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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围绕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从对抗走向“正常化”所构建的历史叙事，大量使用了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铁道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和地方档案馆，以及台湾“国史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资料中心所藏档案资料。作者还曾到美、俄、波、匈、德等收集资料，对当事者作了访谈。这在中外学术界是稀有的。在书中作者提出了颠覆中外学者既有定论的精彩看法，令人拍案叫绝，是每一个对中苏关系感兴趣的读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作者简介

　　沈志华，男，1950年出生。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历史系1979年硕士研究生。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等单位的特约研究员或兼职教授，承担有关单位的课题研究。研究方向主要是苏联史、中苏关系史和冷战史。

目录

序　中苏关系的历史与中俄关系的未来
——写在《中苏关系史纲》出版前的几句话【李凤林】
《中苏关系史纲（增订版）》序【陈　兼】
增订版说明（代前言）【沈志华】
第三版修订说明【李丹慧】
·上册·
第一篇　难以确定的对手（1917～1949）
第一章　中苏建交声中的革命输出／003
第一节　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冲击／004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形成／007
第三节　中苏交涉一波三折／013
第四节　解决两国悬案的谈判／019
第五节　孙中山革命化的推动力／025
第二章　苏联援助下的国民革命／030
第一节　孙中山的联苏容共政策／030
第二节　苏联干涉与三二○事变／037
第三节　苏联顾问与北伐战争／043
第四节　“五月指示”与国共分家／045
第三章　莫斯科与中国的苏维埃革命／051
第一节　中共武装暴动与中苏绝交／053
第二节　中东路事件与“保卫苏联”／056
第三节　苏联的翻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061
第四节　苏联军事顾问指导下的军事失败／066
第四章　战争威胁下的中苏外交／070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与中苏关系／071
第二节　苏联外交转向的连锁效应／074
第三节　中苏军事同盟的秘密交涉／077
第四节　中共从“反蒋”到“联蒋”／081
第五章　中苏两国的战时合作与冲突／086
第一节　苏联在中国抗战初期的援助／087
第二节　中苏两党关系的困扰／092
第三节　苏德战争与中苏关系的逆转／097
第四节　苏联对中国新疆地区的干预／103
第五节　雅尔塔密约与中苏条约谈判／109
第六节　苏军大举进兵中国东北／117
第六章　中国内战与中苏国共关系／121
第一节　斯大林推动国共重庆和谈／122
第二节　中共夺取东北与苏联的帮助／126
第三节　冷战后的苏联对华政策／133
第四节　两党互访和新中国的建立／137
第二篇　同志加兄弟（1949～1960）
第一章　同盟条约的签订及中苏利益冲突／149
第一节　毛泽东坚持重新签订一个条约／150
第二节　苏联对中苏新条约的精心设计／153
第三节　斯大林被迫再次做出重大让步／157
第四节　斯大林对中苏关系的深层考虑／163
第二章　朝鲜战争与中苏同盟的实质性进展／170
第一节　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171
第二节　中苏在军事战略上的协调和统一／173
第三节　斯大林对志愿军的军事援助／178
第四节　苏联向中国提供的经济援助／182
第三章　苏共二十大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187
第一节　苏共二十大路线及其实质／188
第二节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由来／193
第三节　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的影响／198
第四章　苏联的经济援助与中共的政治支持／210
第一节　赫鲁晓夫增加对华经济援助／211
第二节　中共协助苏联处理波匈事件／218
第三节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政治支持／222
第五章　苏联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援助和限制／228
第一节　赫鲁晓夫开启中国原子能和平利用之窗／229
第二节　苏联对中国核援助方针出现突破性转变／239
第三节　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帮助及其限度／247
第六章　毛泽东在共产党莫斯科会议独领风骚／253
第一节　毛泽东主张开会解决问题／254
第二节　中苏携手领导社会主义阵营／260
第三节　毛泽东的即席发言语惊四座／268
第七章　“大跃进”、人民公社与中苏对内政策分歧／274
第一节　中国的实际目标是赶超苏联／275
第二节　苏联的支持、怀疑和反对态度／280
第三节　毛泽东在庐山向赫鲁晓夫宣战／286
第八章　军事合作、炮击金门与中苏对外政策分歧／291
第一节　中苏军事合作的愿望及矛盾／292
第二节　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风波／298
第三节　炮击金门引发的严重分歧／312
第四节　赫鲁晓夫终止对中国的核援助／328
第九章　中苏两党在理念和政策上难以弥合的裂痕／336
第一节　中印冲突与苏联的中立声明／337
第二节　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激烈争吵／349
第三节　中苏在国际战略上尖锐对立／356
·下册·
第三篇　从分裂到对抗（1960～1978）
第一章　中苏分歧公开化与短暂的缓和／371
第一节　对外方针分歧引发理论争论／373
第二节　U-2飞机事件中的中苏互动／387
第三节　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的斗争／397
第四节　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的抗争／405
第五节　苏联撕毁合同撤走在华专家／412
第六节　经济困难背景下的短暂缓和／424
第二章　两党关系破裂与两国关系恶化／446
第一节　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明争暗斗／447
第二节　伊塔事件与两国关系趋向恶化／459
第三节　毛泽东考虑全面调整对苏方针／470
第四节　中苏在外交领域的新一轮较量／478
第五节　左派队伍形成与大论战的开始／488
第三章　中苏同盟关系的彻底瓦解／502
第一节　毛泽东对苏安全战略思路的转变／503
第二节　反修与巩固政权的政治革命／512
第三节　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的流产／518
第四节　周恩来访苏与两党会谈破裂／536
第四章　国际共运分裂与中苏走向对抗／551
第一节　莫斯科三月会议与国际共运分裂／552
第二节　双方共同援越抗美中的矛盾冲突／565
第三节　珍宝岛冲突与中苏军事对抗／577
第四节　中美化敌为友联合抗衡苏联／591
第四篇　走向“正常化”（1979～1991）
第一章　“正常化”问题的缘起／605
第一节　“正常化”的由来／606
第二节　对抗中的交集／611
第三节　缓和的开端／616
第二章　开启“正常化”进程／625
