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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是一段需要被重新记忆的历史，一段抗战大后方光荣而悲壮的历史长歌。八年抗日战争中，四川有三百五十万军人出川参战，六十四万人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均占全国之首；四川作为大后方，为八年抗战提供的财政粮赋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四川大抗战，是中国抗战史上鲜血浸透、必不可少的一页。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重点献礼；
　　▲作者以详实的史料，多视角、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四川大抗战，是首部完整叙述这段真实历史的长篇专著；
　　▲《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涉及的历史跨度长、地域广、方面多，不但可让读者了解国共合作背景下，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川军英勇惨烈的牺牲场面，也可让读者了解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众共赴国难的种种感人至深的真实历史；
　　▲包含许多首次公开的历史细节和图片，图文并茂，充分展现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所起的巨大作用。

内容简介

　　八年抗日战争中，四川有三百五十万军人出川参战，六十四万人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均占全国之首，占全国抗日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四川作为大后方，为八年抗战提供的财政粮赋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四川人民同全国同胞一起，以血肉之躯筑成一道国防长城！
　　《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以翔实的史料，多视角、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四川大抗战的历程，是迄今为止最完整叙述这段历史的长篇专著。阅读此书，读者可了解国共合作背景下正面战场川军英勇奋战的壮烈场面以及大后方民众共赴国难的感人场景。

作者简介

　　郑光路，著述以研究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主。
　　长期“以研究历史的学术态度进行文学写作；以文学写作的方式去研究历史”，作品具有材料独特新奇、题材宏大等特色，融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形成其“文史结合、雅俗共赏”的独特风格。
　　已出版长篇专著《气卷神州》、《中国当代热点问题透视—中国气功武术探秘》、《张献忠剿四川真相》、《四川旧事》、《成都旧事》、《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之特殊内战》（海外出版）、《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斗之喧嚣怪状》（海外出版）、《炸响辛亥革命的惊雷—四川“保路运动”的历史真相》、《百年红十字运动在成都》等十余部。

精彩书摘

　　3 四川惨烈的“空战”
　　“黄鸡婆”拼死战日机
　　漫画家张乐平在抗战时有幅题为《幻想中的无敌空军》的作品：“数小时内即可以消灭倭军的一切武器……”
　　然而，这只是当年中国民众的可怜幻想而已。国民政府的空军历史很短，抗战爆发前它只是一支集合各省实力派航空力量组成的杂牌空军。抗战前夕才统一，组成驱逐、轰炸、侦察3个司令部，由丁纪徐、张廷孟、毛邦初分任司令。
　　抗战爆发时，中国空军有战斗机170架，侦察机148架，重、轻轰炸机99架，飞行员668人。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中国空军损失严重。后经补充，总共有飞机215架。至1940年，计有驱逐机及轰炸机共160架，用于保卫陪都重庆及各重要空军基地。后经历次作战消耗，1940年底仅剩飞机65架……
　　面对日军的“战略轰炸”，蒋介石“十分重视重庆陪都的防空作战部署，并给予了很具体的指示”。他多次给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重庆卫戍司令刘峙等人下手令，指示陪都高射炮布置、空军作战等……
　　1939年1月15日，29架日军轰炸机空袭重庆。中国空军出动12架战斗机迎敌，地面高射炮也对空射击……4架敌机中弹负伤。这是日机空袭重庆4次后初遇空战。
　　1939年5月3日，日军45架中型攻击机自武汉起飞，空袭重庆。中国空军第四大队（也称“志航大队”）30架战斗机起飞歼敌。以郑少愚为队长的第三战斗编队率先升空。这次空战，2架“FG-14”日机被击中后起火爆炸，另重创“FG-13”日机两架，中国战机被击落5架。
