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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2008年武汉出版社出版）为底本，精选张之洞所撰《輶轩语》、《书目问答》、《劝学篇》等论著和反映其思想主张的奏疏、咨札、电牍、书信计66篇，大体上反映了张之洞的重要思想及其变化轨迹，如采汉宋、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直言急谏的清流派思想，最具时代影响力的中体西用思想，新旧兼学，育才强国的教育思想等。此外，他在外交、军事、司法、理财、实业、币制、铁路诸方面的思想主张，本书也都有所体现。

作者简介

张之洞（1837-1909），早年由科举入仕，居京官几二十年。1882年后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湖广总督。晚年以体仁阁大学士入值军机处。他任湖广总督长达18年，因其创办近代企业和新式学堂以及编练新军而影响当时，享誉后世。此外，他还是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是当时主持规划和兴建铁路最多的人；他主持制订的“癸卯学制”开始了传统教育的近代化；主稿的“江楚变法三折”成为清末新政改革的蓝图。他在《輶轩语》、《书目问答》中为士子指明向学的门径，在《劝学篇》中，则首次对时人认知和融通中西文化的“中体西用”理念作出完整系统的理论概括。

编者简介
吴剑杰，湖北汉阳人。1930年生。1965年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后回母校武汉大学任教，1989年晋升教授。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编著有《中国近代八十年史》（合著）、《中国近代思想史及其演变》、《武昌首义——辛亥革命在湖北》、《孙中山及其思想》、《新编纲鉴》（主编）及《张之洞的升迁之路》、《张之洞年谱长编》、《张之洞全集》（副主编）等十余种图书，并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目录

导言

轩语（1875）
书目答问（1875）
整顿川省试场积弊折（1876）
四川东乡一案定拟未协折（1879）
熟权俄约利害折（1880）
详筹边计折（1880）
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1880）
整饬治理山西折（1882）
札山西司局设局讲习洋务附单（1883）
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1883）
筹议海防要策折（1885）
请催设香港领事折（1886）
沥陈在美华侨被害粤省办理情形并请敕催惩办折（1886）
详陈澳界利害立约尚宜缓定折（1887）
全琼肃清分别裁留营勇通筹善后事宜折（1887）
派员周历南洋各埠筹议保护华民折（1887）
请缓造津通铁路改建腹省干路折（1889）
遵旨筹办铁路谨陈管见折（1889）
电陈铁路之利首在利民（1889）
勘定炼铁厂基筹办厂工暨开采煤铁事宜折（1890）
就北洋铁路经费可否预支轨价事函商李鸿章（1892）
设立自强学堂片（1893）
倭约意在吞噬中国宁割边壤以联英俄敌日（1895）
吁请修备储才折（1895）
修造卢汉铁路宜统筹全局（1895）
查复煤铁枪炮各节并通盘筹划折（1895）
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1895）
限制上海租界严禁侵占折（1896）
苏沪铁路筹议官商合办折（1896）
致函李鸿藻言铁厂遵旨招商种种苦衷（1896）
铁厂招商承办议定章程折并清单（1896）
卢汉铁路商办难成另筹办法折（1896）
就湘绅请行小轮事函商湘抚陈宝箴（1897）
筹办卢汉铁路情形并议借比国洋款折（1897）
会同核议银行利弊拟请仍归商办折（1897）
札委姚锡光等前往日本游历详考各种学校章程（1898）
致电盛宣怀等谓练兵修路为救亡急著（1898）
劝学篇（1898）
妥议科举新章折（1898）
札湖北司道通饬属吏崇尚节俭（1898）
汉口请设专官折（1899）
会衔电奏拳会不可恃北事已决裂东南宜力保（1900）
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1900）
遵旨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1901）
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1901）
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1901）
