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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象学术书坊”系列丛书之一《大象学术书坊：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共收录了祝尚书教授关于宋代科举的论文22篇，可以说是一本论文集，傅璇琮先生亲自为其写序，得到傅璇琮先生高度评价。在书中全面考论宋代科举的流变，并且将两宋科举制度的变化沿革与文学、理学、文化风尚、士人生活，甚至举子用书之刻印、发行等相结合。文集由四方面内容组成：其一，宋代科举考试制度研究，分解试、省试（含类省试）、殿试三级作逐一考述，论述其源流、演变，考察其程序，平议其历史意义。其二，对宋代科举考试中与文学关系密切的科目，如诸科、制科、词科，特别是进士科，一一作详细稽考，论述其与文学的关系。其三，研究宋代科举制度、科举政策和科举程序的相关问题，如糊名誊录制度、科举用书、科场的作弊与革弊、登科进士的恩例与庆典、进士科考试的诗赋经义之争、北宋后期科举罢诗赋事件等，作广泛深入的考析。其四，从宋代科举与理学的关系、宋代科举时文的程式化、南宋古文评点缘起、宋初进士行卷与文学的关系、科举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北宋“太学体”与南宋“乾淳体”、北宋科举改制的异变与南宋文学走向、“君子事业”与“举子事业”等论题入手，专论宋代科举对宋代文学、文化的影响。其中有考有论，有丰富大量的史料佐证，结合祝尚书先生独到的论断，是一本值得阅读、研究的好书。

内容简介

　　宋代是科举制度大变动的时代，也是历史上科举空前繁荣的时代，两宋科举在整个中国科举制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其科制之复杂及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是前后几朝所不能相比的，但学界历来对之研究极少。《大象学术书坊：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作者从大量文献中钩稽梳理，全面探讨了宋代科举沿革变迁的来龙去脉，以及科举制度、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作者简介

　　祝尚书，1944年10月出生于四川阆中。1982年获硕士学位。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带头人。曾主持国家、教育部及四川省研究课题多项，并获教育部、四川省优秀社科成果奖。着有《卢照邻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卢思道集校注》（巴蜀书社）、《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巴蜀书社）、《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宋人总集叙录》（中华书局）、《宋代巴蜀文学通论》（巴蜀书社）等多种。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涉及唐宋（主要为宋）文学、文献学及史学。

精彩书评

　　祝尚书先生这部著作，虽然看起来是论文集，实际上是全面考论宋代科举的专著，并且将两宋科举制度的变化沿革与文学、理学、文化风尚、士人生活，甚至举子用书之刻印、发行等，作广泛而具体的探讨，这种细致的考索与极有新意的拓展，是近二十年来宋代科举与文学、文化交结研究所未有的。
　　读祝先生此书，确使人有俯览全局之感。
　　——傅璇琮

目录

序（傅璇琮）
宋代科举发解制度考论
一、发解条制考
二、发解中的锁厅试、别头试条制考
三、发解中的“解额”问题
四、发解中的“寄应”问题
五、宋代发解制度得失论

宋代科举省试制度考论
一、举子赴省及其他
二、省试条制述略
三、省试机构、知举官及考试流程
四、省试奏名数额
五、省试录取不均及“五路法”

宋代科举类省试制度考论
一、兵戎中的权宜创制
二、四川类省试的制度变迁
三、四川类省试进士的待遇
四、四川类省试的历史评价

宋代科举殿试制度考论
一、由覆试引发的制度变革
二、殿试的程序
三、殿试中的“特奏名”
四、殿试的历史作用
附考：宋代的“宾贡”

