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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哲学研究者、社科爱好者、大众读者

　　《苏格拉底的困惑》由五个独立的部分组成，不仅涉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甚至还包括几篇哲学小说。诺齐克总是能从一些理所当然的命题中发现“不理所当然”的逻辑，总是能从别人认为密不透风的论证中发现漏洞，用令人叹为观止的分析能力，将对方的观点拆解到分崩离析。也许你不接受他的观点，但读完他的文章，你不得不重新认真思考原来以为毫无疑问的信念。

　　《苏格拉底的困惑》由五个独立的部的第五部分收录了诺齐克的四篇小说，内容无所不包：人类如何处理外太空的智慧生物发来的讯号？上帝如何看待生命的意义？真实存在和虚构存在之间有何本质区别？这些令人震惊的文字背后体现了一位哲学家用无止尽的探索热情。3、新增香港中文大学周保松老师所写导读。

内容简介

　　罗伯特·诺齐克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他用他的原创性、力量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令人叹为观止的分析能力，以及生动活泼的学术风格，向人们展示：研究哲学和阅读哲学是如此快乐的一件事。

　　《苏格拉底的困惑》由五个独立的部收入诺齐克的22篇哲学论文、书评及哲学小说，文体各异，时间跨度三十余年，从不同角度、不同阶段展示了诺齐克“苏格拉底式”的对真理追寻探索的精神。诺齐克曾与罗尔斯一道，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两位政治哲学家。但除政治哲学外，他一生在知识论、形而上学、理性的性质、道德哲学乃至人生哲学等方面都卓有建树，他是苏格拉底真正的精神传人。

　　诺齐克对知识纯真的追求及对学术的真诚，他对生命的认真反省及面对死亡的乐观坦然，均体现了他自己所说的，哲学活动不应仅仅是外在的思辨论证，而应和生命融为一体，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诺齐克常常说，他的哲学思考是一种探索，而不是一种证明。探索总是向外敞开，充满各种可能性及冒险的乐趣。诺齐克的一生，正是苏格拉底式的探索的一生。

作者简介

　　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1938—2002），20世纪最广为人知、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因1974年出版第一本著作《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一举成名，该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并被评为“二战”后最有影响力的一百本书之一。　　诺齐克一生仅留下七部著作，另五部为：《哲学解释》（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s，1981）、《经过省察的人生：哲学沉思》（The Examined Life: Philosophical Meditations，1989）、《个人选择的规范理论》（The Normative Theory of Individual Choice，1990）、《理性的本质》（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1993）、《恒常：客观世界的基本结构》（Invariances: the Structure of Objective World，2001），涉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诺齐克对知识纯真的追求及对学术的真诚，他对生命的认真反省及面对死亡的乐观坦然，均体现了他自己所说的，哲学活动不应仅仅是外在的思辨论证，而应和生命融为一体，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诺齐克常常说，他的哲学思考是一种探索，而不是一种证明。探索总是向外敞开，充满各种可能性及冒险的乐趣。诺齐克的一生，正是苏格拉底式的探索的一生。
　　——周保松

目录

导读
译序
序言

·选择与效用
强迫
纽康柏悖论与选择的两条原则
纽康柏悖论的反思
人际效用理论
论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

·哲学与方法论
苏格拉底的困惑

经验、理论和语言
作为结果的简单性

看不见的手的解释

·伦理与政治
道德复杂性与道德结构
论兰德式论证
按权重投票和“一人一票”

