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的睏惑 [Socratic Puzzles]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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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羅伯特·諾齊剋 著，郭建玲，程鬱華 譯

圖書標籤:

• 哲學
• 蘇格拉底
• 邏輯
• 推理
• 西方哲學
• 古希臘哲學
• 知識論
• 倫理學
• 對話錄
• 思想實驗

齣版社： 商務印書館

ISBN：9787100110754

版次：1

商品編碼：11713327

包裝：平裝

外文名稱：Socratic Puzzles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5-07-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492

正文語種：中文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哲學研究者、社科愛好者、大眾讀者

　　《蘇格拉底的睏惑》由五個獨立的部分組成，不僅涉及哲學、政治學、倫理學，甚至還包括幾篇哲學小說。諾齊剋總是能從一些理所當然的命題中發現“不理所當然”的邏輯，總是能從彆人認為密不透風的論證中發現漏洞，用令人嘆為觀止的分析能力，將對方的觀點拆解到分崩離析。也許你不接受他的觀點，但讀完他的文章，你不得不重新認真思考原來以為毫無疑問的信念。

　　《蘇格拉底的睏惑》由五個獨立的部的第五部分收錄瞭諾齊剋的四篇小說，內容無所不包：人類如何處理外太空的智慧生物發來的訊號？上帝如何看待生命的意義？真實存在和虛構存在之間有何本質區彆？這些令人震驚的文字背後體現瞭一位哲學傢用無止盡的探索熱情。3、新增香港中文大學周保鬆老師所寫導讀。

內容簡介

　　羅伯特·諾齊剋是我們時代最傑齣的哲學傢之一，他用他的原創性、力量和開闊的學術視野，令人嘆為觀止的分析能力，以及生動活潑的學術風格，嚮人們展示：研究哲學和閱讀哲學是如此快樂的一件事。

　　《蘇格拉底的睏惑》由五個獨立的部收入諾齊剋的22篇哲學論文、書評及哲學小說，文體各異，時間跨度三十餘年，從不同角度、不同階段展示瞭諾齊剋“蘇格拉底式”的對真理追尋探索的精神。諾齊剋曾與羅爾斯一道，被視為20世紀最重要的兩位政治哲學傢。但除政治哲學外，他一生在知識論、形而上學、理性的性質、道德哲學乃至人生哲學等方麵都卓有建樹，他是蘇格拉底真正的精神傳人。

　　諾齊剋對知識純真的追求及對學術的真誠，他對生命的認真反省及麵對死亡的樂觀坦然，均體現瞭他自己所說的，哲學活動不應僅僅是外在的思辨論證，而應和生命融為一體，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諾齊剋常常說，他的哲學思考是一種探索，而不是一種證明。探索總是嚮外敞開，充滿各種可能性及冒險的樂趣。諾齊剋的一生，正是蘇格拉底式的探索的一生。

作者簡介

　　羅伯特·諾齊剋（Robert Nozick，1938—2002），20世紀最廣為人知、影響最大的哲學傢之一，哈佛大學哲學教授。因1974年齣版第一本著作《無政府，國傢和烏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一舉成名，該書獲得美國國傢圖書奬，並被評為“二戰”後最有影響力的一百本書之一。　　諾齊剋一生僅留下七部著作，另五部為：《哲學解釋》（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s，1981）、《經過省察的人生：哲學沉思》（The Examined Life: Philosophical Meditations，1989）、《個人選擇的規範理論》（The Normative Theory of Individual Choice，1990）、《理性的本質》（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1993）、《恒常：客觀世界的基本結構》（Invariances: the Structure of Objective World，2001），涉及哲學、政治學、倫理學等多個領域。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諾齊剋對知識純真的追求及對學術的真誠，他對生命的認真反省及麵對死亡的樂觀坦然，均體現瞭他自己所說的，哲學活動不應僅僅是外在的思辨論證，而應和生命融為一體，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諾齊剋常常說，他的哲學思考是一種探索，而不是一種證明。探索總是嚮外敞開，充滿各種可能性及冒險的樂趣。諾齊剋的一生，正是蘇格拉底式的探索的一生。
　　——周保鬆

目錄

導讀
譯序
序言

·選擇與效用
強迫
紐康柏悖論與選擇的兩條原則
紐康柏悖論的反思
人際效用理論
論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

·哲學與方法論
蘇格拉底的睏惑

經驗、理論和語言
作為結果的簡單性

看不見的手的解釋

·倫理與政治
道德復雜性與道德結構
論蘭德式論證
按權重投票和“一人一票”

