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第8版)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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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出版三十余年来，不断修订再版，已成经典。本译本是对最新第八版的翻译。

两位作者以著名社会学家的深厚功底和犀利洞见，展示二百年来西方社会学思想发展的历程。

这是一幅交织着思想洞见、学术流脉、社会背景、生平轶事的宏伟画卷。我们会发现，探索社会的每一步深入，就是逐步穿透幻象的过程，也是逐步认识我们自身的过程。

在两位社会学家的生动笔触下，社会思想史上那些光辉的名字一次来到我们面前，马克思、托克维尔、尼采、涂尔干、韦伯、弗洛伊德、曼海姆、戈夫曼……他们的思想构成了西方社会思想史的脉络，并且打造了社会学的传统。

本书的特色是将各大师的思想放在源流脉络之中来论述，且论述个人思想史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人物生平。作者描述历史背景、人物生平，着墨不多而时有传神之处；评论思想，则多溯源追流，展现整体脉络。

我们将会发现，社会理论每一次的突破和积累，都在增进我们对社会的了解，都与我们当前的生活息息相关。

全书语言流畅生动、深入浅出，显示出著者作为杰出社会学家的深厚功底。

内容简介

本书以各位社会学思想大家为主线，勾画了19至20世纪西方社会学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历程。书中不仅阐述了19至20世纪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的发展，还讨论了当代理论的各种发展方向。

在对每一位思想大家的介绍中，评述各人所在社会和学术氛围、其生平和学术往来、其学术思想的框架、理论源头及影响。既有宏观深刻的洞见，又充满生动的细节。

作者简介

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冲突论的代表人物，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著有《冲突社会学》（1975）、《社会学四大传统》（1994）、《哲学社会学》（1998）及《互动仪式链》（2004）等。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社会学、关于政治与经济变迁的宏观社会学、社会冲突等。

迈克尔·马科夫斯基（Michael Makowsky）：南内华达学院社会学副教授。他的著述有《永恒的呼吸和自知的方式：四奥义书中的灵魂概念》（1990）及期刊文章多篇。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宗教、社会心理学及种族关系。

精彩书评

“这部著作思路清晰、文字优美，保持着一种宁静的谦逊，毫无陈词滥调。我发现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们能从此书获得关于每位思想家的理论概况的卓越理解，以及他们之间对话的清晰印象。”——伊夫·斯潘格勒，波士顿学院

“我向所有希望理解社会理论的人强烈推荐此书。它以社会历史和人物生平为背景来进行阐述，表达清晰、引人入胜。由此人们可以在更深入的层次上理解各种重要理论。”——苏珊娜·B. 斯皮尔森，道林学院

“我是根据《发现社会》来组织我的社会理论课程的。这本书对各种本科生本会觉得头疼的材料做了很合理的组织，极受学生欢迎。”——威廉·霍尔特，康涅狄格大学

目录

前言

导论：社会与幻象

第一章巴黎的预言者：圣西门与孔德

第二章地下社会学：卡尔·马克思

第三章最后的绅士：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第四章尼采的疯狂

第五章空想社会改良家、进化论者和种族主义者

第六章德雷福斯的帝国：爱弥尔·涂尔干

第七章马克斯·韦伯：世界的除魅

第八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非理性的征服者

第九章对不可见世界的发现:齐美尔、库利和米德

第十章发现日常世界：托马斯、帕克和芝加哥学派

第十一章 非洲裔美国人社会学的兴起：杜波伊斯、弗雷泽、德雷克和凯顿

第十二章社会体系的构建：帕累托和帕森斯

第十三章希特勒的阴影：米歇尔斯、曼海姆和米尔斯

第十四章欧文·戈夫曼和社会交往的剧场

第十五章 文化资本、革命、世界体系及全球化：布尔迪厄、斯考切波和沃勒斯坦的理论

精彩书摘

幻象之根源

在那张遮蔽我们的视野之网的核心是我们的这一认识，即我们的知识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事实”是各独立观察者能共同认可的东西，但是，为了能看到事实，我们必须先去寻找它们，而我们去寻找什么东西则取决于我们的观念和理论。我们能回答什么问题取决于我们提出了什么问题。但是，问题的形式并不是答案的唯一决定因素，否则我们的知识将永远不可能超越特定提问者的主观观点。任何完全主观的观点都会从根本上损害其自身的有效性，因为其他任何人没有理由去接受它。如果不存在任何客观的标准，那么声称不存在这种标准的人也永远无法证明他的这一论点是真实的。

