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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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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信国学大典：资治通鉴》共50个分册，收入55种经典，内容包括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文学、佛学、医学等各个方面。27种属于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为深远的哲学经典，包括被尊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以及诸子百家具代表性的作品《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兵法》等；10种属于具代表性的史地著作，包括《史记》《汉书》《三国志》《水经注》等；8种属于*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包括《诗经 》《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古文观止》等；其它10种则分别属于政论性作品、启蒙读物、游记、随笔等。

作者简介

　　张伟保，1959年生，广东东莞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暨新亚研究所历史学博士，现职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文史教学）；主要学术领域为中国文献学、澳门教育史、中国经济史，著作包括《中国第*所新式学堂——马礼逊学堂》、《艰难的腾飞——华北新式煤矿与中国现代化》、《经济与政治之间——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合著）、《书海指南——中国古籍导读》、《诗三百的形成与经典化》、《实业计划与国民政府》及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精彩书评

　　《通鉴》上起战国，下迄五代，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合共二百九十四卷。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在芸芸众多的历史事件中，它记了些什么？根据司马光对历史的独特眼光，它选择史事基本上只关于以下四点：一、国家盛衰；二、生民休戚；三、善可为法；四、恶可为戒。
　　这部上下千百年的巨著，一方面力求能够删繁削简、上下连贯，以求让人君在日理万机之余，也能够广泛阅读历史，并“以史为鉴”，以丰富其治国的经验；另一方面，更期望借用历代史事，以求帝王“致治之道”。
　　从今天看来，这部书的读者并不仅仅是帝王，即使是一般的读书人也需要《通鉴》。
　　——张伟保

目录

前言
《资治通鉴》导读
战国至秦
引论一
长平之战
秦皇暴政
两汉
引论二
陈平安汉
张骞凿空
巫蛊之祸
充国屯田
汉末清议
三国两晋南北朝
引论三
赤壁之战
北魏汉化
隋唐五代
引论四
世民弑兄
刘晏改革
割弃幽燕
附录
参考书目
名句索引