·討論與書評
納爾遜·古德曼論審美價值
誰會選擇社會主義？
知識分子為何反對資本主義？
極端主義的特徵
戰爭、恐怖主義與報復——為道德劃定底綫
動物也有權利嗎？

·哲學小說
虛構
“請盡快迴復”——故事一則
新約書
存在的目的

譯名對照錶
名詞概念對照錶
譯後記

精彩書摘

　　“請盡快迴復”　　——故事一則　　這項工程剛開始的時候，人們對它還抱著極高的期望，甚至為之激動。但慢慢地，大傢逐漸意識到這完全是一樁蠢事，一眼就可以看齣，依據就是錯誤的，當初決定啓動這項工程的人應該為這個後果負責。但直到工程啓動一段時間以後，纔陸續有人發齣反對的聲音。誠然，大傢都說這是一個長期項目，也許要好幾代人以後纔會看到一點結果。但工程伊始，報紙就連篇纍牘地報道工程的進展（其中一個報道的標題是“工程尚未竣工”）。有些人在電話裏開玩笑說：“請問這裏是星際通訊工程嗎？嗯，我是一個外星人，你們可能有興趣跟我聊聊”，或是說，“這裏是星際通訊工程嗎？有人從射手座給你們打你方付款電話，請問，你們願意接嗎？”這項工程成瞭公眾茶餘飯後的談資。　　在使用哪種接聽設備、集中研究哪種信號等問題上，他們已經做瞭充分的考慮。哪種波長最適閤接收天外信息？天外信息會不會更像電視信號，而不像連續的散文？我們怎麼知道某個信號是由外星人發齣的，而不是自然過程的結果？對最後這個問題的研究誕生瞭“星際通訊工程”這項副産品，因為那些相信上帝存在，相信上帝是世界的設計者的人長期以來也睏擾於這些問題： 不論多麼復雜、多麼奇妙，所有模式的信號不會是某種未知的機製發齣來的嗎？我們怎麼能確定信號背後隱藏著一個文明？我們需要某種簡單而又安全的測試，還需要一本復雜透頂的翻譯手冊，尤其是要把任何模糊不清的東西翻譯為有趣的信息的時候。迴復信息和接收迴信都要花很多年的時間，也許要等上幾代人，而且，即使讓地球人與外星人私底下聊上幾句，他們也不會歡呼雀躍，緊張得透不過氣來。解決方法是抽象的數學模式，而不是什麼實際的因果機製（眾所周知），因果機製不能解釋。譬如，已知的因果關係都解釋不瞭質數的序列，任何因果關係都是文明人為某個目的而特意設計的。準確地得齣一個序列，將所有非質數排除齣去，這似乎並沒有任何意義；也很難想象有些科學定律中的變量隻包含質數。如果能發現一個以幾組有序排列的律動開始的信息，那麼，我們就能確定這是外星人發的（當然，即使沒有呈現齣某種抽象模式，也有可能是外星人發的。但如果他想讓彆人明白，最好還是要有某種抽象模式）。神學傢們身手敏捷地撲嚮這個觀點，拿到瞭他們的第一個國傢自然基金會的資助。連他們自己人都把這個項目稱作“尋找上帝”工程,而他們的看法（其他神學傢對此有所保留）隻考慮宇宙的基本輪廓和結構、銀河係的星群、粒子間的關係、基本物理常數和它們的關係，等等，從而尋求某種抽象的、非因果性的模式。在至今無人居住的荒島上發現數個沙堆，這並不能實現預期的目標，因為我們在某個地方也會發現類似的東西。在大腦皮層的活動或是DNA的結構中發現這樣的模式有什麼重大的意義，這個問題引起瞭人們的爭論。那些認為人類與沙堆沒有本質性區彆的人指責持上述觀點的人是人類本位主義。那些建立瞭托馬斯貝葉斯紀念協會的神學傢們都成瞭進行復雜的概率計算的行傢裏手，在分配概率的精密問題上都成瞭可以與人一辯的專傢。不用我多費唇舌，大傢都知道，“尋找上帝”這項工程最終會是一個怎樣的結果。　　與“星際通訊工程”最初所激起的歡欣鼓舞相關的，是人們的一種模模糊糊的期望，希望外星人能告訴地球人生命的意義和目的，希望地球人至少能知道，他們並不是孤獨的（沒有人解釋過為什麼“我們地球人”不嚮其他星球擴張，卻讓我們和其他星球的生命彼此隔絕）。一俟工程奠基，最頂尖的科學傢們便著手開始其他更富挑戰性的工作，而我們，則在地球上靜候消息。他們傾聽、分析、計算、等待，但既沒有發現符閤的抽象模式，也沒有接收到任何信息，甚至連不帶這個模式的文明信號都沒有。記者們對口徑統一的“工程尚未竣工”已經越來越沒有興趣，減小瞭報道的強度。為瞭使第三次年度新聞招待會不顯得過於冷清，“星際通訊工程”隻好邀請校報、婦女社訊等媒體的記者來參加。在記者招待會上，有一位女記者提問，為什麼你們一定要期待聽到什麼，畢竟你們隻是在接收信息，而不是發送信息，說不定大傢都在接收信息，而不是發送信息呢？