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之迹：佛教与中国传统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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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从大处着眼，细处分析，既全方位地观察佛教与中国传统在思想、信仰、语言、文学、社会、政治等方方面面的互动互融，又选择具体的个案范例展开细致入微的分析探讨，寻找和发现佛教与中国传统融合的微妙痕迹。大多数论文的选题和结论皆新颖独到，发人所未发；少数“旧”的题目也都能挖掘出新意和深度。在研究方法和资料运用方面，本书注重学术规范，全面参考引用中文、梵文、日文、英文等资料，详尽地注明出处；并且不拘一格地运用跨学科和比较的方法，涉及佛学、比较宗教学、哲学、阐释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文化学、女性及性别研究、考据学等多个领域。

内容简介

佛教究竟是什么？鉴于佛教自身的不断演变，这似乎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就能回答的问题。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来，它不断与儒家、道教等本土信仰碰撞、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 乘传统。佛教在民间的流传，也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民俗宗教。佛教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中国佛教呢？本书从中国道家、儒学与佛教的比较研究、中国文学与佛教的互动、中国社会政治与佛教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以关键概念、代表人物、典型案例等为切入点，全面运用中文、梵文、日文、英文等资料，灵活使用佛学、比较宗教学、哲学、阐释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考据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期望捕捉到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轨迹，勾勒出中国佛教在新时代的全新面貌。

作者简介

贾晋华，厦门大学文学硕士，科罗拉多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及宗教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神学院客座研究员、美国全国人文中心院士（Fellow）及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士（Member）。已出版Gendering Chinese Religion: Subject, Identity, and Bod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4)、《古典禅研究：中唐至五代禅宗发展初探》（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修订版）、The Hongzhou School of Chan Buddhism in Eighth- through Tenth-Century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15年第2版) 等十多部著作，《初唐诗》等三部译著，及一百多篇中英文论文。

目录

前言………学愚贾晋华1

第一部分.佛教与中国思想信仰…………………1

无与空、无为与涅槃：道家与佛教哲学的比较研究………姚治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3

重塑理想人格：小品般若经远离说与郭象朝隐论比较研究…………贾晋华澳门大学人文学院19

“不相应行法”与“执的存有论”：论牟宗三哲学以儒摄佛和援西入中……………王兴国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43

作为“知识”的近代中国佛学之书写：以民国时期佛学概论和通史为例…………………龚隽中山大学哲学系77

第二部分.佛教与中国语言文学………………109

汉传佛教注疏与中古汉语文法学………邓伟仁台湾法鼓文理学院111

柳宗元与佛教……………………孙昌武南开大学中文系133

柳宗元之佛教宗派意识及其背景…………陈引驰复旦大学中文系151

历代僧传中“感通梦”的意义与作用……………………梁丽玲台湾铭传大学应用中文系167

贞信坚节：彭际清《善女人传》的女性典范……………………李玉珍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185

第三部分.佛教与中国社会政治………………211

家族纽带与唐代女尼：两个案例的研究………………陈金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213

僧人、地方社会及宫廷：“晚明佛教复兴”视野下的妙峰福登（1540—1612）………张德伟中山大学哲学系243

暴力之辩：以中国佛教为例……………学愚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278

当代佛教发展的两面体：从社会学和人本主义分析………郑庆云澳门大学人文学院295

前言/序言

　　学愚贾晋华

　　随着近代宗教学的发展，宗教研究的内容不断细化，原先单一的神学进路，逐渐扩大至宗教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现象学、诠释学等多元理论和方法。宗教学与其他人文、社科乃至自然科学研究的联系越来越广泛，宗教不再是独立和超越的信仰体系或一成不变的信仰现象，而是社会及人生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宗教学把宗教放在不同的时空处境中，从多层次、多角度观察和分析其产生、发展及与社会政治的互动互融。因此，人们对宗教的理解更深入细致，认识更开放全面。但是，也许正因如此，当代宗教学的发展似乎让人再也无法弄清楚“宗教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了。宗教学的每一种进路都有各自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所关心的重点或范畴亦大不相同。人们再也无法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待和理解宗教了。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同一宗教，或用同一种方法来探讨不同的宗教，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来，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的发展，使人们对宗教的认识更加模糊起来。在这样的情势下，学者们再也不敢轻易地宣称“佛教是什么”了。佛教贯穿于历史文化、人生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其他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保持种种有机而密切的联系。单从一个方面或一个层面来观察佛教，其结果将如盲人摸象，挂一漏万。

