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村都市化再研究：珠江三角洲的透視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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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是作者帶領團隊重返上世紀90年代所選取的鄉村實地調查點，以7個調查個案為基礎，從20多年的一個時間維度考察其鄉村都市化的過程。作者重點選取瞭鄉村都市化過程中地方與國傢的關係、人們文化意識的轉變、失地農民和傳統鄉村組織等一些熱點問題開展研究，並對早前曾提齣的有關鄉村都市化理論預測做瞭迴顧檢測。

作者簡介

周大鳴，男，1958年12月齣生，湖南湘潭人，教授，博士生導師。現為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黨委書記、副院長，中山大學中國族群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都市人類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民族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兼職教授、美國Chinese Sociology Anthropology雜誌主編。美國太平洋路德大學訪問學者，美國哈佛大學的訪問學者，並多次到香港、澳門、颱灣及加拿大、日本、荷蘭、意大利等地進行講學及學術交流活動。

目錄

序　言／1
　　一　中國鄉村都市化研究迴顧／3
　　二　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化曆程／8
　　三　珠江三角洲鄉村都市化進程中的外來工／11
　　四　“二元社區”與城中村問題／15
　　五　村落和農民的終結——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失地農民／22
　　六　新議題、新研究——珠三角城市化的人類學研究個案／24
第一章　從村落自主到國傢主導的鄉村都市化——東莞虎門大寜的個案研究／28
　　一　田野點概況／28
　　二　大寜村落主導的鄉村都市化發展過程：從農業村到工業村／30
　　三　鄉村都市化與經濟發展／42
　　四　鄉村都市化與社會生活變遷／49
　　五　鄉村都市化與社會關係變遷／61
　　六　國傢整閤下的大寜鄉村都市化／69
　　七　小結／79
第二章　鄉村都市化與地方現代性——西樵民樂的個案研究／85
　　一　地區概況／86
　　二　南海絲區：絲織經濟與地方社會／88
　　三　從“鍋底地”到“村中城”：民樂地區的鄉村都市化／110
　　四　民以何樂：地方視野中的現代性追求／131
　　五　小結／166
第三章　徵地村落的適應與發展——廣州大學城北亭村個案研究／174
　　一　廣州大學城建設的社會背景和基本概況／174
　　二　北亭村的變化／179
　　三　被動城市化——艱難的適應／204
　　四　北亭村適應與發展的對策建議／214
　　五　北亭村發展的前景展望／224
第四章　被徵地農民的心理適應——珠海市唐傢灣鎮個案研究／227
　　一　研究主題與方法／227
　　二　唐傢灣的曆史積澱／228
　　三　被徵地農民社會心理的實證分析／233
　　四　結論／256
第五章　“村改居”後的社會發展——中山市小欖鎮盛豐社區的個案研究／265
　　一　研究主題與背景／265
　　二　田野點概況／268
　　三　盛豐社區“村改居”進程／269
　　四　對“村改居”的認識與評價／277
　　五　“村改居”的結果與影響／283
　　六　“村改居”與鄉村都市化／288
　　七　小結／298
第六章　誌願服務與都市化——順德大良的個案研究／300
　　一　田野點概況／300
　　二　大良誌願服務情況與特點／308
　　三　以誌願服務的角度看都市化發展／319
　　四　結論／334
第七章　城市化進程中的宗族變遷——深圳龍城街道鳳東社區個案研究／338
　　一　鳳東社區的城市化背景和宗族概況／338
　　二　城市化進程中的宗族變遷／346
　　三　城市化背景下的宗族功能／355
　　四　小結／367
結　語／367
　　一　鄉村都市化再研究的意義／267
　　二　鄉村都市化再研究的創新之地／268
　　三　鄉村都市化研究的發展方嚮／371
　　四　珠江三角洲城鎮化麵臨的問題／374
　　五　從鄉村到都市：從社會轉型到文化轉型／376
參考文獻／381
索　引／396

前言/序言

序　　言
當代中國的鄉村都市化：發展及其問題
——以珠江三角洲為例

筆者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關注鄉村都市化的研究，發錶瞭一係列論文並主編瞭《中國鄉村都市化》一書；一晃10多年過去瞭，為瞭瞭解這些年來的變化，筆者組織團隊對過去的研究點進行瞭再調查，就一些新的話題進行探討，並在此基礎上寫成本書。本書以20世紀9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鄉村都市化研究為起點，以7個調查個案為基礎，討論20年來鄉村都市化的過程和問題。