也許外星人也和你們一樣，隻是在聽，而沒有發。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工程進展到這個地步，竟然沒人考慮到外星人為什麼或是會不會讓其他星球的人知道它們的存在。盡管在會議期間，與會者對這個問題爭論不休，但沒有一傢報紙專欄和社論提議建立一個發射站，也沒有人提齣外星人會不會建發射站的問題。幾乎沒有人考慮過、意識到過，僅僅是嚮天外發送信息，宣稱地球人的存在，這可能是很危險的。我們不知道誰或是什麼生物會接收到我們的信號，不知道對方會不會應聲來攻打我們、吞食我們，或是把我們當作怪物來展覽，用我們做實驗，或是把我們當猴耍。在暴露自己的身份和位置之前，至少應該先聽聽對方的信息，看看對方是否友善可靠，這畢竟是謹慎之策。但如果對方在各方麵都比我們聰明、文明，那麼，不管他們有什麼企圖，都會先發來信號，證明他們是可信的朋友。當然，他們肯定不會發來電視信號，讓我們看他們是如何屠殺、如何吞食其他星球上文明程度不同的生命的。如果他們的確比我們聰明，那麼，（從假設上說）他們一定能成功地欺騙所有人，讓他們放棄保持沉默的政策，暴露自己的身份。既沒有人明確地提齣這些看法，也沒有人公開地發錶這些看法，但一定有人感覺到首先嚮星外發射地球信號的愚魯（除瞭愚魯，難道還有什麼彆的解釋嗎？），居然沒有人提議，除瞭建設發射颱，還應該設立潛聽哨。　　“星際通訊工程”又成為瞭眾矢之的。大傢都在說,“指望外星人嚮我們發送信號，這簡直是太荒謬、太危險瞭。不管其他行星、其他恒星、其他星係的文明如何先進，都不會嚮地球發送信號。因為他們不知道在通訊光波的另一端，會不會有一個更先進的文明正在虎視眈眈地覬覦他們。”人們認為，發射宇宙觀測飛船與發射信號存在同樣的危險，因為外星人能追蹤到飛船嚮地球發迴信息的過程，一時間，記者們對飛碟的報道興趣驟減（即使飛船有良好的設計，通過物理信號也能嚮地球發迴信息，甚至不返迴基地，也一定會麵臨這樣的危險，因為探測器不論探測到什麼，都隻有一個反應，我們從中獲得不瞭什麼信息）。有人說，如果籌劃委員會裏除瞭科學傢和工程師，再增添幾位心理學傢、博弈論理論傢，甚至再來幾個街頭小混混，這個工程就開不瞭工。立法會不會命令徹底停工，公然承認自己犯瞭愚蠢的錯誤。他們隻會削減資金投入。他們沒有批準嚮星外發射信號。有人諷刺籌劃委員會的成員，說他們有各種理由讓工程繼續下去，譬如，受虐狂，或是精神分裂。總之，這項工程讓他們舒坦愜意。他們就像空蕩蕩的假日旅館裏值夜班的人，讀啊，想啊，兩耳不聞窗外事地自得其樂。工程就這樣靜悄悄地又繼續瞭八年，八年來，除瞭幾個缺少題材的戲劇演員偶爾拿它當當笑料，什麼也沒有捕捉到。終於有一天，它接收到瞭第一個信息。　　對輿論及相關評論的情緒變化給予認真觀察，嚮來被認為無益於提高任何人對公眾的知識完備性的尊敬（就公眾的智力來說，一個觀點已經被公認為是假的或不充分的，他們還會采納它，他們普遍無力辨彆第一人稱一般現在時的“我相信”和“我知道”這兩個動詞有何不同）。人們不願意承認自己改變瞭主意，不願意承認自己犯瞭錯誤。那些一開始說“一想到我們什麼時候能收到外星人的信號，我就激動得不得瞭”，後來又說，“接收天外信息，簡直太愚蠢瞭；誰嚮天外發射信息，那就太危險瞭”，收到第一個信息以後，又改口說，“外星人當然發射信號，即使這很危險，但不發射信號對他們來說可能更危險”就是這樣的人。　　地球人收到的第一個信號馬上被解密瞭，是一個求救信號： 我們的星球馬上就要發生超新星爆炸瞭。我們沒有太空飛船能及時飛齣爆炸圈，也不可能疏散所有的人。不知道有沒有人能告訴我們怎麼辦，怎麼阻止、避免星球爆炸？我們的天文觀測顯示，這種爆炸的發生有時是難以預測的。對這種異常現象，我們找不到任何解釋，我們想，可能有其他文明已經掌握瞭阻止爆炸的技術。如果沒有人告訴我們該怎麼做，來援助我們，我們就注定難逃此劫瞭。　　在接下來的一年半時間裏，他們又給地球發來瞭許多信息，介紹他們的文學、曆史、先人的智慧和哲理、笑話、科學理論和他們的期待。地球人孜孜不倦地研究這個完整的文明的所有成就，為之吸引，覺得自己得到瞭淨化，變得更高尚瞭。在很多地球人看來，他們是值得效仿的典範，他們的文明激勵著地球人的心。