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路書係004·葛劍雄編年自選集：我們應有的反思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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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葛劍雄跨越三十餘思想隨筆精粹，縱論曆史，激評現實，“我們還沒有值得陶醉的勝利，毫無盲目樂觀的理由，隻有深刻反思的責任！”

海報：

內容簡介

　　《夢路書係004·葛劍雄編年自選集：我們應有的反思》為著名學者葛劍雄先生迄今最為精彩的思想隨筆集。作者年近七十，直麵問題，以省思和追問警醒國人；全書以編年的形式，精選三十餘年間的最具代錶性的文章，或學術前沿，或暢談文化，或分析曆史迷局，或探討社會熱點，無論何種文字，都帶著強烈的思辨精神與深厚的人文關懷，從酣暢犀利中顯齣精神風範和學者情懷。

作者簡介

　　葛劍雄，祖籍浙江紹興，1945年齣生於湖州。1965年當中學教師，1978年考取復旦大學研究生，師從譚其驤教授，1983年獲曆史學博士學位。1981年留復旦大學工作，曆任中國曆史地理研究所所長、曆史地理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中國地理學會曆史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現任復旦大學資深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曆史學部委員。從事曆史地理、中國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環境史等方麵研究，著有《統一與分裂：中國曆史的啓示》、《西漢人口地理》、《中國人口史》（主編，第1捲作者）、《中國移民史》（主編，第1、2捲作者）、《中國曆代疆域變遷》、《未來生存空間·自然空間》、《曆史學是什麼》、《葛劍雄文集》（1-7捲）等。

精彩書評

　　★我們還沒有值得陶醉的勝利，毫無盲目樂觀的理由，隻有深刻反思的責任！
　　——葛劍雄

目錄

自序/七十而思
1978年
我的1978年
1980年
清朝全國地圖的測繪
1981年
西漢人口考
1982年
略論我國封建社會人口增長的不平衡性
1983年
漢武帝徙民會稽說正誤──兼論秦漢會稽丹陽地區的人口分布
1984年
西漢時期西北地區的人口遷移
1985年
我國部分省界形成的曆史──政治因素舉例
1986年
關於我國古代人口調查的幾個問題
1987年
耕耘曆史地理園地五十年的結晶──讀譚其驤《長水集》
1988年
統一分裂與中國曆史
1989年
論新文化在中國傳播的政治機製
“炎黃子孫”不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同義詞
1990年
中國移民史發凡
1991年
中國人口發展史·餘論
1992年
秦漢時期的人口遷移與文化傳播
全麵正確地認識地理環境對曆史和文化的影響
1993年
宋代人口新證
1994年
中國人口：21世紀的憂思和希望
論秦漢統一的地理基礎
1995年
我們應有的反思
1996年
納稅人的義務和權利：社會公正的基礎
開放觀念與世界新文明
1997年
永恒的追求：真實的曆史
1998年
邂逅霍金
尋訪李約瑟
1999年
在曆史與社會中認識傢譜
2000年
麵嚮新世紀的中國曆史地理學
2001年
我親曆的南極
2002年
玄武門之變真相推測
2003年
有財未必富，開源勝節流
為何“太空見長城”的謬說會長期重復
2004年
人與自然：不僅是敬畏
從曆史地理看西北城市化之路
2005年
河流倫理與人類文明的延續
得天下與治天下
2006年
中國曆史地圖：從傳統嚮數字化和現代化的轉變——“中國曆史地理信息係統”的研製及其意義
惟有人文足韆鞦
2007年
利用、改造、普及代替不瞭保護
從曆史地理看長時段環境變遷
2008年
中國古代為什麼有重視曆史的傳統
建議以5月19日為全國哀悼日
2009年
改革開放與中國人觀念的現代化
廁所：雜憶和現實
2010年
移民與都市文化
禮失求諸野
2011年
從中國曆史地理認識鄭和航海的意義
三峽大壩，責任誰負
2012年
地圖上的中國與曆史上的中國疆域
方言的“傳”和“承”
2013年
中國的傳統生存智慧與生態觀
馬孟龍《西漢侯國地理》序
2014年
中國的教育問題還是教育的中國問題
懷念侯仁之先生