因而，存在着一个客观性的领域，它以共享的观察与逻辑沟通的必需性为基础。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哪一种特定的理论，甚至哪一种特定的关于事实的信念是真实的。区分现实与幻象这一问题在社会学中一直是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因为幻象本身就是在日常的观念与意识形态所构成的社会世界中产生的。除非我们开始关注并质疑各种现象，否则我们不可能着手通过事实来检验我们的理论，甚至不能着手通过我们细致的观察来检验我们所假想的事实。关于意识形态和实践问题的争论持续了好几百年，一些人才逐渐意识到他们的日常观念也许并不准确，因此需要经过逻辑整理和经验检验。之后，逐渐形成了一个由那些有志于此的人们所组成的共同体，即便如此，人类幻象中的很多原始质素仍与社会学知识中较为坚实的部分混杂在一起。社会学的进步并不是因为社会学家坚信某一种理论是正确的，而是因为这个学术共同体从其自身的论争和研究努力中打造出了一柄客观性利刃，是它推动社会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一个事物除非有一个名称，否则我们不会注意到它。在物理世界中是如此——一个植物学家可以注意到几十种植物，而对于一个外行来说，他看到的只是一片田地——对于理解社会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没有一个人见到过“社会”，虽然我们都见过属于某个社会的人；没有人见到过一个组织，我们只见过组织中的成员、属于它的建筑物和设备，以及写在各种标记和纸张上的它的名称和标志。我们生活在一个象征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存在着各种象征实体，如“财产”——如果没有某种社会惯例的规定，土地不“属于”任何人，这种社会惯例是关于人们在对待土地问题时应该怎样做、在谈论它的时候要使用哪些措辞等有一整套规则；也存在各种象征性行为，如“婚礼”——这种标记仪式使美国的中产阶级得以区分出一对男女是“非法地”居住在一起还是生活在一个“令人尊敬的”家庭中，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式可以使人作出这种区分。如果人们没有思考过这些象征事物，它们绝不会自然显现。作为与国家分离的社会这一观念是直到18世纪商业和工业变革之后才兴起的，法国大革命唤醒人们认识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各行其道的社会机制形式。100年之后，像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这样的思想家开始认识到社会的象征性质，因此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概念，使我们能够分析这个世界的运行，而后者在很长时间内被我们视为当然之事。

社会学的多数发展是由于发现了以前不为人们所知的事实，它们之所以不为人知，或者是因为这些事实远离人们的日常经验，或者是因为它们先前一直被有意识地忽略了。社会学最早的成就是由欧洲人对东方、美洲、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的探险而激发出来的。在这些与欧洲迥异的文化中各种实践的观照下，欧洲熟悉的生活方式不再作为神的自然法则被接受，而需要重新解释。沿着这一方向所做的一些最初的思考是比较天真的，其中主要是进化论的教条，它简单地将欧洲文化视作其他文化的更高发展阶段。不管怎么说，这种理论归纳开创了解释社会的一种思想传统。正是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这位早期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家首先赋予了这一学科”社会学”这个名称，并因而有助于形成一个思想家的“隐形团体”，从那时起到一直到现在，他们一直致力于提出各种关于社会的问题。

可以肯定，即使没有库克船长的航海，许多事实照样会被发现。但是，穿行到城镇的另一端比一次环绕世界的航行要更困难，而要在自己的家里进行一次发现之旅则是最最困难的。各种传统偏见抵制我们去探究和认识那些涉及我们生活的事实，对于社会学的理解来说，这些偏见比缺乏事实本身具有更大的阻碍作用。这些遮蔽社会现实的偏见阻挡了我们认识到它们之为偏见的性质。幻象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人们相信它是事实。那些伟大的社会学家们都对知识社会学作出了贡献，这是他们工作的内在组成部分。他们通过分析各种社会生活条件如何决定了我们意识的内容而打破各种幻象。社会学的历史一直就是过不断揭示出我们先前没有意识到的偏见之源，从而逐步使我们自身的思想精密化的过程。