　　近代以来，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人们开始大胆地怀疑传统，更新价值观念。民国时期，在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影响下，社会人士和文化精英重新检视佛教传统，学界和教界知识分子曾就“佛教是什么”展开过热烈的探讨，出现了佛教即宗教、非宗教之辩论。若从西方宗教（religion）的角度来看，佛教非宗教，但从中国宗教传统的角度来看，佛教是宗教。太虚大师认为，“宗”即根本，“教”即教化；就佛教而言，“宗”即是释迦牟尼菩提树下的觉悟经验及其所觉悟的佛法；“教”即是由此而生起的觉悟理论和方法的教化，概括为三藏十二部。其实，在重新理解佛教时，我们有必要弄清楚“佛法”与“佛教”的内涵和外延，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二者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严格来讲，并不完全一样。佛法或法（Dharma）是觉者觉悟之真理，其核心为缘起性空之理，为佛陀所发现，但非其所发明。无论佛陀应世与否，此理常住，故不属佛陀专有，任何人都可以像佛陀一样觉悟佛法。佛教的梵语对应词为.āsana，其含义包括佛陀的教导（Buddha.āsana，ortheteachingoftheBuddha），佛教的思想宗旨，及佛教的实践活动。一般认为，此词比“religion”更准确地指示佛教的特质，因为它代表一种可以不断调整发展的哲学思想和实践，与“religion”原义涵指全知全能之神的一成不变的感召和必备的虔诚信仰不同。不过，从“religion”在现代扩展了的意义看，佛教具备宗教要素，如教理教义、经典传承、僧团制度、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等。就此而言，佛教不仅是释迦牟尼佛所创立，而且是包括释迦牟尼以后的历代佛教徒，乃至非佛教徒所共同创造的宗教。

　　佛法主要为理，佛教主要为事；或更具体而言，佛法主要是缘起之理即哲学思想，佛教主要是缘起之事即历史文化。研究佛法缘起之理或哲学思想之演变，探讨佛教缘起之事或历史文化之发展，即是佛学，也就是当代宗教学语境中的佛教学或佛学研究。佛教哲学博大精深，思想内涵周密；佛教历史源远流长，文化深厚发达。在不同时代和地区，为了适应当地的宗教文化、社会政治、人文地理等，佛教自觉地自我改造演变，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到当代流行于东南亚的参与佛教、大中华地区的人间佛教及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各具特色的佛教，既形成了多姿多彩的众多传统，又对亚洲乃至世界各地的思想文化传统产生程度各异的影响。

　　在中国，佛教与本土的思想信仰诸如儒家和道教等相互碰撞融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传统，而儒学和道教等也因为与佛教的互动而改变了其传统面貌。佛教在民间的流传，与各种地方信仰文化相融，造就了糅合混杂、多种多样的中国民俗宗教。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佛教与中国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政治等相互影响融通，同样改写了彼此的历史文化。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来，既改变了中国传统，也被中国传统所改变，成为中国文化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

　　现代佛教学者早就认识到，关于中国佛教的研究，如果不探讨其与中国传统在方方面面的互动和融合，就无法真正深入其奥妙之域，故中外学界在此方面的研究已经收获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尽管如此，这一领域在研究的广度、深度和范式上仍有待拓展。总的说来，现有成果中通论性的、宏观性的概述较多，重大的、众所熟知的课题研究也较多，而细致微妙的、独到新创的成果较少，全面运用中文、梵文、日文、英文等资料的范式也还未普遍通行。本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即希望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发展。

　　2014年6月15日至18日，澳门大学文学院、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佛教研究中心及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联合在澳门大学举办了“第六届两岸四地暨国际佛教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中心主题为佛教与中国传统的互动融合。会后经相关专家审议，从会议论文中选出与这一主题较为紧密相关的论文，分为思想信仰、语言文学及社会政治三大部分，以期较为全面、细致、深刻地分析论述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关系。