精彩書摘

　　自序七十而思
　　2007年，復旦大學齣版社賀聖遂社長策劃瞭一套“三十年集”係列，邀我參與。“三十年”，是指1977年恢復高考與1978年恢復招收研究生至此已30年，因此他想在這兩年或稍後考上大學或研究生的人中物色一些人各編一本集子。集子的體例是每年選一二篇文章，學術論文與其他文章均可，再寫一段簡要的紀事，逐年編排成書。我按體例編成一書，取名《後而立集》。“三十而立”，可惜我到33歲剛考取研究生，學術生涯開始得更晚，能夠編入此書的任何文字都産生在“而立”之後。
　　到瞭今年，梁由之兄得知12月將是我七十初度，極力慫恿我續編至今年，重新齣版。他又主動接洽，獲賀聖遂先生慨允使用《後而立集》的內容。於是我仍按原體例，續編瞭2008年至2014年部分，同樣每年選瞭兩篇文章，寫瞭一段紀事。新齣版的書自然不宜沿用舊名，由之兄建議以其中一篇《我們應有的反思》的篇名作為書名。開始我覺得題目稍長，在重讀舊作後就深佩由之兄的法眼，欣然同意。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隨心所欲，不逾矩。”每到逢十生日，總免不瞭用孔子的話對照。但聖人的標準如此之高，每次對照徒增汗顔，因為自知差距越來越大。年近七十，不僅做不到不逾矩，而且離隨心而欲的境界遠甚。這些舊作基本都是我四十歲後寫的，卻還談不上不惑，相反惑還很多。但畢竟有幸躬逢改革開放，特彆是當初倡導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否則我不可能在1988年寫齣《統一分裂和中國曆史》這樣的論文，並且能入選“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理論討論會”並獲奬。這些文章在學術上未必有多少貢獻，差堪自慰的是我始終在反思，所以盡管時過境遷，對今天及以後的讀者還有些意義。
　　就以《我們應有的反思》為例，那是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在1995年寫成的。由於此文的重點是反思，有些觀點和說法與主流有差異，發錶過程還頗有周摺。有幸發錶後引發瞭不小的反響，包括日本的輿論在內，後來一位日本學者還專門到復旦大學找我討論，一位旅日學者發錶贊同我觀點的文章後還引發激烈爭論。19年後，麵對中日關係的復雜形勢，我認為我的反思不是過頭瞭，而是還不夠，但基本是正確的。去年和今年我兩次嚮政府建議應隆重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是當年反思的繼續。但當年的反思也有兩點失誤：一是沒有料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會如此迅速，以至不到20年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而我對中國的評價與預測都偏低；一是當時尚未瞭解曆史真相，還沿用瞭蔣介石、國民黨不抗日的陳說，涉及曆史的一些說法在今天看來多有不妥。還有一點，當時不知道中日建交後日本究竟給瞭中國多少援助，政府贈款和多少，日元代款有多少，直到200年中日建交三十周年時政府纔公布總數達1900多億人民幣，並嚮日本政府錶示感謝。我支持我國政府的立場，這筆援助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確起瞭很大作用，該感謝的還是應該感謝，不能與戰爭賠償混為一談。
　　在其他方麵，在學術上也是如此。我在研究生期間開始研究曆史人口地理、人口史，以後發錶瞭《中國人口發展史》，閤著瞭《中國移民史》、《中國人口史》、《人口與中國的現代化（1850年以來）》，參與撰寫《中國人口·總論》也發錶瞭相關的論文，參加過多次專題討論會。由於這也是一個反思的過程，所以在1995年我提齣，國傢計劃生育政策應及時作齣調整，從獨生子女改為“鼓勵一胎，允許二胎，杜絕三胎”。但今天看來還不夠，從中國人口的發展趨勢，從上海等大城市已經齣現的變化看，還應進一步調整到“確保一胎，鼓勵二胎，允許三胎”。除瞭政策調整外，還應從傳統文化中尋找資源，那就賦予孝道新的內容，教育青年將生兒育女當作自己對傢庭、對社會和國傢的應盡的責任，當作真正的孝道。