第一节　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626
第二节　打开“正常化”之门／635
第三节　政治磋商陷入僵局／652
第三章　双边关系逐步改善／660
第一节　“葬礼外交”／661
第二节　政治关系缓慢改善／666
第三节　恢复经贸科技文化合作／674
第四章　走向“正常化”的转折／677
第一节　打破政治僵局／678
第二节　莫斯科改变政策／688
第三节　清除最后的障碍／695
第五章　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706
第一节　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706
第二节　向中俄关系过渡／711
跋　中苏同盟破裂的内在原因／714
参考文献／728
人名索引／757

前言/序言

　　序　中苏关系的历史与中俄关系的未来
　　——写在《中苏关系史纲》出版前的几句话
　　李凤林
　　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
　　一
　　多年来，一大批中国学者孜孜以求，力图对中苏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多视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但对于中苏关系的个中原委和是非曲直的评说，目前国内外仍可谓见仁见智，难求一是。
　　作为中苏关系和中俄关系发展的亲历者，我认为，“以史解史”终归是回顾和缕析中苏（俄）关系发展史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推演顺序和发展框架，中苏关系可以循着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关键性问题把握其发展的历史轨迹。
　　十月革命以后的1917～1949年这一时期中，影响中苏关系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帮助了中国的革命，抑或说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苏联。当年苏共中央操控下的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希望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并的确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真诚的支持，这一点应该肯定。新近解密的档案材料显示，仅从1923～1927年，联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而开会122次，通过了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通过一个决议。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其支部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极其间接和有限的，因而致使其指导常常脱离中国国情，出现偏差甚至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革命过程当中，发挥了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是一味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导行事，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建国初期到整个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发展相对较好，但同时也出现了并不十分和谐的苗头。其中，对中苏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问题和方面包括：第一，关于“一边倒”的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说，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同苏联结盟，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对此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当中已经阐述清楚。可问题在于，这种外交上的“一边倒”最后泛化成了全方位的“一边倒”，从两国结盟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上，都全盘苏化，照搬苏联模式，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第二，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出现混乱，中国围绕反修而进行的反右斗争，直至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看法的反复以及在改革问题上踌躇不前，都同中苏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中苏关系对于各自内政外交的复杂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第三，这个时期中苏国家间关系中也暗现不合音符，比如《1950年中苏条约》苏签订时间一拖再拖，其关键性原因就在于斯大林不愿放弃《雅尔塔协定》中有利于苏联的特权性规定。此外，令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非常不满的是，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还有一个秘密协定规定第三国人员不得进入中国的东北和新疆。而对中国国内建设“三面红旗”的提法和做法，苏联方面也持不赞同和反对意见。
　　概括地讲，这一时期，尤其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政府的确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援助，同时两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也呈呼应配合之势；但是另一方面，双方之间的分歧也逐渐显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苏关系中两国地位和实力不对称，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尽管中苏结盟对新中国的政权巩固和国计民生都具有关键性意义，但是，从中国所处的被保护地位而言，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赫鲁晓夫上台后，随着矛盾和冲突的不断出现，中苏两国关系从半明半暗的分歧走向了公开的分裂。其间发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诸如1959年的西藏叛乱；1959年8月的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对印度采取了事实上的支持态度；1960年《红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具有风向标性质的文章，中苏两党展开了口诛笔伐；1960年中苏边界出现冲突；1962年新疆伊犁暴乱中有67000人逃往苏联；1963年美、苏、英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4年启动中苏边界谈判；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等等。