宋代诸科制度考论
一、诸科置罢考
二、诸科的考试
三、“新科明法”考
四、论宋代诸科之弊

宋代制科制度考论
一、宋代制科置罢考
二、宋代制科的考试
三、也说书判拔萃、博学宏词科
四、陈彦古应贤良年代考
五、宋代制科制度的特色和失误

宋代词科制度考论
一、词科科名变迁考
二、词科程试格法考
三、词科盛衰考
四、宋季词科应试登科考
五、宋代词科制度平议

宋代科举糊名誊录制度考论
一、糊名誊录由来考
二、糊名誊录程序考
三、宋人对糊名誊录制的争议
四、糊名誊录制的利弊得失

宋代进士科考试的诗赋经义之争
一、由诗赋策论之争到诗赋经义之争
二、“诗赋优越论”与“经义优越论”
三、诗赋经义之争由对立到调和
四、诗赋经义之争平议

论宋代科举时文的程式化
……

北宋后期科举罢诗赋考
宋代科举与理学——兼论理学对科场时文的影响
宋代科举用书考论
南宋古文评点缘起发覆
宋代科场的作弊与革弊
宋代登第进士的恩例与庆典
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
“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
北宋“太学体”新论
论北宋科举改制的异变与南宋文学走向
“君子事业”与“举子事业”
论乾淳“太学体”
后记

精彩书摘

　　国朝贡举，率循唐旧，间命他官知贡举，而贡院固属礼部。元丰尝废贡院，印亦随毁，寻复给印，而贡院则犹取具临时。元丰末年，开宝寺实寓贡院火，试官有焚死者，而试卷悉为灰烬。此非有司苟简之过欤？崇宁弥文，创建外学，以待四方所贡士，则礼部贡院自是特起，不复寓他所矣。政和二年（1112），又从董正封建请，令诸州遍立贡院。慕容彦逢有《贡院即事》诗，题下原注：“自崇宁癸未（二年，1103）叨备从班，距今十有四年间，五间贡举。文官花在试厅前。”诗曰：“文官花畔揖群英，紫案香焚晓雾轻。十四年间五知举，粉牌时拂旧题名。”他所歌咏的，当即崇宁时“特起”的礼部贡院，在新建的“外学”（辟雍）内。
　　南宋贡院设在“行在所”杭州观桥西。《梦粱录》卷二《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闱》：“三月上旬，朝廷差知贡举、监试、主文考试等官，并差监大、中门官、诸司、弥封、誊录等官，就观桥贡院，放诸州府郡得解士人，并三学舍生得解生员，诸路运司得解士人，有官人及武学得解者，尽赴院排日引试。及诸州郡、诸路寓试试得待补士人，并排日引试。国子监牒试中解者，并行引试。如有避亲者，就别院引试。”同书卷一五《贡院》：“礼部贡院，在观桥西。……大门里置封弥+誊录所及诸司官，中门内两廊各千馀间廊屋，为士子试所。厅之两厢，列进士题名石刻，堂上列省试赐知贡举御札，及殿试详定官御札，并闻喜宴赐进士御诗石刻。别试院在大理寺之西，专以待贡士之避亲嫌者。”这将贡院开科时既是官署又是考场的双重职能，叙述得十分清楚。
　　2．考试、监试等官。《文献通考》卷三〇《选举三》曰：“（唐）开元时，以礼部侍郎专知贡举。……五代时，或以兵部尚书，或以户部侍郎、刑部侍郎为之，不专主于礼侍矣。”宋代亦不由礼部侍郎专主其事，并进一步提高知举官的级别。《宋史·选举志二》引建炎三年（1129）左司谏唐辉言：“旧制：省试用六曹尚书、翰林学士知贡举，侍郎、给事中同知贡举，卿监、郎官参详，馆职、学官点检，御史监试。”又绍兴三年（1133）十月二十七日臣僚言：“科举之设，实用人材之根本，而省试最为重事，必于六曹尚书、翰林学士中择知贡举，诸行侍郎、给事中择同知贡举，卿、监、郎官为参详官，馆职、学官为点检官，又以御史监察其中，故能至公至当，厌服士心。”所论为北宋以来任命省试贡举官的成规。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〇：绍兴五年（1135）六月戊辰，“命翰林学士孙近知贡举，给事中廖刚、中书舍人刘大中同知贡举，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吕祉、殿中侍御史张绚等六人为参详官，秘书省正字李弥正等二十二人为点检试卷官。太常少卿陈桷为别试所考官，司勋员外郎林季仲等四人为点检试卷官。
　　……