俄约要盟贻害请将东三省开门通商折（1901）
致电刘坤一盛宣怀提出免厘加税十八条大纲（1901）
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1902）
筹办练兵事宜酌议营制饷章折（1902）
筹议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折并清单（1903）
厘订学堂章程折（1904）
请奖励职官游历游学片（1904）
函复商部论商部下手应办事宜（1904）
赫德按亩计赋以筹兵饷办法窒碍难行折（1904）
虚定金价改用金币不合情势折（1904）
札湖北学务处发学堂歌军歌附学党歌军歌（1905）
陈日俄议和中国因应善后之策（1905）
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1905）
收回粤汉铁路沥陈办理情形折（1906）
就改定地方官制电复军机处等（1907）
请将商办铁路定章三十年后由官收买一半片（1907）
致电军机处等力言司法独立不合中国情形（1907）
创立存古学堂折（1907）
遵旨核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1907）

张之洞年谱简编

精彩书摘

导言
张之洞，字孝达、香涛，号壸公、抱冰。直隶(今河北)南皮人。1837年9月(清道光十七年八月)生。 14岁入学，16岁中举。 1863年(清同治二年)27岁时，以进士第三名(探花)入翰林院，授编修。居京二十年，其间曾按试浙江，典学湖北、四川，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1882年初(清光绪七年底)补授山西巡抚。 1884—1889年(清光绪十年至十五年)任两广总督。 1889年底至1907年9月(光绪十五年十一月至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任湖广总督，其间于1894—1896年和1903年两次短期署理两江总督。 1907年9月离鄂进京，以体仁阁大学士入值军机处。 1909年9月(宣统元年八月)病殁，终年73岁，谥号文襄。
一
张之洞出身于普通仕宦家庭。曾祖和祖父都做过知县一类的地方官。其父锳早年中举，后以大挑试令贵州，由知县、知州升兴义府知府。 1837年，张之洞便出生于兴义府官舍，是张锳的第四个儿子。张锳对孩子教育非常重视，花巨资从外省购回经、史、子、集等多类书籍数十橱，供诸子浏览学习。张之洞幼年禀赋聪慧。5岁入家塾，13岁以前，已学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兼习史学、小学(文字学)、文学及经济之学，又自学了《孙子兵法》、《六韬》等多篇兵学名著，打下日后从政和治学的初步基础，并在12岁那年刊刻了名为《天香阁十二龄草》的诗文集。少年张之洞有夜读静思的习惯，“尝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必得其解乃已”。他回忆说：“后服官治文书往往达旦，乃幼时好夜坐读书故。”这种夜间工作的习惯，曾被人指为“兴居无节”，影响了会见僚属。
1850年，不满14岁的张之洞回原籍南皮应县试，得中第一名秀才，进入县学。两年后，又以顺天府乡试第一名中举，取得参加会试得中进士的资格。以当时张之洞的学养实力，他应当能够一气呵成，早日金榜题名，进士及第，但他直到27岁那年才得中进士。这十一年中，他前几年的时间耗在帮父亲办理军务，应付贵州苗民起义，以及结婚生子，为父亲治丧守制，自然无暇无心于应试。到23岁那年将应会试，因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循例回避。第二年应恩科会试，因为同样的原因，又没有考成。 1863年，他如愿以偿，得中第三名进士及第，进入翰林院，被授予七品衔编修，正式步入仕途，成为官僚阶层中的一员。
但张之洞的仕途并不平坦，而是布满坎坷。从1863年进入翰林院直到1882年初出任山西巡抚的将近二十年里，他的职衔由编修擢升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始终只是一名并无实权的闲散京官，但却是他人生中的重要阶段。头几年，他利用翰林院宽松的环境和优越的条件，查阅了库藏的大量历朝文牍案卷，借以熟悉有清一代的史实典故，也熟练地掌握了各类文书的写作技巧和程式，偶尔还代人草拟奏疏，练就从政言事的文字功夫。他的奏章主题鲜明，构思奇特，行文起伏跌宕，用词华美瑰丽，极具说服力和欣赏性，往往为士人传诵。1867年5月，张之洞得到按试浙江，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机会。他选才的标准是专看学问根柢和性情才识，不太拘于文字格式。这一年乡试，浙江共录取正副榜共62名举人，其中50余人成为日后学术、政坛的著名人物，如袁昶、许景澄、陶模、孙诒让、谭廷献、沈登善、钱雨奎、王棻等。