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学术文丛:中国通史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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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凤林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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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国书籍出版社
ISBN:9787506853927
版次:1
商品编码:12074903
包装:精装
丛书名: 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学术文丛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37
字数:36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学术文丛:中国通史要略》是缪凤林在20世纪30年代在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通史时所用讲义。所述自太古以至民国初年,弘扬祖国五千年来光辉灿烂杰出的史迹。是近代中国史学研究的精品力作。柳诒徵曾为《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学术文丛:中国通史要略》作序中称“是编条理明晰,本末赅备,儒先精粹及近人钩索辩难之文,大略在是。”

目录

自序

第一篇
第一章 总说
第二章 传疑时代(唐虞以前)
第三章 封建时代(唐虞夏商西周)
第四章 列国时代(东周)
第五章 统一时代(秦汉)

第二篇
第六章 混乱时代与南北对峙时代(魏晋南北朝)
第七章 统一时代与割据时代(隋唐五代)

第三篇
第八章 汉族式微与北方诸族崛兴时代(宋元)
第九章 汉族复盛时代(明)
第十章 满族入主时代(清)

精彩书摘

  《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学术文丛:中国通史要略》:
  自周平王元年宗周东迁,至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六国灭亡(前七七〇至二二一),旧史或称东周,或分为春秋与战国,今名之日列国时代。此时代虽沿袭封建时代,然周室衰微,列国并峙,初则政由方伯,继则强国纵横,列国迭为兴替,大半与王室不相关涉,历史之重心,亦不在王室而在列国,故与封建时代大异。其事可由各方面征之。
  (一)宗周之诗,日雅日颂,东周则有王风,而无雅颂。郑玄诗谱《王风谱》日:“平王徙居东都,于是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谓之王国之变风。”盖王室与诸侯无异,故王室之诗,编诗者亦次诸国风,与列国等夷焉。鲁诸侯之国,而鲁诗四篇,又以颂名。孟子日:“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然《春秋》亦以鲁公纪年,不以周王焉。
  (二)封建时代帝王政教,颇为明备,侯国史实,则靡得而详。《史记》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秦本纪,及吴、鲁、燕、管蔡、陈杞、卫、宋、晋、楚、越、郑、赵、韩、田完、诸世家,备载各侯国历史,然自平王以前,其事多缺略不具,自春秋以降,则多较《周本纪》为备。自余邾、莒、许、滕、薛、郧、随、郯、虞、虢等国,春秋前多不可考,太史公以其国小,不立世家,而其事实之见于《春秋》左氏内外传及传记诸书者颇详。外传中周语,与《国策》中东周策西周策(战国时之东西周),虽别篇首,然皆与齐秦晋楚等并列,而其篇帙,犹多不及诸国。盖天下之重心在列国,列国史实,遂较王室为详备,虽小国亦多可稽也。
  (三)封建之世,诸侯奉王朝之礼乐政刑,其国不治则有让,贬爵削地,或加讨伐。东周以降,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王室内乱,亦赖诸侯以定。如襄王时王子带之乱,齐桓公会于首止,以谋王室,既而襄王告难,复盟洮以安其位。齐桓既殁,狄人助乱,襄王出奔,子带立为王。襄王告急于晋,晋文纳王而诛叔带,王室始靖。未几遂有河阳之召,天王听命于诸侯焉。匡王而后,王臣争讼繁兴,多讼于晋以定曲直,迨晋衰而不能靖王室之难,读史者且伤天下之无霸矣。自后强陵众暴,王室有乱,列国亦莫之问矣。
  (四)封建时代,列国有朝,王有巡守,岁时聘问,吉凶告赴,东周之世,巡守无闻,天王之崩,且有不赴者矣。盟会皆强国司之,诸侯之述职于王朝者,春秋阙如,而其自相朝见,则更仆难数,知有事大国而已,不知有王也。试以鲁为例;综计二百四十二年之间,诸公之朝齐晋与楚者,三十有三,而朝周仅三。诸大夫之聘于列国者,五十有六,而聘周仅五。鲁秉周礼,在春秋亦非强国,而犹若是,有以知周之衰,而政治重心之在列国矣。至战国,则七雄皆为万乘之国,周室削弱为一小国,秦昭王一怒攻周,而西周武公奔秦,顿首受罪,而尽献其邑户,更不待言矣。
  其尤可玩味者,则为名号之变迁。周制,列国诸侯非夏殷二王之后,其爵无至公者,而大夫虽贵,亦不敢称子。自东迁而后,列国诸侯,皆僭称公,执政之卿,亦渐称子。春秋而后,则鲁之季氏,晋之韩、魏、赵氏,齐之田氏,皆以大夫而为诸侯矣。春秋时,仅楚与吴越僭称王号。至显王世,六国皆次第称王。赧王世,则秦齐二国,且一度去王号而称帝。其臣如田文、范雎等,亦称君称侯(文称孟尝君、,雎号应侯)。而历载八百之宗周,则王赧时东西分治,《国策》称之日东周君西周君,并王号而无之。盖名者实之宾,周室时已削弱为一小国,与七国之臣无殊,而七国之强大,则远迈东迁初之周室,实异而名号亦随之异也。
  ……

