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柔遠人: 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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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懷柔遠人: 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中何偉亞開宗明義地錶述瞭他不是在提供一種中國曆史研究的新模式，也不是在提供替代傳統衝突論的描述方式，而是嘗試對“馬嘎爾尼使華”事件進行重新審視。傳統上人們偏愛把“馬嘎爾尼使華”解釋為不同文明間的碰撞，如現代文明與傳統文明、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等等。而何偉亞正好試圖說明，中英兩國在這一事件中的矛盾和衝突並不是文化或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是兩大帝國構建之間的衝突。

作者簡介

　　鄧常春，女，四川大學經濟學院貿易係副教授，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領域：經濟體製改革、金融、中國近現代史。

　　何偉亞(James L. Hevia)，男，美國學者。原為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曆史係副教授，現任芝加哥大學國際研究中心主任。曾以《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一書獲美國亞洲學會列文森奬。

　　劉明，男，四川省成都市人。現為四川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國際交流部主任。美國丹佛大學跨文化交流碩士，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曆。曾任英國跨國集團PEEK公司駐北京代錶處首席代錶，並在英國及瑞典的PEEK公司、瑞典ABB公司、COMBITECH公司、德國WITT & SON公司及REUTE: SICK AG等公司接受過係統的企業管理和專業技術培訓。多次參加世界銀行及亞洲開發銀行貸款項目的重大國際投標工作。2004-2005年期間受聘在美國內華達大學教授中國文化及社會課程。美國大學海外學習聯閤會（University Studies Abroad Consortium）中國項目特邀教授。

目錄

譯　序／1
中文版序／1
第一章　導言／1
　　第一節　帝國主義研究的新模式／2
　　第二節　偉大的轉變與以中國為中心的曆史／6
　　第三節　朝貢體係及其評論傢／7
　　第四節　禮儀問題／12
　　第五節　超越象徵性和功能性禮儀／16
　　第六節　開展本項研究的若乾考慮／20
第二章　多主製：清帝國、滿族統治權及各領土之間的關係／24
　　第一節　18世紀的清帝國／25
　　第二節　多元中心，多元權力／26
　　第三節　清帝國的亞洲腹地／30
　　第四節　海疆／38
第三章　計劃和組織英國使團／44
　　第一節　導論／44
　　第二節　喬治三世緻乾隆帝的信函／46
　　第三節　公共領域與馬嘎爾尼勛爵的智者世界／48
　　第四節　國民性／51
　　第五節　有關品味和中國形象的討論／52
　　第六節　典禮、主權和外交／58
　　第七節　禮儀外交到商業外交／62
　　第八節　從聖?詹姆斯宮廷到中國海岸／64
第四章　光彩炫目的所羅門王：英國使團在中國／66
　　第一節　博物學傢的觀察／66
　　第二節　第一次會麵／70
　　第三節　錶演舞颱／75
　　第四節　覲見談判：談論公共領域／76
　　第五節　禮物與英國製成品／80
　　第六節　馬嘎爾尼覲見乾隆皇帝／82
　　第七節　談及商業／85
　　第八節　在北京發生的事／86
第五章　賓禮與各領土之間的關係／91
　　第一節　清帝國話語中的“賓禮”／92
　　第二節　禮儀的形而上學和帝國禮儀／95
　　第三節　君主權力與賓禮／97
　　第四節　賓禮和統治權的構建／100
　　第五節　作為行為的禮儀／102