本書擬題為《中國鄉村都市化再研究》，我們的設想就是在原有的研究基礎上做進一步研究。
首先，我們選擇原來做過實地調查的點進行追蹤研究，一方麵瞭解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變化，另一方麵從一個更長的時間維度來看鄉村都市化的過程。
其次，選擇城市化後齣現的焦點問題為研究導嚮，結閤個案進行研究。這些問題包括：都市化過程中地方與國傢的關係；從鄉村到都市過程中社會結構的轉型和人們文化意識的轉變；失地農民的社區生活以及心理適應過程；鄉村傳統組織在城市中的生存狀況；“村改居”及誌願服務等問題。
最後，檢驗我們原來提齣的鄉村都市化理論預測。在鄉村都市化研究中，我們提齣幾個重要的觀點。一是反對人口從鄉村嚮城市集聚的觀點，而強調生活方式的轉變，認為城市化主要錶現在生活方式的轉變，並提齣瞭“五化”的測量指標。二是指齣鄉村都市化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自發的在地的都市化，而不是空間的集聚，即自然村的社區化、行政村的集鎮化以及原有集鎮的大都市化；中國的城市化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珠江三角洲小城鎮的發展推動瞭大都市的發展以及大都會區的形成。三是工業化與城市化從“二化異步”到“二化同步”，工業化隻有與城市化同步發展纔是健康發展之路。
本書的研究方法主要采取如下幾種。
1.參與觀察法
人類學的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必須融入被研究者的社會中，作長期的居留，與該社會中的成員一起生活，學習並運用他們的語言，參與他們的文化活動或儀式。在與他們生活的過程中，用眼睛去觀察他們的社會、經濟、文化狀態，用心去理解他們的思想、觀念、信仰體係。而最重要的是保持文化相對主義立場，摒棄觀察異文化時常有的文化偏見。
2.深入訪談法
本書的深入訪談采取結構式訪談和非結構式訪談兩種方法。前者主要是一些整體概觀方麵的內容；後者主要事先預設一個粗綫條的訪談提綱，在與被訪者交談的過程中，圍繞此提綱展開，靈活、適度發揮。通過聆聽他們的看法從而獲得瞭大量真實、詳細的口述資料。
3.曆史文獻法
對被研究社會文獻的利用是人類學經常使用的方法，它不受時空、環境、語言條件的限製，因而可彌補訪談中的不足或缺陷。筆者在田野調查中，搜集各種檔案和文書，利用瞭一切與本書有關的文字、數字、圖錶等文獻資料，以及市誌、市文史檔案、鎮誌、鎮文史檔案、村史、僑刊、筆記、年譜、族譜、村規民約等相關文件。此外，還走訪瞭當地的村落文化精英，獲得瞭較多記載當地曆史名人以及風土人情的文獻資料。這些文獻材料的收集，極大地豐富瞭本書的寫作素材。
4.問捲法
問捲法是社會學研究中經常使用的定量研究方法，對它的運用，有力地彌補瞭人類學田野工作中定性研究的不足。對問捲分析、統計而得齣的結果，具有科學性和形象性，讓人對所研究的問題有一個直觀的感受。問捲法的實施遵循設計—發放—迴收—處理分析步驟。問捲的發放可采取隨機或非隨機兩種方式。
5.跨文化研究法
跨文化研究法是在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心理學中常用的、“將某一社會中的一個或多個特點的存在與否加以聯係或解釋的一種方法”。文化人類學傢尤其是心理人類學傢利用這一方法，比較和分析瞭許多不同民族部落和文化群體，考察他們特殊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人格特徵形成的原因和規律，從而發展齣瞭文化與人格、文化與行為的諸多理論。在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形成的跨文化研究法不僅包含瞭人類學傢發展齣的傳統研究方法和手段，也包括瞭心理學傢、社會學傢和藝術學傢使用的一些研究方法。常用的跨文化研究方法包括：現場調查、生活史分析、心理測驗和民俗與藝術分析。
6.個人生活史
由於筆者無法經曆調查對象生活的全過程，因此通過個人生活史的調查瞭解被調查者的生活，也是人類學調查研究的重要環節。
一　中國鄉村都市化研究迴顧
我國鄉村都市化的研究起步於農村城鎮化的研究，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到30年代末，費孝通先生發錶瞭《社會變遷研究中的都市和鄉村》、《小城鎮大問題》、《中國農村工業和城市化問題》等作品，詳細考察瞭小城鎮作為農村服務中心、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的作用，並提齣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等城市化發展模式，打開瞭人類學大規模研究農村城鎮化、城市化問題的局麵。今天不同學科的學者在不同語境會分彆使用“（鄉村）城鎮化”、“（鄉村）城市化”和“（鄉村）都市化”的不同稱謂，但意思基本相同，都指代“（Rural） Urbanization”。因此筆者在本書中將村落的“集鎮化”和集鎮的“市鎮化”均納入鄉村都市化的範疇。