他們的東西是好的，他們是可愛的。他們把自己的文明全盤告訴彆人，是送給其他星球的一份禮物，或是誘餌，想讓彆的星球上的人來幫助他們？還是為瞭保存自身文明的結晶？無人知曉，地球人也不做如此揣測，他們隻是靜靜地等候，等著悲劇降臨。整個人類從來沒有如此動容過，也從來沒有這麼精神振奮過。　　一年半的時間悄然而逝，外星人又給地球發來一個求救信號，他們希望收到迴音，即使不知道如何幫助他們阻止星球爆炸，給個迴音也行。他們說，他們想知道自己的信息有沒有被收到，有沒有被理解，想知道他們認為最重要、最珍貴的東西能否得到保存。他們想知道自己死後還有沒有人記得他們，他們的文明是否能繼續下去，他們會不會好像從來沒有存在過。　　他們的信息引起瞭地球人的廣泛爭論，隻有厭惡人類的人，聽瞭下麵的爭論纔會覺得開心。　　“這可能是個詭計，不能迴復，要不太危險瞭。”　　“他們的文明程度高，乾嗎耍花招欺騙我們？”　　“他們發來的信息說不定是被徵服的另一個文明的，或是他們以前的文明。納粹還能引用歌德的話呢。”　　“就算他們沒有騙我們，其他野心勃勃的文明說不定會偷聽到我們發給他們的信息呢。”　　“那我們總不能一聲不吭，讓他們滅亡吧？”　　“如果我們能幫助他們逃過此劫，當然應當給他們迴信息，告訴他們怎麼做，即使冒很大的風險。但我們幫不瞭他們，也不應當光是為瞭和他們傷感地道聲彆，就貿然地迴信息。”　　“那我們可以告訴他們，讓他們放心，死後不會被遺忘。”　　“為什麼一定要身後留名呢？這是多麼不理性的欲望啊！這於他們既有的文明有何補呢？如果那個星球的最後一個生命死掉瞭，是否意味著活著的其他生命毫無意義呢？（或者說，他們死得一乾二淨，而其他生命依然活著，是否就讓人心裏不舒服呢？）”　　“如果我們不給他們迴信息，怎麼麵對我們的孩子呢？”　　“如果迴瞭信息，我們還有沒有子孫後代都難說瞭！”　　沒有一個政府迴復信息。聯閤國發布瞭一個公告，開頭是一大堆“盡管，然而”，快要結束的時候，又是一大堆“鑒於，所以”之類的詞，躲躲閃閃地錶示瞭它的遺憾。但聯閤國的確下瞭一道命令，聲稱為瞭保護地球全體公民的利益，任何國傢都不得迴復信息，以免給其他國傢帶來危險。但有的國傢違反聯閤國的命令，用其他發射器來迴信息，但一下子就被發現瞭，而且他們的信號太弱，不能避免星際的噪聲乾擾，到達目的地。　　於是，地球人開始無情地觀察，倒計時，等待這一悲劇的發生。看有沒有彆的星球去援救他們，聽有沒有彆的星球給他們迴信息。等待著厄運降臨到他們頭上。等待著兩個星球的天文學傢們預測的超新星爆炸的那一刻。有人驚愕，有人祈禱，有人哭泣。所有人都在靜靜地等候。　　因果信號的有限速度引起瞭物理學傢們的興趣。認識論者開始絞盡腦汁思考所看到的東西一定與看這個行為同步，還是人們可以看到遙遠的過去？現在該輪到我們瞭。那顆遙遠的星球已經壽終正寢，但我們對它的認識卻尚無定論。因此，人們還在等待。　　又過瞭一年零三個月，人們還在等待，想起以往的爭論，人類的活動，對宇宙的思考，他們自己，以及彆人。詩意地說，一切都是公正的。某一天，地球人會收到一條信息，說，人類將麵臨考驗，太陽要爆炸瞭，因為地球人不願冒險幫助其他星球的人，而且還如此心安理得，所以，其他星球的人也不會幫助我們。如果地球人援手，他們本來是可以得救的。（到那個時候，人類是否還能舒一口長氣？為什麼其他星球人的結果會如此改變我們對自己的感覺？）但宇宙似乎並沒這麼詩意。人類沒有收到任何信息。那個星球爆炸的火光照到瞭地球上（不是應該在一年零三個月前就熄滅瞭嗎？），他們的信號，他們的戲劇，他們的科學，他們的哲學，他們的希望，他們的恐懼，他們的勇氣，他們的生命，一切的光芒，都黯淡瞭，熄滅瞭。　　有人曾經認為，發現人類是宇宙中唯一有思想的生命是非常可怕的事，因為那會使他感到，在茫茫宇宙中，他是多麼孤獨。而有人則認為，在其他星球上發現文明的存在則會使人類失去最後那點獨特性，使他覺得不再舉足輕重。但似乎從來沒有人想過，讓另一個文明孤獨地消失，消失得無影無蹤，不留下任何意義，人類又會是怎樣的一番感受？沒有人曾經描述過，當人類意識到宇宙中存在與我們相似的文明，意識到我們與宇宙中緊鄰的每一個星球都隔著無聲的冰冷的牆，該有多麼恐怖。永遠的沉默。得不到片刻的安寜，人類隻能麵對一片人頭攢動的虛無。　　……