前言/序言

  民国十二年秋,余始讲授国史于沈阳东北大学。时坊肆出版课本,率多浅陋,余之学力亦未能于短期内另编新册,惟辑印补充讲义及参考资料,以应讲授之需。光阴荏苒,余所辑印者,亦以时增益,至十七年南归,改就中大教职,已积稿盈数寸矣。余病其庞杂,乃开始整理。欲以十载二十载之时间,以全史为经,纬以百家。编一较详备之大学国史教本。名日《中国通史纲要》,分为四篇,首导论,次历代史略,次政治制度,次学术文化。每成一章,即付学校印作讲义,及至第二年再印,例有一度之增改。至二十一年秋,第一册始由南京钟山书局正式出版,二十二年及二十四年,又续印二三两册,然仅及第二篇隋唐五代章而止,共约八十余万言。第四册为第二篇宋元时代章,方拟于二十六年秋最后改定付印,而抗倭战起,余只身随校西迁,初意东归之日,或不在远,.余之编撰工作,或仅暂时间息。无何,首都沦陷,十余年来辛勤搜集之图籍二万三千余册,悉为倭寇攫夺以去。中夜悲愤,绕室兴叹,虽著述之志犹昔,然资粮尽丧,亦惟悬鹄以俟而已。
  二十七年后,每岁夏秋,余辄讲学西北,横秦岭,度陇坂,登太华,涉皋兰,游宗周秦汉隋唐之故墟,访灵台阿房上林西苑曲江之遗址,感我国族之蕴藉,若是其闳硕,宅居之山河,若是其壮美,经历之年岁,若是其悠久,余忝居讲席,当此神圣抗战之会,既不获执干戈以临前敌,苟对我先民盛德宏业,犹弗克论载,罪莫大焉。二十八年归后,始浩然有写作之思。既先后著《民族宝训》、《中国民族文化》、《西北史略》(即西北问题一书第一部分)、《汉武经略河西考》暨《国史上之战斗观》诸小册,刊印流布。又以教部新颁大学课程,文理法师诸院新生,概须讲习普通国史一年,旧著《纲要》,篇幅过巨,且印本已不易得,不如另草一简编,就我国族所以开拓广土抟结庶众及历久长存之本原,与其政治文化社会各种变迁之荦荦大者,略述其根柢与趋向,以飨学子,亦书生报国之一端也。因抗战以来,物力维艰,初拟以十万字为率,庶便刊印,嗣以论述范围较广,书成后,并附注合计,溢出原定字数几至两倍,兹分三篇排印,名日《中国通史要略》,所以示别于旧著《纲要》也。
  昔曾子固序《南齐书》有云,“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自来论史,未有高于此者。然由其所言,虽司马氏《史记》自谓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犹有病语。况其他邪。是其言固论史之典范,然自汉以后。固无一人焉能合此准则者也。以余末学,诚不敢仰企于万一。
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学术文丛:中国通史要略 图书简介 本书是“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学术文丛”中的重要一辑,旨在以精炼的笔触,勾勒出中国历史自远古至近现代的宏大脉络与核心思想变迁。它并非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通史,而是一部聚焦于关键节点、深挖思想内核的学术性导读。其核心目标在于,在有限的篇幅内,清晰展现中华文明在不同历史阶段所经历的结构性变化、主要的文化模式以及指导社会运作的核心哲学与观念体系。 本书的结构布局,遵循时间逻辑,但其叙事重点则在于“思想的演进”而非“事件的罗列”。全书大致可以划分为上古奠基、秦汉大一统、魏晋隋唐的多元融合、宋明理学兴盛、清代中后期的思想保守与变革,以及近现代的剧烈转型等几个主要部分。 上古与先秦:文明的源头与思想的勃发 开篇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从新石器时代的多元文化形态切入,探讨早期氏族社会结构与原始信仰的萌芽。重点分析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与宗法伦理的形成,特别是西周“天命观”的确立,如何奠定了此后中国政治哲学中“君权神授”与“德治”的基石。 随后,笔锋转向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被视为中国思想的“轴心时代”。本书详细阐述了“诸子百家”的争鸣格局,并非简单介绍各家学说,而是深入剖析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即周王室衰微后社会秩序重建的迫切需求。 儒家: 重点剖析孔子“仁”与“礼”的辩证关系,及其后孟子对性善论的发挥,以及荀子对后天教化的强调。探讨儒家如何从一种政治伦理,逐步演变为贯穿两千年的主流意识形态。 道家: 阐释老庄思想中“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深刻内涵,将其视为对早期政治过度干预的一种哲学反拨,为后世的隐逸文化与艺术精神提供了理论基础。 法家: 聚焦于商鞅、韩非等人的变法思想,分析法、术、势三者的结合如何构建了高效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解释了秦朝统一的理论武器。 墨家: 探讨其“兼爱”、“非攻”的社会主张,以及其在军事技术和组织纪律上的独特地位,即便其学说未能成为主流,但其对社会公平的呼唤具有恒久价值。 秦汉:大一统格局与意识形态的整合 秦朝的短暂统一,标志着“大一统”政治模式的最终确立。本书分析了秦朝的“书同文,车同轨”在文化整合上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剖析了其严酷的法家统治迅速瓦解的原因。 汉代是儒家思想正式登顶的时期。重点在于阐释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策背景。此处的“儒术”并非纯粹的孔孟之道,而是经过改造的、融合了阴阳五行学说,更适应中央集权统治需要的“官方哲学”。本书探讨了这一融合过程如何使得儒家具备了极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成为维护帝国长治久安的理论支柱。