自20世紀80年代提齣鄉村都市化概念以來，學術界對什麼是鄉村都市化産生瞭意見分歧。從農村嚮城市的轉化過程與趨勢引起瞭經濟學、人口學、地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諸多學科的關注，各學科從自身的角度對這一現象進行定義與研究。人口學主張從人口集聚的角度看待都市化的過程，認為“城市化是居住在城鎮地區的人口比例增長的過程，更確切地講，是農業人口嚮非農業人口轉化在城市集中的過程”。社會學學者曾明確指齣：“所謂城市化，就是指一個國傢或社會人口由農村嚮城市的轉移。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標誌就是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地理學聚焦於都市地域空間和城市體係結構的研究，強調城市(鎮)在地域上的中樞地位，關注行政區劃、非正規建設、居民流動等空間再組織過程，認為都市化是由社會生産力的發展而引起的人類生産和生活方式由鄉村型嚮城市型轉化、城市空間不斷擴大的曆史過程。經濟學著眼於以農業為主導的鄉村經濟嚮以工商業為主導的城市經濟的轉化，肯定經濟因素在都市化過程中的作用，認為都市化的實質就是“人們的生活方式隨著經濟的發展從農村生活嚮城市生活的升級轉化過程”。費孝通先生指齣都市和鄉村間的人口流動是雙嚮的，由城市迴鄉的人促進瞭鄉村的變遷，不能脫離鄉村變遷的都市背景來研究問題。在大量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筆者提齣“城市與鄉村的相互影響，鄉村文化與城市文化互相接觸融閤後，産生瞭一種整閤的社會理想，即既含有鄉村文明的成分，又含有城市文明的成分，這種現象即為‘鄉村都市化’(Rurbanization)”。具體包括人口結構的分化、經濟結構的多元化、生活方式的都市化、大眾傳播的普及化和思想觀念的現代化五個方麵。從過程來看，經曆著村的集鎮化、鄉鎮的市鎮化、縣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以及大中城市的國際化這幾個階段。
自1983年費孝通提齣“小城鎮、大問題”以來，都市化發展道路該如何選擇就成為城市發展研究關注和爭論的話題，現在主要有小城鎮論、大中城市論和多元論三種觀點。支持小城鎮論的學者主張都市化應立足於中國的實際國情，大力發展小城鎮，發揮小城鎮作為蓄水池的功能，使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就地有效轉移，減輕城市壓力，通過鄉村就地工業化實現鄉村都市化。持此種看法的學者以費孝通為首，他們希冀通過“工業下鄉”把城市擴散到鄉村中，“不走把農民集中到城市裏去發展工業的路子，而是讓農民把工業引進鄉村來脫貧緻富”。龐道沐強調小城鎮在政治、經濟、人財物等方麵的集聚功能、調蓄功能和社會化功能，呼籲在小城鎮上大作為。筆者也認為發展小城鎮不是都市化的終結，發展包括第三産業在內的鄉村工業和小城鎮具有其閤理性。大中城市論分為中等城市論和大城市論。中等城市論認為，“中等城市是一定區域內的經濟中心，數量多，分布均衡，是聯係廣大農村和大小城市的橋梁，起著承上啓下的紐帶作用，可塑性大，社會問題少，因此發展中等城市在我國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大城市論主要反對小城鎮論，認為大城市具有規模效益，隻有“把中國廣大農民整閤到大工業化發展進程中來的城市化發展戰略纔是正確的……”農村中大多數剩餘人口的齣路也主要是在農民自己興建的大中城市中。多元論認為我國地廣人多，我國的地域性和群體性差異應該得到重視，“哪一種模式適閤該地區的情況，就應采用哪一種模式”。仲小敏提齣：“東部地區以內涵式城市化和網絡式城市化為主，走大中小城市並舉的區域城鎮體係發展模式；西部地區實行外延式城市化和據點式城市化為主；中部地區選擇內涵式城市化與外延式城市化相結閤、據點式與網絡式相結閤的道路。”此外，唐若蘭也主張“我國應走積極培育大城市、特大城市，不斷提升中小城市，有重點發展小城鎮的多元化城市化道路”。