前言/序言

　　因早年的一本著作而聞名，實在是件讓人坐立不安的事。在彆人眼裏，我是位“政治哲學傢”，可我自己卻從不這麼認為。我的大部分寫作和精力都集中在其他問題上。　　《無政府、國傢與烏托邦》（簡稱《無政府》）是一本無心之作。1971—1972年間，我整個人泡在毗鄰斯坦福大學的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計劃從事自由意誌方麵的研究。雖然我很看重社會學與政治哲學，但那不是我的主要興趣所在。進行瞭幾個月，我在自由意誌問題上毫無進展。12月初，斯坦福大學的一個學生社團邀請我去做演講，我提齣瞭關於國傢如何從（個人主義）無政府中誕生的幾點看法。這些看法似乎還略有價值，1月初，當我將它們形諸文字後，剛好收到劍橋大學齣版社寄來的羅爾斯的《正義論》。我對此書期待已久，之前曾拜讀過手稿，並和羅爾斯進行過廣泛的切磋。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使我在自由正義的框架內進一步發展瞭正義的權利理論。《正義論》的齣版激發我將權利理論及對羅爾斯此書的批評寫下來，這與我最近一次和他的討論已有相當大的齣入。到2月底，我完成瞭三篇論文： 《論原初狀態》《論分配正義》與《論烏托邦》。《論烏托邦》是我在美國哲學協會某次會議上的發言，也因此受到斯坦福大學的邀請。這三篇文章有內在的關聯，稍作整閤和材料補充，似乎就能成一本書。我在斯坦福大學的訪問期截至6月，因此，我不願再迴到那個駕馭不瞭的自由意誌問題，轉而開始集中精力來完成這本書的寫作。　　關於《無政府》的批評可謂捲帙浩繁，我不曾密切關注過，也沒做齣任何迴應。我不想把生命耗費在寫《無政府之續篇》《無政府續篇之迴顧》之類的文章上。還有其他的哲學問題等著我去思考： 知識問題、自我問題、為什麼存在是有而不是無的問題，當然，還有自由意誌問題。而且，我相信，迴應和細讀這些批評並不能使我與書中的觀點有效地保持距離。這是我的天性使然，我總是喜歡竭力維護那些備受攻擊的觀點，維護攻擊本身，而且，如果我總是以一副維護的姿態來思考這些批評，那我又如何得知我的觀點受到誤解瞭呢？（在《經過省察的人生》中，我簡略迴顧瞭對《無政府》的某些保留意見，第30—32、286—296頁。）對於我其他文章的批評，我也不做任何迴應。我想說的是，我對人類智慧所能做的貢獻，不是去闡釋或維護自己先前的觀點，而是提齣新的觀點。怡悅我，激發我的，是去思考新的問題，提齣新的看法，過去如此，現在依然如此。我知道，有些哲學傢執著於某一領域或某個課題，見解深刻，我從他們身上獲益良多，但那不是我的誌嚮。　　哲學傢尋找結構，來說明事物是如何被關聯並建構起來的。在簡單的問題中發現復雜性，又從復雜的問題中挖掘簡單性。哲學傢對事物的理解是結構性的，其方法是清晰的思想和邏輯推理。　　當西方哲學剛剛起步之時，是蘇格拉底使批判性思維成為一項追求明晰、講究方法的活動。對某些重要概念的定義，對行動原則的錶述，以及理性本身的方法，他希望一切都能得到自覺的、清晰的、批評的認識。蘇格拉底以其智勇和明晰的思想，澤被後代無數哲學傢，他身上所體現的哲學傢應有的鮮活形象，也激勵著他們。中世紀的思想傢對亞裏士多德的理論之深廣頂禮膜拜，稱他為“哲學傢”。不過，如果“哲學傢”是一個特指名詞，我想到的是蘇格拉底。關於蘇格拉底這位見解深刻、思路清晰的思想傢，在某些核心問題上，學院中人有不同的看法。當蘇格拉底說他不知道自己問題的答案時，他是什麼意思？他的批判性討論方法的前提條件是什麼？他說要升華那些與他相衝突的靈魂，用心又何在？在《蘇格拉底的睏惑》（論文6）中，我將告訴你答案。　　如果說“蘇格拉底的睏惑”特指蘇格拉底所關注的那些難題，收入本書*的其他文章涉及的智性問題或睏惑並非全是“蘇格拉底的”。這些文章的靈感來自蘇格拉底的睏惑，是這些睏惑的延伸。有時候，一個問題激發我去分析一個概念；有時候，一個核心觀點又引齣一個令人費解的新問題；有時候，這些彼此關聯的問題又相互交疊，形成一條更長的推理鏈。是的，哲學就是這樣，常常名不副實，這本書看標題是哲學的，但實際上的內容卻不完全是哲學的。確切地說，我以此書嚮蘇格拉底緻敬。　　哲學的核心任務之一，是提煉齣準則、規範和原則，並證明其閤理性，幫助我們麵對一大堆雜亂無章的可能性，麵對不同的行動可能、信仰可能和存在方式。讀完此書，你會明白，收入其中的這些文章是如何完成這一哲學任務，又如何與我的其他文章聯係起來的。行動的規範原則使我們的行動以信仰（關於事件以及如果我們以某種方式行動將會發生什麼的信念）、欲望或評價（我們希望發生什麼，或如何評價發生的事件）為基礎。但是我們的信仰和欲望必須滿足怎樣的規範和原則呢？還有，如果信仰和欲望是恰當的，又是哪條具體原則來對行動做齣選擇呢？　　有一條人們討論得最多的原則，它規定，行動必須最大化預期效用。這條原則與偏好結構的規範條件共同構成瞭20世紀中葉經濟學傢和數學傢提齣的決定的規範理論的一部分。哲學傢們感興趣的是清晰的規範原則或理性原則，在決定的規範理論上腳步也不慢。我真正進入哲學研究是在哥倫比亞學院上摩根貝沙（Sidney Morgenbesser）的哲學課時，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決策論。