·讨论与书评
纳尔逊·古德曼论审美价值
谁会选择社会主义？
知识分子为何反对资本主义？
极端主义的特征
战争、恐怖主义与报复——为道德划定底线
动物也有权利吗？

·哲学小说
虚构
“请尽快回复”——故事一则
新约书
存在的目的

译名对照表
名词概念对照表
译后记

精彩书摘

　　“请尽快回复”　　——故事一则　　这项工程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对它还抱着极高的期望，甚至为之激动。但慢慢地，大家逐渐意识到这完全是一桩蠢事，一眼就可以看出，依据就是错误的，当初决定启动这项工程的人应该为这个后果负责。但直到工程启动一段时间以后，才陆续有人发出反对的声音。诚然，大家都说这是一个长期项目，也许要好几代人以后才会看到一点结果。但工程伊始，报纸就连篇累牍地报道工程的进展（其中一个报道的标题是“工程尚未竣工”）。有些人在电话里开玩笑说：“请问这里是星际通讯工程吗？嗯，我是一个外星人，你们可能有兴趣跟我聊聊”，或是说，“这里是星际通讯工程吗？有人从射手座给你们打你方付款电话，请问，你们愿意接吗？”这项工程成了公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使用哪种接听设备、集中研究哪种信号等问题上，他们已经做了充分的考虑。哪种波长最适合接收天外信息？天外信息会不会更像电视信号，而不像连续的散文？我们怎么知道某个信号是由外星人发出的，而不是自然过程的结果？对最后这个问题的研究诞生了“星际通讯工程”这项副产品，因为那些相信上帝存在，相信上帝是世界的设计者的人长期以来也困扰于这些问题： 不论多么复杂、多么奇妙，所有模式的信号不会是某种未知的机制发出来的吗？我们怎么能确定信号背后隐藏着一个文明？我们需要某种简单而又安全的测试，还需要一本复杂透顶的翻译手册，尤其是要把任何模糊不清的东西翻译为有趣的信息的时候。回复信息和接收回信都要花很多年的时间，也许要等上几代人，而且，即使让地球人与外星人私底下聊上几句，他们也不会欢呼雀跃，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解决方法是抽象的数学模式，而不是什么实际的因果机制（众所周知），因果机制不能解释。譬如，已知的因果关系都解释不了质数的序列，任何因果关系都是文明人为某个目的而特意设计的。准确地得出一个序列，将所有非质数排除出去，这似乎并没有任何意义；也很难想象有些科学定律中的变量只包含质数。如果能发现一个以几组有序排列的律动开始的信息，那么，我们就能确定这是外星人发的（当然，即使没有呈现出某种抽象模式，也有可能是外星人发的。但如果他想让别人明白，最好还是要有某种抽象模式）。神学家们身手敏捷地扑向这个观点，拿到了他们的第一个国家自然基金会的资助。连他们自己人都把这个项目称作“寻找上帝”工程,而他们的看法（其他神学家对此有所保留）只考虑宇宙的基本轮廓和结构、银河系的星群、粒子间的关系、基本物理常数和它们的关系，等等，从而寻求某种抽象的、非因果性的模式。在至今无人居住的荒岛上发现数个沙堆，这并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因为我们在某个地方也会发现类似的东西。在大脑皮层的活动或是DNA的结构中发现这样的模式有什么重大的意义，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争论。那些认为人类与沙堆没有本质性区别的人指责持上述观点的人是人类本位主义。那些建立了托马斯贝叶斯纪念协会的神学家们都成了进行复杂的概率计算的行家里手，在分配概率的精密问题上都成了可以与人一辩的专家。不用我多费唇舌，大家都知道，“寻找上帝”这项工程最终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　　与“星际通讯工程”最初所激起的欢欣鼓舞相关的，是人们的一种模模糊糊的期望，希望外星人能告诉地球人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希望地球人至少能知道，他们并不是孤独的（没有人解释过为什么“我们地球人”不向其他星球扩张，却让我们和其他星球的生命彼此隔绝）。一俟工程奠基，最顶尖的科学家们便着手开始其他更富挑战性的工作，而我们，则在地球上静候消息。他们倾听、分析、计算、等待，但既没有发现符合的抽象模式，也没有接收到任何信息，甚至连不带这个模式的文明信号都没有。记者们对口径统一的“工程尚未竣工”已经越来越没有兴趣，减小了报道的强度。为了使第三次年度新闻招待会不显得过于冷清，“星际通讯工程”只好邀请校报、妇女社讯等媒体的记者来参加。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女记者提问，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期待听到什么，毕竟你们只是在接收信息，而不是发送信息，说不定大家都在接收信息，而不是发送信息呢？