　　1939年5月12日，日军27架飞机轰炸重庆。中国空军6架战斗机迎战，击落敌机3架。6月25日，日机39架空袭重庆，被驻渝空军及高射炮队击落两架。其中1架系指挥机，共载敌机师7人，在江津附近均坠地而死。7月24日，日机27架夜袭重庆，被地上探照灯集中照射搜索，1架被击落。
　　1941年之前，中国和日本两军的飞机比较，无论从数量还是先进程度上讲，中方完全处于劣势，可以说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
　　蒋介石深知空军对于战争的重要。早在1937年12月，他就指令航委会在成都成立中国空军军士学校，以成都南郊太平寺附近地区为校址和训练机场，在全国范围内招生。1938年10月1日，中国空军军士学校正式开学。从此，成都市民经常可以看到一队队身着黄色飞行服的青年人高唱校歌：“锦城外、簇桥东，壮士飞、山河动。逐电追风征远道，拨云剪雾镇苍穹……”
　　1939年秋，国民党部分空军部队、苏联援华飞行队也进驻太平寺机场。
　　当时的训练飞机五花八门，有的是早年从国外进口的非常陈旧的“弗力提”（Fleet，意为“舰队”）“可塞”“道格拉斯”，也有中国仿制的飞机“复兴号”……于是，广阔的成都平原上空经常慢腾腾飞翔着一架架黄翅膀双翼机，老百姓把这些飞机戏称为“黄鸡婆”。
　　1939年到1941年是日机空袭最猖獗的日子。中国空军很可怜，民众要跑警报，“黄鸡婆”也要低飞盘旋在群山间“跑警报”拼命躲闪，因躲避不及被击落的不在少数。
　　“黄鸡婆”发动时还要靠人费尽吃奶的力气扳动螺旋桨，飞行速度每小时不过100公里，但有天却传来了“‘黄鸡婆’奋勇战日机”的消息！
　　当时在中央军校的方学熙先生，是本书作者的初中体育老师，他回忆：
　　日寇18架新式战斗轰炸机又空袭成都，在天空横冲直撞。突然，云层上出现一架“黄鸡婆”双翼小型飞机，直冲敌机群俯冲扫射。敌机惊慌失措，队形大乱，四处窜逃。只见这架小飞机左冲右突，频频开火。“跑警报”的市民忘了危险，翘首眺望天际，观看这场以寡敌众的空战。小飞机终不幸被敌击落，市民悲声四起……烈士叫石大陆，中央军校十期毕业，抗战中历经多次英勇空战。其父石杰将军当时任中央军校技术总教官。儿子殉国后，他没有流一滴泪，仅抱着烧焦了的英雄遗体，拍下了一张永志不忘民族仇恨的照片……
　　1939年11月4日，敌机54架反复侵入成都市区投弹。中国空军及高射炮部队共同还击，空战十分激烈。
　　中国空军第五大队分两批迎敌。第二十六中队段文郁首先驾驶苏制“H－15”战斗机从敌后上方高空俯冲猛攻，紧追敌机至成都东北70公里的中江县上空，终于击落敌机1架。段文郁也遭密集火力攻击，腿部负伤，失血过多昏迷于机中，坠落金堂县附近。
　　第二十九中队副队长邓从凯率先扑向敌机群的领航机，经激烈战斗，将敌领航机击落在简阳县三岔坝观音桥附近10余公里的山坡上。但邓从凯也遭数架敌机围攻身负重伤，飞机撞在仁寿县向家场的一棵大树上。邓从凯是中国空军王牌飞行员之一，生前曾创击落5架敌机纪录。
　　敌机仓皇逃窜后，四川省防空协导委员会总干事刘景轼当天赶到简阳观音桥敌机坠毁现场，只见一堆敌机破碎的残骸，七八具敌人尸体，机上还有文件、照片之类。刘景轼等人立即动员民工，将坠落中江、简阳两地的敌机残骸押运至省城。刘景轼将机上的文件、地图及3张图片交给中国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经翻译查核，证实邓从凯击落的为敌第十三海军航空队司令长官奥田喜久大佐的座机。奥田喜久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之王”，也是被中国空军击落的日机最高指挥官。
　　据说，奥田大佐那天袭击凤凰山机场，还把飞机缓缓降落在机场跑道上。他爬出飞机，把机场上悬挂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扯下塞进挎包，洋洋得意屙了泡大尿，才趾高气扬登上飞机而去……
　　奥田大佐飞不多远，远远看见几架苏式“黄鸡婆”。在奥田大佐眼里，这犹如老鹰眼中的小鸡。哪晓得一架苏制H－15战斗机的飞行员，向奥田飞机拼命硬冲去，一长串子弹直泻，把奥田大佐飞机打得如断线风筝，栽下云端……而邓从凯也英勇牺牲。
　　几天后，在成都百花潭“康庄”召开庆功会，由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主持，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等军政官员均出席。黄季陆激动地说：“这次是空军、空勤、地勤和防空情报人员，手挽手、肩并肩，联合制胜所奏的凯歌！”
　　两架敌机残骸被陈列在成都少城公园展览。吃够“跑警报”苦头的成都民众络绎不绝去观看，人人拍手称快。
　　苏制老式飞机打败先进日机的特大消息，当时在成都街头巷尾广为传说，也一直留在成都老人的记忆中，而这是以中国飞行员的惨烈牺牲换来的。
　　据史料统计：抗战八年，中国空军共取得击落、击毁敌机1226架，击伤、炸伤敌机230架，炸毁、炸伤敌坦克车辆8546辆的骄人战绩。
