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都市化再研究：珠江三角洲的透视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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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带领团队重返上世纪90年代所选取的乡村实地调查点，以7个调查个案为基础，从20多年的一个时间维度考察其乡村都市化的过程。作者重点选取了乡村都市化过程中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人们文化意识的转变、失地农民和传统乡村组织等一些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并对早前曾提出的有关乡村都市化理论预测做了回顾检测。

作者简介

周大鸣，男，1958年12月出生，湖南湘潭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山大学中国族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兼职教授、美国Chinese Sociology Anthropology杂志主编。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访问学者，美国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并多次到香港、澳门、台湾及加拿大、日本、荷兰、意大利等地进行讲学及学术交流活动。

目录

序　言／1
　　一　中国乡村都市化研究回顾／3
　　二　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化历程／8
　　三　珠江三角洲乡村都市化进程中的外来工／11
　　四　“二元社区”与城中村问题／15
　　五　村落和农民的终结——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失地农民／22
　　六　新议题、新研究——珠三角城市化的人类学研究个案／24
第一章　从村落自主到国家主导的乡村都市化——东莞虎门大宁的个案研究／28
　　一　田野点概况／28
　　二　大宁村落主导的乡村都市化发展过程：从农业村到工业村／30
　　三　乡村都市化与经济发展／42
　　四　乡村都市化与社会生活变迁／49
　　五　乡村都市化与社会关系变迁／61
　　六　国家整合下的大宁乡村都市化／69
　　七　小结／79
第二章　乡村都市化与地方现代性——西樵民乐的个案研究／85
　　一　地区概况／86
　　二　南海丝区：丝织经济与地方社会／88
　　三　从“锅底地”到“村中城”：民乐地区的乡村都市化／110
　　四　民以何乐：地方视野中的现代性追求／131
　　五　小结／166
第三章　征地村落的适应与发展——广州大学城北亭村个案研究／174
　　一　广州大学城建设的社会背景和基本概况／174
　　二　北亭村的变化／179
　　三　被动城市化——艰难的适应／204
　　四　北亭村适应与发展的对策建议／214
　　五　北亭村发展的前景展望／224
第四章　被征地农民的心理适应——珠海市唐家湾镇个案研究／227
　　一　研究主题与方法／227
　　二　唐家湾的历史积淀／228
　　三　被征地农民社会心理的实证分析／233
　　四　结论／256
第五章　“村改居”后的社会发展——中山市小榄镇盛丰社区的个案研究／265
　　一　研究主题与背景／265
　　二　田野点概况／268
　　三　盛丰社区“村改居”进程／269
　　四　对“村改居”的认识与评价／277
　　五　“村改居”的结果与影响／283
　　六　“村改居”与乡村都市化／288
　　七　小结／298
第六章　志愿服务与都市化——顺德大良的个案研究／300
　　一　田野点概况／300
　　二　大良志愿服务情况与特点／308
　　三　以志愿服务的角度看都市化发展／319
　　四　结论／334
第七章　城市化进程中的宗族变迁——深圳龙城街道凤东社区个案研究／338
　　一　凤东社区的城市化背景和宗族概况／338
　　二　城市化进程中的宗族变迁／346
　　三　城市化背景下的宗族功能／355
　　四　小结／367
结　语／367
　　一　乡村都市化再研究的意义／267
　　二　乡村都市化再研究的创新之地／268
　　三　乡村都市化研究的发展方向／371
　　四　珠江三角洲城镇化面临的问题／374
　　五　从乡村到都市：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376
参考文献／381
索　引／396

前言/序言

序　　言
当代中国的乡村都市化：发展及其问题
——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关注乡村都市化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主编了《中国乡村都市化》一书；一晃10多年过去了，为了了解这些年来的变化，笔者组织团队对过去的研究点进行了再调查，就一些新的话题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写成本书。本书以20世纪9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乡村都市化研究为起点，以7个调查个案为基础，讨论20年来乡村都市化的过程和问题。
本书拟题为《中国乡村都市化再研究》，我们的设想就是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做进一步研究。
首先，我们选择原来做过实地调查的点进行追踪研究，一方面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变化，另一方面从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乡村都市化的过程。
其次，选择城市化后出现的焦点问题为研究导向，结合个案进行研究。这些问题包括：都市化过程中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从乡村到都市过程中社会结构的转型和人们文化意识的转变；失地农民的社区生活以及心理适应过程；乡村传统组织在城市中的生存状况；“村改居”及志愿服务等问题。
最后，检验我们原来提出的乡村都市化理论预测。在乡村都市化研究中，我们提出几个重要的观点。一是反对人口从乡村向城市集聚的观点，而强调生活方式的转变，认为城市化主要表现在生活方式的转变，并提出了“五化”的测量指标。二是指出乡村都市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在地的都市化，而不是空间的集聚，即自然村的社区化、行政村的集镇化以及原有集镇的大都市化；中国的城市化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珠江三角洲小城镇的发展推动了大都市的发展以及大都会区的形成。三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从“二化异步”到“二化同步”，工业化只有与城市化同步发展才是健康发展之路。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采取如下几种。
1.参与观察法