这一揭露事业是由卡尔·马克思开启的，他的第一个站在普通工人的立场上来观察生活的伟大思想家。当然，阶级并不是马克思发现的；古代和中世纪的法律和社会思想都曾公开地宣称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存在，这也确实是每个人在日常经验中所知道的东西。从意识形态上否定社会分层是现代美国的一项发明。马克思所发现的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是我们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很多我们认为是现实的东西只是我们的利益的一种反映，这种利益是社会性地决定了的。马克思也许过于狭窄地从经济方面来界定“利益”，但这一普遍原则无疑是有效的。马克思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以下现象的人：政府会撒谎，报纸、作家以及人们在交谈中所提出的那些所谓的事实和解释实际上都是根据他们的利益而被选择和歪曲了的。伏尔泰致力于揭露用超自然解释人类事件的荒谬性，这种努力概括了启蒙运动的大部分思想。而马克思超越了伏尔泰，他指出，教会所采取的保守的社会态度正是社会上那个有土地的富裕阶层的头头脑脑们所期望的态度，这些阶层的上层都是贵族，他们的领袖，如红衣主教马萨林和黎塞留，就经常在国王的政府中效力。

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其表述本身就存在一个困境：如果观念是物质利益的反映，那么底层阶级是如何接受了并不反映他们自身利益的观念的呢？这就需要马克斯·韦伯和爱弥尔·涂尔干来提供解决这个困境的钥匙：前者分析了观念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后者则认识到了仪式所导致的团结效应。尽管一直存在着我们的观念会被模塑为与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正统保持一致，但由马克思所开启的这个初始问题从来就没有退出过。

我们现在知道，在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部，人们是以惯例的形式持有某些观念的，而且群体观念趋向于重启去能够提高其地位和利益的形态。我们知道，人们总是和与自己观念相近的人联系密切，而个人则会修正自己的观点以使其契合于他所加入的群体的观念。而且，我们也知道，通过将各种观念竞争制度化，尤其是在那些其利益是建立在他们在科学和学术的集体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中的人们中进行这种制度化，那么，人们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

马克思对于社会观念中的意识形态偏见的认识并不是一个绝望的告白。这种偏见不会仅因为我们希望它消失就消失，而是需要我们在解释社会的多方面事实中，不懈地努力去充分审查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观念，从而使这种偏见逐步消退。这并不是说在现代社会科学中不存在这些偏见。它们是深嵌于其中的，尤其是在政治、越轨（deviance）和分层领域中。但是，我们多少有这个信心，即坚持探寻最有力的解释理论会引导我们远离意识形态的歪曲，不管其是来自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

马克思揭开意识形态的面纱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形成了描述现实和评价现实之间、“事实”（这里宽泛地包括经验数据以及总结与解释这些数据的理论）与“价值”之间的区分（马克斯·韦伯首先强调了这一点）。这似乎是很显然的道理：发现世界上事物的状态如何是一回事，确定我们认为它是好是坏、是公正还是不公正、是美还是丑则是另外一回事。这种区分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关于社会世界的大多数观念都是评价性的：我们感兴趣的是找出过失者来指责他们，找出英雄来赞美他们，而对于解释所发生的事情，甚至是确定事实不感兴趣。二战后不久，有一种很盛行的观点，即将矛头指向宣传的“大谎言”（big lie）技术，将其作为极权统治的标志，同时也指向各种刻板印象（stereotypes）和歪曲手段，将其作为极端主义政治思想的警示性标志。但如果以严肃的社会学方式进行更细致的辨析，就可以表明，这种区分是幼稚的：所有的政府都在试图操纵其自身的合法性，所有的政治都与口号和意识形态纠结在一起，而流行的世界观都是由一些刻板印象构成的。如果我们要揭露独裁者或残暴者，观其行要比听其言要稳靠得多。

