將使世界漸趨於大同。循序以進，不為幸獲。對外方針，實在於是。”臨時政府隨後又發錶瞭對外宣言，除再次明確各項對外方針政策外，也呼籲世界各國承認南京臨時政府。
　　臨時政府成立後，在外交政策方麵似乎隻有近鄰日本的經驗可供藉鑒。1868年明治維新前日本的國情與中國類似，甚至比中國更差。明治政府掌權後沒有立即廢除前德川幕府與歐美列強簽訂的一係列不平等條約，而是首先爭取列強的承認和支持，著力進行國內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方麵的改革，之後纔謹慎地與歐美國傢商討修改不平等條約事宜。隨著日本國力的不斷強盛，歐美列強對日本的態度也不斷發生變化。日本又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於1894年率先與英國簽訂瞭條約，宣布5年後廢除英國與德川幕府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之後日本又與其他歐美國傢陸續簽訂瞭類似條約，最終使日本擺脫瞭這些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成為亞洲近代第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傢。
　　美國國際法學者阿庫斯特在《現代國際法概論》中曾指齣：“國際法上不存在任何禁止一批人推翻他們國傢的政府，隻要他們有力量這樣做就可以。”但在現實情況下，各國是否承認一國另一個新政權的閤法地位，更多地取決於形勢的判斷和利益的權衡。當時南京臨時政府雖然成立瞭，但清朝政府卻還在，清朝的皇帝還住在北京的紫禁城中，列強繼續瞭他們所謂的“中立”政策，對南京臨時政府的呼籲給予冷淡處理。
　　對於孫中山和他領導的臨時政府來說，盡管得到許多民眾的熱烈擁護，但在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麵都麵臨著十分嚴峻的局麵，南北還在對峙，列強均不承認新政府，革命陣營內部也意見紛呈、各有訴求，如不能迅速打開局麵，則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勢也許僅是曇花一現。南方各省的實際掌權者雖然錶示擁戴臨時政府，但多停留在口頭上，大多數人都在觀望，有人將把這種現象稱為“電報統一”。
　　這些睏難還隻是一方麵，財政方麵的睏難更為緊迫和嚴重，英國駐南京領事館隨時通過電報嚮在北京的英國駐華公使硃爾典匯報情況。他們報告說南京臨時政府及獨立的各省軍政府“缺乏現款”，尤其是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狀況幾近枯竭，“可供行政管理費用的稅收甚至不夠支付各部總長的薪金，他們中間大多數人的職責完全是有名無實的，所以直到目前為止沒有給他們提供辦公室或辦事人員”；英國駐華公使館則嚮國內報告說：“革命派首領們進行軍事的政治的鬥爭主要睏難是款項問題。”
　　所以，各國不會倉促承認臨時政府，它們至少也要觀察一下再說。當臨時政府請求各國予以承認時，英國政府錶示：“按照國際慣例，對於一國之政府應俟其召開國會製定憲法根據憲法選齣大總統，並使現時之臨時政府成為具有憲法權能之永久政府，或由此種永久政府所代替時，方能正式予以承認。”日本政府在一份外交備忘錄也提齣：“當中國建成鞏固之新政府，而此新政府又能顯示齣具有履行該國所承擔之各項國際義務的意誌及實力時，各國即應對此新政府予以承認。但鑒於中國目前現狀，各國政府應在此時先就有關承認之各項問題加以慎重考慮。”
　　在美國，包括一些國會議員在內有許多人支持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但由政府立即齣麵公開錶態也很睏難。一位美國議員在會見日本駐美大使時說：“此次中國建成共和政體，乃近世最堪嘆賞之一大進步，各國本應盡早予以承認並盡可能給予援助與支持。然而迄今為止各國不但計不齣此，反而在藉款問題上橫生枝節，提齣監督條件糾纏不休。其目的無非為庇護歐美資本傢之私利，不得不謂為橫暴之舉。”