第六章　沿中綫而行：問候與準備／105
　　第一節　初次接觸：通告與進入帝國的請求（1792年10月22日～12月3日）／105
　　第二節　準備接待（1792年12月～1793年7月）／108
　　第三節　英國禮物與帝國賞賜／112
　　第四節　為使團覲見做準備／120
　　第五節　禮儀危機Ⅰ：帝國官員的管理不當（1793年8月29日）／123
　　第六節　禮儀危機Ⅱ：重新估計英使之來意（1793年9月9日）／125
第七章　匯聚：覲見、上諭和贈禮／128
　　第一節　為英國使團而對帝國覲見所做的改動／130
　　第二節　帝國覲見／132
　　第三節　皇帝的介入Ⅰ：皇帝的詩／135
　　第四節　皇帝的介入Ⅱ：贈禮／136
　　第五節　熱河的大朝和宴會／137
　　第六節　禮儀危機Ⅲ：重新評價英國使團
　　　　　　——貢使始終不能理解禮儀中的關係／138
　　第七節　1793年9月23日的上諭／140
　　第八節　準備離開及對英國人稟性的更進一層的評估／145
第八章　結束賓禮過程／147
　　第一節　皇帝對馬嘎爾尼六項請求的答復／148
　　第二節　從北京到杭州：鬆筠與馬嘎爾尼（1793年10月10日至11月9日）／151
　　第三節　從杭州到廣東：長麟和馬嘎爾尼（1793年11月9日至1794年1月）／154
第九章　賓禮與外交／161
　　第一節　賓禮與清帝國的形成／162
　　第二節　馬嘎爾尼勛爵與外交／167
　　第三節　一次交鋒／169
第十章　從事件到曆史：中西關係史上的馬嘎爾尼使團／172
　　第一節　作為清帝國先例的英國使團／173
　　第二節　作為英國先例的馬嘎爾尼使團／175
　　第三節　歐美話語中的磕頭問題／178
　　第四節　乾隆皇帝的信與朝貢體製綜閤體／182
　　第五節　從帝國常規到民族-國傢的敘述性曆史／183
　　第六節　曆史的視野／187
附　錄／191
文獻目錄／194
漢語資料／225

前言/序言

　　譯序
　　羅誌田

　　中國有句古話:“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巨。”鬍適曾據此提齣一種曆史觀:許多足以開新局麵的事物,“當其初起時，誰也不注意。以後越走越遠，迴視作始之時，幾同隔世！”1793年英國馬嘎爾尼使團訪華或許就是這樣一類的事件。這一在當事人(至少是清朝當事人)看來並非特彆重要的偶然事件，後來卻引起西方史傢的密切關注，産生齣各式各樣的詮釋。各傢比較一緻的是都將此事件與半個世紀後的中英鴉片戰爭及再以後眾多的中外衝突和不平等條約聯係起來考察，從後來的結局反觀作始之時，的確有“幾同隔世”的感覺。
　　具體到對馬嘎爾尼使團的詮釋，占主流也比較不那麼牽強的看法是一個為貿易所驅動的英國(帝國主義)之擴張與一個傲慢且自視為世界中心的中華帝國相遇並(因文化誤解而)發生衝突；由於(頑固的)清廷與英使在是否按常規朝貢方式行三跪九叩禮這一問題上的爭執，使團最後以失敗告終。此事的失敗體現瞭中國對外部世界的漠視和無知，最終導緻瞭對中國極為不利的後果。
　　與西方學界對此事的關注相比(除通俗讀物外至少已有好幾本專書進行研究)，中國學者對此似乎更多取存而少論的態度，文章不多(且以泛論即“評價”為主)，第一本(似乎也是唯一一本)研究性專著是硃雍的《不願打開的中國大門》(江西人民齣版社，1989)。硃雍的著作是在大量中英文原始資料的基礎上寫成的，他的結論是:馬嘎爾尼使團雖以失敗告終，卻是“一次頗有收獲的失敗”。他修正瞭過去認為清朝對外政策是“閉關自守”的觀念，而提齣“限關自守”的新見解(因為畢竟廣州關一直是開放的)，並指齣這一政策在早期尚不無可嘗試之處。
　　但他指齣，到1793年馬嘎爾尼訪華時，乾隆帝仍“以限關自守的政策，狂妄自大地拒絕一切外交要求，尤其是閤理的要求，就顯得相當幼稚，相當頑固，相當可笑”。由於乾隆帝“拒絕同英國特使進行認真的談判，結果問題還是問題，最後竟然由鴉片戰爭來解決。這不能不說是乾隆的限關自守政策的可悲結局”(硃著第304、306頁)。這裏的言外之意，似乎乾隆帝的限關自守政策應為後來的鴉片戰爭負主要責任。這正是許多西方學者的看法，也是蘇聯學者的基本觀念(蘇聯的中國史和國際關係史著作以及我們受其影響的相關著作中，有關馬嘎爾尼使團的內容都齣現在19世紀的“鴉片戰爭”一節之中，而不是其本應所在的18世紀末期)。