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必须融入被研究者的社会中，作长期的居留，与该社会中的成员一起生活，学习并运用他们的语言，参与他们的文化活动或仪式。在与他们生活的过程中，用眼睛去观察他们的社会、经济、文化状态，用心去理解他们的思想、观念、信仰体系。而最重要的是保持文化相对主义立场，摒弃观察异文化时常有的文化偏见。
2.深入访谈法
本书的深入访谈采取结构式访谈和非结构式访谈两种方法。前者主要是一些整体概观方面的内容；后者主要事先预设一个粗线条的访谈提纲，在与被访者交谈的过程中，围绕此提纲展开，灵活、适度发挥。通过聆听他们的看法从而获得了大量真实、详细的口述资料。
3.历史文献法
对被研究社会文献的利用是人类学经常使用的方法，它不受时空、环境、语言条件的限制，因而可弥补访谈中的不足或缺陷。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搜集各种档案和文书，利用了一切与本书有关的文字、数字、图表等文献资料，以及市志、市文史档案、镇志、镇文史档案、村史、侨刊、笔记、年谱、族谱、村规民约等相关文件。此外，还走访了当地的村落文化精英，获得了较多记载当地历史名人以及风土人情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材料的收集，极大地丰富了本书的写作素材。
4.问卷法
问卷法是社会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定量研究方法，对它的运用，有力地弥补了人类学田野工作中定性研究的不足。对问卷分析、统计而得出的结果，具有科学性和形象性，让人对所研究的问题有一个直观的感受。问卷法的实施遵循设计—发放—回收—处理分析步骤。问卷的发放可采取随机或非随机两种方式。
5.跨文化研究法
跨文化研究法是在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常用的、“将某一社会中的一个或多个特点的存在与否加以联系或解释的一种方法”。文化人类学家尤其是心理人类学家利用这一方法，比较和分析了许多不同民族部落和文化群体，考察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人格特征形成的原因和规律，从而发展出了文化与人格、文化与行为的诸多理论。在行为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形成的跨文化研究法不仅包含了人类学家发展出的传统研究方法和手段，也包括了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艺术学家使用的一些研究方法。常用的跨文化研究方法包括：现场调查、生活史分析、心理测验和民俗与艺术分析。
6.个人生活史
由于笔者无法经历调查对象生活的全过程，因此通过个人生活史的调查了解被调查者的生活，也是人类学调查研究的重要环节。
一　中国乡村都市化研究回顾
我国乡村都市化的研究起步于农村城镇化的研究，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30年代末，费孝通先生发表了《社会变迁研究中的都市和乡村》、《小城镇大问题》、《中国农村工业和城市化问题》等作品，详细考察了小城镇作为农村服务中心、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的作用，并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等城市化发展模式，打开了人类学大规模研究农村城镇化、城市化问题的局面。今天不同学科的学者在不同语境会分别使用“（乡村）城镇化”、“（乡村）城市化”和“（乡村）都市化”的不同称谓，但意思基本相同，都指代“（Rural） Urbanization”。因此笔者在本书中将村落的“集镇化”和集镇的“市镇化”均纳入乡村都市化的范畴。
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乡村都市化概念以来，学术界对什么是乡村都市化产生了意见分歧。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化过程与趋势引起了经济学、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关注，各学科从自身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定义与研究。人口学主张从人口集聚的角度看待都市化的过程，认为“城市化是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比例增长的过程，更确切地讲，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在城市集中的过程”。社会学学者曾明确指出：“所谓城市化，就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标志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地理学聚焦于都市地域空间和城市体系结构的研究，强调城市(镇)在地域上的中枢地位，关注行政区划、非正规建设、居民流动等空间再组织过程，认为都市化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城市空间不断扩大的历史过程。经济学着眼于以农业为主导的乡村经济向以工商业为主导的城市经济的转化，肯定经济因素在都市化过程中的作用，认为都市化的实质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随着经济的发展从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升级转化过程”。费孝通先生指出都市和乡村间的人口流动是双向的，由城市回乡的人促进了乡村的变迁，不能脱离乡村变迁的都市背景来研究问题。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影响，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互相接触融合后，产生了一种整合的社会理想，即既含有乡村文明的成分，又含有城市文明的成分，这种现象即为‘乡村都市化’(Rurbanization)”。具体包括人口结构的分化、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生活方式的都市化、大众传播的普及化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五个方面。从过程来看，经历着村的集镇化、乡镇的市镇化、县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以及大中城市的国际化这几个阶段。