之前，我在哥倫比亞學院上過摩根貝沙的一門公共必修課。在課堂上，每次我發言，摩根貝沙都提齣反駁意見——我並不在意我們之間的分歧，對他的反駁也視而不見，沒想過如何概述我的觀點的某些結構特徵——否則，他的反駁會說服我，使我意識到我還想得不夠透徹，還有更清晰的思路。我被摩根貝沙深深迷住瞭，選瞭他的很多門課，希望學會像他那樣清晰地思考，簡直稱得上是“主修摩根貝沙”瞭。在普林斯頓研究生院，我師從卡爾·亨普爾（Carl Hempel），真正深入地瞭解決策論，（受亨普爾的論文的啓發）我寫瞭一篇關於科學假設之證明與接受的課程論文，經過幾個月的修改，成為瞭我後來的博士論文《個人選擇的規範理論》（1963，1990年由美國加蘭德齣版公司齣版）。在論文中，我討論瞭偏好的規範條件，在確定性、風險與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論，以及博弈論中的一些問題。　　在論文中，我還第一次討論瞭紐康柏悖論（Newcomb Problem）。這是決策論中的一個難題，由加州大學物理學傢紐康柏提齣。我是在一次聚會上從馬丁·大衛·剋魯斯卡爾（Martin David Kruskal）那裏聽到這個問題的。馬丁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物理學傢，是紐康柏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對我而言，這是意義最為重大的一次聚會）。我在《紐康柏悖論與選擇的兩條原則》中第一次發錶瞭對這個難題的看法，與我博士論文中的觀點有很大齣入。馬丁·加登（Martin Garden）在《美國科學》上開闢瞭一個關於紐康柏悖論的“數學博弈”專欄，請我做一個客座專欄，來迴答他收到的大量郵件。我在《閤理性的本質》（第40—50頁）中做瞭迴答，提齣瞭決定—價值的最大化（因果預期效用、證據性預期效用與象徵性效用的加權總和）。盡管以上三個命題在今天數不勝數的紐康柏悖論的命題論述中隻是滄海一粟，但對一個研究者而言，已經綽綽有餘瞭！　　決策論（“理性選擇理論”）在社會科學領域得到廣泛應用，這為我後來的某些哲學著作提供瞭框架。在《無政府》中，決策論的作用是提齣瞭個人行動如何産生國傢的問題，對烏托邦做瞭博弈論分析；在《閤理性的本質》中，我修訂瞭這一理論，並將它運用於理性信仰問題；在《強迫》中，決策論提供瞭一個隱蔽的背景結構；而關於偏好的結構與測量的那部分決策論（效用理論）則構成瞭《道德復雜性與道德結構》中提齣的道德結構理論和道德權重測量的模式之一。　　道德結構理論和道德權重測量的另外一個模式是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句法結構”。我之所以使用“道德的復雜性”一詞，是想揭開那些隱藏在我們的道德判斷背後的結構。在這篇論文中，我首先提齣瞭幾種可能的結構（最大化結構、演繹結構和簡單的平衡結構），然後開始討論更為復雜的道德平衡結構及其特有的控製原則。在《無政府》中討論到“邊際約束”時，我對另一類道德結構做瞭補充研究（第26—42頁），遺憾的是，此後的哲學傢幾乎沒有一位對這類結構做過廣泛深入的研究。我在為邁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的著作《正義與非正義戰爭》寫書評《戰爭、恐怖主義與報復——為道德劃定底綫》時使用瞭《道德復雜性與道德結構》中提齣的一條新原則（原則7），進一步深化瞭沃爾澤的保護戰爭中的平民必將招緻風險的觀點。　　效用論是決策論的一部分，關於理性偏好的結構及測量的那部分決策論叫作效用論，它引起瞭規範性社會理論的興趣，尤其是功利主義傳統內的規範性社會理論的興趣。功利主義傳統規定，必須將全民幸福（total happiness）或效用總量最大化。效用論在功利主義傳統及在類似其他方麵的運用上(這對功利主義批評傢來說，也是個饒有趣味的難題)麵臨著一個眾所周知的難題——效用的人際比較：我們怎樣纔能對不同人的選擇傾嚮或欲望做齣係統的比較？《人際效用理論》提齣瞭解決這一難題的新策略和一種全新的建議。　　個人選擇必須滿足什麼規範條件與個人應當有權利做齣自由選擇的範圍在本質上是一緻的。就我的學術背景而言，我認為強迫隻有在極為嚴格的條件下纔是正當的，這促使我對強迫觀念開始直接的研究《強迫》。哲學傢們過去從未認真思考過強迫這一概念，然而這個概念引發的一些有趣的難題不僅需要我們提齣能夠解決一係列復雜個案的恰當定義，而且還要理解強迫概念為什麼以現在這樣的形式發展。為什麼威脅必須是強迫的重要內容，而在兩個行動産生的效用之間同樣能夠構成顯著差異的施與卻不是？答案不是（威脅或施與做齣之後的）現實選擇情境中的效用，而是進入威脅或施與的情境之後的假定選擇。一般情況下，人們寜願成為受惠者，而不願受到威脅。進入情境的意願不同，人們在這一情境中行動的自願程度也不同。道德評價不能隻看到直接情境和行動者在這一情境中的第一層次欲望。在我發錶《強迫》之後，關於這一話題的研究與日俱增，參見艾倫·韋特海姆（Alan Wertheimer）的《強迫》（ 普林斯頓大學齣版社，1987）。　　道德原則或評價原則應該考慮哪些因素這個問題在其他場閤也會一再碰到。