　　中国空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八年中，中国空军损失各种飞机2468架，6164人殉国。烈士们几乎都是热血青年。如一大队飞行员高锦纲牺牲时年仅16岁。被誉为中国空军“四大天王”（高志航、刘粹刚、梁天成、乐以琴）之首的高志航牺牲时也仅29岁，牺牲后追授少将。乐以琴（四川芦山人）原名乐以忠，因年纪不够报考空军条件，冒其哥乐以琴之名才考取了中央航校，牺牲时仅22岁。
　　他们是中国空军的中坚、民族的脊梁。
　　1941年7月27日，日军出动108架飞机轰炸成都，被成都航空司令部击落主机1架。机上7名机组人员跳伞着陆后全部被捕，关押在新南门王家坝航空司令部看守所。地方政府按国际惯例安排红十字会人士和军警看管“给予优待”。
　　抗战时期，陈德权先生因涉嫌“学运”被捕。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狱中的7名日本战俘。陈德权先生回忆：“未给他们上刑具，生活标准也比一般犯人高。除早晚放风外，还可每天洗澡。”
　　7名日本战俘中，为首的是飞行大队长山下七郎。他五短身材，约摸30岁，蓄着东洋胡子，两眼炯炯有神。其次是机长小笠原胜义、助理森村荣（韩国人）、轰炸员板本一郎、射击员野奇八郎、通信员渡边驹吉、机械师杉野一助。其中野奇八郎身材高大、健壮结实，两臂肌肉凸起，犹如当今的健美运动员。
　　中方看守本着人道精神优待他们，不料他们中有几人千方百计密谋逃跑。一天傍晚，两名看守带他们去洗澡。一进浴室，他们迅速将两名看守击昏杀害，然后，他们换上以前托看守代买的新衣，大摇大摆由航空司令部大门走出。
　　大约两个小时后，看守所才发觉日俘逃跑。成都警备司令部紧急出动，终于在华阳县境内将7名日俘全部捕获。从他们身上搜出的地图上，他们用红笔勾出成都至重庆和重庆去武汉的水陆路线。
　　他们被抓回来后没受到丝毫虐待，陈德权先生回忆优待战俘的事例：
　　日俘起初还有钱在小卖部买菜食，后来钱用光了，监方同意他们制作模型飞机，由看守为之代卖，大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日俘们吃饭时，山下七郎上首坐定，有人给他盛饭。先由山下七郎在每人碗里夹上一箸菜，然后才一起用饭。他们每天早饭后，都盘膝坐在床上面向东方，口中叽里哇啦十来分钟，据说是念皇经。无论冬夏，他们晨起后都赤身短裤在操场跑步，直跑得大汗淋漓……
　　有年霍乱流行，狱中死去几十人，渡边驹吉也染病发烧，监狱医务室主任亲自前来诊治。渡边驹吉经打针吃药精心治疗，得以痊愈。
　　飞行大队长山下七郎精通中国古典文化，会吟诗作对并写汉字。除此而外，他总是张开八字脚站在囚房门口，身体左右摇摆做健身运动。
　　陈德权先生回忆：“他们总是自感优越，对周围的人大都不屑一顾。狱中只有一位留日的学者能与他们交谈。此外，只有向山下七郎索字者和购买模型飞机者以及少数知识界人士，在放风时间偶尔能跟他们交谈一下……山下七郎每天必看《新新新闻》。”
　　曾亲自看管俘虏的何晓风回忆：“1941年7月27日这个日子，每想起它就心里难过！那天，日本飞机分四批轮番轰炸我抗日大后方成都市的和平居民……工兵连连长黄埔十期同学许玉白被炸得骨肉横飞，只剩下一只脚板。全校同学目击这场灾难，无不义愤填膺！毕业后调我到2团4营14连当排长。不久，又移防新南门王家坝街看守空军监狱……日本空军俘虏越狱潜逃，一直追到了仁寿县才抓了回来，关在特别牢房里，地点就在排部门口我的寝室对面……日俘只要一看见我，就要站起来谈几句话或唱两句日本歌子，如‘樱花又开了，哪年才能回到我的家’之类。那个军曹还送我一张铅笔素描的长发女人，睫毛也很长，显得聪明而美丽。我用日本语问他：‘这个姑娘是你的爱人吗？’他笑笑说：‘不漂亮！’他还画了一幅蘑菇形的富士山给我瞧，表示他怀念自己的祖国……他说他是长崎一所艺术学校毕业的，二十二岁，干空军两年多了。他听我讲述当时日机给成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进一步有所悔悟……”
　　史料记载：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9月30日，日本战俘中的“日本间谍犯杉野一助、森村荣、野奇八郎等3名，于1941年后关押于成都，1942年竟结伙越狱，复被我捕获。今日行辕电令，在蓉执行枪决”。
　　大后方的成都，居然也曾抓获并关押日本俘虏。这在中国抗战史上，堪称一件奇闻。
　　……

前言/序言

　　四川抗战历史研究的严重缺失
　　抗日战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背景下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英勇悲壮的民族解放战争。
　　以抗战为题材的书籍虽然不少，但全面、系统介绍大后方四川在中国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功绩的书，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十分少见，尤其是高品位、高质量，并适合广大普通读者和青少年阅读的，更是空白。
　　中国抗日军队中，每五六个士兵中就有一个四川人，故有“无川不成兵”之说。出川抗战的350多万川军，有64万多人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均占全国抗日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无论是抗战时期中华民国首脑人物蒋介石，还是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都曾对四川人民和川军抗战作出过高度评价。