同时,也简要提及了谶纬之学在汉代的影响,作为民间信仰与官方意识形态交织的侧面。 魏晋隋唐: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最具活力的转型期。随着佛教自印度东渐,中国思想文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本书细致描绘了魏晋玄学的兴起,它既是对汉代僵化儒学的反叛,也是对生命本体的追问。竹林七贤的行为准则,如何成为士大夫阶层在乱世中寻求精神自由的象征。 佛教的本土化进程是此阶段的重点。本书介绍了禅宗的创立及其对中国文化艺术,尤其是文学和审美品位的深远影响。唐代文化的包容性使得儒、释、道三家得以并存,形成了一种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复杂文化景观。唐诗的盛行,正是这种多元精神状态的完美体现。 宋明:理学与心学的巅峰 宋代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商业经济的繁荣、城市化的发展,对传统伦理提出了新的解释要求。 本书深入分析了宋代理学(程朱理学)的产生。它是在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哲学思辨技巧后,对儒家经典进行的“形而上学”的重构。朱熹构建的“理”与“气”的宇宙观,以及“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实践观,成为了后世官方教育和科举考试的指导原则。 明代则是心学的崛起。王阳明以“心即理”挑战了朱熹“格物致知”的外部求索路径。本书强调了心学“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思想的革命性意义,它极大地提升了个体主体意识和道德实践的主动性,对晚明社会思潮的解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清代中后期:思想的保守与变革的酝酿 清初,思想界在文字狱的阴影下,呈现出对正统哲学的回归与维护。然而,学术的深度并未停滞。本书详细介绍了“乾嘉学派”的兴起,即对汉学(考据学)的回归。这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通过对经典文献的细致考证,试图摆脱宋明理学的藩篱,寻求一种更贴近历史原貌的“实学”。 进入晚清,西方列强的冲击迫使中国思想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本书将重点放在对传统思想体系的自我辩护与外来新知的初步接触与消化上。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层面,到“中体西用”的文化结构调整尝试,再到早期维新思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都展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艰难抉择与思想挣扎。 结语 本书的价值在于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帮助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思想的“不变”与“变”。它不是对每一个历史细节的穷尽,而是对塑造了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关键文化基因的提炼与梳理。它引导读者思考:是什么让中国文明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保持了独特的连续性?又是哪些内在矛盾和外来冲击,促成了近代思想的激烈变革?本书正是为回答这些核心问题而作的学术导览。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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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学术文丛:中国通史要略》读起来,真有一种拨开历史迷雾、直抵思想内核的畅快感。我尤其欣赏它对近现代中国思想史脉络梳理的精细度。不同于那种流水账式的历史叙述,这本书仿佛一位高明的导游,带着我们穿梭于康有为的维新变法、陈独秀的激进反思、胡适的新文化运动等关键节点。它并没有满足于简单罗列人物和事件,而是深入剖析了每一种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其内部逻辑的自洽性,以及它如何与西学思潮进行复杂的“对话”与“碰撞”。例如,它对“中体西用”思想的解析,就极其到位,揭示了它在维护传统与学习现代之间那种微妙而又充满矛盾的张力。读完这部分,我仿佛能亲耳听到百年前知识分子在面对亡国危机时,那种焦虑、探索与挣扎的真实声音。文笔流畅,论证严谨,对于想建立一个扎实、有深度的近现代思想框架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提供了极佳的基石。它让我意识到,思想的演变从来不是线性的,而是充满了迂回与曲折的辩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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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学术视野广阔,体现了扎实的跨学科研究功底。我最欣赏的是它对于“文化”这一概念的立体化解读,它拒绝将文化孤立化,而是将其紧密地置于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政治权力运作的交织之中。