精彩书摘

　　一、史家的绝唱：《资治通鉴》的编纂经过
　　（一）背景
　　司马光（一〇一九至一〇八六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人。司马光出生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县令，于是便为其取名“光”。司马光年七岁，闻讲《左氏春秋》，极为喜爱，从此便深嗜史学，手不释卷。仁宗宝元元年（一〇三八年），司马光举进士甲第，历任奉礼郎、大理评事，入为馆阁校勘、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等职。英宗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年），司马光撰成战国迄秦八卷《通志》进呈，获英宗皇帝的嘉许，特命设局续修。神宗即位，因其有益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其后，王安石推行新法，司马光竭力反对，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复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专心编纂《资治通鉴》，直至元丰七年（一〇八四年）成书。哲宗嗣位，由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持国政，数月间尽罢新法。司马光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传世著作包括《司马文正公集》、《资治通鉴》、《通鉴目录》、《通鉴考异》、《稽古录》、《涑水纪闻》、《潜虚》、《切韵指掌图》、《太玄集注》等。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兼具《左传》和《史记》的优点，在中国史学上占有非同一般的地位。而《通鉴》的编写，虽也曾受帝王的鼎力襄助，却无异是一本私家修撰的巨著。这种情况，与历代官修史籍大相径庭。民国史学史专家金毓黻教授曾经指出：“试考（司马）光自言及刘恕所述，其蓄志修史，非一日矣。及承英宗之命，乃得实践其言；且官修诸史，皆取禀监修，任编纂者往往搁笔相视，含毫不断，而光之修《通鉴》则无是也。编纂之役，统由自任，上无监修之牵制，下无同辈之推诿，二刘（刷攽）一范（祖禹），则悉取光旨，其任助役，有相济之美，无意见之差，故撰人独署光名，而他人不得与。虽云近于官修，而与向来之官修者异矣。”因此，这部史书并不可以官书视之，其实是一部旷代巨著。即使后世不断有续编和改写，但直至今天，这部著作仍可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典著作。
　　中国较早的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学著作是《左传》，它是鲁国史官左丘明在孔子逝世后，因恐弟子们错误理解孔子编纂《春秋》的宗旨，遂利用史官的特殊角色，努力收集各国的历史文献，对《春秋》加上详细的补充，终于完成的一部杰出编年史——《左氏春秋》。千余年后，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在年轻时已经非常喜欢和熟习《左传》，并立志要续写一部自战国至五代、繁简适中的编年史。
　　原来，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史部典籍急剧增加。下及宋代，随着文化知识的日趋普及，历史典籍仍不断膨胀。面对汗牛充栋的史籍，任何勤奋的读者，即使终其一生，也难以全部通读一遍。特别是自班固《汉书》出现以后，无论是纪传体的历代“正史”，或按时间顺序撰写的编年史，绝大部分都是“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即使贯通数代的《南北史》或《十六国春秋》等史籍，也都只是局限于一个较长的时段，再没有出现如司马迁《史记》般贯通古今的历史巨著。
　　（二）创作动机和前期工作
　　今天看来，《通鉴》的读者并不仅仅是帝王，一般的读书人读《通鉴》也会大有收获。在司马光的心中，当时读书人的历史知识也极为贫乏。事实上，自南北朝以来，像《史记》一般贯穿古今的著作已绝无仅有。同时，纪传体正史在史事安排上，同一事件的记载往往过于分散，让人难获完整的印象。若要在其中总结出可以借鉴的经验，十分困难。因此，一般的情况是只选读“前四史”。对三国以后的历史，学者往往茫然。部分人对唐史有较大的兴趣，在当时已属罕见。
　　对此，司马光反复思量，曾感慨地说：“《春秋》之后……《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因此，司马光“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要完成这部伟大著作，在人力和图书数据两方面都必须具备良好的条件。为了实践其宿愿，力求打破断代史的局限，以便读者能够更有效地“以史为鉴”，司马光在四十多岁时撰写了上起战国、下迄五代的《历年图》，并在治平元年（一〇六四年）进献宋英宗。这部书共有五卷，内容以大事年表形式展示，把中国千百年间的历史变化加以简明扼要的介绍。这是司马光的第一部历史著作，也标志着他的终生事业正式展开。在这个基础上，司马光开始撰写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〇三年）到秦朝灭亡的历史，名为《通志》。这部著作事实上便是《资治通鉴》的前八卷。到了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年），司马光再向英宗进呈了《通志》八卷，并表示“自少以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编为一书，名曰《通志》”，希望获得英宗的支持。不久，英宗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进行其修史工作。稍后，神宗嗣位，司马光多次为神宗讲述《通志》，深得这位年轻皇帝的称许，认为司马光这部书“有资治道”，特赐名为《资治通鉴》。他并预先写了一个序文，命令待全书完成后收入书内。
　　现在看来，《通鉴》以编年史方式呈现繁复的史事，较纪传体的史书有较多优点。首先，以时间为序，史事的先后本末较纪传体史籍更清晰。司马光又参用《左传》多元化的叙事方法，故读者较易掌握事件的发展脉络。有学者就《通鉴》编排上特别指出：
