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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随着中国GDP跨进10万亿美元大关，大国崛起的号角已经吹响，中华民族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如此“体量”的大国，错综复杂的国情，新的机遇，新的环境，呼唤大国治理的大战略、大智慧和大视野。
　　如何把握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和核心密码，如何突破全面深化改革的瓶颈与制约，经济新常态需要哪些新政的配套与协同，如何以法治思维为改革保驾护航，如何重塑官场政治生态，如何构建适应国情的文化软实力，如何让天蓝地绿水清，如何构建国家安全新模式，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胡鞍钢、巴曙松、高尚全、汪玉凯、何增科、郑永年等近百位专家，直面发展重大战略和热点焦点难点问题，为国策献言，在探讨中明晰复兴战略，在论辩中彰显大国智慧，在对话中展示开拓视野。

精彩书评

　　★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
　　　　——2013年3月19日在接受俄罗斯俄通-塔斯社、俄罗斯全国广播电视公司、南非卫星电视五台、印度报业托拉斯、巴西《经济价值报》和中国新华社记者联合采访时回答巴西记者提问
　　
　　★中国的伟大复兴超过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文明复兴，特别是超过西方文明复兴，是一个和合文明的复兴。和合思想的复兴，不是文明排斥冲突，而是文明包容互鉴，更加持久地贡献于、丰富于人类多样化的文明体系，与此共成长、共进步。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未来之改革必定滋养于法治，未来之中国必定享誉于法治的成就，未来之人民必定受益于法治中国建设的红利。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
　　
　　★任何国家都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物质硬实力，另一条腿则是文化软实力。物质硬实力不行，这个国家可能一打就败；而文化软实力不行，这个国家可能不打自败。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国祚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这就是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外交学系教授苏长和
　　
　　★制度的设计必须基于一个合理的区间，给人以合理的期待。
　　——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目录

第一章　民族复兴的逻辑和大国崛起密码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 年历史且从未中断过灿烂文明的泱泱大国，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曾经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在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辉煌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汉朝距今已有2000多年，现在世界上把中国的语言文字称作汉语，把中国学称作汉学，足见它的影响。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呈现出时清海宴、文怀远人、和睦万邦的景象。毛泽东描绘了这几个时期的强大，认为是治国的理想境界。但是，近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以“天朝”自居对外界事物无知，再加上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和掠夺，使得中国渐渐积贫积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成为“中国崛起”的“脊梁”。
“中国崛起”是一个“进行”时，中国从1949年至1978年用了30年时间，进入“崛起准备期”，再从1979年至2020年用40 年时间，真正进入了“崛起起飞期”。

“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与领袖抉择
大国“后发赶超”的核心密码
实现中国梦的基石：重树中国制度文明
百年“中国梦”与“大同”传统
中国的伟大复兴是和合文明的复兴
遏华新势力集结与中国出路
社会主义中国的当前机遇与历史难题
“崛起困境”与中国外交新特征

第二章　全面深化改革的宣言书

整个中华民族已经产生了一种问题意识：国家的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期。30多年改革开放、20多年市场经济，打造出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中国。但这种发展模式带来了新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不解决，将会导致红利越派越少，问题越积越多。近年来中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革，固有模式弊端的全面凸显、矛盾的深刻化和阻碍势力的体制化，都已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关键期并非人造，政府必须面对挑战，进行毅然决然的综合变革。
人们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期待，在于新一代领导层成为求变的最积极的造势者。习近平用“深水区”形容改革的境地，用“硬骨头”表达改革的决心。李克强用“甩开膀子”来形容改革的迫切性，此后，他又提到要用“壮士断腕”的勇气来推进变革。

不同类型国企的改革趋向
全面深化改革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深化财税改革的三个基点
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遵循
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战略与路径
改革的五大思维和工作方法

第三章　一“破”一“立”见新政

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正处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阶段，支撑经济两位数高速增长的要素条件已不复存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换挡。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开始凸显，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传统增长模式面临挑战。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时期。
只要宏观上审慎决策、微观上灵活应对，解决和化解好这个时期的各种问题和风险隐患，那么，增速换挡的压力、转型调整的阵痛都是可以承受的，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稳定健康增长是可以预期的。

