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学术文丛:中国通史要略》是缪凤林在20世纪30年代在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通史时所用讲义。所述自太古以至民国初年,弘扬祖国五千年来光辉灿烂杰出的史迹。是近代中国史学研究的精品力作。柳诒徵曾为《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学术文丛:中国通史要略》作序中称“是编条理明晰,本末赅备,儒先精粹及近人钩索辩难之文,大略在是。”
目录
自序
第一篇
第一章 总说
第二章 传疑时代(唐虞以前)
第三章 封建时代(唐虞夏商西周)
第四章 列国时代(东周)
第五章 统一时代(秦汉)
第二篇
第六章 混乱时代与南北对峙时代(魏晋南北朝)
第七章 统一时代与割据时代(隋唐五代)
第三篇
第八章 汉族式微与北方诸族崛兴时代(宋元)
第九章 汉族复盛时代(明)
第十章 满族入主时代(清)
精彩书摘
《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学术文丛:中国通史要略》:
自周平王元年宗周东迁,至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六国灭亡(前七七〇至二二一),旧史或称东周,或分为春秋与战国,今名之日列国时代。此时代虽沿袭封建时代,然周室衰微,列国并峙,初则政由方伯,继则强国纵横,列国迭为兴替,大半与王室不相关涉,历史之重心,亦不在王室而在列国,故与封建时代大异。其事可由各方面征之。
(一)宗周之诗,日雅日颂,东周则有王风,而无雅颂。郑玄诗谱《王风谱》日:“平王徙居东都,于是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谓之王国之变风。”盖王室与诸侯无异,故王室之诗,编诗者亦次诸国风,与列国等夷焉。鲁诸侯之国,而鲁诗四篇,又以颂名。孟子日:“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然《春秋》亦以鲁公纪年,不以周王焉。
(二)封建时代帝王政教,颇为明备,侯国史实,则靡得而详。《史记》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秦本纪,及吴、鲁、燕、管蔡、陈杞、卫、宋、晋、楚、越、郑、赵、韩、田完、诸世家,备载各侯国历史,然自平王以前,其事多缺略不具,自春秋以降,则多较《周本纪》为备。自余邾、莒、许、滕、薛、郧、随、郯、虞、虢等国,春秋前多不可考,太史公以其国小,不立世家,而其事实之见于《春秋》左氏内外传及传记诸书者颇详。外传中周语,与《国策》中东周策西周策(战国时之东西周),虽别篇首,然皆与齐秦晋楚等并列,而其篇帙,犹多不及诸国。盖天下之重心在列国,列国史实,遂较王室为详备,虽小国亦多可稽也。
(三)封建之世,诸侯奉王朝之礼乐政刑,其国不治则有让,贬爵削地,或加讨伐。东周以降,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王室内乱,亦赖诸侯以定。如襄王时王子带之乱,齐桓公会于首止,以谋王室,既而襄王告难,复盟洮以安其位。齐桓既殁,狄人助乱,襄王出奔,子带立为王。襄王告急于晋,晋文纳王而诛叔带,王室始靖。未几遂有河阳之召,天王听命于诸侯焉。匡王而后,王臣争讼繁兴,多讼于晋以定曲直,迨晋衰而不能靖王室之难,读史者且伤天下之无霸矣。自后强陵众暴,王室有乱,列国亦莫之问矣。