　　第一部分探讨佛教与中国思想信仰的关系，共收四篇论文。姚治华的论文选择先秦道家思想中的“无”和“无为”与佛教哲学中的“空”和“涅槃”这两对核心概念，结合西方哲学家所区分的三类非存有，即缺失的无（nihilprivativum）、消极的无（nihilnegativum）和根源的无（nihiloriginarium），展开精致复杂的哲学比较。姚治华认为，道家哲学的无应属于根源无，而且由于其混同宇宙生成论和存有论的视角，使得这无比西方同类概念更为“根源”。比较而言，佛教中观派的空基本上是缺失的无，但由于其在终极意义上否定一切的倾向而易走向消极的无。佛教瑜伽行派的空也基本上是缺失或丧失意义上的无，但由于其肯定绝对实相而走向根源无。后一种意义上的空在汉传佛教中更有影响，并且也更易与道家的根源无相混同。道家无为的观念不只为我们提供精神修养理想，也提供社会政治价值。相反，对佛教的精神修养理想涅槃而言，其首要的关切是形上学的超越维度。这一佛教的概念框架比传统中国哲学的相关概念更多地促成了东亚多个宗教学派中精神修养的实践和理想间的潜在张力。

　　贾晋华的研究通过对小品般若经中的“远离说”与郭象（252？—312）的“朝隐论”的细致对比分析，揭示了佛教初传汉地时对于中国思想的一些微妙影响。汉译小品般若经相当于《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A..asāhasrikāpraj.āpāramitāsūtra）梵本，传世六种译本中，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和吴支谦译《大明度无极经》皆在郭象之前出现。小品般若经批判传统的远离人世至山林空寂之处修行的方法，提倡以清净超脱的般若心和慈悲济世的菩萨行返回人间，并称之为真正的远离或解脱。这种新远离说配合小品经的中心主题，旨在宣扬悲智双运、既济众又超脱的菩萨行，为刚兴起的大乘佛教塑造新的理想人格。郭象在其朝隐论中所描述的身在朝廷心在山林的圣人形象，开始为中国士人的心理结构注入自我解脱的因素，形成既积极参与社会政治事务又从世俗的名利权位解脱出来的新理想人格。这一新理想人格与小品般若的菩萨形象相近。文本分析和历史证据也显示，郭象可能读过小品般若经的两个早期译本及其他佛典，从而受到一定影响。

　　王兴国的论文既大刀阔斧又精微深入地探讨牟宗三哲学“以儒摄佛”和“援西入中”的尝试，以其会通康德知识论的范畴与佛学的“不相应行法”而构建中国哲学的“执的存有论”为例展开分析。牟宗三认为经过他批判损益后重新考订的“不相应行法”（“十七法”）足以成为识心的认知活动的形式条件，因而可以成为知识以及知识对象的可能之条件。通过与西方哲学的知识论，尤其是康德知识学的范畴论的系统而精深的比较研究，牟宗三揭明了佛学“不相应行法”的知识论意义，使它从佛教的泛心理学主义的笼罩中解放出来，在哲学知识论上获得了新鲜的积极的意义。在这一前提下，东方或中国的哲学完全可能建立自己的知识论系统，走出一条既有取于西方知识论而又有别于西方知识论的道路。

　　龚隽以民国时期的佛教概论和通史为切入口，详细介绍和深入分析这一时期佛教知识观念的形成，并主要从五个方面开展论述。其一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与佛学新知之间的关联，分别以支那内学院和武昌佛学院为代表，阐明民国佛学新的知识化组织是整个思想启蒙中的一部分。其二讨论民国时期佛教概论著述的形成和特点，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几部“概论”作品展开分析。其三考察民国佛教通史观念，说明通史的书写如何与印度佛教史及印度学之间发生内在关系。其四阐明民国佛教概论和通史书写中有关“宗”的系谱观念及其意义，指出以宗门为谱系来组织佛教史的书写，其实对近代中国乃至东亚佛教史的塑造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曲解。最后解释和分析近代域外佛学研究，特别是日本佛学研究对民国佛教概论和通史写作的影响，并指出其利弊。