都市化發展的動力機製是鄉村都市化研究的重要內容。一部分學者主張走自下而上以鄉鎮企業為主要發展形式的鄉村都市化道路。他們認為，以市場化推進城鎮化，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讓生産要素自由流動，可以最大限度地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城鎮化發展。崔功豪、馬潤潮認為，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實質內容包括鄉鎮企業的發展、勞動力的轉化和小城鎮建設。劉傳江從三個方麵具體分析瞭這種動力機製的優勢：①城市發展自組織機製的構建；②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製度的創新；③流動人口“浮動”狀態的穩定。另一部分學者關注政府調控對推動鄉村都市化的重要作用。許學強認為，農村發展是農村城鎮化的基礎，對外開放是農村城鎮化的加速器，而國傢執行的有關政策，纔是實現農村城鎮化的關鍵。孫中和總結和分析瞭不同發展階段中國城市化的發展動力機製，特彆指齣製度安排與創新在城鎮化過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核心地位。筆者也對土地、戶籍、産業政策調整對鄉村都市化的影響做瞭探討。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不少學者將外資、旅遊等因素看作城市化的新動力。薛鳳鏇、孫九霞、黃平芳等人分彆從外資和旅遊的視角來探討鄉村都市化的新方式和新過程。
除瞭上述宏觀性的分析研究外，許多學者也進行瞭鄉村都市化的實證研究，其成果主要集中於珠江三角洲地區。孫慶忠從1999年12月開始，對廣州市郊南景村進行瞭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記錄瞭在經濟變革時空場景下的華南鄉村社會的經濟生活狀況和變遷軌跡，描述瞭它半個世紀以來從深受廣州影響的近郊聚落發展到都市村莊的演進過程，其變遷軌跡不僅是珠江三角洲地區鄉村都市化的代錶，也承載瞭傳統農民終結的曆程。筆者於20世紀90年代對葛學溥1918年開始調查的鳳凰村展開學術重訪，以變遷的視角發現瞭鄉村都市化的趨勢，提齣梯級移民現象和鍾擺式的人口流動特點。同時指齣瞭導緻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一係列具體政策，如戶籍製度、土地製度和社會保障製度等，筆者認為都市化是鄉村社會徹底擺脫貧睏的必由之路。
學界對鄉村都市化的探討一直都沒有忽視鄉村社會在嚮城鎮、都市社會轉變過程中所産生的問題，學者們聚焦於我國都市化過程中的農民工問題、城中村問題、土地問題、民族問題、環境問題等，從管理體製、戶籍製度、産權製度、社會保障、産業結構等方麵原因入手，反思城鄉二元結構，提齣可持續發展的綜閤治理方針。例如，加強對農民工的就業培訓和安全教育、完善農民工勞動力市場、解決農民工勞動保障和社會保障問題、創新農民工子女的入學製度等，以改變城市農民工的社會邊緣地位。城中村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探討論題，有關城中村的研究將以下文的具體案例詳述。
二　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化曆程
珠江三角洲，指珠江在廣東中部入海處衝積成的三角洲，由西江、北江和東江衝積的三個小三角洲組成，麵積約1.13萬平方韆米。本書所指為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門、東莞、中山、惠州和肇慶，總人口4230萬，土地總麵積為41698平方韆米。
珠江三角洲憑藉優越的地理條件和政策優勢，在改革中先行一步，經濟獲得快速發展，成為廣東乃至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高速的經濟增長推動瞭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珠江三角洲也是我國城市化程度的地區。2005年，珠江三角洲城鎮人口比重為77.32％，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傢水平，分彆比全省和全國平均水平高16.64個和34.33個百分點。珠江三角洲人均生産總值和非農建設用地産齣率較高，人均生産總值達到40123元，分彆比全省和全國平均水平高齣15136元和26179元；非農建設用地産齣率達到21953萬元／平方韆米，分彆是全省和全國平均水平的1.72倍和4.38倍。
由於城鄉二元分割政策，珠江三角洲都市化也包括兩方麵：即原來的都市與迅速崛起的都市本身的發展和廣大鄉村的都市化。盡管二者是緊密相連的，但政策的不同導緻兩者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不同的特徵。除此之外，珠江三角洲特定的産業結構吸引瞭大批外來務工人員。這些來自我國其他地區農村的打工者在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化，是珠江三角洲都市化進程的重要特點和第三個組成部分。
原來的都市，如廣州、佛山等地，迅速崛起的都市，如深圳、珠海、東莞、中山、順德等地，在都市化過程中享受著城市的待遇；除瞭享受都市政策的地區之外，廣大鄉村地區在戶籍製度、社會保障製度、土地製度與城市不同的情況下走上一條鄉村都市化的道路。下文將以珠江三角洲農民的非農化過程為綫索，展現整個珠江三角洲鄉村都市化的發展進程和其中存在的問題。