　　先師季龍（譚其驤）先生一直鼓勵我們要超越前人，包括要超越他。他自己也一直在反思自己以往的研究成果，給我們樹立瞭榜樣。在他留下的最後一篇未完成的論文中，他還極其坦率地承認他的成名作《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一文中對移民數量估計的失誤。在他的鼓勵下，我也質疑他的某些觀點。例如，在編繪《中國曆史地圖集》過程中，他形成的觀點是“18世紀中葉以後，1840年以前的中國範圍是我們幾韆年來曆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這就是我們曆史上的中國。至於現在的中國疆域，已經不是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個範圍瞭，而是這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列強、帝國主義侵略宰割瞭我們的部分領土的結果，所以不能代錶我們曆史上的中國的疆域”。而我近年來的看法是，如果說1840年前的中國疆域是“自然形成”的話，那麼此後到今天的中國疆域也是“自然形成”的。（詳見本書《地圖上的中國和曆史上的中國》。）
　　我當然希望自己有一天能達到“隨心所欲”的境界，但隻有不斷反思方有可能。隻要不斷反思，即使永遠達不到這一境界，也能逐漸接近，所以在年近七十時，我想到的是“七十而思”。這並不是說以前沒有思過，而是思得不夠，要永遠思下去。
　　我的1978年
　　1977年，當高校重新招生的消息傳齣後，我的上大學願望死灰復燃。但看到具體規定後，我發現對考生年齡的規定是30周歲，而當時我已滿31足歲。抱著一綫希望，我又去招生處詢問，得知對“30周歲”的解釋是“不滿31足歲”，我已失去報名資格，看來這輩子與大學無緣瞭！
　　我是1964年從上海市北中學高中畢業的，但在此以前，我的大學夢已經破滅。那是在1962年的5月，我正讀高二，在學校一次體檢透視中，我被發現患開放性肺結核。經過拍片復查，確診無誤，醫院通知我立即病休，三個月後復查。拿著這張診斷書，我不知是如何從福建北路閘北區結核病防治所迴到傢中的，也不知是如何迴答母親的詢問的，直到晚上睡在床上纔開始考慮自己的前途——不得不麵對這殘酷的事實。進高中不久我就已瞄準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也是語文、曆史、英語等教師心目中最有希望的學生，一直享受著他們的格外關照——可以到教師閱覽室看書，能通過教師藉書，上曆史課時不必聽講而可看我自己的書。盡管在政治學習或討論時我也錶態“一顆紅心，兩種準備”（準備考大學，但也準備考不上大學時服從分配，到新疆或農村去），實際卻隻有一種準備。要是不能在三個月內治愈，或者影響報考大學，這一切都完瞭。於是我將一切希望寄托在治療和休養上，按時服藥，嚴格按時間錶作息，每天早上去公園學太極拳。當時主副食品都是計劃供應，居民每十天配售二兩肉，但憑肺結核病的證明可到菜場辦一張“照顧卡”，憑卡增購肉和雞蛋若乾，還可訂一瓶牛奶。我盡量增加營養，以便及早康復。但是每三個月一次的復查都是一次新的打擊——我一直無法進入鈣化期，因此不能復學。直到1963年11月，同班同學早已畢業，絕大多數考入大學，我纔在休學一年半後獲準復學，轉入下一屆高三“試讀”。可是到第二年5月高考報名體檢時，我的肺結核還沒有完全鈣化，不符閤報考條件。
　　在老師的勸說下，我暫時放棄瞭繼續報考大學的打算，因為醫生說像我這樣的病情，很難保證下一年就能通過體檢，而且作為一名新團員，服從組織分配是起碼的要求，我接受瞭參加上海教育學院師資培訓的安排，留在母校市北中學實習，1965年8月被分配到古田中學當英語教師。不過我並沒有放棄上大學的打算，心想即使工作十年，我還符閤報考大學的年齡，總能找到機會。所以當年就報名
　　考上瞭上海外語學院夜大學二年級，進修英語。但“階級鬥爭”這根弦越綳越緊，連我自己都開始懷疑，一心上大學是不是成名成傢的資産階級個人主義在作祟，所以不僅自己公開暴露思想，還一次次進行自我批判。到瞭“文化大革命”開始，這些都成瞭大字報中揭發批判的內容。“文革”期間，毛主席“大學還是要辦的”最新指示發錶，曾經給我帶來一綫希望，但馬上破滅，因為毛主席特彆指齣“理工科大學還要辦”，而且隨後開始的招生，都是由各單位推薦“工農兵學員”，在職教師顯然沒有資格。
　　有瞭這樣的經曆，我對1977年的意外遭遇相當平靜。而且當時“文革”結束不久，我對“成名成傢”的資産階級思想心有餘悸，所以盡管報名處的工作人員曾建議我憑“上海市教育戰綫先進工作者”和新當選的上海市人大代錶的身份爭取在年齡上破格，我也不敢一試。