　　硃雍對此是提高到理論高度認識的，他認為乾隆帝的政策“在思想原則上背離民族利益和時代潮流。乾隆時期中英兩國的衝突不是單純的國務糾紛，而是兩種時代(資本主義時代與封建主義時代)、兩類文明(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的衝突，其中盡管帶有民族衝突的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因為當時英國的戰略意圖主要不是軍事侵略，而是用和平手段擴大經濟利益”。乾隆帝在此時不能及時“對外開放”，而仍“抱殘守缺”，結果“不僅違背瞭中華民族要求生存、發展和強大的根本願望，而且脫離瞭世界經濟發展的大勢，給中國社會種下瞭日後淪為半殖民地的禍因”(硃著第304～305頁)。這樣的規律性認識當然依靠的是史傢特有的後見之明，硃雍在書中多次明確提齣，他正是以“現代眼光”來審視這一曆史事件的。
　　美國學者何偉亞(JamesL.Hevia)的《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卻對上述各種詮釋提齣挑戰，該書於1995年齣版後，在歐美學界引起褒貶不一的反應(以贊揚者為多)。對何著評價的歧異主要在書中所運用的後現代主義方法上(詳後)，但在文字上也齣現瞭截然相反的認知:有人說何著文筆優美，有人又說其文字晦澀難讀。這大概仍與其研究取嚮有關:對熟悉後現代語匯和錶述方式的人來說，何著的文筆或已近於優美；但對不甚熟悉之人，則其文字也真的接近晦澀難讀的程度瞭。
　　有一點是清楚的，何著在西方世界(北美和西歐)引起瞭相當廣泛的關注。一本關於清代中國的著作短期內便有十餘篇不同領域的書評，實不多見。即使對何著持有不同看法的評論人，也基本承認何著頗有創新之處，是相關領域裏一本必讀的參考書。《懷柔遠人》終在1997年獲美國亞洲學會的列文森奬(最佳著作奬)，錶明學界對該書基本持肯定的態度。下麵就對這本書的內容和方法進行簡單的介紹和評論。
　　全書的簡單評介
　　《懷柔遠人》全書分10章，第1章闡述作者那偏重後現代主義的研究取嚮及其思想資源，並對既存(主要是美國的)關於清代對外關係的研究提齣瞭批評。最後一章通過討論馬嘎爾尼使團在不同時期(主要是西方)的史學及非史學的錶述中的演變進程，指齣從馬嘎爾尼時代開始的“現代主義”觀念當時就影響瞭對馬嘎爾尼使團的認知和詮釋(因而帶有偏見)，並且至今仍在影響整個中國研究甚而整個史學領域。針對這一點，作者最後提齣瞭矯正此類現代主義影響的後現代主義史觀。
　　具體探討史事的是第2～9章。第2章將18世紀的滿清王朝建構為一個文化、政治和種族都呈多元化的廣闊帝國，並探討其對國內不同族群及對外國的政策。作者認為這一政策的基礎是清代的“賓禮”，並在第5章中進行瞭詳細的剖析。第3章轉嚮英國，從學術思想等層麵構建18世紀英國的文化和政治語境，並從當時馬嘎爾尼所屬的英國“知識貴族”對世界、中國及國際關係的認知轉入馬嘎爾尼使團的籌備。第4章接著從英方記錄考察直到馬嘎爾尼覲見乾隆帝為止的使團過程，而第6～7章則從中方記錄考察這一過程。第8章結閤中英雙方記錄考察馬嘎爾尼使團在覲見後的餘波。以“賓禮與外交”為題的第9章其實是全書的結論，將雙方對同一事件頗不相同的因應與記載上升到兩個幾乎截然不同的觀念體係，即英國的“主權平等”(sovereignequality)外交觀與清朝的“差序包容”(hierarchicalinclusion)天下觀的碰撞。
　　何偉亞認為:今日存在的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關係是16世紀以來歐洲全球擴張的産物，並已成為一種“自然化瞭的霸權話語(anaturalizedhegemonicdiscourse)”。這裏“自然化”指國傢間應相互來往這一準則已成為大傢接受的常識(其實一個國傢或應有選擇不與某些或所有其他國傢交往的自由)，而“霸權”則意味著沒有此類交往傳統的國傢不得不按照他國製定的規則同意參與這樣的國際交往(英文版第27頁，下同)。同樣，像過去那樣在研究方法上“把西方客觀主義的理論特彆是社會科學的模式運用於非西方材料的研究”，恐怕也有些“自然化瞭的霸權話語”的意味。
　　他特彆針對結構-功能體係理論、“對禮儀的社會學研究方法”以及華夏中心主義觀三項與中國研究相關的西方流行理論進行批判性反思。集三者之大成的是以費正清為代錶的用“朝貢體製”來解釋“中國之世界秩序”的係統觀念，由於這一觀念隱含的“西方先進/優越”而“中國落後/低劣”的先入之見，最後的邏輯結論自然是“滿清政府既要為它自己的崩潰負責，也要為西方的炮艦外交負責”(應該指齣，這樣簡單概括費正清等人的觀念是不全麵的)。何偉亞提齣兩個新的認識途徑:一是他所謂的“以滿清皇室為最高君主的多主製(multitudeoflords)”，這纔是滿清對其帝國的想象(imaginingofempire)，而不是什麼“朝貢體製”；二是其著作的核心觀念，即應更多注重清代的“賓禮”。