珠江三角洲鄉村都市化大緻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改革開放初的20世紀80年代，二是90年代，三是2000年到現在。
第一階段：20世紀80年代。這一階段的前奏是1978年12月18～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中心議題是討論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但珠江三角洲真正先行一步，始於深圳經濟特區的設立。1979年，中央批準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深圳蛇口成為工業區，由香港招商局集資實施。隨後，廣東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相繼成為經濟特區，揭開瞭我國對外開放的序幕。從1984年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到1991年底“治理整頓”結束，廣東全麵展開改革開放，初步實現“一馬當先”。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珠江三角洲以其獨特的地理區位優勢率先成為外資特彆是港、澳、颱資的投資對象，以利用外資和從事“三來一補”為主要形式的鄉鎮企業迅速發展，其中規模最大的是來自香港的資金。20世紀70年代末，香港開始新一輪由製造業嚮服務業轉變的産業結構升級，傢電、紡織、服裝、玩具等輕工業逐漸在本土空心化，通過前店後廠的方式與廣東特彆是珠江三角洲地區開展製造業分工閤作（珠江三角洲為廠，香港為店），由此導緻直接從事齣口貿易的鄉鎮企業在珠江三角洲地區迅速崛起。80年代中期廣東的一大煩惱，莫過於震撼全中國的“民工潮”，這種像鍾擺、颱風、季風、周期性潮汐的熱潮周而復始，成為這個時期鄉村都市化問題的焦點。
第二階段：20世紀90年代。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發錶重要講話，提齣廣東要用20年時間趕上亞洲“四小龍”。廣東改革開放擴大，珠三角引進外資掀起高潮，基礎設施和各項建設迅猛發展。廣東對國企改革、所有製等市場經濟核心問題的探索，引領瞭全國製度改革和市場經濟建設的先潮。這一階段由於引進外資和外資企業、民營企業的大發展，珠三角從城市到鄉鎮，幾乎是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各種所有製和産業類型、各種規模的企業到處林立，盡管後來政府通過工業區來把工廠集中，但珠三角的經濟和産業特徵，使其在20世紀90年代吸納外來工的能力空前提高，再加上大部分外來工已經從80年代的頻繁流動和季節性打工變成瞭在工廠常年打工，珠三角的“二元社區”與城中村便由此形成。
第三階段：2000年至今。中國加入WTO後，珠江三角洲迅猛發展。2001年廣東成為第一個GDP（國內生産總值）突破萬億元的省份，2005年則為22557.37億元，突破2萬億元，連續17年居全國各省區市之首，占全國（大陸）的1/9強。到2010年則已翻瞭一番，達到46013.06億元。這一階段，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重化工業的發展、房地産的高速開發以及城市化的飛速推進，使失地農民數量處於高峰期，這也帶來瞭城市化的第三個大問題——失地農民問題。
目前，城鄉一體化發展格局在珠江三角洲已基本形成。珠江三角洲的産品、資本和勞動力在城鄉之間快速流動，城市建成區迅速嚮外擴張，鄉村地區廣泛城市化，城市的規模和數量不斷提升，形成瞭大中小城鎮相結閤、多層次的城鎮體係，總體上呈現集聚性、區域性的趨勢。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産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珠江三角洲地區各大城市作為社會發展的“龍頭”和支柱，産業不斷升級和重組，區域發展重心逐步嚮大、中城市集中，大、中城市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與此同時，小城鎮亦成為新的人口和産業集聚點。
隨著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産業結構的整體調整和升級，珠江三角洲城市空間結構和布局也發生瞭根本性的改變。改革開放以前和改革開放初期，廣州市作為廣東省的單極中心城市，與周邊地區城市之間的關係屬於絕對的核心—邊緣結構。改革開放以來，深圳已逐步從一個邊陲小鎮發展成為與廣州市毗鄰而立的又一個中心城市，珠海、佛山、中山、東莞、江門、肇慶等城市也相繼進入瞭中等城市行列，以廣州、深圳為中心的雙極結構已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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