自1983年费孝通提出“小城镇、大问题”以来，都市化发展道路该如何选择就成为城市发展研究关注和争论的话题，现在主要有小城镇论、大中城市论和多元论三种观点。支持小城镇论的学者主张都市化应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国情，大力发展小城镇，发挥小城镇作为蓄水池的功能，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就地有效转移，减轻城市压力，通过乡村就地工业化实现乡村都市化。持此种看法的学者以费孝通为首，他们希冀通过“工业下乡”把城市扩散到乡村中，“不走把农民集中到城市里去发展工业的路子，而是让农民把工业引进乡村来脱贫致富”。庞道沐强调小城镇在政治、经济、人财物等方面的集聚功能、调蓄功能和社会化功能，呼吁在小城镇上大作为。笔者也认为发展小城镇不是都市化的终结，发展包括第三产业在内的乡村工业和小城镇具有其合理性。大中城市论分为中等城市论和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认为，“中等城市是一定区域内的经济中心，数量多，分布均衡，是联系广大农村和大小城市的桥梁，起着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可塑性大，社会问题少，因此发展中等城市在我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大城市论主要反对小城镇论，认为大城市具有规模效益，只有“把中国广大农民整合到大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来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才是正确的……”农村中大多数剩余人口的出路也主要是在农民自己兴建的大中城市中。多元论认为我国地广人多，我国的地域性和群体性差异应该得到重视，“哪一种模式适合该地区的情况，就应采用哪一种模式”。仲小敏提出：“东部地区以内涵式城市化和网络式城市化为主，走大中小城市并举的区域城镇体系发展模式；西部地区实行外延式城市化和据点式城市化为主；中部地区选择内涵式城市化与外延式城市化相结合、据点式与网络式相结合的道路。”此外，唐若兰也主张“我国应走积极培育大城市、特大城市，不断提升中小城市，有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多元化城市化道路”。
都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乡村都市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一部分学者主张走自下而上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发展形式的乡村都市化道路。他们认为，以市场化推进城镇化，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城镇化发展。崔功豪、马润潮认为，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实质内容包括乡镇企业的发展、劳动力的转化和小城镇建设。刘传江从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这种动力机制的优势：①城市发展自组织机制的构建；②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制度的创新；③流动人口“浮动”状态的稳定。另一部分学者关注政府调控对推动乡村都市化的重要作用。许学强认为，农村发展是农村城镇化的基础，对外开放是农村城镇化的加速器，而国家执行的有关政策，才是实现农村城镇化的关键。孙中和总结和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动力机制，特别指出制度安排与创新在城镇化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核心地位。笔者也对土地、户籍、产业政策调整对乡村都市化的影响做了探讨。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少学者将外资、旅游等因素看作城市化的新动力。薛凤旋、孙九霞、黄平芳等人分别从外资和旅游的视角来探讨乡村都市化的新方式和新过程。
除了上述宏观性的分析研究外，许多学者也进行了乡村都市化的实证研究，其成果主要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孙庆忠从1999年12月开始，对广州市郊南景村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记录了在经济变革时空场景下的华南乡村社会的经济生活状况和变迁轨迹，描述了它半个世纪以来从深受广州影响的近郊聚落发展到都市村庄的演进过程，其变迁轨迹不仅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都市化的代表，也承载了传统农民终结的历程。笔者于20世纪90年代对葛学溥1918年开始调查的凤凰村展开学术重访，以变迁的视角发现了乡村都市化的趋势，提出梯级移民现象和钟摆式的人口流动特点。同时指出了导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笔者认为都市化是乡村社会彻底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
学界对乡村都市化的探讨一直都没有忽视乡村社会在向城镇、都市社会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学者们聚焦于我国都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城中村问题、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环境问题等，从管理体制、户籍制度、产权制度、社会保障、产业结构等方面原因入手，反思城乡二元结构，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治理方针。例如，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培训和安全教育、完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解决农民工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障问题、创新农民工子女的入学制度等，以改变城市农民工的社会边缘地位。城中村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探讨论题，有关城中村的研究将以下文的具体案例详述。
二　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化历程
珠江三角洲，指珠江在广东中部入海处冲积成的三角洲，由西江、北江和东江冲积的三个小三角洲组成，面积约1.13万平方千米。本书所指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总人口4230万，土地总面积为41698平方千米。
珠江三角洲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政策优势，在改革中先行一步，经济获得快速发展，成为广东乃至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高速的经济增长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珠江三角洲也是我国城市化程度的地区。2005年，珠江三角洲城镇人口比重为77.32％，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分别比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高16.64个和34.33个百分点。珠江三角洲人均生产总值和非农建设用地产出率较高，人均生产总值达到40123元，分别比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5136元和26179元；非农建设用地产出率达到21953万元／平方千米，分别是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的1.72倍和4.38倍。