学习习近平关于区域发展的新思想
新一届政府治理经济的理念与特征
中国经济爬坡过坎中的“破”与“立”
适应“经济新常态”的“三种发展”
中央金融新政的意图与指向
审批制度改革催生的“新反应”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原则需厘清三个问题
长江经济带的国家战略意图
“一路一带”战略构想意义深远
自贸区的战略部署与未来展望
中国经济：“速度与拐弯”不能兼得
……
第四章　 抓住善治的关键：法治
第六章　蓝天、绿地、清水
第七章　构建国家安全新模式
第八章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精彩书摘

　　第一章
　　民族复兴的逻辑和大国崛起密码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且从未中断过灿烂文明的泱泱大国，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曾经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在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辉煌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汉朝距今已有2000多年，现在世界上把中国的语言文字称作汉语，把中国学称作汉学，足见它的影响。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呈现出时清海宴、文怀远人、和睦万邦的景象。毛泽东描绘了这几个时期的强大，认为是治国的理想境界。但是，近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以“天朝”自居对外界事物无知，再加上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和掠夺，使得中国渐渐积贫积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成为“中国崛起”的“脊梁”。
　　“中国崛起”是一个“进行”时，中国从1949年至1978年用了30年时间，进入“崛起准备期”，再从1979年至2020年用40年时间，真正进入了“崛起起飞期”。
　　“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与领袖抉择
　　唐任伍
　　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保罗·肯尼迪提出“中国崛起”这个命题，习近平总书记于2012年提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中国崛起”赋予了新的时代涵义。“中国崛起”成为精神火炬，成为历史的必然。面对着“中国崛起”的机遇与挑战，选择一条正确的崛起道路，有一个能力和魅力出类拔萃、能够举重若轻、“镇得住”、“玩得转”的领袖，这是“中国崛起”的核心
　　中国崛起，不容回避的现实
　　“中国崛起”，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崛起、怎样崛起的现实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战略家们就开始思考中国崛起的历史轨迹。保罗·肯尼迪在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就开始讨论中国崛起的起点和条件。他指出：“中国是主要大国中最穷的一个，同时所处的战略地位也许最不好。”这是中国崛起的两大制约因素，我们也可以把它确定为中国崛起的两大指标体系，即经济实力和战略地位。但是，保罗·肯尼迪又极其深刻地预见到中国崛起的两大条件：一是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二是中国将“保持经济发展持续上升，这个国家可望在几十年内发生巨大变化”。保罗·肯尼迪不愧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战略家，在几十年前就明确地道出了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
　　自保罗·肯尼迪比较详细地提出“中国崛起”这个命题以后，有关中国崛起的讨论频频问世。奥弗霍尔特的《中国的崛起》一书，极大地冲击了人们的常规思考方式，严谨而又实事求是地正面论证了这个重大命题，他认为中国崛起“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并预测“中国崛起”将“改变亚洲的经济态势”，“改变中国的政治”，“并使全世界的政治改观”。然而，也有一些对中国不怀好意的人戴着有色眼镜，散布“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企图阻挠“中国崛起”。相对来说，中国学者以“韬光养晦”心态，对21世纪“中国崛起”这一重大课题显得谨慎、冷静得多。
　　2012年11月29日，履新不久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总书记抚今追昔，展望未来，提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中国崛起”这一现实赋予了新的时代涵义。从此，“中国梦”成为“中国崛起”最通俗、最全面的概括和阐发，它像一支精神火炬迅速照耀和温暖了全球炎黄子孙，激发和凝聚了磅礴的中国力量，显示出了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人民性、深厚的人文性、强烈的时代性，引领着中国人的美好理想。
　　中国崛起，历史的必然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且灿烂文明从未中断过的泱泱大国，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曾经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在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辉煌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汉朝距今已有2000多年，现在世界上还把中国的语言文字称作汉语，把中国学称作汉学，足见它的影响。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呈现出一幅时清海宴、文怀远人、和睦万邦的景象。毛泽东描绘这一时期强大而可亲，是治国的理想境界。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只是到了19世纪才剧降到只占0。4%。在180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30%。据《世界经济千年史》作者麦迪森的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1000年为22。7%，1500年为25%，1600年为29。2%，1700年为22。3%，1820年为32。9%，1870年为17。2%，1913年为8。9%，1950年为4。5%，1973年为4。6%，1998年为11。5%。1500年到1820年，中国农业文明和农业经济达到高峰；l8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超过整个欧洲总和的5个百分点，约相当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那时美国刚刚建国，中国GDP在世界总份额中占到将近1/3，其地位比今天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还要高。德国人贡德·弗兰克曾经说过，直到l9世纪之前，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