我在書評《動物也有權利嗎？》中寫到，道德態度問題應歸功於有智障的湯姆·雷根（Tom Regan）先生，他在《為動物權利辯護》一書中討論瞭動物權利問題。我的觀點是，道德態度不僅應依據他/她所具備的特徵，而且應依據全人類各成員都具備的正常特徵，即使被對待的那個人不具備其中的某些特徵。人格同一性理論（the closest-continuer theory of identity）（《哲學解釋》，第29—70頁）也拓展瞭討論背景： 要確定兩個身份是否同一，不能光看二者本身的特徵和之間的關係。　　我在《納爾遜·古德曼論審美價值》的反思過程中提齣瞭另一條規範評價原則。古德曼認為，隻有改變我們世界觀的藝術作品纔具有美學價值，我對此觀點做瞭批評。這篇論文中還有一首我唯一公開發錶過的詩，你們會發現它有多麼蹩腳。《極端主義的特徵》是我為1987年（由美國猶太人委員會主辦）在耶路撒冷召開的“美國與以色列的政治極端主義”學術研討會而寫的一篇論文。我和以色列議員古拉·科恩（Geula Cohen）分在同一小組發言。（過後，有聽眾問我，為什麼我沒見過古拉·科恩，卻能把遙遠的以色列世界的情況描繪得如此一清二楚？）此後，極端主義現象與日俱增，且日益嚴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貝剋訴卡爾（Baker v. Carr）案中確立瞭“一人一票”的憲法判例原則，《按權重投票和“一人一票”》使用瞭標準裝置進行決策（順便對謝蘇氏權力指數［Shapley-Shubik Power Index］提齣瞭一個反例）。　　與偏好和決策一樣，信仰也受規範性原則製約。有些信仰是原則所鼓勵或批準的，有些信仰則受到原則的阻止或排斥。這些原則也可用來批評其他人的信仰——這永遠是一項令人滿足的活動（這是邏輯實證主義者提齣的意義的可證實性標準的部分吸引力之所在，當然，現在大傢都知道，這一標準是有缺陷的。不要相信或關注沒有［認知］意義的東西，這一原則使我們不假思索地拒絕那些無法證實的東西，批評其他人耽溺於毫無意義的談論）。理性信仰原則以及這些原則得以成立的理由已然成為哲學傢們長期以來樂此不疲的關注焦點，或許還是的興趣（近來我在《閤理性的本質》一書中對這些原則做瞭研究）。人們經常提到的一條原則是，相信最簡單的假設最符閤事實。為什麼最簡單的假設最有可能是真的呢？這是個令人費解的問題。《作為結果的簡單性》揭示瞭固有的信仰如何隱蔽地一步一步引導人們最終相信最簡單的假設最符閤事實，從而提齣瞭一個對簡單性的看不見的手的解釋。　　《戰爭、恐怖主義與報復——為道德劃定底綫》和《動物也有權利嗎？》是我寫過的僅有的兩篇書評。書評數量少得驚人，這或許是因為我第一次寫書評就失敗的緣故。那是1960年代末，我答應《哈佛法學評論》為哈特（H. L. A. Hart）的論文集《懲罰與責任》寫一篇書評，讀完這本備受贊譽的集子之後，我開始構思一個自認為閤理的計劃： 首先，形成一套正確的懲罰理論；然後，以此為平颱，指齣哈特的觀點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這篇書評最終沒有完成（不過，當我在《無政府》和《哲學解釋》中討論到懲罰問題時，這些思考還是起瞭一定的作用）。　　我對強迫的最小化很感興趣。這促使我去研究“自由至上主義者”的觀點。《誰會選擇社會主義？》通過對選擇生活在基布茲集體農莊的以色列人的比例的分析，迴答瞭這一問題。《知識分子為何反對資本主義？》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知識分子特彆反對資本主義，反對支持資本主義的觀點，並假設瞭一條新的社會學法則。《論蘭德式論證》探討瞭安·蘭德的道德觀。在此之前，蘭德的觀點並未受到學院派哲學傢們的關注，而我卻因在此文中運用標準的貿易批評工具分析瞭她的觀點，招緻瞭一些蘭德追隨者的大肆攻擊。有意思的是，《無政府》第一部分的主題，譬如，邊際約束與權利，古典自由主義的守夜人國傢是否是再分配的，是否隻有個人的最為重要，等等，在這篇論文中都已粗具雛形。　　其他哲學傢也碰到過類似的情況。我在帶研究生的時候，讓學生們閱讀當代哲學傢的著作，希望他們從中瞭解哲學傢是如何提齣自己的觀點和理論的。除瞭成熟的作品，我還讓學生看一些早期的論文，我想，這樣可以更清楚地看齣哲學傢們是用什麼方法思考的。齣乎意料的是，我發現，很多哲學傢——譬如奎因、古德曼——他們後來那些震驚世界的觀點在早期的作品中就已經齣現瞭。　　《論蘭德式論證》是我在獨立思考社會哲學問題和資本主義的道德基礎時的一個副産品。論述奎因的那篇《經驗、理論和語言》卻不是我獨立思考語言哲學問題的成果，它産生於對奎因本人的觀點的思考。完成之後，我重讀瞭一遍，讓我大為吃驚的是，除瞭幾個我自己的觀點和對一些新問題（譬如為什麼皮埃爾·迪昂的觀點久盛不衰？）的討論外，我發現，獨立思考一個問題與圍繞彆人的觀點思考存在巨大的差異。當你沿著彆人的理論路徑接近一個問題時，你的視野、你的發現，都受到那個人結構問題的模式的限製。你是在他的“問題意識”中來思考的。　　心理學傢研究過一個現象，叫作“定位與調整”（anchoring and adjustment）。舉例來說，讓一個實驗對象通過估計與基準點的偏離程度來估計某個人的身高。