人才之盛，为前后各科所不及。同年冬月，张之洞被朝廷简放为湖北学政，任期三年。三年中，除了两次按临各府生童岁试和主持1869年的全省乡试，还对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了某些改革。如新科生员复试，例考经文一篇，有固定的格式限制，历来从五经中摘取一句或一段话，限考生用经书中的语言作答。张之洞认为通经在于致用，这种经文考试为格式所拘，未能朴实说理，束缚了考生思想，便将经文改作经解，允许考生用自己的语言诠释解读自己熟悉的经典，阐发大意，于是人才蔚起。又创办经心书院，弱化八股制艺等应试科目的学习，强化经解、史论、诗赋杂著的教育，着重培养人才的学术素质。三年期满，使他赢得了宏奖士类、惜才重教的好名声，被曾国藩誉为自道咸以来“颇惬众望”的好学政。
1870年11月，声名渐起的张之洞任满交卸回京，又过起清秘无事的悠闲生活，直至三年后再次出任四川学政。这期间，他广交京中名流显宦如李鸿藻、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陈宝琛、李慈铭、王闿运等。他们过从甚密，或相约登高野炊，探幽觅古，访贤问佛；或泛舟赏荷花，憩饮渔家园；或雅集赋诗，唱和联句；或品茗对弈，或相与考识金石文字。正当盛年的张之洞意气风发，往往成为上述活动的主角，并留下大量的诗词歌赋和学术文字。这时他更像一位诗人和学者，较少表现出对时政的关心。
1873年11月，张之洞再次出京，就任四川学政。四川偏处西隅，人文未盛，读书人平日所学不外帖括章句之类，以应试为鹄的，孜孜以求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仕途，学术空疏。他于省城成都倡设尊经书院，选拔杨锐等高才百余人肆业其中，聘名儒王闿运等分科讲授经史等古学，又捐廉购置经、史、子、集数千卷，建尊经阁庋藏，供学子阅览研习。公务之余，还亲临书院为诸生讲经论史。为使青年学子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不致迷惘眩惑，畏难思遁，又亲撰《车酋轩语》和《书目答问》两篇，为士子指示治学门经。张之洞认为，学问的门类很多，任何人都不可能无所不通。应各就自己情之所近，志之所存，有选择地研习一二门。治经学则贵通大义，治史学则须读正史、通考和表志，引为鉴戒，不要妄议古人贤否与古事得失，治诸子学则须知体要。又主张博读以广基础，专攻以得要领。读书的目的在于明理，由明理归于致用；认为治学忌分立门派，相互丑诋攻讦，主张调和汉宋之学，兼取所长。
四川幅员广大，辖十五府和十五直隶厅(州)，多为山区，少数偏远府州为崇山急流所隔，历任学政鲜有亲历。张之洞不畏险阻，走遍三十个府、厅(州)，巡视按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描述路途的艰险说：所经之地，大率荒山绝壁，盘路一线，险不可言。加之高原气候严寒，往往大雪迷路，不敢投足。水路则处处皆滩，惊心动魄，没有一段路程可以让人从容怡旷。他对四川科场积弊之甚于他省早有耳闻，经过遍历各府、厅(州)的实地考察，更具体掌握了科场作弊的种种伎俩内幕。他认为考风直接影响到士风。士为四民之首。士风不正，居乡则为害乡里，为官则鱼肉百姓，必然导致民风浮嚣，引起社会动荡。因此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引导士人入前途正道，必须从整治科场积弊下手。 1876年4月，张之洞奏报朝廷整饬川省科场积弊的八条措施，即惩鬻贩、禁讹诈、禁拉搕、拿包揽、责廪保、禁滋事、杜规避、防乡试顶替，请求朝廷允许将以上八条著为定章，永远遵行。经过张之洞这番整顿，昔日“弊窦日巧，盘结日深”的四川科场积弊，得以“渐觉廓清”，“士风始为一变”。
张之洞三度出任考官学官的特殊经历，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制度的利病有了较他人更为全面、深切的了解，为其日后推行相关制度的改革多了一层思考。
二
1877年3月，张之洞任满回京，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官阶六品。虽然继续做一名无实权实责的闲散京官，却因更多地介入朝政而引起最高当局的注目。