前言/序言

　　序

　　祝尚书先生于上一世纪90年代后期，即从1998年开始，将其研究重点逐步转移于宋代科举与文学，并陆续有专题论文刊出，颇得到学界的关注，我也间有研读。现在祝尚书先生将这二十余篇论文结集，正式题署为《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因我过去曾撰有《唐代科举与文学》，祝先生视我为同道，故特邀我作序。我长期在中华书局工作，祝先生于数年前已在中华书局出版其所著《宋人别集叙录》、《宋人总集叙录》。近年来我又因受学界友人委托，计划编纂一套较有规模的《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两宋部分约请祝先生主持，因此可以说，我们确有学术合作的深致情谊。也正因此，我遵嘱写序，就按我的惯例，抽时间将这部近四十万字的专题论文集，连续读了两遍，并参阅其他一些文献，可以说，我确是有幸接听了一次宋代科举与文学的系列讲座。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于上一世纪80年代前期撰写《唐代科举与文学》（1986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主旨是想通过科举来展示唐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与心理状态，以进而探索唐代文学的历史文化风貌。当时关于唐代科举的文章极少，专著则一本也没有。那时专题研究唐代科举制度本身的，我只见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吴宗国教授的几篇文章，后来他写成《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并赐送给我，已是1992年了。也正因此，我虽然在这部书中也分别论述唐代科举诸科、考试程序，以及进士出身、地区、行卷、科场风习、文学风气等等，但自称是描述，未专注于考索与论述。现在祝尚书先生这部著作，虽然看起来是论文集，实际上是全面考论宋代科举的专著，并且将两宋科举制度的变化沿革与文学、理学、文化风尚、士人生活，甚至举子用书之刻印、发行等，作广泛而具体的探讨，这种细致的考索与极有新意的拓展，是近二十余年来宋代科举与文学、文化交结研究所未有的。

　　应该说，宋代科举在整个中国科举制史上有其特殊地位，其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是前后几朝所不能并比的。其明显特点，一是登科取士人数最多。近七八年来，我与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学者龚延明教授等合作，编撰《宋登科记考》，即将定稿。据统计，两宋共举行一百十八榜科试，各种科目登科人数，以文科而言，当在十万人以上：即以进士而言，有四万二千余人，平均每科录取人数，为唐朝十八倍，也多于明清两朝。另一特点，是改革频繁，有规范化的趋势，如所设考试科目，常科由宋初十余种，经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后，渐变为进士一科；又确定三级考试制度，即州府发解试、礼部省试、皇帝殿试；废除试前唐时长期流行的“公荐”、“公卷”，实行试时“糊名”、“誊录”：考试期由每年一次逐步定为三年一次，但人数倍增，且及第后，与唐之只取得入仕资格不同，一经登科，即释褐授官。第三个特点，就是科举与政事更为密切，特别是对士人生活及社会风尚、文学风气的影响更为深广。