　　本来有若干同一事情的材料，是分见于多处的，《资治通鉴》都依次把它们列在一起，而且有的相当集中。例如人所共知的“赤壁鏖战”，这次战役的记载，既有一些见于《后汉书？刘表传》，又有好些散见于《三国志》的魏武帝纪，蜀先主传，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以及孙权、周瑜、鲁肃、张昭、黄盖等传，还有些杂见于其他著作。假如我们要了解这次战役的本末，势非遍读上述的纪传不可，而且就是都翻看过了，由于太乱太杂，也未必立刻能清清楚楚地知道它的详细经过。但《资治通鉴》把这个伤脑筋的问题解决了，它不但把所有涉及“赤壁鏖战”的记载都集中在一起，而且还加以剪裁、穿插，写成一篇整洁而生动的故事，看起来既不觉得头绪纷繁，也毫无厌烦之感。它这种功夫，对于读者节省翻检的时间，帮助是很大的。
　　因此，当《通鉴》顺利完成后，便立即成为史学著作的典范，受到历代学者的共同赞许。
　　（三）撰写分工情况
　　司马光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政治家。今人评论其政治立场多是偏于保守，深致不满。但是，若论及其撰写的《资治通鉴》，则几乎是众口一词加以极度的称许，以为是史家的极则。我们以他所撰写的两篇奏章和其助手刘恕的《通鉴外纪引》追述其早年言论为例，考察司马光对《资治通鉴》的创作历程的自述。这类自述式资料对了解《资治通鉴》的价值有所帮助，十分接近“口述历史”的本质。
　　最早出现的关于《资治通鉴》的材料是刘恕的《通鉴外纪引》，它虽写于元丰元年（一〇七八年），但其内容却包含了宋仁宗嘉祐（一〇五六至一〇六三年）初年关于司马光的一则谈话。刘恕首先评论宋代读书人疏于史学。他说：
　　司马迁始撰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之目，史臣相续，谓之正史。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堕。庄子文简而义明，玄言虚诞而似理，功省易习，陋儒莫不尚之，史学浸微矣！
　　这段话可能是受到司马光的影响，刘恕也自称是“司马公门生”。之后，他引述了一段司马光的话，反映司马光早在嘉祐初年已有志撰写《通鉴》。司马光对刘恕说：
　　《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赵魏韩为诸侯，下讫（迄）五代，因丘明（《左传》）编年之体，仿荀悦（《汉纪》）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
　　这是有关司马光准备编纂《通鉴》的一则珍贵资料。他的创作动机也很单纯，是希望为读书人提供一部长短合宜的史籍。过了约十年，即宋英宗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年），司马光“以学士为英宗皇帝侍讲”，遂以他初步完成的《通志》充当历史教材，深受英宗的称赏。随即“诏修光编次《历代君臣事迹》，仍谓光曰：卿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司马光引荐了刘恕，并称“专精史学……唯刘恕一人而已”。司马光又说：“共修书凡数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诿之，光仰成而已。”
　　事实上，司马光能够完成这项宏大的工程，当然非单凭个人的力量。英宗除了表示支持外，更提出让司马光“择馆阁英才共修之”，以继续进行有关的编纂工作。但司马光却婉拒了英宗，并选用自己认为合适的青年史家刘恕（字道原）、赵君锡为助手［按：因适值赵氏丧父，未能入馆，故改任精于汉史的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刘攽（字贡父）代替］。到了熙宁四年（一〇七一年），攽因出为泰州通判，司马光又荐用知资州龙水县范祖禹（字纯甫）代之。据数据显示，刘攽其后仍继续参与《通鉴》长编的隋代以前部分。
　　除刘恕外，两汉部分主要由刘攽负责，二刘亦共同负责魏晋至隋代的长编工作，而唐代则由于史料繁多，由范祖禹总其成。由于范氏乃后来加入者，故司马光曾写信指导其工作，反映《通鉴》长编的编纂安排。司马光《答范梦得》书说：
　　附注（按：指丛目）俱毕，请从（唐）高祖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素纸。隋以前者与贡父，梁以后者与道原，令各收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止修武德（唐高祖年号，六一八至六二六年）以后，天祐（唐哀帝年号，九〇四至九〇七年）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亦当纳足下处修入长编耳。
　　此书函详细交代丛目和长编的具体编纂办法，又寄去“贡父所作长编一册”、“道原广本两卷”供祖禹参考。由此而言，此时三人的分工十分清晰。虽然三人各有职分，但其中以刘恕出力最多，全祖望作《通鉴分修诸人考》有云：“温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部义例，多从道原商榷；故分修虽止五代，而实系全局副手。”
　　其后，刘恕逝世，分工略有调整。司马光之子康（字公休）曾对晁说之言：
　　《资治通鉴》之成书，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甫（父），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讫五代则范纯甫。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我公以纯诚粹识、不懈昼夜，不时饮食，而久乃成就之。庶几有益于天下国家之大治乱，不自辜所志也。
　　（四）独任删削全书的大权
　　除了最早完成并送呈宋英宗的《通志》为司马光独力完成外，自楚汉相争以后的部分，也均由其独任删削工作。在与宋次道的信中他曾指出：
　　某自到洛阳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祖禹）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至今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