原来从同治初年起，清朝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双重打击，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倡导以自强求富为标榜的洋务运动，这些人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主张学习和引进某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创办近代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采用先进的武器装备，改造旧式军队，以维护和增强国力。在对外方面，主张“曲全邻好”，严格遵守已经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求保持相对稳定的中外和好局面。洋务派使早年林则徐等人提出的“师夷之长技”即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变为现实，这是历史的进步，并且势必对传统思想和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但他们抛弃了师夷长技的目的在于“制夷”的重要思想，实行为保和局而对外一味妥协退让的政策，自然备受责难。在不满和非议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人们中，有一部分人被称为清流派。他们大都有声望地位而无实权实责，自恃清高博雅，廉介耿直，以指弹时政为己任，思想上倾向于传统、保守，尤其忧虑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视洋务派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对洋务派的对外妥协退让更是抨击不遗余力，形成一股颇能影响朝局的舆论力量。当时的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既要借重洋务派搞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又担心洋务派权势过重，尾大不掉，便利用清流派来牵制炙手可热的李鸿章等洋务大吏，以求得政治上的平衡。而此时的张之洞，因其敢言直谏，渐成清流派中的要角，越来越受到太后的青睐。
张之洞的敢言直谏，有三件事值得一书。一是平反四川东乡冤案。咸同以来，四川农民负担往往高于法定负担的五六倍甚至上十倍，而东乡县(今宣汉县)知县孙定扬又追加五百文，借以肥己。 1875年，东乡百姓相约进城闹粮，要求知县减征税负。孙定扬诬称百姓聚众谋反，报请总督文格派提督李有恒率兵镇压，半年之内，屠戮四百余人。百姓不服，于次年推举代表袁廷蛟进京控告，反被刑部押解回籍，后被处斩，铸成冤案。此案发生时，张之洞正值四川学政任内，有所见闻，回京后不忍坐视，遂为民请命昭雪。 1879年5月，他连上三疏，请求朝廷以“诬民为叛”罪，将贪官孙定扬治以死罪，平反冤抑，否则，无以慰东乡千百之冤魂，无以对四川全省之士民。太后见三疏言之凿凿，情切意笃，立即谕令刑部重新审理。刑部改定原判，承认东乡百姓进城“闹粮”并非叛逆，孙定扬、李有恒诬民妄杀，判处死刑，包括前四川总督文格在内与此案相关的文武官员数十人分别给以革职议处等重惩。沉冤四年之久的东乡一案被张之洞翻过来，声动朝野。二是裁抑阉宦。 1880年中秋节前夕，年幼的光绪帝派太监李三顺送八盒点心给自己的生母(太后的胞妹)。行至宫门，被门卫军士玉林、祥福盘诘。李三顺自恃小皇上差使，强行出宫门，双方发生争执，推搡中碰翻食盒。太后闻之盛怒，着刑部严讯，将两名军士革去旗籍，发往黑龙江充苦役，护军首领也严加议处。廷臣闻之，怒不敢言。独张之洞仗义执言，犯颜急谏，奏陈阉宦宜加裁抑，说阉宦恣横，为祸最烈，并列举成例，说明太监未必皆诚实可信，设太监动托上命，私自出入，妄作威福，宫门护军又不能盘诘，“充其流弊所至，岂不可为寒心”，建议完善内监出入宫门的勘验制度，以便门卫有所遵循。奏折就严门禁立论，不明言门卫军士和太监孰是孰非，但太后心知肚明，立即下令将李三顺杖三十，同时轻减对两名军士的处罚。张之洞此奏让金口玉言的慈禧太后多少改变自己的决定，意义非同一般，被同僚誉为“诤言回天”，而与太后有隙的恭亲王奕则逢人便称赞张之洞此奏为“真奏疏”。最能感动太后的是第三件事，即参劾崇厚，修改伊犁条约。 1871年，新疆发生动乱，沙俄乘势出兵，侵占我国伊犁地区。左宗棠率兵平定动乱后，朝廷派崇厚出使俄国，谈判收回伊犁地区。 1879年，崇厚在沙俄的胁迫下，擅自与俄国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仅收回伊犁一座孤城，却又割让伊犁以西大片领土，俄国还取得中国赔款、陆路通商和免税等利权。消息传出，朝野哗然。主持清朝外交的李鸿章却出来为崇厚辩护，说他既奉有便宜行事的全权，不能说他无权定约，如果事后反悔，其曲在我，后患更大。清流党人一向反对李鸿章的妥协外交，此事岂能放过。张之洞率先发难，首呈《熟权俄约利害折》，缕析条约中丧权辱国之害，陈述“十不可许”的理由，认为“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即使冒战争的危险也在所不惜，要求将崇厚治罪，以显示朝廷废约的决心。此折上呈，太后肃然动容，决定单独召见张之洞，面询对策，又特许其随时可到总理衙门献议，以备咨询，并将崇厚交刑部议处，判处斩监候，另派曾纪泽赴俄重议条约。 1880年3月，中俄签署《中俄改定条约》，争回原约中被割让的部分领土，挽回某些利权。在一年多的中俄伊犁交涉期间，张之洞先后上疏二十余次，指陈利害得失，权衡轻重缓急，建言献策，虽不免有书生之见，但他坚持认为在强邻虎视的危急情势下，中国必须急修武备，以备为战，以备为讲，“我多一分兵威，则敌人少一分要挟”。其忧时爱国之情，耿耿可鉴，并且贯穿其一生。