　　第二部分分析佛教与中国语言文学的关系，共收五篇论文。邓伟仁的论文独辟蹊径，尝试挖掘传统中国佛教文献对于中国古代文法学的可能贡献。他运用梵文知识，从此前学者所忽略的中国古代僧人的注疏和著作入手，细致考察他们的梵语文法知识，集中分析了几个重要的语法概念，包括“名词的格位”与“造者”（kāraka），音素、语素与“字”、“语”、“句法”，以及最重要的“复合词”等。邓伟仁认为，虽然古代僧人对梵语“文法”的理解有许多局限，但也有许多精辟的解释、评论及创新的运用，超越了汉语语法的框架。这一研究批驳了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人，包括僧人对文法没兴趣、无概念的说法，阐述了中国僧人的文法观，指出他们对于梵语文法的理解以及在解经上的应用，应该成为古汉语语法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缺乏这一特殊的环节，汉语的语法史便不算完整。

　　孙昌武的论文是其数十年来研究柳宗元（773—819）与佛教关系的精湛结晶和发挥。文中指出，柳宗元是中国古代真正对佛教教理有深入理解的少数文人之一，他热衷于研习天台教理并确有心得，又能够相当全面地把自己研习佛法所得加以借鉴和发挥，从而在思想和文学领域创造重大业绩。柳宗元视佛教为诸子百家的一家，而且优于“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认为释氏与孔子可以“通而同之”，从而做到“统合儒释”。他汲取、借鉴天台教理并加以发挥，批判先验的“天命观”和对于鬼神、灾异、祥瑞、卜觋等的信仰，发展了“天人相分”的自然哲学思想。他肯定“生人之意”对于历史发展具有决定作用，提出客观演进的社会发展观念，主张儒释两家心性观念具有一致性，赞赏佛家超脱的人生态度。柳宗元的文风俊杰廉悍，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论证详悉，显然对佛典论书和义学注疏的写作方法有所借鉴。他的抒情诗和山水游记创造心物交融的情境，可能受到天台禅观的影响。他的寓言文则直接借用了佛典譬喻故事的写法。柳宗元批判地汲取佛教材料，作为补充、丰富、发展思想、学术和文学创作的有益资源，提供了一个佛教积极地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实例。

　　陈引驰的研究也以柳宗元为对象，对其佛教宗派意识及相关背景展开深度的考察。中唐时代，中国本土兴起的佛教宗派大抵皆已建立，但文人们基本上不太在意其间的种种异同。陈引驰认为，柳宗元对于佛教派系的态度，既有合于当时文人的一般的一面，也有异于他人而显得特别的一面。柳宗元关涉显著之佛教宗派，大抵有天台、净土和禅。他服膺天台教义，显示出宗派认同，故在宋代被列为天台法嗣。他称赏关切净土实践，则是在天台的背景下表现出来的。然而对当时禅宗的状况，尤其以洪州禅为代表的新禅风，柳宗元却明确地予以否定，批评了“南北相訾”、“妄取空语”、“脱略方便”、“能言体而不及用”、“小律去经”等倾向。陈引驰还细致入微地分析了柳宗元的佛教宗派意识的背景，指出家世、交游、环境等的影响，以及与居住永州时的佛学氛围和接触的僧侣的关联。柳宗元涉及佛教文字之撰作时间，以永州时期最为频密，而此时所过往的僧人，主要为精研经典的天台僧人、持律谨严的律师及刻苦的净土修行者，从而影响了他的宗派观念。

　　梁丽玲以中国历代僧传中的“感通梦”为对象，独到地探讨高僧感梦的缘由、意义和作用。文中指出，僧传作者除了以历史材料和时代背景为依据，撰述高僧最具代表的生平事迹之外，也往往运用信仰者因虔诚而感通的神异、梦征等经验或传说，来暗示传主特殊的出身经历或特质，透露其走向修行之路的特别因缘，进而使僧人生命历程产生一种圣化效果。特别是传主在修行过程中，遇到瓶颈、困难、迷惘、疑惑时，通过虔诚的祈请，感得佛、菩萨、神人、僧侣或其他超自然力量于梦中透露讯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向与途径。这些感而遂通的梦征，除了具有指点迷津的功能之外，通常也成为传主一生转折的机缘，或开启修行悟道的关键契机，或增强弘法利生的信心愿力，或作为虔诚修行的宣验例证。通过考察僧传作者如何运用“梦境”与“现实”的交涉，形塑高僧的典范特质，梁丽玲揭示了高僧传记中的感通梦征所具有的宗教意涵和作用，并指出历代高僧传记属于宗教传记文学，僧传作者的创作动机、人物选择、记录视野和叙事风格皆迥异于一般史传，展露出佛教所特有的文化习俗。