　　由於西人對異域的觀察一嚮有薩義德(EdwardW.Said)所謂的“東方主義”存在，就解讀馬嘎爾尼使團而言,“清代史料對這一主題的敘述是無足輕重的，所有的史料都可以輕而易舉地被譯解成觀察者的話語規則，從而産生非常明顯地聲稱優於曆史上的中國當事人的知識，因為這些人物處於錶象與幻象的影響之下”(第19～20頁)。這就是說，此前的學者常常把他們的“話語”(discourse)強加於清代材料，而何偉亞則擬“依據其自身的語匯來重建”滿清帝國的“領土間”關係(注意他使用interdomainalrelations以區彆於通常使用的internationalrelations)的“特殊性”，並據此提齣一種與前不同的“理解（清）帝國禮儀”的新方式(第28頁)。
　　在過去，西方“對禮儀作用的功能-工具性解釋”中，禮儀是“古代或前近代社會的典型特徵”而“缺乏充分自覺的理性”，這就使禮儀在慣常的傳統與現代之分中居於“傳統”一邊，實際帶有“落後”的貶義(在這裏“禮儀/傳統”與“理性/現代”是兩分而對立的)。據何偉亞的理解,“賓禮”中的等級差序産生於並包含在天人關係的準則之中(即人是整閤並擴展天道的執行者)，禮儀控製著居上位者與居下位者的互動關係，是按天意行動的人去形成及完善天下秩序這一程序的一個部分。儀式上的錶現(行為)囊括瞭廣及宏觀的宇宙(或天道)和具體到微觀的個人觀念態度，在此程序中某人/某國的地位高下及其對他人/他國的意嚮是通過禮儀中的方位和動作來體現的，因而一方觀察另一方的態度和意嚮，即是否具有“誠意”，也通過其在禮儀中的錶現。
　　即使對何偉亞持嚴厲批評態度的周锡瑞也承認何偉亞在禮儀方麵的研究成果“為加深我們對清廷禮儀的理解介紹瞭非常有益的概念和詞匯”。何偉亞以為,“禮儀的實施本身就會産生權力關係”(第21頁)。正因為禮儀體現瞭權力關係的互動性調適(negotiation)，清朝的賓禮雖然有固定的方位和動作安排，卻不是完全依據定製的一成不變的生硬演示程序，而是在不同場閤“可變而不拘泥的”(open-ended)。
　　他依據乾隆帝上諭中多次齣現的“豐簡適中”一語，得齣“沿中綫而行”(channelingalongacenteringpath)的概念，並以之作為第6章的標題。這一對譯當然是不準確的，周锡瑞對此提齣瞭嚴厲的指責，並挖苦說這充分體現瞭何偉亞的“後現代想象力”。不過，周與何在這裏都有點“幸而言中”的意味。雖然何偉亞所錶達的中文詞語的語義要有限得多，但他對“適中”的感覺(sense)大緻是不錯的，這證明瞭他確有其所提倡的“心通意會”(empathy)的能力。何偉亞將“適中”理解為一個包括導嚮性規範行為的過程,“這一導嚮行為包含在適中的進程之中，使行動避免走嚮極端”(第123頁)。“寬嚴相濟”的確是乾隆朝各項基本政策所追求的一個重要原則，頗足以說明“適中”的結果正是朝廷在馬嘎爾尼使團事件上追求的目標。
　　具體到禮儀之上,“沿中綫而行”意味著對禮儀參與者的行為安排非常注重“樞紐性的中心和多數參與者的能動作用”。何偉亞因而提齣，清廷的“賓禮”“未必涉及赤裸裸的夷夏之辨”，而是一個“通過確定中心，將一切納入滿清帝國的統治之內”的過程。這一“適中過程允許差異——也將他人之權力以一種理想化的等級上/下(superior/inferior)關係納入皇帝的統治之中”(第123～124、128頁)。這樣,“賓禮”不僅是清廷處理對外關係的原則和方式，而且體現瞭遠更廣闊的整閤“天下”秩序的構想(這裏反復齣現的“統治”二字還需要加以界定，詳後)。
　　何偉亞多次強調瞭清代“賓禮”在不同場閤的“可變”性，而這一靈活性正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當然基本不欲違反體製(何偉亞曾猜測清代文獻中“體製”一詞的含義有時可能還包括皇帝本人的意誌，說明他對皇帝的作用甚為瞭解)，但當他願意靈活處理時，對絕大多數官員而言，上諭的分量恐怕超過禮儀文獻。實際上，何著中重建的史實錶明乾隆帝自始至終全麵深入地捲入並具體指導瞭使團接待的幾乎每一步驟(乾隆帝實際上可以隨時修改禮儀的具體步驟這一點提示瞭“賓禮”規範政治行為的程度相當有限)。在一個以“人治”而非“法治”為特徵的國度裏，典籍中的“禮”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具體到馬嘎爾尼使團之上，是皇帝還是“賓禮”更起作用呢?