也许外星人也和你们一样，只是在听，而没有发。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工程进展到这个地步，竟然没人考虑到外星人为什么或是会不会让其他星球的人知道它们的存在。尽管在会议期间，与会者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但没有一家报纸专栏和社论提议建立一个发射站，也没有人提出外星人会不会建发射站的问题。几乎没有人考虑过、意识到过，仅仅是向天外发送信息，宣称地球人的存在，这可能是很危险的。我们不知道谁或是什么生物会接收到我们的信号，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应声来攻打我们、吞食我们，或是把我们当作怪物来展览，用我们做实验，或是把我们当猴耍。在暴露自己的身份和位置之前，至少应该先听听对方的信息，看看对方是否友善可靠，这毕竟是谨慎之策。但如果对方在各方面都比我们聪明、文明，那么，不管他们有什么企图，都会先发来信号，证明他们是可信的朋友。当然，他们肯定不会发来电视信号，让我们看他们是如何屠杀、如何吞食其他星球上文明程度不同的生命的。如果他们的确比我们聪明，那么，（从假设上说）他们一定能成功地欺骗所有人，让他们放弃保持沉默的政策，暴露自己的身份。既没有人明确地提出这些看法，也没有人公开地发表这些看法，但一定有人感觉到首先向星外发射地球信号的愚鲁（除了愚鲁，难道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吗？），居然没有人提议，除了建设发射台，还应该设立潜听哨。　　“星际通讯工程”又成为了众矢之的。大家都在说,“指望外星人向我们发送信号，这简直是太荒谬、太危险了。不管其他行星、其他恒星、其他星系的文明如何先进，都不会向地球发送信号。因为他们不知道在通讯光波的另一端，会不会有一个更先进的文明正在虎视眈眈地觊觎他们。”人们认为，发射宇宙观测飞船与发射信号存在同样的危险，因为外星人能追踪到飞船向地球发回信息的过程，一时间，记者们对飞碟的报道兴趣骤减（即使飞船有良好的设计，通过物理信号也能向地球发回信息，甚至不返回基地，也一定会面临这样的危险，因为探测器不论探测到什么，都只有一个反应，我们从中获得不了什么信息）。有人说，如果筹划委员会里除了科学家和工程师，再增添几位心理学家、博弈论理论家，甚至再来几个街头小混混，这个工程就开不了工。立法会不会命令彻底停工，公然承认自己犯了愚蠢的错误。他们只会削减资金投入。他们没有批准向星外发射信号。有人讽刺筹划委员会的成员，说他们有各种理由让工程继续下去，譬如，受虐狂，或是精神分裂。总之，这项工程让他们舒坦惬意。他们就像空荡荡的假日旅馆里值夜班的人，读啊，想啊，两耳不闻窗外事地自得其乐。工程就这样静悄悄地又继续了八年，八年来，除了几个缺少题材的戏剧演员偶尔拿它当当笑料，什么也没有捕捉到。终于有一天，它接收到了第一个信息。　　对舆论及相关评论的情绪变化给予认真观察，向来被认为无益于提高任何人对公众的知识完备性的尊敬（就公众的智力来说，一个观点已经被公认为是假的或不充分的，他们还会采纳它，他们普遍无力辨别第一人称一般现在时的“我相信”和“我知道”这两个动词有何不同）。人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改变了主意，不愿意承认自己犯了错误。那些一开始说“一想到我们什么时候能收到外星人的信号，我就激动得不得了”，后来又说，“接收天外信息，简直太愚蠢了；谁向天外发射信息，那就太危险了”，收到第一个信息以后，又改口说，“外星人当然发射信号，即使这很危险，但不发射信号对他们来说可能更危险”就是这样的人。　　地球人收到的第一个信号马上被解密了，是一个求救信号： 我们的星球马上就要发生超新星爆炸了。我们没有太空飞船能及时飞出爆炸圈，也不可能疏散所有的人。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怎么办，怎么阻止、避免星球爆炸？我们的天文观测显示，这种爆炸的发生有时是难以预测的。对这种异常现象，我们找不到任何解释，我们想，可能有其他文明已经掌握了阻止爆炸的技术。如果没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来援助我们，我们就注定难逃此劫了。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们又给地球发来了许多信息，介绍他们的文学、历史、先人的智慧和哲理、笑话、科学理论和他们的期待。地球人孜孜不倦地研究这个完整的文明的所有成就，为之吸引，觉得自己得到了净化，变得更高尚了。