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作品的叙事节奏处理得极其高明,它巧妙地平衡了口述的鲜活与史学的严谨。作者(或整理者)没有一股脑地将所有受访者的经历堆砌在一起,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章节划分和时间轴的梳理,让历史的脉络清晰可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自然地跟随着叙述者的步伐,从一个侧面观察那个宏大时代的变迁。最让我动容的是,那些片段化的个人记忆,是如何被巧妙地编织成一幅宏大而又细腻的社会图景。它没有宏大叙事的空洞,而是充满了真实的烟火气和个体挣扎的张力。这种叙事手法,使得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记载,而是变成了可以被感知的、有温度的生命故事。它让我在阅读时,时不时会停下来,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共鸣,这远超出了我阅读一般历史著作的预期。
评分阅读完毕后,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在场感”,仿佛自己也参与了那些尘封的岁月。这种代入感是非常罕见的阅读体验。它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情感的共振和历史责任的提醒。我合上书本时,脑海中萦绕的,是那些鲜活的面孔和他们所背负的沉重记忆。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强迫我们这些后来的世代,去直面历史留下的复杂遗产,思考我们与过去的关系。它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或明确的结论,而是留下了一片广阔的思考空间,促使读者去反思身份、记忆和时间如何在个体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是一部能让人在精神层面产生深厚触动的作品,值得反复品味和珍藏。
评分这部书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记录了个体的“台湾经验”,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观察特定历史阶段的独特视角和方法论参考。对于研究社会史、战争史或者移民文化的人来说,它无疑是一手资料的宝库。我可以想象,未来的研究者会如何细致地剖析其中关于特定年代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心理创伤的表述。我个人对其中关于不同群体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适应策略非常感兴趣,这些细节在官方文献中是绝不可能找到的。它教会我们,历史的真实往往隐藏在那些最微不足道的日常叙述之中,正是这些“非主流”的声音,构成了历史整体面貌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理解维度。
评分从文本的语言风格来看,展现出了一种令人信服的真实感和未经修饰的力度。口述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此,它保留了受访者原有的语境、口音(尽管是通过文字转译)以及情感的直接喷发。你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那些经历过时代风浪的人们,他们谈论往事时的那种复杂心绪——有释怀,有不甘,更有对生命坚韧的展现。文字没有进行过度的文学润饰,保持了朴素的力量,反而使得情感的冲击力更强。这与那些经过高度美化的回忆录截然不同,它更像是我们直接面对面聆听一位长者在讲述他一生中最深刻的片段。这种未经雕琢的质感,是构建历史信任感的重要基石,让读者完全相信自己正在接触的是最本真的历史声音。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真是让人眼前一亮,从封面到内页的排版,都透露出一种沉稳而厚重的历史感。那种墨香与纸张的质感,仿佛能让人触摸到时间的纹理。我尤其欣赏扉页上选用的字体,古朴却不失现代的清晰度,使得阅读体验非常舒适。装帧的用心程度,足以体现出版方对这部作品的珍视。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精心制作的文物,摆在书架上都觉得格调非凡。翻开书页,那种纸张特有的微哑光泽,减少了阅读时的反光,即便是长时间沉浸其中,眼睛也不会感到疲惫。对于严肃的历史文献而言,这种细节的把控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了读者与文本的互动深度。这种对实体书的尊重,在当今这个电子阅读日益普及的时代,显得尤为难得和宝贵。我甚至会小心翼翼地对待每一次翻页,生怕破坏了这份历史的载体所承载的庄重感。
评分台湾老兵口述历史》深入挖掘了十一位台湾老兵的身世经历,忠实地记录了他们经历的大历史事件和个人悲欢,部分还原了金门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以及蒋介石残余部队撤退台湾的历史。作者赵川择取的人物以普通老兵为主,但各有其特点:有在国民党军队大撤退时被掠从军的,有被强行“抓壮丁”的,有经历朝鲜战争作为战俘被送往台湾的,有金门战役被俘留在台湾的……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战争史,一曲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沉浮悲歌。他们经历了战火硝烟,经历了战后作为“外省人”在台湾的艰难谋生,经历了骨肉分离的生命悲剧。作者赵川以一个聆听者的身份客观记录了这个日渐“凋零”的群体,以饱蘸深情的笔墨描述了他们曾经的艰辛和与当局抗争以及时代洪流裹挟下的人生,展现了小人物在历史大背景中的人生际遇。赵川(桂平),资深媒体人、主任记者。2010年,经两岸磋商核准,深圳报业集团成为大陆第五家可派员赴台驻点采访的地方媒体,遂荣选为集团首批驻台记者。由高校从业,再入传媒江湖,在新闻一线奋战20有年。历任首席记者、编辑部主编、驻区办事处主任等。曾荣获国家级新闻奖项特等奖两次,分获省、市级新闻奖项十数次。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本书为作者出版的第四本个人著述。
评分因此,“台湾老兵”是一个十分不幸的群体。所谓不幸,其内涵不只是背负着失败者的身份而背井离乡,或妻离子散,或家破人亡,或终身无所依托,而且更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各种外在的政治因素往往使他们身份变得模糊,角色显得错乱,心无所属,情无所依。历史和现实原因使人们对这批老兵的看法和定义,也就自然地说不清楚、道不明白。他们究竟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他们究竟是台湾老兵,还是中国老兵?由于两岸的中国人尚未走出历史的羁绊,诸如此类问题也就无从深究。
评分不错
评分在中国现代史上,台湾老兵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其实不只在中国,即使在世界历史上,台湾老兵在不同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和遭遇也当属独一无二。
评分后 记
评分这次大难不死的经历,老人终身不忘。当时,作为先遣队队长的洪淦棠率领300人急行军穿插,“林彪的部队十分狡猾,给我们设了一个陷阱”。洪淦棠率部顺利从共军手里夺占了一个据点,晚上,他们就在据点里的一座红楼内休息。睡到半夜,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楼塌屋倒,硝烟弥漫……洪淦棠所率部队死伤惨重。住在三楼的洪淦棠,被抛到数十米之外,虽幸免于难,但是腿部受了重伤。他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才慢慢恢复元气。
评分第三,《台湾老兵口述历史》为双色图文书,书中相当多的老照片保留了多位老兵的人生记忆,是为历史的见证。目录寻找历史的碎片(序/杜平)
评分书很好,是正品,物流超快还记得上周周六,闲来无事,上午上了一个上午网,想起好久没买书了,似乎我买书有点上瘾,一段时间不逛书店就周身不爽,难道男人逛书店就象女人逛商场似的上瘾?于是下楼吃了碗面,这段时间非常冷,还下这雨,到书店主要目的是买一大堆书,上次专程去买却被告知缺货,这次应该可以买到了吧。可是到一楼的查询处问,小姐却说昨天刚到的一批又卖完了!晕!为什么不多进点货,于是上京东挑选书。好了,废话不说。
评分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十三年,精通22种语言,了解西方文化,但从国外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1]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1900年(光绪26年 陈寅恪 )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为导师;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1928年,陈寅恪在上海结婚,时年37岁,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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