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柔远人: 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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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怀柔远人: 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中何伟亚开宗明义地表述了他不是在提供一种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模式，也不是在提供替代传统冲突论的描述方式，而是尝试对“马嘎尔尼使华”事件进行重新审视。传统上人们偏爱把“马嘎尔尼使华”解释为不同文明间的碰撞，如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等等。而何伟亚正好试图说明，中英两国在这一事件中的矛盾和冲突并不是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两大帝国构建之间的冲突。

作者简介

　　邓常春，女，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贸易系副教授，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中国近现代史。

　　何伟亚(James L. Hevia)，男，美国学者。原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历史系副教授，现任芝加哥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曾以《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获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

　　刘明，男，四川省成都市人。现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国际交流部主任。美国丹佛大学跨文化交流硕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历。曾任英国跨国集团PEEK公司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并在英国及瑞典的PEEK公司、瑞典ABB公司、COMBITECH公司、德国WITT & SON公司及REUTE: SICK AG等公司接受过系统的企业管理和专业技术培训。多次参加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的重大国际投标工作。2004-2005年期间受聘在美国内华达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及社会课程。美国大学海外学习联合会（University Studies Abroad Consortium）中国项目特邀教授。

目录

译　序／1
中文版序／1
第一章　导言／1
　　第一节　帝国主义研究的新模式／2
　　第二节　伟大的转变与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6
　　第三节　朝贡体系及其评论家／7
　　第四节　礼仪问题／12
　　第五节　超越象征性和功能性礼仪／16
　　第六节　开展本项研究的若干考虑／20
第二章　多主制：清帝国、满族统治权及各领土之间的关系／24
　　第一节　18世纪的清帝国／25
　　第二节　多元中心，多元权力／26
　　第三节　清帝国的亚洲腹地／30
　　第四节　海疆／38
第三章　计划和组织英国使团／44
　　第一节　导论／44
　　第二节　乔治三世致乾隆帝的信函／46
　　第三节　公共领域与马嘎尔尼勋爵的智者世界／48
　　第四节　国民性／51
　　第五节　有关品味和中国形象的讨论／52
　　第六节　典礼、主权和外交／58
　　第七节　礼仪外交到商业外交／62
　　第八节　从圣?詹姆斯宫廷到中国海岸／64
第四章　光彩炫目的所罗门王：英国使团在中国／66
　　第一节　博物学家的观察／66
　　第二节　第一次会面／70
　　第三节　表演舞台／75
　　第四节　觐见谈判：谈论公共领域／76
　　第五节　礼物与英国制成品／80
　　第六节　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皇帝／82
　　第七节　谈及商业／85
　　第八节　在北京发生的事／86
第五章　宾礼与各领土之间的关系／91
　　第一节　清帝国话语中的“宾礼”／92
　　第二节　礼仪的形而上学和帝国礼仪／95
　　第三节　君主权力与宾礼／97
　　第四节　宾礼和统治权的构建／100
　　第五节　作为行为的礼仪／102
第六章　沿中线而行：问候与准备／105
　　第一节　初次接触：通告与进入帝国的请求（1792年10月22日～12月3日）／105
　　第二节　准备接待（1792年12月～1793年7月）／108
　　第三节　英国礼物与帝国赏赐／112
　　第四节　为使团觐见做准备／120
　　第五节　礼仪危机Ⅰ：帝国官员的管理不当（1793年8月29日）／123
　　第六节　礼仪危机Ⅱ：重新估计英使之来意（1793年9月9日）／125
第七章　汇聚：觐见、上谕和赠礼／128
　　第一节　为英国使团而对帝国觐见所做的改动／130
　　第二节　帝国觐见／132
　　第三节　皇帝的介入Ⅰ：皇帝的诗／135
　　第四节　皇帝的介入Ⅱ：赠礼／136
　　第五节　热河的大朝和宴会／137
　　第六节　礼仪危机Ⅲ：重新评价英国使团
　　　　　　——贡使始终不能理解礼仪中的关系／138
　　第七节　1793年9月23日的上谕／140
　　第八节　准备离开及对英国人禀性的更进一层的评估／145
第八章　结束宾礼过程／147
　　第一节　皇帝对马嘎尔尼六项请求的答复／148
　　第二节　从北京到杭州：松筠与马嘎尔尼（1793年10月10日至11月9日）／151
　　第三节　从杭州到广东：长麟和马嘎尔尼（1793年11月9日至1794年1月）／154
第九章　宾礼与外交／161
　　第一节　宾礼与清帝国的形成／162
　　第二节　马嘎尔尼勋爵与外交／167
　　第三节　一次交锋／169
第十章　从事件到历史：中西关系史上的马嘎尔尼使团／172
　　第一节　作为清帝国先例的英国使团／173
　　第二节　作为英国先例的马嘎尔尼使团／175
　　第三节　欧美话语中的磕头问题／178
　　第四节　乾隆皇帝的信与朝贡体制综合体／182
　　第五节　从帝国常规到民族-国家的叙述性历史／183
　　第六节　历史的视野／187
附　录／191
文献目录／194
汉语资料／225