　　备受瞩目的是，这一时期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进一步加深，尤其是苏联入侵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发生后，中国更是将苏联斥之为“社会帝国主义”。直至1965年3月，苏联不顾中国的坚决反对召开国际共运会议，中苏两党分裂大势已趋。此外，中苏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也出现了不同甚至相悖的观点。例如在对待越南战争的态度问题上，中苏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主张。
　　这一阶段，由于互信基础和机制完全缺失和出于顺应国内时势的目的，中苏双方都做出了一些不够理智的举动和决定。就苏联方面而言，沿袭“老子党”作风，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和分歧推演到了双边国家关系层面，甚至不惜违约，将在中国参加援建的苏联专家撤回国内，并拒绝履行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本的承诺。这种失信的做法使双边矛盾更加激化，甚至成了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导火索之一。而从中国方面来看，因由弱势地位的心理导致防护和应激反应过于强烈，比如在1958年8月的“炮打金门”事件中并未预先通报苏联，以致陷于被动局面；在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上，中方也未能从盟国角度出发，而是以主权为由断然拒绝苏联方面的意向；中方开启的公开论战也是国内“左”的政策的延伸，但论战反过来又把一切“左”的指导思想都系统化了，甚或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也正是中国打击“苏修”的高潮阶段，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达到了恶化的顶峰，中苏之间的各种交往几乎全部中断。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实行两个“凡是”期间，中国在对外方针上仍将反“苏修”置于重要地位，诸如“苏修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我们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等提法盛极一时；而苏联方面也同样把中国视作其主要敌人，与反“苏修”针锋相对。苏联方面的调子也很高，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勃列日涅夫的提法是“中国是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后备力量”，还有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说“西方向中国转让某些技术装备，是在通过自己的手帮助建立一个极其危险的发动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等等。
　　应该强调的是，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我国的对外政策也陷入了“左”的迷途，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彻底打击“苏修”，是源于支援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侧重打击“苏修”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考虑，因为当时我们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在全球态势上是苏攻美守，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但实质上是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一种对撞。
　　另外一方面，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首先跳出了苏美对立的两极格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尽管中国并不是独立的一极，但这也是中国走独立自主外交道路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毋庸讳言，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所迈出的重大步伐和最大收获就是开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
　　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从1979年开始，适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年的期限已到，中方以此为契机提出就国家关系问题进行谈判，由此开始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邓小平同志无论是在战略还是在策略的设计上都发挥了杰出的作用。在整个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当中，邓小平同志的一个总体思路就是要为国内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为此他着手改善同各个国家的关系。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即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前，同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上海会谈期间表述了这一战略思维。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要解决三大障碍问题：第一，苏联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第二，苏联把中苏边界的驻军恢复到1964年状态，同时从蒙古撤军；第三，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来，苏联方面也不断地采取了一些行动，包括从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等。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的三大障碍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到1989年的时候，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对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大致做这样一个小结。
　　——50年代，中苏结盟时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新中国的确立和生存具有关键的意义。苏联诚心帮助了我们。结盟本身表明中国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1950年的中苏条约也是不平等的。
　　——60年代，从分歧到分裂。分歧从何开始，一般认为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利益的矛盾。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国首先跳出了两极格局，这是一个创举。
　　——70年代，反帝反修，到反修统一战线。表面上的思想意识分歧，实际上是我国国家安全利益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对撞。