　　綜上，南京臨時政府自成立一直到解散，都沒有得到過一個歐美國傢的公開承認。
　　五金庫裏隻剩十塊錢
　　歐美各國對臨時政府的態度對孫中山造成瞭很大的壓力，同盟會早期成員李書城在迴憶錄中說，起初“上海和南京方麵的同誌對於獲得外國政府的承認和藉款本抱有極大希望，但結果卻成泡影，因而他們對孫先生多不諒解，說孫中山先生隻是‘放大炮’”。
　　孫中山當然也能深刻地體會到這些，所以他最關心的事就是齣師北伐，以武力實現南北統一，之後不僅可以開始著手治理這個國傢，而且也會得到歐美各國的承認。為此，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孫中山立即著手臨時政府的軍事建設，用瞭很大的力量去統一軍製。
　　南方各省的督軍雖然錶示擁戴臨時大總統，服從中華民國的調遣，但正如鬍漢民分析的那樣，這些軍隊並不實際掌握在孫中山和臨時政府手裏，要順利實施北伐，徹底推翻清朝政權，必須建立一支號令統一、聽從指揮的軍隊。臨時政府成立的第二天，臨時政府參議院就通過瞭《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其中軍事組織一部分有細緻規定，明確“臨時大總統有統率海陸軍之權”，成立陸軍部、海軍部以及總統的軍事幕僚機構參謀部，其中陸軍部設七局二處，海軍部設五局二處，參謀部設六局，都直接嚮大總統負責；同時明確“陸、海、參三部皆屬平時領率機構，戰時大總統成立大本營，直接實施軍事指揮”，在大本營內部又設作戰局、兵站局等機構；此外還成立瞭直接隸屬於大總統的南京衛戍總督，負責南京衛戍及治安。
　　陸軍總長黃興就任後，頒布瞭《陸軍編製錶》和《陸軍給予令》，強調軍令、軍權的統一，對各部重新編製，規定不得私自招兵募餉。據估算，當時錶示服從南京臨時政府調遣的各類軍隊有30多萬人，南京臨時政府對他們進行瞭整編，陸軍部先將人員較為集中的江淮浙閩等地的軍隊改編為21個師，海軍部也對長江水麵上的各類水師進行瞭整編。
　　對於這次整編，各地掌握實權的督軍們普遍錶示擁護，因為這改變不瞭他們對軍隊的實際掌握，反而可以趁機嚮臨時政府要槍要餉。根據當時的資料統計，每個師每月的軍費大約在50萬~60萬元之間，閤計後將是一筆巨款。臨時政府於1月份成立，前兩個月的預算資料較為混亂，到3月份其整體預算已較為清晰，軍費閤計是893.6萬元，加上海軍部和大本營的預算，當月僅軍費一項就高達913萬元，占臨時政府當月總預算的93%。
　　麵對龐大的支齣，臨時政府的財政收入卻遠遠跟不上。按照清政府之前的財政收入結構，田賦是一大塊，其次是鹽稅、關稅。臨時政府錶麵上轄有十幾個省，但這些地方的行政權、財權都是獨立的，臨時政府成立後雖三令五申要求各省嚮中央報解田賦等收入，但各省無一執行。有的地方因為新政府剛成立，實際控製能力有限，所謂“縣款不解於省，省款不解於中央”，有的則是有意截留。鹽稅以及實際掌握在各地的厘金雖然也是一大塊收入，但在清政府治下這兩項收入早已變相成為各地軍餉的主要來源，南京臨時政府根本無法調動。
　　關稅的規模更大，每年有數韆萬兩，但海關的控製權早已落入外國人之手，關稅成為外債和戰爭賠款的抵押物，事實上已不歸中國所有，清政府的曆任海關總稅務司都是英國人擔任的，重要海關的稅務司也多是洋人。武昌起義爆發後，總稅務司安格聯馬上下令江漢關稅務司蘇古敦“將稅款設法匯入匯豐銀行我的賬內，等候事態的發展”。看到各地革命形勢發展迅猛，安格聯馬上嚮清政府提齣“采取某種方計，確保關稅不緻為革命黨用作軍費，並留供償還外債”的建議，之後所有關稅收入全部劃存到上海外國銀行的專用賬戶中。英國駐華公使硃爾典明確錶示：“清政府已被阻止使用任何一部分海關歲入，因為該歲入已抵押給各國的債券持有人；革命軍也同樣不得乾涉所有被指定用來償付外債的現款。”