前言/序言

　　译序
　　罗志田

　　中国有句古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胡适曾据此提出一种历史观:许多足以开新局面的事物,“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或许就是这样一类的事件。这一在当事人(至少是清朝当事人)看来并非特别重要的偶然事件，后来却引起西方史家的密切关注，产生出各式各样的诠释。各家比较一致的是都将此事件与半个世纪后的中英鸦片战争及再以后众多的中外冲突和不平等条约联系起来考察，从后来的结局反观作始之时，的确有“几同隔世”的感觉。
　　具体到对马嘎尔尼使团的诠释，占主流也比较不那么牵强的看法是一个为贸易所驱动的英国(帝国主义)之扩张与一个傲慢且自视为世界中心的中华帝国相遇并(因文化误解而)发生冲突；由于(顽固的)清廷与英使在是否按常规朝贡方式行三跪九叩礼这一问题上的争执，使团最后以失败告终。此事的失败体现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漠视和无知，最终导致了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后果。
　　与西方学界对此事的关注相比(除通俗读物外至少已有好几本专书进行研究)，中国学者对此似乎更多取存而少论的态度，文章不多(且以泛论即“评价”为主)，第一本(似乎也是唯一一本)研究性专著是朱雍的《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朱雍的著作是在大量中英文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他的结论是:马嘎尔尼使团虽以失败告终，却是“一次颇有收获的失败”。他修正了过去认为清朝对外政策是“闭关自守”的观念，而提出“限关自守”的新见解(因为毕竟广州关一直是开放的)，并指出这一政策在早期尚不无可尝试之处。
　　但他指出，到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时，乾隆帝仍“以限关自守的政策，狂妄自大地拒绝一切外交要求，尤其是合理的要求，就显得相当幼稚，相当顽固，相当可笑”。由于乾隆帝“拒绝同英国特使进行认真的谈判，结果问题还是问题，最后竟然由鸦片战争来解决。这不能不说是乾隆的限关自守政策的可悲结局”(朱著第304、306页)。这里的言外之意，似乎乾隆帝的限关自守政策应为后来的鸦片战争负主要责任。这正是许多西方学者的看法，也是苏联学者的基本观念(苏联的中国史和国际关系史著作以及我们受其影响的相关著作中，有关马嘎尔尼使团的内容都出现在19世纪的“鸦片战争”一节之中，而不是其本应所在的18世纪末期)。
　　朱雍对此是提高到理论高度认识的，他认为乾隆帝的政策“在思想原则上背离民族利益和时代潮流。乾隆时期中英两国的冲突不是单纯的国务纠纷，而是两种时代(资本主义时代与封建主义时代)、两类文明(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其中尽管带有民族冲突的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因为当时英国的战略意图主要不是军事侵略，而是用和平手段扩大经济利益”。乾隆帝在此时不能及时“对外开放”，而仍“抱残守缺”，结果“不仅违背了中华民族要求生存、发展和强大的根本愿望，而且脱离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给中国社会种下了日后沦为半殖民地的祸因”(朱著第304～305页)。这样的规律性认识当然依靠的是史家特有的后见之明，朱雍在书中多次明确提出，他正是以“现代眼光”来审视这一历史事件的。
　　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L.Hevia)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却对上述各种诠释提出挑战，该书于1995年出版后，在欧美学界引起褒贬不一的反应(以赞扬者为多)。对何著评价的歧异主要在书中所运用的后现代主义方法上(详后)，但在文字上也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认知:有人说何著文笔优美，有人又说其文字晦涩难读。这大概仍与其研究取向有关:对熟悉后现代语汇和表述方式的人来说，何著的文笔或已近于优美；但对不甚熟悉之人，则其文字也真的接近晦涩难读的程度了。