比如說，基準點是五英尺，如果他認為此人有五英尺七英寸高，就說“加七英寸”。有趣的是，報齣來的估計身高會因基準點的不同而不同。從理論上說，基準點不會造成差異。如果基準點換成六英尺，而不是五英尺，那麼，實際身高為五英尺七英寸的人會被估計為六英尺“減五英寸”。任何指定的身高都能通過與這兩個基準點的偏離程度得到相同的定位。但是，判斷同一個人的身高，以五英尺為基準點的一組估計值比以六英尺為基準點的那組估計值要少。似乎基準點對估計産生瞭地球引力般的吸引，將估計值嚮基準點牽引。我覺得，當你藉彆人的思想來接近某個問題時，情況也大緻如此。即使當你的結論發生偏離，也會“像受到地球引力一樣”被拉嚮彆人的觀點。但我的意思不是說，我之所以拒絕對曆史人物做廣泛評論，是為瞭避免陷入他們的思想模式。我隻是沒有衝動這樣做，當然，蘇格拉底是個例外。　　我不是在某位哲學傢的思想框架內進行思考的，但我的思想行囊中（除瞭當代哲學傢普遍使用的數學邏輯工具外），還裝備瞭各種智性結構。決策論（以及將效用理論、博弈論和社會選擇理論聯係起來的材料）是我經常思考、使用、修正、發展的一個結構。還有進化論、微觀經濟論和歸納邏輯。我發現這些智性結構很迷人、很可愛，我希望在其他領域中搜索到已經成熟的結構，看看能否發現哲學的用武之地，激發靈感，提齣一個類似的哲學結構。　　科學哲學傢們在解釋模式中提齣的結構也是我所仰賴的。因為亨普爾的存在，解釋問題成為瞭普林斯頓大學哲學係研究生們的學術生活的核心話題（大傢都仰慕亨普爾的傑作，摩根貝沙和歐內斯特·內格爾［Ernest Nagel］在哥倫比亞學院的課堂上大講特講亨普爾，這也是吸引我到普林斯頓大學做研究生的主要原因）。亨普爾的演繹規則與統計解釋模式（簡稱演繹—統計模式），他對這些模式的精妙闡釋，未解決的難題，等等，均成瞭普林斯頓大學哲學係研究生的。不論他感興趣的是什麼領域——很遺憾，沒有一位女研究生——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義務在這個問題上占據學術前沿。我的第二本書取名為《哲學解釋》並非偶然，盡管在某些方麵與亨普爾的不盡相同，但它探討的主要是解釋概念（《無政府》也曾涉及解釋問題，譬如基本解釋、關於國傢的看不見的手的解釋）。　　本書還有幾篇文章涉及解釋問題。《看不見的手的解釋》進一步研究瞭解釋概念，提齣瞭一些《無政府》中沒有提到或討論到的新例子。《論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深化並考察瞭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傢的“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他們聲稱，社會的所有製度結構都能夠且必須通過個人行動來解釋。他們還認為，社會科學必須以人類選擇的論為基礎，對此觀點我也做瞭批評分析。因此，我對選擇理論的興趣和對解釋問題的興趣走到瞭一起。　　我對解釋問題的哲學興趣有一部分也和規範有關。我們既想認識理解活動，又在尋找解釋答案，因此，不願相信那些不充分的解釋。解釋必須包含怎樣的結構，這樣的描述揭櫫瞭我們的目標，引導瞭我們的信仰。《經驗、理論和語言》從幾個方嚮對解釋進行瞭研究： 為什麼我們不能驗證一個個單獨的解釋性假設，卻隻能檢驗聯閤起來的假設？我們需要語言學來解釋什麼？　　在普林斯頓大學，師生們對解釋的普遍興趣為思想交流營造瞭一種非常能激發靈感的氛圍。在哥倫比亞學院，當賴特·米爾斯（Wright Mills）的《權力精英》於1950年代末剛剛齣版的時候，不論研究的是什麼問題，每個學生都必須清楚自己對書中提齣的美國社會的統治精英做何看待。（我在《看不見的手的解釋》中對統治階級的看不見的手的解釋做瞭思考。）1970年代，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成為流行許多高校的學術經典，之後，社會學也熱門瞭一段時間。有時候我問學生，有沒有哪本非小說類的嚴肅著作是他們的所有（或幾乎所有）朋友都讀過或想讀的。在過去的50年裏，我得到的答案都是“沒有”。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沒有一個學術觀點、沒有一本學術著作能引起學生們的興趣來討論——是電影取代書本成為學生關注的普遍焦點瞭嗎？——這對學生而言，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對老師而言也是如此，他們不能再理所當然地認為學生對最新的觀點充滿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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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的睏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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