　　诚如孔子作《春秋》，“子夏之徒不能撰一言”。司马光著《通鉴》也极相似，虽然长编由各助手负责，但最后的删订全由司马光一人负全责。刘羲仲（刘恕之子）《通鉴问疑》曾说：
　　先人在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全书的初稿（长编），基本上由各协修人员负责，再由司马光总其成，包括“对于全书的体例、书法，以致史料的考订，文章的剪裁”等方面。此外，更以“臣光言”对重大事件加以评论，让其历史观贯穿全书。（按：这是继承了《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的方式，凸显出作者难以替代的地位，亦即史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这种做法，完全避免了前代官修史书“责任不明，互相推诿”的毛玻
　　除了得到宋英宗的支持外，《通鉴》的完成和流传也是宋神宗赐予的恩宠。神宗在“治平四年（一〇六七年）十月初开经筵，（光）奉圣旨读《资治通鉴》。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这就是著名的《资治通鉴序》。序文说：
　　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英考（按：宋英宗）留神载籍，万机之下，未尝废卷。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司马光视神宗赐序为极大的荣誉，遂上《谢赐资治通鉴序表》，自述其早年立志修史的志趣，并获得英宗皇帝的支持。他说：
　　臣性识驽钝，学问空浅，偶自幼龄，粗涉群史。尝欲芟去芜杂，发辉精隽，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功大力薄，任重道悠，徒怀寸心，行将白首。伏遇先皇帝若稽古道，博采徽言，俾摭旧闻，遂伸微志。尚方纸墨，分于奏御之余；内阁图书，从其假借之便。
　　未几，英宗殁，神宗继位。由于是奉诏编纂的作品，故司马光随即将经修订的《通志》八卷送呈御览，再获神宗称赞，“命之进读，而又序其本原，冠于篇秩”，对此书高度赞赏。神宗《序》赞此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司马光认为，这种殊荣，即使“周之南、董，汉之迁、固，皆推高一时，播美千载。未有亲屈帝文，特纡宸翰，曲蒙奖饰，大振辉光。如臣朴樕小才，固非先贤之比；便蕃茂泽，独专后世之荣”。事实上，《通鉴》因获神宗亲自赐序，后来才能避过新党的攻击，免于毁版之灾。
　　二、贯穿百代的巨著
　　今天看来，这部书的读者并不仅仅是帝王，即使是一般的读书人也需要《通鉴》。正如司马光所说，《通鉴》这部上下千百年的巨著，一方面力求删繁削简、上下连贯，以让人君在日理万机之余，也能够广泛阅读历史，并“以史为鉴”，丰富其治国经验；另一方面，他更期望借用历代史事，帮助帝王学习“致治之道”。其中，司马光多次指出，治国之道不外以下三者：“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而德行为统治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故提倡“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通过不同的历史经验，以了解“治乱存亡安危之本源”。
　　由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年）到元丰七年（一〇八四年）十二月，这部上起战国、下迄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巨著终于完成。在《进书表》中，司马光详细追述此部经历二十多年的作品的撰写经过和内容重点。他说：
　　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徧，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私家力薄，无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资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历览古事，用恢张大猷，爰诏下臣，俾之编集。臣夙昔所愿，一朝获伸，踊跃奉承，惟惧不称。……不幸书未进御，先帝违弃群臣。陛下绍膺大统，钦承先志，宠以冠序，锡（赐）之嘉名，每开经筵，常令进读。臣虽顽愚，荷两朝知待如此其厚，陨身丧元，未足报塞，苟智力所及，岂敢有遗－…以衰疾不任治剧，乞就冗官。……前后六任，仍听以书局自随，给之禄秩，不责职业。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徧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臣今赅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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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兼具《左传》和《史记》的优点，在中国史学上占有非同一般的地位。而《通鉴》的编写，虽也曾受帝王的鼎力襄助，却无异是一本私家修撰的巨著。这种情况，与历代官修史籍大相径庭。民国史学史专家金毓黻教授曾经指出：“试考（司马）光自言及刘恕所述，其蓄志修史，非一日矣。及承英宗之命，乃得实践其言；且官修诸史，皆取禀监修，任编纂者往往搁笔相视，含毫不断，而光之修《通鉴》则无是也。编纂之役，统由自任，上无监修之牵制，下无同辈之推诿，二刘（刷攽）一范（祖禹），则悉取光旨，其任助役，有相济之美，无意见之差，故撰人独署光名，而他人不得与。虽云近于官修，而与向来之官修者异矣。”因此，这部史书并不可以官书视之，其实是一部旷代巨著。即使后世不断有续编和改写，但直至今天，这部著作仍可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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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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