由于城乡二元分割政策，珠江三角洲都市化也包括两方面：即原来的都市与迅速崛起的都市本身的发展和广大乡村的都市化。尽管二者是紧密相连的，但政策的不同导致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同的特征。除此之外，珠江三角洲特定的产业结构吸引了大批外来务工人员。这些来自我国其他地区农村的打工者在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化，是珠江三角洲都市化进程的重要特点和第三个组成部分。
原来的都市，如广州、佛山等地，迅速崛起的都市，如深圳、珠海、东莞、中山、顺德等地，在都市化过程中享受着城市的待遇；除了享受都市政策的地区之外，广大乡村地区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与城市不同的情况下走上一条乡村都市化的道路。下文将以珠江三角洲农民的非农化过程为线索，展现整个珠江三角洲乡村都市化的发展进程和其中存在的问题。
珠江三角洲乡村都市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初的20世纪80年代，二是90年代，三是2000年到现在。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的前奏是1978年12月18～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珠江三角洲真正先行一步，始于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1979年，中央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深圳蛇口成为工业区，由香港招商局集资实施。随后，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相继成为经济特区，揭开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序幕。从1984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91年底“治理整顿”结束，广东全面展开改革开放，初步实现“一马当先”。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珠江三角洲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率先成为外资特别是港、澳、台资的投资对象，以利用外资和从事“三来一补”为主要形式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来自香港的资金。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开始新一轮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的产业结构升级，家电、纺织、服装、玩具等轻工业逐渐在本土空心化，通过前店后厂的方式与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制造业分工合作（珠江三角洲为厂，香港为店），由此导致直接从事出口贸易的乡镇企业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迅速崛起。80年代中期广东的一大烦恼，莫过于震撼全中国的“民工潮”，这种像钟摆、台风、季风、周期性潮汐的热潮周而复始，成为这个时期乡村都市化问题的焦点。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广东要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广东改革开放扩大，珠三角引进外资掀起高潮，基础设施和各项建设迅猛发展。广东对国企改革、所有制等市场经济核心问题的探索，引领了全国制度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先潮。这一阶段由于引进外资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大发展，珠三角从城市到乡镇，几乎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各种所有制和产业类型、各种规模的企业到处林立，尽管后来政府通过工业区来把工厂集中，但珠三角的经济和产业特征，使其在20世纪90年代吸纳外来工的能力空前提高，再加上大部分外来工已经从80年代的频繁流动和季节性打工变成了在工厂常年打工，珠三角的“二元社区”与城中村便由此形成。
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中国加入WTO后，珠江三角洲迅猛发展。2001年广东成为第一个GDP（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的省份，2005年则为22557.37亿元，突破2万亿元，连续17年居全国各省区市之首，占全国（大陆）的1/9强。到2010年则已翻了一番，达到46013.06亿元。这一阶段，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重化工业的发展、房地产的高速开发以及城市化的飞速推进，使失地农民数量处于高峰期，这也带来了城市化的第三个大问题——失地农民问题。
目前，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在珠江三角洲已基本形成。珠江三角洲的产品、资本和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快速流动，城市建成区迅速向外扩张，乡村地区广泛城市化，城市的规模和数量不断提升，形成了大中小城镇相结合、多层次的城镇体系，总体上呈现集聚性、区域性的趋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珠江三角洲地区各大城市作为社会发展的“龙头”和支柱，产业不断升级和重组，区域发展重心逐步向大、中城市集中，大、中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与此同时，小城镇亦成为新的人口和产业集聚点。
随着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产业结构的整体调整和升级，珠江三角洲城市空间结构和布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市作为广东省的单极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城市之间的关系属于绝对的核心—边缘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已逐步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与广州市毗邻而立的又一个中心城市，珠海、佛山、中山、东莞、江门、肇庆等城市也相继进入了中等城市行列，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双极结构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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