　　有一点是清楚的，何著在西方世界(北美和西欧)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一本关于清代中国的著作短期内便有十余篇不同领域的书评，实不多见。即使对何著持有不同看法的评论人，也基本承认何著颇有创新之处，是相关领域里一本必读的参考书。《怀柔远人》终在1997年获美国亚洲学会的列文森奖(最佳著作奖)，表明学界对该书基本持肯定的态度。下面就对这本书的内容和方法进行简单的介绍和评论。
　　全书的简单评介
　　《怀柔远人》全书分10章，第1章阐述作者那偏重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取向及其思想资源，并对既存(主要是美国的)关于清代对外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批评。最后一章通过讨论马嘎尔尼使团在不同时期(主要是西方)的史学及非史学的表述中的演变进程，指出从马嘎尔尼时代开始的“现代主义”观念当时就影响了对马嘎尔尼使团的认知和诠释(因而带有偏见)，并且至今仍在影响整个中国研究甚而整个史学领域。针对这一点，作者最后提出了矫正此类现代主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史观。
　　具体探讨史事的是第2～9章。第2章将18世纪的满清王朝建构为一个文化、政治和种族都呈多元化的广阔帝国，并探讨其对国内不同族群及对外国的政策。作者认为这一政策的基础是清代的“宾礼”，并在第5章中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第3章转向英国，从学术思想等层面构建18世纪英国的文化和政治语境，并从当时马嘎尔尼所属的英国“知识贵族”对世界、中国及国际关系的认知转入马嘎尔尼使团的筹备。第4章接着从英方记录考察直到马嘎尔尼觐见乾隆帝为止的使团过程，而第6～7章则从中方记录考察这一过程。第8章结合中英双方记录考察马嘎尔尼使团在觐见后的余波。以“宾礼与外交”为题的第9章其实是全书的结论，将双方对同一事件颇不相同的因应与记载上升到两个几乎截然不同的观念体系，即英国的“主权平等”(sovereignequality)外交观与清朝的“差序包容”(hierarchicalinclusion)天下观的碰撞。
　　何伟亚认为:今日存在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是16世纪以来欧洲全球扩张的产物，并已成为一种“自然化了的霸权话语(anaturalizedhegemonicdiscourse)”。这里“自然化”指国家间应相互来往这一准则已成为大家接受的常识(其实一个国家或应有选择不与某些或所有其他国家交往的自由)，而“霸权”则意味着没有此类交往传统的国家不得不按照他国制定的规则同意参与这样的国际交往(英文版第27页，下同)。同样，像过去那样在研究方法上“把西方客观主义的理论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模式运用于非西方材料的研究”，恐怕也有些“自然化了的霸权话语”的意味。
　　他特别针对结构-功能体系理论、“对礼仪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以及华夏中心主义观三项与中国研究相关的西方流行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集三者之大成的是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用“朝贡体制”来解释“中国之世界秩序”的系统观念，由于这一观念隐含的“西方先进/优越”而“中国落后/低劣”的先入之见，最后的逻辑结论自然是“满清政府既要为它自己的崩溃负责，也要为西方的炮舰外交负责”(应该指出，这样简单概括费正清等人的观念是不全面的)。何伟亚提出两个新的认识途径:一是他所谓的“以满清皇室为最高君主的多主制(multitudeoflords)”，这才是满清对其帝国的想象(imaginingofempire)，而不是什么“朝贡体制”；二是其著作的核心观念，即应更多注重清代的“宾礼”。
　　由于西人对异域的观察一向有萨义德(EdwardW.Said)所谓的“东方主义”存在，就解读马嘎尔尼使团而言,“清代史料对这一主题的叙述是无足轻重的，所有的史料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被译解成观察者的话语规则，从而产生非常明显地声称优于历史上的中国当事人的知识，因为这些人物处于表象与幻象的影响之下”(第19～20页)。这就是说，此前的学者常常把他们的“话语”(discourse)强加于清代材料，而何伟亚则拟“依据其自身的语汇来重建”满清帝国的“领土间”关系(注意他使用interdomainalrelations以区别于通常使用的internationalrelations)的“特殊性”，并据此提出一种与前不同的“理解（清）帝国礼仪”的新方式(第28页)。