　　到1978年公開招收研究生時，報考年齡放寬到40周歲，而且為瞭“不拘一格”，對學曆沒有任何規定。我再也無法抵製大學的誘惑，但一點兒沒有把握，所以在單位開證明時還要求領導給我保密，再三說明隻是想檢驗一下自學的結果，以免這種異想天開在學校引起不良影響。
　　報考研究生是要選定專業和導師的，對這些我幾乎一無所知。首先想重溫舊夢，選擇北大。但當時新婚，小傢庭新建，到外地讀書顯然不現實。上海的大學選擇餘地有限，特彆是經過瞭“文化大革命”，我不想選與意識形態關係密切或者有“政治風險”的專業，最後選定復旦大學曆史係譚其驤教授指導的曆史地理專業。其實我當時還不知曆史地理專業的性質，隻是以為曆史和地理都是我喜歡的，並且在工作期間一直有所積纍。對譚其驤教授，記得“文革”前曾在南京路上海先進模範的光榮榜中見過他的照片，我初中的曆史教師嚮我介紹過他在編中國曆史地圖。在不久前召開的上海市人代會上，選舉的全國人大代錶中就有他的名字。我不知天高地厚，根本沒有考慮或打聽報考哪所大學、哪個專業、哪位教授的難度如何，有多少人報名，反正隻是試一試，倒也沒有什麼包袱，所以考前還是與平時一樣工作，隻是在晚上和星期天稍稍做些準備。
　　在報名時我遇見瞭高中母校市北中學的曆史教師W。1963年我病休時常去教師閱覽室看書，W剛由上海師院畢業分配來校當教師。我與他相識後常去他宿捨聊天，留校實習時還有來往。我離開市北後聽說他因“犯錯誤”而被調往海濱農校，已經多年沒有音訊。W問我報什麼專業，原來他也報瞭曆史地理。當時他顯得很緊張，事後有人告訴我，他得知我與他報考同一專業，連稱“多瞭一個競爭對手”。
　　那年報名的考生很多，初試就近舉行，我的考場在上海工學院（今上海大學延長路校區），離我工作的古田中學不遠，騎自行車不過十分鍾。我對考試完全沒有把握，既不想驚動同事，又不願影響日常工作。我把這三天要上的課調瞭一下，每天早上還是像平時那樣到廣播室，在升旗後的早讀時間裏對全校同學簡單講話，然後騎車前往考場。在五門考試中，政治是我最熟悉的，因為這些年我一直教政治，像“無産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撥亂反正，抓綱治國”、“三個世界理論”等講得很熟，隻要注意答得規範就行瞭。英語我有上海外語學院夜大學兩年級的基礎，加上“文革”期間不時在學《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看《北京周報》，給學生上英語課，拿到題目後覺得很容易。古漢語和曆史我自以為是強項，雖然對問答題中的“魏晉玄學”一題不大有把握，但不會離題太遠，因為我主要根據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復習，裏麵專門有一段。曆史題中一個名詞解釋是“譚紹光”。我正好看過由復旦大學曆史係編的一套近代史小冊子，上麵提到太平天國後期的將領慕王譚紹光，記得他是忠王李秀成的下屬，駐守蘇州，所以也答齣瞭。齣瞭考場，又遇見W，他神情緊張，問我譚紹光是什麼人。聽瞭我的迴答，他連說“完瞭完瞭”，匆匆離場。地理試捲中有的名詞解釋我沒有見過，隻能據字麵意思猜想，瞎濛幾句，估計得分最低。
　　待收到復試通知，我不得不認真對待瞭。一方麵，我有瞭一定的信心，盡管那時還不知道初試的成績，但畢竟證明我能與大學畢業生一爭高下，離大學的目標又近瞭一步。另一方麵，復試時肯定會側重於專業，而這一方麵我的知識幾乎是空白。當時規定參加復試的考生可以嚮單位請十天公假，我嚮黨支部書記提齣，他爽快地答應瞭，還說如果時間不夠可以再通融。
　　我不知道應該如何根據曆史地理專業的要求復習，隻能去上海圖書館找資料。到那裏的參考閱覽室後纔發現，裏麵坐著的大多數是考生，報考復旦大學的占瞭相當大部分。當天下午，我正在看《中國曆史地理要籍選讀》時，有人過來問我，是否報考曆史地理專業，得知他也是報考復旦大學曆史係，但是世界史專業。他又給我介紹瞭兩位報考曆史地理專業的考生——顧承甫和楊正秦——後來是我的同屆同學。詢問我的是顧曉鳴，以後是我們同屆研究生中的活躍人物。交談中我暗自吃驚，他們都畢業於復旦大學，顧、楊兩位還齣自曆史地理專業。但到這時也顧不得多想，隻有臨陣突擊，多多益善。復試前上海連續高溫，正好那年我的新傢買瞭一架華生牌颱式電風扇，那還是通過在市百一店工作的我的嶽父托熟人買到的。晚上在鬥室中復習，有風扇降溫，在當時已屬異常優越。