　　每天都有數十撥人到陸軍部“取餉”，領不到錢，有軍官揚言“軍隊乏銅即潰，到那時隻好自由行動，莫怪對不住地方”。英國駐上海領事館曾嚮上麵提交秘密報告，稱“駐南京的大批未發軍餉的部隊，正使本地的中國人感到很大的不安”，“駐南京的其他部隊，以及本地招募的士兵在內，都欠有二至四個月的餉銀”。據黃興的兒子黃一歐迴憶：“先君擔任陸軍總長、參謀總長兼大本營兵站總督，發軍餉、買軍火都要錢，因為軍餉沒著落，經常奔走於南京、上海間，纍得吐瞭血。”對臨時政府來說，除瞭軍費還有浩繁的行政費用，難民救濟、烈士子女撫恤等也都刻不容緩，這些都需要錢。
　　正著力籌劃北伐事宜的孫中山不得不拿齣大部分精力去解決財政問題，他曾說：“民國政府以軍需孔急，非得巨款，無以解當前之睏。”孫中山還對日本友人宮琦滔天說：“你如果不保證在一周內給我弄到五百萬元，我當瞭總統也隻好逃走。”已來南京就任臨時政府秘書長的鬍漢民曾迴憶：“一日，安徽都督孫毓綺以專使來，言需銅奇急，求濟於政府。先生即批給二十萬，餘奉令至財政部，則金庫僅存十洋。”
　　對於經濟問題，孫中山原來還是很樂觀的。武昌起義前他曾多次闡述民生主義的理想，認為臨時共和政府成立後“則財政無憂不繼，因有外債可藉，不齣抵押，但齣四厘半利息，已藉不勝藉”，他還樂觀地估計僅土地登記稅一項“新政權就可以收人40億元”，那時中國“已成地球上首富之國”，但現實的情況卻如此艱難。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第三天，即與臨時政府聘任的實業總長張謇見麵商談發展經濟問題。許多年後，張謇的孫子、在新中國擔任過江蘇省副省長的張緒武翻看祖父的日記，發現裏麵記述瞭這次談話的一些情況。這位晚清狀元齣身的近代著名實業傢在當天的日記中對孫中山作瞭4個字的評價：“不知崖畔。”
　　“崖”即邊際、邊界，“崖畔”意為危局。以往有人認為張謇的這幾個字是想說孫中山不知道所處的境況，所作所為脫離實際，換句今天的話就是“不靠譜”。但顯然這樣的理解不是張謇的本意，身處危境而不知非善於審時度勢者所為，更不是孫中山這樣的革命領袖所為，張謇說的“不知崖畔”當意為“不畏崖畔”，這是孫中山革命意誌和決心的一貫體現。
　　張謇創辦過中國第一所紡織專業學校，建設瞭中國首個近代化的棉紡織原料供應基地，進行棉花改良和推廣種植工作，在紡織、航運等方麵創辦瞭20多個企業，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銜。1909年張謇被推舉為江蘇谘議局議長，同時兼任兩淮鹽總理。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請張謇擔任實業總長，想發揮他在經濟方麵的專長，解決南京臨時政府在經濟和財政方麵的睏難。據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張謇對臨時政府的財政收入情況進行瞭測算，他估計：“中央行政並外交費用，至少須每年兩韆萬兩。如是估計中央政府每年支齣以極少之數核計，須有一萬二韆萬兩。”又據張謇《對於南京政府財政之意見書》，他認為當時臨時政府所有財政收入全部核計，每年也至多4000萬兩，意味著每年將短缺“八韆萬兩之款”。
　　南京臨時政府既已無力維持自身運轉，對各省的情況也愛莫能助，各省隻能采取各種各樣的辦法去“自救”。四川軍政府成立後，因無力支付下屬軍餉，隻好濫發紙幣，沒有白銀儲備作擔保，隻能用從“俘獲的搶劫者手中收迴的絲綢和皮毛”作擔保，同時接受“自願捐款”；湖南軍政府因收入來源有限，把水口礦的鋅礦石按每噸18.5兩的低價賣給外國洋行以籌措現款，該省還宣布自行發行500萬元的公債，年息6厘，10年還清，試圖以此籌款；廣東軍政府財政枯竭，靠“募款”度日；上海軍政府的主要籌款方式是發行公債和“募捐”。而以上所謂募款、募捐都是文明的說明，其實就是硬性攤派。
　　相比而言湖北的情況稍好，黎元洪以臨時政府副總統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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