在很多地球人看来，他们是值得效仿的典范，他们的文明激励着地球人的心。他们的东西是好的，他们是可爱的。他们把自己的文明全盘告诉别人，是送给其他星球的一份礼物，或是诱饵，想让别的星球上的人来帮助他们？还是为了保存自身文明的结晶？无人知晓，地球人也不做如此揣测，他们只是静静地等候，等着悲剧降临。整个人类从来没有如此动容过，也从来没有这么精神振奋过。　　一年半的时间悄然而逝，外星人又给地球发来一个求救信号，他们希望收到回音，即使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阻止星球爆炸，给个回音也行。他们说，他们想知道自己的信息有没有被收到，有没有被理解，想知道他们认为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能否得到保存。他们想知道自己死后还有没有人记得他们，他们的文明是否能继续下去，他们会不会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他们的信息引起了地球人的广泛争论，只有厌恶人类的人，听了下面的争论才会觉得开心。　　“这可能是个诡计，不能回复，要不太危险了。”　　“他们的文明程度高，干吗耍花招欺骗我们？”　　“他们发来的信息说不定是被征服的另一个文明的，或是他们以前的文明。纳粹还能引用歌德的话呢。”　　“就算他们没有骗我们，其他野心勃勃的文明说不定会偷听到我们发给他们的信息呢。”　　“那我们总不能一声不吭，让他们灭亡吧？”　　“如果我们能帮助他们逃过此劫，当然应当给他们回信息，告诉他们怎么做，即使冒很大的风险。但我们帮不了他们，也不应当光是为了和他们伤感地道声别，就贸然地回信息。”　　“那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让他们放心，死后不会被遗忘。”　　“为什么一定要身后留名呢？这是多么不理性的欲望啊！这于他们既有的文明有何补呢？如果那个星球的最后一个生命死掉了，是否意味着活着的其他生命毫无意义呢？（或者说，他们死得一干二净，而其他生命依然活着，是否就让人心里不舒服呢？）”　　“如果我们不给他们回信息，怎么面对我们的孩子呢？”　　“如果回了信息，我们还有没有子孙后代都难说了！”　　没有一个政府回复信息。联合国发布了一个公告，开头是一大堆“尽管，然而”，快要结束的时候，又是一大堆“鉴于，所以”之类的词，躲躲闪闪地表示了它的遗憾。但联合国的确下了一道命令，声称为了保护地球全体公民的利益，任何国家都不得回复信息，以免给其他国家带来危险。但有的国家违反联合国的命令，用其他发射器来回信息，但一下子就被发现了，而且他们的信号太弱，不能避免星际的噪声干扰，到达目的地。　　于是，地球人开始无情地观察，倒计时，等待这一悲剧的发生。看有没有别的星球去援救他们，听有没有别的星球给他们回信息。等待着厄运降临到他们头上。等待着两个星球的天文学家们预测的超新星爆炸的那一刻。有人惊愕，有人祈祷，有人哭泣。所有人都在静静地等候。　　因果信号的有限速度引起了物理学家们的兴趣。认识论者开始绞尽脑汁思考所看到的东西一定与看这个行为同步，还是人们可以看到遥远的过去？现在该轮到我们了。那颗遥远的星球已经寿终正寝，但我们对它的认识却尚无定论。因此，人们还在等待。　　又过了一年零三个月，人们还在等待，想起以往的争论，人类的活动，对宇宙的思考，他们自己，以及别人。诗意地说，一切都是公正的。某一天，地球人会收到一条信息，说，人类将面临考验，太阳要爆炸了，因为地球人不愿冒险帮助其他星球的人，而且还如此心安理得，所以，其他星球的人也不会帮助我们。如果地球人援手，他们本来是可以得救的。（到那个时候，人类是否还能舒一口长气？为什么其他星球人的结果会如此改变我们对自己的感觉？）但宇宙似乎并没这么诗意。人类没有收到任何信息。那个星球爆炸的火光照到了地球上（不是应该在一年零三个月前就熄灭了吗？），他们的信号，他们的戏剧，他们的科学，他们的哲学，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勇气，他们的生命，一切的光芒，都黯淡了，熄灭了。　　有人曾经认为，发现人类是宇宙中唯一有思想的生命是非常可怕的事，因为那会使他感到，在茫茫宇宙中，他是多么孤独。而有人则认为，在其他星球上发现文明的存在则会使人类失去最后那点独特性，使他觉得不再举足轻重。但似乎从来没有人想过，让另一个文明孤独地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留下任何意义，人类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感受？没有人曾经描述过，当人类意识到宇宙中存在与我们相似的文明，意识到我们与宇宙中紧邻的每一个星球都隔着无声的冰冷的墙，该有多么恐怖。永远的沉默。得不到片刻的安宁，人类只能面对一片人头攒动的虚无。　　……