　　但是，由于封建统治者以“天朝”自居的狂妄骄傲心理和闭关锁国的封闭意识，对外界事物愚昧无知，再加上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和掠夺，使得中国渐渐积贫积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1820年到1949年，中国农业文明进入迅速衰落期，国力衰微，陷入“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惨境地。中国的重新崛起，成为近代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的梦想。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1949年新中国成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成为“中国崛起”的“脊梁”，领导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开始了“中国崛起”的艰难历程。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中国重新崛起成为历史的必然，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如何崛起，中国的抉择
　　“中国崛起”是一个“正在进行”时，其核心是中国在国际体系和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适应性、相关性、影响力和创造力。由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1/5，因此“中国崛起”与西方和日本崛起的特点不同，“中国崛起”的过程必然是从人口大国到综合国力强国的转型过程，其崛起模式及崛起方式，不仅影响中国自身发展，而且也会影响世界的发展进程。
　　选择崛起的道路，首先要清楚是一种什么样的崛起。中国不是通过战争崛起，而是和平崛起；不是旧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方式崛起，而是合作与援助崛起；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因此，分析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了解“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和障碍是非常重要的。
　　不可否认，中国从1949年至1978年用了30年时间，进入“崛起准备期”，再从1979年至2020年用40年时间，才真正进入“崛起起飞期”。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这种崛起是迅速崛起、全面崛起、全方位崛起，但又是不平衡崛起、不协调崛起、不匹配崛起，因此，期间积累了大量矛盾。
　　从国内来看，财富的急剧增加却加速了贫富的两极分化；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资源环境的日益脆弱；市场经济发育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发育但并不配套，这导致腐败严重，权力和资源交易成为惯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社会到来；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每前进一步受到的阻力加大，改革成本大幅度提高，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恶性案件频发；恐怖主义、极端势力不断制造事端，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民生改善任务繁重……
　　从国际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领土尚未完全统一的大国，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千方百计以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疆独问题干扰中国的发展，挑战中国的底线；周边的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在东海钓鱼岛、南海等地制造事端；美国借口战略东移，拉帮结伙，频频在中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企图对中国形成半月形包围圈，遏制“中国崛起”……
　　尽管我国面临着重新崛起的重重障碍，然而“中国崛起”趋势不可阻挡，中国作为大国的稳定性、增长潜力、开放度和抗波动能力都是其他转型和发展中经济体所不具备的。一是中国已经积蓄了“中国崛起”的能量，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能源生产国、第一大贸易国，国家财政收入突破12万亿元，这一巨大能量的释放，有能力促使“中国崛起”。二是已经建立起了“中国崛起”的理论、制度和道路。实践证明，这种理论、道路和制度的自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既能发挥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又能够高效地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集中资源应对风险、化解矛盾，这是“中国崛起”的制度保障。三是“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凝聚了整个民族的力量，焕发了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力，这是“中国崛起”的精神支柱和软实力。四是“中国崛起”的社会结构已具雏形，中产者成为社会主流，文明程度大幅提升，构建起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结构，能够经得起社会变化的风浪，这是“中国崛起”的社会基础。五是“中国崛起”的产业结构和市场潜力逐渐形成，中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形成了以信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旅游业、文化产业、高端制造业等也表现出了较强的竞争力，消费市场巨大，这是“中国崛起”的内生力量。六是国际舞台上，中国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强大的综合国力、政治力、军事力以及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中国的声音正越来越被大多数国家的人们所接受。
　　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举行的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说的，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珍惜和平。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中国人已经选择了一条“中国崛起”的正确道路，那就是既不能沿袭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苏联式的重工业化模式，也不能模仿和采用高消费、高消耗、高排放的发达国家早期的现代化模式，而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有效利用和节约稀缺的自然资源，大力引进和开发知识资源，有较高的人文发展指标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消除生活贫困和知识贫困，走绿色发展道路，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适度消费、公平消费、绿色消费的生活体系，确保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实现充分就业，促进人类发展。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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