　　1945年10月，中共《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其中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文字：
　　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此外各种捐税捐献，其最大的一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负担……仅从这些简略的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几千万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忍饥耐寒、共赴国难，《新华日报》社论还说，四川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为中国民族复兴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所以，缺少四川大抗战的抗战史，绝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抗战史。四川大抗战，是中国抗战史上鲜血浸透、必不可少的一页！
　　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美化侵略战争，不断著书立说篡改历史。他们的言论对日本青少年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每年都有日本军国主义遗老遗少身着当年日军军服，高唱日军战歌，在供奉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内，向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挑衅示威……
　　而我们国内由于各种原因，许多抗战文物、雕塑、遗迹却被破坏殆尽。60多年前鲜血浸透的历史，已被淡化、遗忘……《中国青年报》曾以“你所知道的抗战历史”为题作社会调查，调查对象是45岁以下的青少年，调查结果让人吃惊：青少年对抗战历史的“无知化”比例惊人。
　　四川抗战历史“无知化”情况更让人不安。作者曾问过许多年轻人，有些还是大学生：“你们晓不晓得四川人为抗战作过什么贡献？”一些人茫茫然，一些人则嘻嘻哈哈：“啥贡献？拉壮丁嘛，还有王保长、卢队长调戏三嫂子嘛！啊，还有那个疯疯癫癫的哈儿军长、司令，穿女人内裤乱唱川戏，朝大炮头屙尿嘛……”
　　仅仅谴责日本政府在教科书等问题上不敢正视历史，是不够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教育后代的计划和想法，关键是我们自己怎么样教育后人。我们的前辈，曾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现在的《国歌》），用血肉筑成长城去浴血奋战。如果现今的中国人不知国耻、国难，不了解前辈们作出的卓越贡献和惨烈牺牲，那不但很可悲，甚至是很危险的事。
　　我们天天在说要提倡爱国主义，如果我们对自己抵抗外来侵略的历史如此轻易地遗忘，所谓“爱国主义”，只是一句口号。
　　我们天天在说要热爱家乡，如果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四川的抗战史，都如此轻易遗忘，所谓“热爱家乡”更只是一句空话。
　　所以，四川大抗战这段历史，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应当浓墨重彩，大书特书。从大的角度讲，它可充实中国抗战史；就是仅从宣传四川、宣传成都的角度出发，也意义巨大。难道四川、成都除了被人常说的风景名胜、盖碗茶、麻辣烫、串串香，还有“三步一个林青霞、五步一个张曼玉”的“成都美眉”等，就没有更值得宣传的东西了？
　　对历史的无知和遗忘，对一个国家而言，是不可宽恕的亵渎。如何传承民族记忆而使国家强大，是当今不少国家的文化界和政府非常重视的大事。不少国家不仅在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上郑重其事，而且让历史记忆再现于公共场所和文艺作品中：如博物馆、广场、街巷、雕塑及小说、影视作品……在这方面，值得我们反思。
　　值得欣慰的是，如何客观公正地描述和评价国民党正面战场及抗战时期大后方四川的历史作用，近年不再成为研究写作的“禁区”和“盲区”，已受到各方面广泛关注。作者的这本《四川大抗战》，或可算作这方面的一次努力。
　　本书的鲜明特色和叙事方法
　　本书初版名为《川人大抗战》，2005年2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作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重点推荐书目，国内有上百家期刊、报纸、网站转载此书。如民革中央机关报《团结报》、中共中央统战部网站、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刊物《党的建设》等，都曾隆重介绍或转摘此书。海外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众多网站媒体，也曾转载、评论。