(四)封建时代,列国有朝,王有巡守,岁时聘问,吉凶告赴,东周之世,巡守无闻,天王之崩,且有不赴者矣。盟会皆强国司之,诸侯之述职于王朝者,春秋阙如,而其自相朝见,则更仆难数,知有事大国而已,不知有王也。试以鲁为例;综计二百四十二年之间,诸公之朝齐晋与楚者,三十有三,而朝周仅三。诸大夫之聘于列国者,五十有六,而聘周仅五。鲁秉周礼,在春秋亦非强国,而犹若是,有以知周之衰,而政治重心之在列国矣。至战国,则七雄皆为万乘之国,周室削弱为一小国,秦昭王一怒攻周,而西周武公奔秦,顿首受罪,而尽献其邑户,更不待言矣。
其尤可玩味者,则为名号之变迁。周制,列国诸侯非夏殷二王之后,其爵无至公者,而大夫虽贵,亦不敢称子。自东迁而后,列国诸侯,皆僭称公,执政之卿,亦渐称子。春秋而后,则鲁之季氏,晋之韩、魏、赵氏,齐之田氏,皆以大夫而为诸侯矣。春秋时,仅楚与吴越僭称王号。至显王世,六国皆次第称王。赧王世,则秦齐二国,且一度去王号而称帝。其臣如田文、范雎等,亦称君称侯(文称孟尝君、,雎号应侯)。而历载八百之宗周,则王赧时东西分治,《国策》称之日东周君西周君,并王号而无之。盖名者实之宾,周室时已削弱为一小国,与七国之臣无殊,而七国之强大,则远迈东迁初之周室,实异而名号亦随之异也。
……
前言/序言
民国十二年秋,余始讲授国史于沈阳东北大学。时坊肆出版课本,率多浅陋,余之学力亦未能于短期内另编新册,惟辑印补充讲义及参考资料,以应讲授之需。光阴荏苒,余所辑印者,亦以时增益,至十七年南归,改就中大教职,已积稿盈数寸矣。余病其庞杂,乃开始整理。欲以十载二十载之时间,以全史为经,纬以百家。编一较详备之大学国史教本。名日《中国通史纲要》,分为四篇,首导论,次历代史略,次政治制度,次学术文化。每成一章,即付学校印作讲义,及至第二年再印,例有一度之增改。至二十一年秋,第一册始由南京钟山书局正式出版,二十二年及二十四年,又续印二三两册,然仅及第二篇隋唐五代章而止,共约八十余万言。第四册为第二篇宋元时代章,方拟于二十六年秋最后改定付印,而抗倭战起,余只身随校西迁,初意东归之日,或不在远,.余之编撰工作,或仅暂时间息。无何,首都沦陷,十余年来辛勤搜集之图籍二万三千余册,悉为倭寇攫夺以去。中夜悲愤,绕室兴叹,虽著述之志犹昔,然资粮尽丧,亦惟悬鹄以俟而已。
二十七年后,每岁夏秋,余辄讲学西北,横秦岭,度陇坂,登太华,涉皋兰,游宗周秦汉隋唐之故墟,访灵台阿房上林西苑曲江之遗址,感我国族之蕴藉,若是其闳硕,宅居之山河,若是其壮美,经历之年岁,若是其悠久,余忝居讲席,当此神圣抗战之会,既不获执干戈以临前敌,苟对我先民盛德宏业,犹弗克论载,罪莫大焉。二十八年归后,始浩然有写作之思。既先后著《民族宝训》、《中国民族文化》、《西北史略》(即西北问题一书第一部分)、《汉武经略河西考》暨《国史上之战斗观》诸小册,刊印流布。又以教部新颁大学课程,文理法师诸院新生,概须讲习普通国史一年,旧著《纲要》,篇幅过巨,且印本已不易得,不如另草一简编,就我国族所以开拓广土抟结庶众及历久长存之本原,与其政治文化社会各种变迁之荦荦大者,略述其根柢与趋向,以飨学子,亦书生报国之一端也。因抗战以来,物力维艰,初拟以十万字为率,庶便刊印,嗣以论述范围较广,书成后,并附注合计,溢出原定字数几至两倍,兹分三篇排印,名日《中国通史要略》,所以示别于旧著《纲要》也。
昔曾子固序《南齐书》有云,“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自来论史,未有高于此者。然由其所言,虽司马氏《史记》自谓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犹有病语。况其他邪。是其言固论史之典范,然自汉以后。固无一人焉能合此准则者也。以余末学,诚不敢仰企于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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