举例来说,在论及宋代的市民文化兴起时,作者没有停留在对“话本”“瓦舍”的描述上,而是深入挖掘了商品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以及理学对世俗生活渗透所形成的复杂文化生态。这种将物质基础与精神表达相互印证的叙事方式,让历史的画面变得无比丰满和立体。它让我们看到,每一次文化高峰的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动能作为支撑。对于那些希望跳出传统史学框架,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读者,这本书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照系。它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关于“中国人如何思考、如何生活”的深刻剖析,语言凝练而不失韵味,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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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提的是,这本书的注释体系和参考书目组织方式,体现了极高的学术良知和严谨态度。在阅读一部学术著作时,清晰的引证和可靠的材料来源是建立信任感的关键。这部“要略”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每一次关键论点的提出,总能看到精确的脚注指向原始文献或权威的二次研究成果,这使得读者在产生疑问时,能够顺藤摸瓜,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极大地拓展了阅读的深度和广度。我特别留意了它对不同史学流派观点的平衡处理,比如在涉及重大争议性事件的阐释上,它会呈现出A学派的观点与B学派的观点,然后给出自己的审慎判断,而不是武断地下结论。这种求同存异、鼓励批判性思维的写作风格,使得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知识的传递者,更像是一位引导者,它教会你如何以史学家的审慎态度去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真相。整体而言,它为我提供了一个全面、深刻且可信赖的中国历史认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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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这本书在处理“通史”这个宏大命题时,展现出了一种令人惊喜的平衡感。很多通史读物,要么过于宏观,泛泛而谈,抓不住重点;要么过于微观,细节堆砌,让人喘不过气。但“中国通史要略”在这方面拿捏得恰到好处。它对中国历史的关键转折点,如秦汉的制度确立、唐宋的文化繁荣与社会转型、明清的专制强化,都给予了足够的篇幅和深刻的洞察。我特别喜欢它在阐述“制度演变”时的那种结构性分析,它不仅仅记录了“发生了什么”,更着重探讨了“为什么会这样”以及“这带来了什么后果”。例如,对科举制度如何塑造了士大夫阶层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论述,细致入微,令人茅塞顿开。阅读过程中,我感觉自己不是在被动接受知识,而是在与一位经验丰富的史学家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全书的行文节奏把握得非常好,该缓则缓,娓娓道来,该疾则疾,逻辑紧凑,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对漫长历史的又一次系统梳理与理解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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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颇有涉猎的读者,我对本书中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梳理给予高度评价。很多著作在处理中国哲学史时,容易陷入对概念的过度抽象化,使得读者难以把握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影响。然而,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总是能将抽象的哲学命题,有效地“锚定”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比如,它在解读宋明理学时,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上,而是细致分析了程朱理学如何服务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道德重建,以及心学又是如何回应了社会对个体主体性觉醒的渴望。这种“思想在历史中流变”的视角,极大地增强了哲学的鲜活感。阅读体验是非常愉悦的,因为它避免了教条式的说教,而是以一种近乎“历史剧本”的方式,展现了这些伟大思想家们如何用他们的智慧试图改造或解释他们所处的时代困境。对于想要透彻理解中国文化“精神底色”的求知者而言,这段论述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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