　　清代居士彭际清（1740—1796）编撰的《善女人传》，是中国第一部以女居士为主的佛教集传，为建构中国佛教女性史的罕见资料。李玉珍熟练地综合运用宗教研究、传记分类和性别（gender）分析的方法，从彭际清的贞女传、禅宗灯录体以及净土传记的文类切入，细致入微地分析佛教僧传与通史系统及后代宗派文献的差异，并且在明清士绅家族眷属的脉络中，重建彭际清理想中的女性生命史，厘清《善女人传》作为佛教女教书的社会定位。文中探讨女性的宗教生活史如何与宗派观、明清家族史相结合的过程，指出《善女人传》奠定中国家族接纳女性修行的立论，是跨宗派的，以征引和重叠式史观融合各种佛教史传的文类差异，以及将女教和解脱等同，赋予女性贞节和宗教节操。李玉珍概括《善女人传》的修行范式为：（一）灵验经验与女性修行；（二）修净业往西方；（三）禅的语言道尽；（四）贞妇与孝道。她还认为《善女人传》标示了家族场域中的女性修行，其目标在于培养女性果敢坚忍的品性，以维系家族命脉的力量。

　　第三部分研究佛教与中国社会政治的关系，共收四篇论文。针对学界甚少关注的家庭背景在形成僧尼生涯中的作用及僧尼生涯对其世俗家庭兴衰的影响，陈金华独具只眼地以唐代两位比丘尼法澄（640—729）和契微（720—781）为个案，翔实地考述和比较两位比丘尼精彩纷呈的宗教生活轨迹，展示其在社会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法澄是一个出家为尼的王妃，一生起伏都导源于其作为王妃的身份。不管出于自愿还是被迫，她离开王府，出家为尼，过上山林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夫家在政治风波中的倾覆。契微出身于以道教为主导的贵族之家，却在年轻时投身佛门为尼，其后不断影响着她的家族，以至于许多族人改宗佛教，包括其墓志作者、后来登上相位的权德舆（759—818）。陈金华的研究表明，佛教僧尼的家族背景对其整个宗教生涯影响至巨。家族背景主要在两个面向施加影响：其一是通过家族，僧尼保持和发展与世俗权势的联系；其二是家族背景在僧团中的重要性，不仅存在于僧团与国家政权之间，也存在于僧团内部。除了家族研究，此论文同时也是运用性别分析方法研究佛教的范例。

　　张德伟的论文对妙峰福登（1540—1612）的生平事迹和贡献作了详细考述和深入分析，由此勾画出当时佛教与地方社会及宫廷之间的另类关系，呈现佛教服务社会的实践活动。妙峰福登是晚明时期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高僧之一，也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师之一。张德伟指出，福登主要活跃于中国北方，当时山西和陕西由于1556年嘉靖大地震的破坏，有大量修桥筑路的需求。福登以其建筑天才，满足了该地区在军事和民用上的迫切需要，也赢得了从普通民众、地方士绅、军政大员到藩王、皇帝及太后对其宗教事业的有力支持。通过研究福登受各种力量支持而在僧俗两界取得的巨大成功，论文发掘了前现代中国佛教史研究中一个被忽略的侧面：佛教的服务精神。在历史上，此一精神极大地促进了佛教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而福登在后世的落寞，或许正好反映了此一精神的失落。

　　学愚的研究以《佛说大方广善巧方便经》等经典为依据，独具见解地探讨佛教的暴力理念及其实践。通过考察大乘和上座部佛教教义和历史，学愚指出佛教在非暴力伦理与为暴力和军事实践辩护之间存在矛盾。尽管大多数佛教典籍都强调不杀生戒律，要求僧尼远离军事活动和战争，但是一些文献或直接或间接地承认乃至支持暴力和战争，并为此作了辩护。这样，和平和暴力理念并存于佛教，到底是和平还是暴力，最后由各个时代和地区的佛教徒自己决定。慈悲是人类追求和平共存的理想方式。但是，出于慈悲，人们亦可以诉诸武力去解决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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