　　在过去，西方“对礼仪作用的功能-工具性解释”中，礼仪是“古代或前近代社会的典型特征”而“缺乏充分自觉的理性”，这就使礼仪在惯常的传统与现代之分中居于“传统”一边，实际带有“落后”的贬义(在这里“礼仪/传统”与“理性/现代”是两分而对立的)。据何伟亚的理解,“宾礼”中的等级差序产生于并包含在天人关系的准则之中(即人是整合并扩展天道的执行者)，礼仪控制着居上位者与居下位者的互动关系，是按天意行动的人去形成及完善天下秩序这一程序的一个部分。仪式上的表现(行为)囊括了广及宏观的宇宙(或天道)和具体到微观的个人观念态度，在此程序中某人/某国的地位高下及其对他人/他国的意向是通过礼仪中的方位和动作来体现的，因而一方观察另一方的态度和意向，即是否具有“诚意”，也通过其在礼仪中的表现。
　　即使对何伟亚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周锡瑞也承认何伟亚在礼仪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加深我们对清廷礼仪的理解介绍了非常有益的概念和词汇”。何伟亚以为,“礼仪的实施本身就会产生权力关系”(第21页)。正因为礼仪体现了权力关系的互动性调适(negotiation)，清朝的宾礼虽然有固定的方位和动作安排，却不是完全依据定制的一成不变的生硬演示程序，而是在不同场合“可变而不拘泥的”(open-ended)。
　　他依据乾隆帝上谕中多次出现的“丰简适中”一语，得出“沿中线而行”(channelingalongacenteringpath)的概念，并以之作为第6章的标题。这一对译当然是不准确的，周锡瑞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指责，并挖苦说这充分体现了何伟亚的“后现代想象力”。不过，周与何在这里都有点“幸而言中”的意味。虽然何伟亚所表达的中文词语的语义要有限得多，但他对“适中”的感觉(sense)大致是不错的，这证明了他确有其所提倡的“心通意会”(empathy)的能力。何伟亚将“适中”理解为一个包括导向性规范行为的过程,“这一导向行为包含在适中的进程之中，使行动避免走向极端”(第123页)。“宽严相济”的确是乾隆朝各项基本政策所追求的一个重要原则，颇足以说明“适中”的结果正是朝廷在马嘎尔尼使团事件上追求的目标。
　　具体到礼仪之上,“沿中线而行”意味着对礼仪参与者的行为安排非常注重“枢纽性的中心和多数参与者的能动作用”。何伟亚因而提出，清廷的“宾礼”“未必涉及赤裸裸的夷夏之辨”，而是一个“通过确定中心，将一切纳入满清帝国的统治之内”的过程。这一“适中过程允许差异——也将他人之权力以一种理想化的等级上/下(superior/inferior)关系纳入皇帝的统治之中”(第123～124、128页)。这样,“宾礼”不仅是清廷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和方式，而且体现了远更广阔的整合“天下”秩序的构想(这里反复出现的“统治”二字还需要加以界定，详后)。
　　何伟亚多次强调了清代“宾礼”在不同场合的“可变”性，而这一灵活性正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当然基本不欲违反体制(何伟亚曾猜测清代文献中“体制”一词的含义有时可能还包括皇帝本人的意志，说明他对皇帝的作用甚为了解)，但当他愿意灵活处理时，对绝大多数官员而言，上谕的分量恐怕超过礼仪文献。实际上，何著中重建的史实表明乾隆帝自始至终全面深入地卷入并具体指导了使团接待的几乎每一步骤(乾隆帝实际上可以随时修改礼仪的具体步骤这一点提示了“宾礼”规范政治行为的程度相当有限)。在一个以“人治”而非“法治”为特征的国度里，典籍中的“礼”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具体到马嘎尔尼使团之上，是皇帝还是“宾礼”更起作用呢?