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分因而具有双重的效用：它提醒我们注意，哪些说法说出了一些现实，而哪些说法只是假设了某些现实，目的是要激起我们对其或善或恶的情感评价；它引导我们进行一种艰难的训练，及对知识体进行析分和检验，其有效性并不只是建立在我们的道德观上。

在社会学史上，与价值偏见的斗争还远没有取得胜利。确实，当前围绕这一问题仍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现在，尤其是在年轻的社会学家（他们个人的同情心强烈地倾向于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美国少数民族和第三世界受压迫的农民一边） 当中有一种烈的趋向，即声称所有的社会学都是有价值偏向的（value-biased），因而唯一的选择就是道德的选择：你站在哪一边？为了支持这一立场，它指出，那些声称是价值中立的学院派社会科学家们所创立的理论实际上赞美了美国民主的优越，淡化了被压迫群体的困境，并合理化了对智利、中美洲和其他地方残酷专政的军事支持。但他们并没有很明晰地对这些教训加以总结。从智识上说，支持左派的宣传并不比支持右派或中间派的宣传更有价值，不管人们是否认为它在道德上更高尚。

即使在这一背景下，区分开事实和价值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在评价理论和事实时不努力坚持智性上的客观性理念，那么任何有效的知识都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实践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宣称所拥有的关于世界问题的那种知识。如果不能保持客观性，那么严肃的理论和智性引导的行动都是不可能的。一个成功的解释性理论是作为知识被普遍接受的，但在价值判断领域，每个人的基本价值观都与其他人的一样好，逻辑论证无法强迫人们改变他们的观念。这就意味着应用社会学远比纯社会学更具多样性。正是在应用社会学领域，激进社会学家的观点是正确的：它涉及你选择为谁的利益进行论争这一道德问题。因此，一些对老辈社会学家的攻击只是在针对其应用性工作方面才是合法的，另一方面，对他们的纯社会学研究则应该依照学术上的客观性、广泛性和一致性的标准来判断，如果在这方面存在错误，可以通过正常的研究进展来加以纠正。如果有些人出于冷战政治的利益，为了使他们的应用工作的结论被他人接受而误导性地宣称其工作是价值中立的，那么不应该责难区分事实和价值的学说本身，而应该责难这些人对这一学说的滥用。最后，事实/价值的区分始终是极其重要的，这不仅是对客观的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而言。不管我们的价值观如何，我们只有采取一种超然（detachment）的立场，才能更现实地认识社会，才能在影响社会方面更好把握我们的成功机会。

以下各章将始终贯穿着事实/价值的这一重要区分。我们始终在努力呈现社会学理论的各种连续性发展并评价其客观有效性。就其论证逻辑的形式化和检验其事实预测而言，这些发展的大部分都还远未完成；因而，我们对它们的评价就必须反映出在目前状况和充满希望的娴熟化前景之间的平衡。但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在客观社会学知识领域中所做的推进努力。我们也不时地在书中讨论这些理论对于目前一些特定的实际事务的应用问题。当然，这些应用的观点是从某一特定视角而提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要求他人同意我们的观点，除非他们恰好与我们持有同样一套特定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扩大个人的自由，并倾向于那些被系统权力所压迫的人们的观点。当然，关于理论的运用还有很多其他的观点，我们在讨论实际问题时很少顾及军官、政治家、商人、管理者，以及统治阶级和高地位群体的观点。在社会学知识的理论方面，我们希望本书的阐释在社会学事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所提供的可能限度内达到尽可能的客观。而在实际应用方面，我们承认我们只是努力去准确地看待世界，而这种努力是带着自己特定的价值观的。