　　——80年代，关系正常化的10年谈判。中国坚持提出的“三大障碍”问题，是为国家建设创造外部环境的战略考虑。
　　二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无疑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苏关系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要超过很多其他大国关系。中苏关系集两国关系、两党关系和两国以及两党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交往于一体，它同时包含了大国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不同文明国家间关系、新型民族国家和欧洲传统大国间的关系等广泛内容，并且掺杂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一部中苏关系史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从50年代的“蜜”，到60年代的“争”，再到70年代的“斗”，最后过渡到80年代的“缓”，直至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并形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定”新格局。这段过程中，高开低走再回归正常的中苏关系几乎经历了当今世界各种国家关系形态的全部变体：从一般的国家关系到亲如兄弟的战略同盟，进而摇身一变为势不两立的战略对手，然后又经历了艰难的正常化过程回归到友好国家关系，最终在苏联解体后建立起可作为大国关系典范的新型战略协作关系。中苏之间这种从过于亲密到过于敌视，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国家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上可谓罕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关系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是一个很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样本。
　　第二，中苏关系的进程对中苏两国的内政和外交曾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中国而言，中苏关系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自中国建立现代国家至20世纪70年代前，中国内政外交的许多重大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苏关系的走向联系在一起。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展到最后取得政权，更和苏联和苏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结成同盟，中国又奉苏联为样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又成为中国反对的主要对象，两国关系由同盟发展到对立、对抗乃至兵戎相见。正是在苏联强大的压力之下，中国从70年代开始调整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并进行改革开放，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可以说，不了解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就无法很好地认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发展史。而对于苏联而言，尽管中苏关系在苏联人心目中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中苏关系的阴晴圆缺无疑也同其国内事务的演变具有相当密切的关联，对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发挥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力。这正是中俄（苏）关系所具有的与众不同之处，而双边关系的研究也因此拥有了更为特殊的意义。
　　第三，中苏关系的历史轨迹与当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和演变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冷战时期首先表现为中苏美大三角关系的互动及其所产生的广泛政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中，中国外交的重点始终围绕着如何处理同苏联的关系进行，并把中苏关系带进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参与的大博弈。从50年代的联苏抗美，60年代的既反苏又反美，70年代的联美抗苏，直到80年代的不结盟都成为牵动大国关系演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可以说40余年间每一次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莫不如是，每一次中苏关系地位和模式的变化莫不如是。有学者精辟地指出：“由于特别的地缘政治原因，中美俄之间一直存在一种特殊的相互关联性，此不仅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发展常常以第三国为考虑出发点或归宿……而且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变化自然而然会对第三国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即使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并不以第三国为目标或对象，这种关系也会对第三国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发生作用。”从历史承继性来看，冷战结束前，中苏、中美关系在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和外交实践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核心地位。顺延这一轨迹，在现阶段以至未来发展中，中俄关系、中美关系依旧是我国外交当中两对重要的双边关系。即使中、俄、美在进入21世纪后，三国之间事实上仍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互牵动作用，尽管当前这种三边互动关系明显不同于冷战时期中、苏、美三角的互动。
　　三
　　在经历了两国关系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之后，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和中国在苏联解体后都成熟起来了，双方都很现实，在普遍使用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建立起“君子之交”。从1992年相互视为友好国家，经1994年确立为建设性伙伴关系，到1996年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及2004年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最终解决边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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