张之洞居京最后四年的清流生涯，收获颇丰。他的直言急谏博得朝野的广泛赞誉。他对国家和朝廷的忠诚受到太后的赏拔，由六品教习庶吉士很快擢升至二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跻身官僚集团的高层。四年中，他还结识了一批声气相投的朋僚，也熟悉了官僚高层的内幕和官场游戏规则。当然，作为清流健将、被时人称为“青牛(清流)角”的张之洞也牴伤了某些人。他那锋芒毕露“遇事敢为大言”的性情，也曾被人讥为“空谈高论”而不着实际的书生意气，以至二十年后李鸿章还揶揄他此习一点未改。
1882年初(光绪七年底)，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从此结束近二十年的京官生涯，开始长达二十余年的封疆大吏生涯。事实表明，他不光会说，也会做，是晚清屈指可数的实干政治家。
三
张之洞到任以前，山西曾连续两年遭遇大旱，赤地千里，民生凋敝，元气大伤，“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气象，有如鬼国”。加上吏治浑浊，民习颓惰，士气衰微，完全是一个烂摊子。面对此情此景，他没有沮丧退缩，反而激发起激浊扬清、革弊兴利的决心，表示只要朝廷信任，求无不允，晋事大有可为。虽不能使晋省变为强省，但可使之成为治省，断不至如从前颓墙倒壁，乌烟瘴气。他认为民之元气在官，只要各级官吏奉公守法，自然民气振作昂扬，百姓安居乐业。故治晋之道，首在整肃吏治，正官风以培民气。上任不久，便参革了九名贪纵扰民、昏惰无能的州县官和违例经商、欺行霸市的绿营游击，引起官场震动。他从前任巡抚卫荣光那里了解到，山西吏治败坏，积重难返，全由布政使葆亨、道员王定安等坏法乱纪而起。此两人曾代理巡抚和布政使，在晋为官最久，权势大，而且朝中有人，晋省地方官大都趋附其门，因缘为奸，盘根错节。张之洞敢于碰硬，据实以玩视民瘼、虚糜库款、贻累属吏及公款私存以谋利等项罪名，奏准朝廷将两人革职拿办，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此举影响所及，使全省官风士气为之一变。
在整肃官风吏治的同时，张之洞着手复苏山西经济，务本养民。一是奖励垦荒。山西经连年大旱，人口逃亡，土地大量抛荒。前任巡抚曾明令各地招人垦荒，但急于升科开征，应者寥寥，成效甚微。张之洞奏准朝廷，今后无论有主无主荒地，自认垦之日起三年内概不征粮派差，对无力开垦者，官府酌发牛具种子。政策的优惠，带来了“闻风争夺，惟恐不及”的认垦潮，农业生产得以恢复。二是裁减差徭。张之洞了解到，山西各属虐民之政，不仅在赋敛，尤在差徭。晋省差徭并非无偿役使民力，而是摊派差钱，官吏朋分。又于交通要口设置车柜、骡柜，稽查收费，对过往客户动索数百数千，商旅脚户视为畏途。他饬令各州县必大力裁减差摊，撤除车柜骡柜，不准强索民间一钱，不准骚扰过客一车。经过整治，很快出现众情欢欣，四乡车骡联镳接轸，南北商旅渐有坦途之乐的繁荣局面。三是禁种罂粟。山西全省几乎所有州县都种植罂粟，熬制鸦片，旷地伤农，危及民食。全省官吏士民、兵弁胥役乃至妇人女子，类皆沾染吸食鸦片的恶习。官不修其职，民不勤其业，遗害无穷。张之洞决心力除此弊，严厉禁种禁食鸦片。他认为以往禁而不止，一是官方态度不坚决，朝令夕改；二是地方官视为利源，奉行不力。他奏陈鸦片不可不禁的四大理由，表示严禁的决心，同时告诫各级官员：本官“惟以能禁与否定地方官之功过，禁绝者优奖，不禁者严参”。在禁烟措施上，先禁膏腴肥沃之地和腹心之地，渐及贫瘠硗薄之地和边厅之地，将禁烟责任落实到基层的乡保社首，不假手胥吏，要求禁之于罂粟播种之前，毋毁之于罂粟扬花之后，免生阻力，激成事端，并要求地方官密访亲巡，竭诚劝导，将查勘情形随时禀报。他相信，如此循序渐进，数年后虽难言务绝根株，但少一畦罂粟，即多一口余粮。对染有嗜好的官弁士子，则多方劝诫，并设戒烟局延医送药，促其戒断，否则宦弁撤差严惩，士子不准赴试。如此恩威并用，雷厉风行，禁烟第一年，全省大部分地区已少种植，过去种植最盛的代州和交城，甚至“一律禁绝”。吸食者也纷纷赴省城戒烟局就医领药，络绎不绝。禁烟取得初步成效，使他深信山西“三年以后，可期此毒永除”。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内禁烟的成功是一个奇迹，没有先例。既然烟毒之害甲于各省的山西能够做到，其他省份更应该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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