　　国内东方卫视、四川电视台、成都电视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等，都曾对此作专题报道，制成电视节目或广播剧系列播出。《四川日报》《成都日报》等发表多篇文章，认为“川人抗战”应成为成都“城市精神”。
　　成都人民公园“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碑座大理石上，镌刻的文字介绍中，有“录自《川人大抗战》”的说明。
　　由于引起巨大反响并得到各界读者广泛好评，《川人大抗战》荣获四川省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和第五届“四川文学奖”，成为许多学术论文的参考资料。
　　必须强调的是，展现在读者手中的这本《四川大抗战》，并不是《川人大抗战》的简单再版。作者费大力气，许多章节基本上都是重写，增补了非常多的珍贵史料及珍罕图片。所以，《四川大抗战》更为严谨、充实，可读性和史学价值比《川人大抗战》更高。
　　作者以翔实的史料，多视角、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四川大抗战，是迄今为止最完整叙述这段真实历史的长篇专著。本书涉及的历史跨度长（从抗战前夕到抗战胜利，乃至一些历史人物生前身后事）；地域广（从川军浴血奋战的全国各地抗日前线，到大后方的四川）；方面多（涉及历史人物、事件、悲壮的战场情景，乃至抗战前后四川的民风民俗、历史谜团）……
　　本书史料独特丰富、立论公正、实事求是。阅读本书，不但可让读者了解国共合作背景下，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川军英勇惨烈的牺牲场面，也可让读者了解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众共赴国难的种种感人至深的真实历史。
　　本书的价值，不仅仅是叙述了四川有史以来最悲壮最光辉的一段时期，宣传了真实的四川抗战时期形象，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抗战史作了很重要的充实，在提倡爱国主义等方面，有很重要的意义。
　　作者一贯主张学习和发扬司马迁《史记》那种“文史结合”的优良传统，在写作过程中注意了以下方面：
　　第一，以“大历史观”完成这部书稿。
　　所谓“大历史观”，就是以长时间、远距离、多角度地去反映真实历史；坚持用历史真相，不带主观偏见地去还原历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经受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二，真实性、史料性和学术价值。
　　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本书作者以数年时间潜心研读各种相关史籍，并在四川各处实地考察，采访了大量川军老战士、高级将领的后代及各方面的知情者。作者坚持以罕见的第一手资料（原始档案、报刊、图片、亲历者回忆等）为主来再现历史，绝不采用常见的那种人云亦云、“以论代史”简单化的叙述方式，避免史学著述中常见的那种轻于史实、重于评论的大缺陷。
　　第三，在研究方法和写作技巧上，坚持“让严谨的学术研究和生动的表现形式相统一”。
　　历史著作，如果“摆杂货摊”一样平铺直叙地罗列史料，搞成枯燥的“论文”式，对作者而言当然写作时更省事和简便，但将使读者感到非常枯燥乏味而难以卒读。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所谓“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等范式。许多研究者从“现代化”理论分析模式回归到通过“叙事”（narrative）和细节再现的研究方法，即把读者引进历史“事件”中，让他们“身临其境”来对历史“事件”进行观察，注重“叙事性”和“文学性”。
　　其实这些西方所谓“叙事史学”的“最新成果”，在中国是古已有之——这就是司马迁《史记》一书留传下来的“文史结合”的中国优秀史学传统，其史学性和文学性堪称楷模。
　　中国抗战时期的历史，是广大读者盼望了解真相的一种“大众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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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七年，经过岛田庄司的修订和引荐，绫辻行人发表了处女作《十角馆事件》。他的笔名“绫辻行人”是与岛田庄司商讨过后确定下来的，而作品中的侦探“岛田洁”的原型也来自岛田庄司和他笔下的名侦探“御手洗洁”。以这部作品的发表为标志，日本推理文学进入了全新的“新本格时代”，而一九八七年也被称为“新本格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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