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资治通鉴 十六国资料释证.前秦、后秦国部分》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系列专书《资治通鉴十六国资料释证》的第二册,第一册包括汉赵、后赵、前燕国部分,本册则包括前秦、后秦、后燕部分。繁体横排。约45万字。 史料的匮乏,是中古史研究者所面临的共同困境。现存中古史史料本来不多,而正史及其他各类典籍中,少数族史料又远远少于汉族史料,中古史研究中民族史史料不足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出土资料的利用,似乎是一条出路,但近年来中古史出土资料中,与少数族相关的文字十分有限,因而,能否借此为民族史研究在资料方面打开僵局,仍不容乐观。那么,中古民族史史料匮乏的困境,是否还有可能突破?进一步说,传世文献中的中古民族史史料,是否还有深度挖掘的空间?笔者以为:转机或许在于研究者视野的调整。譬如本文所涉及的《通鉴》十六国史的文字,以往多被认为是第二手资料,在史料或史实的层面,并未受到特别的关注,但经过细致比对又可以发现:《通鉴》这部分的记载,许多是不见于他书的。《通鉴》保存的十六国史文字,包括那些出处不详的内容,是否也能当作史料乃至第一手资料使用,就成为中古民族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经研究、搜集发现,《通鉴》保存的十六国文字,数量及所占比例都极为可观,如《通鉴》前燕部分约四万五千字,不见于诸史者达二万五千字,在上一册中已有统计、说明,本册所涉及的前秦部分约六万字,不见于诸史者达二万八千字,比前燕部分还多,在《通鉴》保存的十六国史文字中,重要的史实也并不罕见,堪称十六国史研究中在《晋书》等正史、《御览》等类书之外的另一个巨大的资料库。 《通鉴》保存的十六国史史料,大量保留旧史文字,对于今天的十六国史研究,几乎具有与《三国志》裴注类似的“补阙”作用。如《通鉴》叙十六国宗王事迹,多冠以王或公号,与《晋书》一般仅称官位不同。温公等人对包括《晋书》载记在内的十六国史文字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整理,因而《通鉴》往往又可纠正史及相关文献之误。《晋书》纪、传或载记对同一事件的记载,有时差异极大,甚至完全相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通鉴》为此又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甄别意见。 《通鉴》的上述价值,仅从个别段落是不易看清的。本系列专书将《通鉴》十六国史资料全部辑出,逐条与相关文献比较,分析各种差异,辨别诸史文字、内容的真伪,进而考查《通鉴》作者处理十六国史文字的思路,甄别因误读或改写造成的舛讹,复原各种关键的细节,尝试为十六国史研究提供一种基础性的资料。笔者更大的企图,则是以《通鉴》为基本参照系,全面衡量、判别各种十六国史文字的史料价值,利用宋代学者司马光等人的研究成果,从现有少量的中国中古民族史史料中大限度地搜集信息,为21世纪的学术研究开辟一点新的空间。
作者简介
陈勇,1956年3月生于青岛。历史学者。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政治史与民族史研究。
目录
代序言:为司马光正名——《通鉴》十六国部分的史料价值
一 与诸史不同、具体的史实陈述——《通鉴》十六国史料的判定
二 “遍阅旧史,旁採小说”——《通鉴》十六国史料的出处
三 “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通鉴》十六国史料的瑕疵
结语
《资治通鉴》前秦国资料释证
卷九一 晋元帝太兴二年(319)
卷九四 晋成帝咸和四年(329)
卷九五 咸和八年(333)
卷九六 咸康四年(338)
卷九七 晋穆帝永和二年(346)
卷九八 永和五年(349) 永和六年(350)
卷九九 永和七年(前秦天王符健皇始元年,351) 永和八年(皇始二年,352) 永和九年(皇始三年,353) 永和十年(皇始四年,354)
卷一○○ 晋穆帝永和十一年(皇始五年,厉王符生寿光元年,355) 永和十二年(寿光二年,356) 升平元年(寿光三年,宣昭帝符坚永兴元年,357) 升平二年(永兴二年,358) 升平三年(永兴三年,甘露元年,359)
卷一○一 升平四年(甘露二年,360) 升平五年(甘露三年,361) 哀帝隆和元年(甘露四年,362) 兴宁二年(甘露六年,364) 兴宁三年(甘露七年·建元元年,365) 海西公太和元年(建元二年,366) 太和二年(建元三年,367) 太和三年(建元四年,368)
卷一○二 太和四年(建元五年,369) 太和五年(建元六年,370)
卷一○三 晋简文帝咸安元年(建元七年,371) 咸安二年(建元八年,372) 晋孝武帝宁康元年(建元九年,373) 宁康二年(建元十年,374) 宁康三年(建元十一年,375)
卷一○四 太元元年(建元十二年,376) 太元二年(建元十三年,377) 太元三年(建元十四年,378) 太元四年(建元十五年,379) 太元五年(建元十六年,380) 太元六年(建元十七年,381) 太元七年(建元十八年,382)
卷一○五 太元八年(建元十九年,383) 太元九年(建元二十年,384)
卷一○六 太元十年(建元二十一年,哀平帝符丕太安元年,385) 太元十一年(太安二年,高帝符登太初元年,386)
卷一○七 太元十二年(太初二年,387) 太元十三年(太初三年,388) 太元十四年(太初四年,389) 太元十五年(太初五年,390) 太元十六年(太初六年,391)
卷一○八 太元十七年(太初七年,392) 太元十八年(太初八年,393) 太元十九年(394)
《资治通鉴》**所存前秦国资料辑录
《资治通鉴》后秦国资料释证
卷八八 晋怀帝永嘉六年(312)
卷九二 晋明帝太宁元年(323)
卷九四 晋成帝咸和四年(329) 咸和五年(330)
卷九五 咸和八年(333) 咸和九年(334)
卷九六 咸康四年(338)
卷九七 晋穆帝永和元年(345)
卷九八 永和五年(349) 永和六年(350) 永和九年(353) 永和十年(354)
卷一○○ 永和十二年(356) 晋穆帝升平元年(357)
卷一○一 晋哀帝兴宁元年(363) 晋海西公太和元年(366) 太和二年(367)