　　到瞭復試那天，我早早來到復旦大學，找到大禮堂（現在的相輝堂）。所有考生的筆試都集中在禮堂內，按專業分組，我們坐在靠主席颱前的左側。座位前沒有桌子，隻有一塊翻起來的擱闆，寫字很不方便，有的擱闆還吱吱作響。幸而那天氣溫不是很高，幾百人集中在禮堂內還不算太熱。主持的老師（後來知道他是研究生處的楊波洲）坐在颱上，用他的寜波普通話宣布：“現在開始考試。”各係的監考老師給考生發下試捲，並在周圍巡察，我們專業來的是周維衍、鄒逸麟。上下午各考一門，小題目已記不得瞭，大題目是《史記·貨殖列傳》中一段話，要求今譯並論說，另一段大概是《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論述明朝建都北京的。題目中沒有什麼意外，考下來自我感覺還不錯。走齣考場，見外麵等瞭不少人，都是考生的傢屬。有一位女士手持保溫瓶，裏麵裝著冷飲；有的立即送上毛巾、扇子；有的問長問短。這也難怪，聽說好幾對夫婦將夫妻團聚、迂迴上海或另謀齣路的全部希望寄托在這次考試上，能不格外重視？
　　第二天是導師麵試，因為我們的導師譚其驤教授正住在龍華醫院治療，周維衍通知我們早上到復旦的大門口搭車。次日五位考生會齊，我第一次見到畢業於福州大學探礦專業、來自湖南嶽陽煤礦的周振鶴和畢業於南京大學曆史係、來自浙江長興的周曙。我們搭乘的是學校一輛廂式貨車，先要送畢業生行李去秣陵路鐵路貨運站，然後再送我們去龍華醫院，不僅花瞭很多時間，而且坐在貨廂中一路顛簸，疲憊不堪。周維衍與鄒逸麟讓我們五人抽簽決定次序，周曙抽在我前麵，但他被顛得臉色蒼白，急需休息，自願與我對調。
　　事先隻見過譚其驤先生的照片，走進他的病房纔第一次見到，想不到正在治療中的他精神很好，聲音洪亮。他很隨和地問瞭我的經曆，然後問我看過什麼書，對什麼問題感興趣。在我提到釣魚島的歸屬時，他又問我可以舉齣什麼證據，我盡自己所知談瞭。其他還談瞭些什麼已經記不清，但從以後我們五人都被錄取看，大概主要是瞭解我們的情況，而不是嚴格挑選。
　　復試過後，我感覺到成功的希望很大，開始擔心學校能否同意我離開。我在古田中學已工作整整十三年，負責學生的管理工作已近十年，開始是管“差生”，後來又當瞭“紅衛兵團”輔導員，團組織恢復後改為團委書記。從學校的領導、師生，到周圍街道裏弄的乾部和居民，所屬公安局、派齣所和附近單位，幾乎都知道我——隻要找到我，古田中學再厲害的學生也能製服。“文革”期間秩序再亂，隻要我在場，學生就不敢鬧事。“文革”結束後，我於1977年“五四”期間被評為閘北區團員標兵，接著又被評為閘北區先進教師，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相當於市政府）評為教育戰綫先進工作者，當選為上海市人大代錶。在這種情況下離開，我自己也覺得有些不妥。想不到黨支部書記曹德彬告訴我：區教育局鍾一陵局長明確錶示，如果你能報上研究生，證明你有這個能力，也說明國傢更需要你，學校應該無條件地支持。記得當時的報紙曾發錶過多篇評論，強調要“不拘一格”招收研究生，要求考生所在單位不得留難。但還是有不少考生因種種原因，或無法報名，或受到“政審”或“鑒定”的影響，或者因單位不許離開而放棄。比起他們來，我實在是幸運的。
　　10月初，我收到復旦大學發齣的錄取通知。這時曹德彬告訴我，他早已肯定我會被錄取，並提前嚮區教育部做瞭匯報，對接替我的人做瞭安排。原來復旦大學派往古田中學對我做政審的教師孫銳，在閘北區讀中學時曾在課餘到區少年宮服務，那時曹德彬是少年宮主任，認識瞭孫。遇到熟人，孫嚮曹透露瞭我考分居全係第一的底。此事在我所在的中學和閘北區中學界引起不小的轟動，本來認識我的人就不少，加上我是該區中學界唯一的市人大代錶，一時間産生瞭不少傳說。第二年，中學教師中報考研究生的人數大增，其中也包括沒有大學學曆的。後來我曾經遇見其中一位，他也考上瞭研究生。他告訴我，1978年他沒有敢考，但得知我的情況後，下決心在1979年報考，終於如願以償。我的高中同學得到消息，紛紛與我聯係。他們有的是“文革”期間的大學畢業生，1978年時擔心自己沒有上完大學課程，怕考不上，所以沒有報考。有的是“老三屆”，“文革”中進瞭工廠，沒有上過大學。聽瞭我的介紹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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