　　在“法傢”思想長期居於邊緣且“法律”主要指謂刑法律例的古代中國，禮儀與實際政治的關聯是整個中國古代史研究中一直注意不夠而今後大有可為的研究領域。但清代“禮學”的興起(其影響一直延續到清季民初，如廖平經學研究的一個核心概念即禮)在多大程度上可從權勢關係與權力運作的角度去考察、“賓禮”或相關欽定文獻在後來19世紀清廷對外關係中的影響與作用等，還值得我們去仔細思考和深入探索。若深入考察清代“五禮”修典者當時的言論心態，或能反映修典是否真以“用”為目的。蓋修典這一行動本身乃盛朝應有之“盛事”，初不必問是否真的要指導“政治”；到後來則或真能起到這樣的作用，但其本身是否具此功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起到此作用，都還可考。
　　以前西方學界(在批判帝國主義侵略的同時)多認為西方的擴張客觀上推促瞭世界各地嚮“現代”的轉化(即類似“現代化”的播種機)，近年則越來越以一種多麵相的發展視角來觀察全世界的“現代化”進程。何偉亞的研究在突破舊模式方麵與上述趨勢有相通或傳承之處，但他對“現代”和“現代化”都頗有保留——他的後現代主義立場非常明確。這一立場以及他在研究中運用的後現代主義方法，引起瞭褒貶不一的辯論和爭議。今日中國大陸談論“後學”的已較多，但後現代主義研究方法其實尚未真正進入史學領域，以下即簡單介紹《懷柔遠人》的史學取嚮和方法(主要見第225～226頁、244～248頁，並請注意下麵的“現代”二字皆是從後現代立場使用的)。
　　後現代史學
　　何偉亞以為，既存的中西史傢所從事的不過是試圖將虛設成分剔除於史事之外，即一種消極的辨僞(falsification)，以此來淨化曆史事件及史學編撰。他要構思的則是“另一種形式的史學”，即“不那麼關注辨僞，而是更關注經過多重陳述的事件”。他將此稱為“介入往昔”(toengagethepast)，大緻意謂史學研究本身也是一個史傢參與或捲入其中的曆史過程。“在某種意義上，介入往昔乃成為一個不斷發展的混雜進程之一部分”。
　　這種新型史學關注的是“各種參差多相的力量之間的關係網絡，而不是據簡單的因果概念組織起來的互無聯係的離散單位”。這樣,“重構過去不僅僅是簡單地發掘新證據、運用新方法，或揭露以前的偏見。它也意味著主動介入所有學術研究都要捲入的知識的産生與傳布(distribution)的政治之中。故問題不在於怎樣使敘述更少偏見或更少帶有意識形態色彩，而是如何在多重詮釋立場與我們日常應對的權力結構的關聯之中確定我們自己的史學研究的位置”。
　　首先需要的就是“解構史學重構(deconstructinghistoricalreconstructions)”，即對相關題目的既存史學成果進行批判的評估。既然史學研究涉及權力結構，則對史料的解釋中也就隱含著權力運作。史料本身可能是含有偏見的，史傢在史學研究中有意無意利用瞭這些偏見而強化與某些主流政治主張(正統)相接近或吻閤的解釋，而排除那些與正統歧異的解釋。何偉亞因而提齣要“動搖史料(事實)與解釋之間的那種通常以為眾皆認可的(thetaken-for-granted)關係”。
　　他要動搖或挑戰的正是既存的産生史學知識的常規方式或常規進程:“他們按照界限清晰的時空實體來安排其敘述；將文明與民族自然化為恒定的曆史分析單位；據綫性的因-果關係組織事件；明確以宗教、政治、經濟與文化等類彆來界定社會成分(thesocial)；並將曆史發展分割成黑白分明的各個階段。在不論是國傢、民族或是真理的某種抽象概念的影響下，學者們傾嚮於將所有這些類型作為實用性學術探索的必須因素。這些詞語、短語以及類型為研究程序提供瞭基礎。”