　　在“法家”思想长期居于边缘且“法律”主要指谓刑法律例的古代中国，礼仪与实际政治的关联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一直注意不够而今后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但清代“礼学”的兴起(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季民初，如廖平经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即礼)在多大程度上可从权势关系与权力运作的角度去考察、“宾礼”或相关钦定文献在后来19世纪清廷对外关系中的影响与作用等，还值得我们去仔细思考和深入探索。若深入考察清代“五礼”修典者当时的言论心态，或能反映修典是否真以“用”为目的。盖修典这一行动本身乃盛朝应有之“盛事”，初不必问是否真的要指导“政治”；到后来则或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但其本身是否具此功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起到此作用，都还可考。
　　以前西方学界(在批判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多认为西方的扩张客观上推促了世界各地向“现代”的转化(即类似“现代化”的播种机)，近年则越来越以一种多面相的发展视角来观察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何伟亚的研究在突破旧模式方面与上述趋势有相通或传承之处，但他对“现代”和“现代化”都颇有保留——他的后现代主义立场非常明确。这一立场以及他在研究中运用的后现代主义方法，引起了褒贬不一的辩论和争议。今日中国大陆谈论“后学”的已较多，但后现代主义研究方法其实尚未真正进入史学领域，以下即简单介绍《怀柔远人》的史学取向和方法(主要见第225～226页、244～248页，并请注意下面的“现代”二字皆是从后现代立场使用的)。
　　后现代史学
　　何伟亚以为，既存的中西史家所从事的不过是试图将虚设成分剔除于史事之外，即一种消极的辨伪(falsification)，以此来净化历史事件及史学编撰。他要构思的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史学”，即“不那么关注辨伪，而是更关注经过多重陈述的事件”。他将此称为“介入往昔”(toengagethepast)，大致意谓史学研究本身也是一个史家参与或卷入其中的历史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介入往昔乃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混杂进程之一部分”。
　　这种新型史学关注的是“各种参差多相的力量之间的关系网络，而不是据简单的因果概念组织起来的互无联系的离散单位”。这样,“重构过去不仅仅是简单地发掘新证据、运用新方法，或揭露以前的偏见。它也意味着主动介入所有学术研究都要卷入的知识的产生与传布(distribution)的政治之中。故问题不在于怎样使叙述更少偏见或更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而是如何在多重诠释立场与我们日常应对的权力结构的关联之中确定我们自己的史学研究的位置”。
　　首先需要的就是“解构史学重构(deconstructinghistoricalreconstructions)”，即对相关题目的既存史学成果进行批判的评估。既然史学研究涉及权力结构，则对史料的解释中也就隐含着权力运作。史料本身可能是含有偏见的，史家在史学研究中有意无意利用了这些偏见而强化与某些主流政治主张(正统)相接近或吻合的解释，而排除那些与正统歧异的解释。何伟亚因而提出要“动摇史料(事实)与解释之间的那种通常以为众皆认可的(thetaken-for-granted)关系”。
　　他要动摇或挑战的正是既存的产生史学知识的常规方式或常规进程:“他们按照界限清晰的时空实体来安排其叙述；将文明与民族自然化为恒定的历史分析单位；据线性的因-果关系组织事件；明确以宗教、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类别来界定社会成分(thesocial)；并将历史发展分割成黑白分明的各个阶段。在不论是国家、民族或是真理的某种抽象概念的影响下，学者们倾向于将所有这些类型作为实用性学术探索的必须因素。这些词语、短语以及类型为研究程序提供了基础。”
　　而这些词语、短语以及类型又都是完全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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