卡尔·马克思的洞见所遭受的命运提醒我们，通向社会学理解的路径是多么险峻。一个人，即使是一个伟大的人推进了某种发展，但这并不能保证其他的社会思想家能继承它。马克思的思想对与他同时代的那些有名望的思想家没有什么影响。它基本上一直是被压在地下，直到20世纪那一代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德·滕尼斯、马克斯·韦伯、罗伯特·米歇尔斯、卡尔·曼海姆）才重新获取了其中一些重要的真知灼见。马克思的思想在地下革命运动中的遭遇也并不更好。马克思主义没有被当作一个理论，随着新事实和新认识的产生而不断发展和更新，而是变成了一种教条，能言善辩地拒绝任何变革。在他生命将要结束时，马克思被逼得向他自己的追随者们大声抗议：“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仅马克思是这样，韦伯和米歇尔斯的不妥协的政治现实主义同样也被证明是很难被大多数体面的思想所收编的，因此，它一直还半隐藏在学术的地下层中。

前言/序言

导 言

社会与幻象

我们都认为自己很了解社会。但事实上，社会世界对我们来说还是个谜，而由于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加深了其神秘性。社会是我们当下的日常现实，但我们并不会只因为我们生活于社会中而对它有更多的了解，就像我们不会因为自己必然作为有生命的身体存在就对生理学有更多的了解一样。社会学的历史漫长而艰辛，它致力于揭示那些隐藏在背后或人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物：那些我们不知道其存在的事物——处于遥远的空间与时间中的社会，它们的生活方式促使我们开始思考我们自己生活的本质；那些被我们曲解了的事物，它们有别于我们自身的社会阶级与文化的体验；那些处于我们社会结构边缘地带的各种现实——从警察的巡逻车内到政治家和神父们紧闭的门户背后；那些被我们不加反思地接受的身边事物——由各种看不见的规则与机制组成的系统，它控制我们的行为并操纵我们的思想，它似乎如自然景观一般永恒不变，但实际上它像孩子的动作一样变化不定。在所有事物中，最令人困惑的是我们自己的情感、行动、思想和自我意象（self-image）——那些我们与我们的朋友、恋人、熟人和陌生人不断达成的默许协议，以及我们在各种情绪、习惯和信仰中所采取的掌控方式。所有这些事情都是隐藏在我们通常的意识界限之下的。

我们都认为自己是理性的,能通过选择成为自己行为——即使不是自己的命运——的掌控者；实际上，我们对这二者的情由都知之甚少。如果说今天的社会世界还隐藏在我们的认识背后的话，那当我们向上追溯历史时，那时的社会世界之于我们更是一种幻象。在欧洲历史上，只要上溯几百年，就是一个国王和贵族的权威由神圣权力（divine right）合法化的时代。那时候，人们的一些反常行为被归因于巫术及被恶魔所控，而其他的国度则被认为不仅充斥着嗜血的共产主义者或可怕的野蛮人，还充斥着狼人和独眼巨人们。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声言：“历史是一场噩梦，我正在设法从噩梦中醒来！”社会学就是这种缓慢苏醒过程中的一部分。

就我们所了解的和已经熟知的社会世界而言，其中大部分都是幻象。不过，如果我们已完全陷入此幻象，就没有必要试图对社会进行研究和解释了，那么这本书也和其他著作一样毫无价值了。幻象的存在与事实和逻辑原则的存在并不是绝不兼容的。但事实和逻辑是不可避免地与概念和理论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在社会研究中所用到的概念和理论也是我们日常行为所依据的以及我们用来解释事物过程和原因的概念和理论。

社会学并不是一门不可能的科学，但的确是一门很艰难的科学。它的发展是一个逐步从日常信念之网中疏离出来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一个又一个的想当然的假设被怀疑和被取代而一步步推进的。就像当年人们说到哲学一样，社会学也像是在漂浮于海面的一条船上替换一块块木板来重造这条船。社会学的历史是一个各种世界观发展的过程，每一步的向前拓展都在于它提出一些以前没有被提出过的问题，消除以前的一些困惑，或者融汇进一些以前未被观察到的事实。每一种世界观，包括我们自己的世界观，都存在着一些幻象，科学的旗号并不比其他东西更能作为真理的确实保证。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在理解社会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包括一些最近的成果，因而我们现在可以确信，我们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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