　　而這些詞語、短語以及類型又都是完全現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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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允許英國聖公會教士到中國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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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中的代錶作之一，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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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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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彆種曆史裏，我們對於它們的題材有一個確定的概念，至少對於它們的主要特性我們是有確定概念的。我們知道它們是關於一個特殊國傢、特殊民族或人類一般的曆史，或知道它們的題材是數學、物理學或藝術、繪畫等。但是哲學有一個顯著的特點，與彆的科學比較起來，也可說是一個缺點，就是我們對於它的本質，對於它應該完成和能夠完成的任務，有許多大不相同的看法。如果這個最初的前提，對於曆史題材的看法，沒有確立起來，那麼，曆史本身就必然會成為一個遊移不定的東西。隻有當我們能夠提齣一個確定的史觀時，曆史纔能得到一貫性，不過由於人們對它的題材有許多不同的看法，這樣就很容易引起片麵性的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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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一個正當的要求，即對於一種曆史，不論它的題材是什麼，都應該毫無偏見地陳述事實，不要把它作為工具去達到任何特殊的利益或目的。但是像這樣一種空泛的要求對我們並沒有多大幫助。因為一門學問的曆史必然與我們對於它的概念密切地聯係著。根據這概念就可以決定那些對它是最重要最適閤目的的材料，並且根據事變對於這概念的關係就可以選擇那必須記述的事實，以及把握這些事實的方式和處理這些事實的觀點。很可能一個讀者依據他所形成的什麼是一個真正國傢的觀念去讀某一個國傢的政治史，會在這曆史裏麵找不到他所要尋找的東西。在哲學史裏尤其是這樣，我們可以舉齣許多哲學史的著述，在那裏麵我們什麼東西都可以找得到，就是找不到我們所瞭解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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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齣第二版瞭，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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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9月26日，英國政府任命馬戛爾尼子爵為正使，喬治·斯當東為副使，以賀乾隆帝80大壽為名齣使中國，這是西歐各國政府首次嚮中國派齣正式使節。1793年8月5日（清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廿三），英國使團乘坐60門炮艦“獅子”號和兩艘英國東印度公司提供的隨行船隻抵達天津白河口，之後換小船入大沽，受到直隸總督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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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圖書，值得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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