卷一○三 晋简文帝咸安元年(371) 咸安二年(372)
卷一○四 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 太元三年(378)
卷一○五 太元八年(383) 太元九年(后秦武昭帝姚苌白雀元年,384)
卷一○六 太元十年(白雀二年,385) 太元十一年(建初元年,386)
卷一○七 太元十二年(建初二年,387) 太元十三年(建初三年,388) 太元十四年(建初四年,389) 太元十五年(建初五年,390) 太元十六年(建初六年,391)
卷一○八 太元十七年(建初七年,392) 太元十八年(建初八年,393) 太元十九年(文桓帝姚兴皇初元年,394) 太元二十年(皇初二年,395) 太元二十一年(皇初三年,396)
卷一○九 安帝隆安元年(皇初四年,397)
卷一一○ 隆安二年(皇初五年,398)
卷一一一 隆安三年(皇初六年,弘始元年,399) 隆安四年(弘始二年,400)
卷一一二 隆安五年(弘始三年,401) 元兴元年(弘始四年,402)
卷一一三 元兴二年(弘始五年,403) 元兴三年(弘始六年,404)
卷一一四 义熙元年(弘始七年,405) 义熙二年(弘始八年,406) 义熙三年(弘始九年,407) 义熙四年(弘始十年,408)
卷一一五 义熙五年(弘始十一年,409) 义熙六年(弘始十二年,410)
卷一一六 义熙七年(弘始十三年,411) 义熙八年(弘始十四年,412) 义熙九年(弘始十五年,413) 义熙十年(弘始十六年414)
卷一一七 义熙十一年(弘始十七年,415) 义熙十二年(永和元年,416)
卷一一八 义熙十三年(永和二年,417)
《资治通鉴》**所存后秦国资料辑录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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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工作细致,但过于繁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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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能其他時期,比如東晉時期,《通鑑》也有不見於他書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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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先將《通鑑》所載視作一手史料來用”,“待有資料證明《通鑑》所載錯了”(作者此處引用并總結:“也就是上引其他學者說的‘有具體的證據證明《通鑑》的某段記述是作者自己編出來的’再‘加以糾正’看來是一種穩妥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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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错的资料整理,体例过于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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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好书,值得购买,日常阅读可能有些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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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十餘處引注為“同行學者網上交流時所言”,這些“同行學者”名號在《史學史研究》所登文章中并沒有隱去,請自行參看。以下為這些“同行學者”圍繞《通鑑》史料(當然主要對象應包括魏晉南北朝隋唐一段史料)價值、引用《通鑑》與否、具體材料如何處理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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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通鉴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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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這其實也就是溫公等人的做法,當然折衷的方法有不同,但這折衷裏才大有文章。古人常常不得不折衷。很多材料從性質上講其實根本不能折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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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鑑》常常把官修史撰的材料拿來,加上寫溫公自己喜歡的古人寫的文字,略加組合,變成‘新史料’,後人就以為是原始材料,跟著走下去,完全變樣了,根本不可靠”、“材料裏面性質各不相同的情況是很多的。比如唐代,溫公等人喜歡用一些他們信任的唐代文人的文集裏的材料,而在運用這些材料時,常有改寫的現象,這種改寫固然有根據,但放在上下文敘事的脈絡裏,便會走樣,這就會有近乎編造的作用,雖然材料本身是有根據的。即便宋代也並非在運用這些材料上看法一致,否則范祖禹就不用出來寫《唐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