前言/序言

　　因早年的一本著作而闻名，实在是件让人坐立不安的事。在别人眼里，我是位“政治哲学家”，可我自己却从不这么认为。我的大部分写作和精力都集中在其他问题上。　　《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简称《无政府》）是一本无心之作。1971—1972年间，我整个人泡在毗邻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计划从事自由意志方面的研究。虽然我很看重社会学与政治哲学，但那不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进行了几个月，我在自由意志问题上毫无进展。12月初，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学生社团邀请我去做演讲，我提出了关于国家如何从（个人主义）无政府中诞生的几点看法。这些看法似乎还略有价值，1月初，当我将它们形诸文字后，刚好收到剑桥大学出版社寄来的罗尔斯的《正义论》。我对此书期待已久，之前曾拜读过手稿，并和罗尔斯进行过广泛的切磋。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使我在自由正义的框架内进一步发展了正义的权利理论。《正义论》的出版激发我将权利理论及对罗尔斯此书的批评写下来，这与我最近一次和他的讨论已有相当大的出入。到2月底，我完成了三篇论文： 《论原初状态》《论分配正义》与《论乌托邦》。《论乌托邦》是我在美国哲学协会某次会议上的发言，也因此受到斯坦福大学的邀请。这三篇文章有内在的关联，稍作整合和材料补充，似乎就能成一本书。我在斯坦福大学的访问期截至6月，因此，我不愿再回到那个驾驭不了的自由意志问题，转而开始集中精力来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关于《无政府》的批评可谓卷帙浩繁，我不曾密切关注过，也没做出任何回应。我不想把生命耗费在写《无政府之续篇》《无政府续篇之回顾》之类的文章上。还有其他的哲学问题等着我去思考： 知识问题、自我问题、为什么存在是有而不是无的问题，当然，还有自由意志问题。而且，我相信，回应和细读这些批评并不能使我与书中的观点有效地保持距离。这是我的天性使然，我总是喜欢竭力维护那些备受攻击的观点，维护攻击本身，而且，如果我总是以一副维护的姿态来思考这些批评，那我又如何得知我的观点受到误解了呢？（在《经过省察的人生》中，我简略回顾了对《无政府》的某些保留意见，第30—32、286—296页。）对于我其他文章的批评，我也不做任何回应。我想说的是，我对人类智慧所能做的贡献，不是去阐释或维护自己先前的观点，而是提出新的观点。怡悦我，激发我的，是去思考新的问题，提出新的看法，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我知道，有些哲学家执着于某一领域或某个课题，见解深刻，我从他们身上获益良多，但那不是我的志向。　　哲学家寻找结构，来说明事物是如何被关联并建构起来的。在简单的问题中发现复杂性，又从复杂的问题中挖掘简单性。哲学家对事物的理解是结构性的，其方法是清晰的思想和逻辑推理。　　当西方哲学刚刚起步之时，是苏格拉底使批判性思维成为一项追求明晰、讲究方法的活动。对某些重要概念的定义，对行动原则的表述，以及理性本身的方法，他希望一切都能得到自觉的、清晰的、批评的认识。苏格拉底以其智勇和明晰的思想，泽被后代无数哲学家，他身上所体现的哲学家应有的鲜活形象，也激励着他们。中世纪的思想家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之深广顶礼膜拜，称他为“哲学家”。不过，如果“哲学家”是一个特指名词，我想到的是苏格拉底。关于苏格拉底这位见解深刻、思路清晰的思想家，在某些核心问题上，学院中人有不同的看法。当苏格拉底说他不知道自己问题的答案时，他是什么意思？他的批判性讨论方法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他说要升华那些与他相冲突的灵魂，用心又何在？在《苏格拉底的困惑》（论文6）中，我将告诉你答案。　　如果说“苏格拉底的困惑”特指苏格拉底所关注的那些难题，收入本书*的其他文章涉及的智性问题或困惑并非全是“苏格拉底的”。这些文章的灵感来自苏格拉底的困惑，是这些困惑的延伸。有时候，一个问题激发我去分析一个概念；有时候，一个核心观点又引出一个令人费解的新问题；有时候，这些彼此关联的问题又相互交叠，形成一条更长的推理链。是的，哲学就是这样，常常名不副实，这本书看标题是哲学的，但实际上的内容却不完全是哲学的。确切地说，我以此书向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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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一般，内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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