　　就上所述，应该说，宋代科举研究可以开垦、拓展的领域相当广阔，而所能获取的成果又将极为丰硕。但要使探索全面开展，难度也大。也正因此，自上世纪前半期起，有关宋代科举一般均仅限于专题论著。我所看到最早的是前辈耆宿聂崇岐两篇《宋词科考》、《宋代制举考略》，分别载于建国前的《燕京学报》第二五期及《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五期。中华书局于“文革”前曾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计划编印聂先生的《宋史丛考》，且已排竣付型，但却因事拖延未印。1979年11月，我当时在中华书局主持古代史编辑室工作，就提出将原纸型抽出付印。收于书中的聂先生这两篇文章，应该说是宋代科举制分科研究的开创之作，特别是《宋词科考》一文，在分别论述宏词、词学兼茂及学宏词三科沿革后，即从北宋哲宗绍圣二年起，直至南宋理宗开庆元年，一一列考登科人名、仕历，创个案研究之先例。当时我读后深受教益，也为后来撰写《唐代科举与文学》受到很大启示。此后数十年间，研究宋代科举的当代学者，虽各有进展，但也仍限于专题。现在读祝先生此书，确使人有俯览全局之感。如书中先按科举考试的程序，前四篇，分别考索发解试、省试（及类省试）、殿试。这里可以提出两点，一是发解试。发解试，也就是唐时乡贡，即县、州两级考试，淘汰选拔。唐代乡贡考试，过去研究很不充分，特别是试题，记载既缺，并多歧异。如拙著《唐代科举与文学》中第三章《乡贡》举有一例，即李贺于宪宗元和五年在洛阳应河南府试，留世的有其所作《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即从正月写起，每月一首，到十二月，再加闰月，共十三首，非律诗，句子长短不齐，有三言、五言、七言，所写则为民间闺情。而此时韩愈正任河南令，竟保送他赴京应省试。如此不合规格的府试题，却未有人提出疑问。祝尚书先生指出，解试是举子“文战”的首个战役，极为重要，但它未如省试、殿试引入注目，极少有人进行研究，本书首篇《宋代科举发解制度考论》即就发解条制、免解制度、南宋“流寓”发解、发解覆试及利弊得失，详加论述。另一点，是关于南宋在四川举办的类省试，这也是宋前宋后未有的，书中此篇有关类省试的专文不仅详考其本身条制，还引发出：四川类省试经过长期相对独立的发展，使蜀与东南“文体却间有不同处”，有谓“蜀士之文，则以文势议论为胜”（据宋曹彦约《昌谷集》卷十六《四川类省试监试入院晓谕榜》）。由此得出：“南宋巴蜀文化的继续发达，与类省试有密切的关系。”这对宋代科举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能引人作进一步的思考。

　　在考试程序之后，就进行科目的全面铺叙，即对诸科、制科、词科等详加考论，就是说，除武举外，宋代常科、非常科，都细加论及。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复述。

　　除科举制本身外，本书的重点即考论科举与文学的多方关系与互动影响，这也是这部著作提供给文史学界的一个新的景观，值得细阅与统览。书中有些是专题论文，另有些篇章在谈及科举考试本身时也多述及文学活动，很有意思。如《宋代科举省试制度考论》，介绍各地举子赴省试，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历尽艰苦，就举有慕容彦逢《赴省试到阙偶成》、徐遹《赋六人同舟赴省举》二诗，其“行人畏寒兼畏滑，满蹊坚冰如鉴明”，“竹林风月连三郡，北宿光芒聚一舟”诗句，使我想起唐人刘希夷《送李秀才赴举》“日月天门近，风烟客路长”，张籍《送朱庆余及第归越》“有寺山皆遍，无家水不通”，这确使士人扩大行踪，开阔视野，倍增诗意。此文后又叙述知举者、考试官于试前锁院，如欧阳修、梅尧臣等于锁院期间，作诗唱和，时有佳句，这是唐代未有的。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当时经省试，对录取者地区的看法，有所纷歧，但却可提供过去未曾注意的信息，如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有云：“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后范纯仁于熙宁二年所作《奏设特举之科分路考校取人》，有云：“然进士举业，文、赋唯闽、蜀、江、浙之人所长。”苏轼于元丰元年所作《徐州上皇帝书》，也以为，以文词取士，“多吴、楚、闽、蜀之人”。又如《宋代词科制度考论》，着重论述词科的设置直接导致四六文体在南宋的兴起，主要表现在名家辈出，名篇迭起，尤其是四六文集及评点著作层出不穷，如《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宏辞总类》、《四六话》、《辞学指南》等等。这在不小的幅度上改变了南宋文学的面貌。文学史著作过去对南宋四六文体的兴起也有所注意，但未从科举制度变革着眼，对词科的设置予以必要的论述。

　　至于书中论科举与文学的专题之作，当更令人注意。如一般认为唐代进士试行卷风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学的繁荣，宋代则因废除公荐、公卷，行卷就自然消除，一般也就未加留意。而现在书中特设《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一篇，仔细考索北宋初期太祖、太宗两朝及真宗之初，行卷仍很普遍，而与文学之关系，特为提出：这一时期行卷与受卷，并非仅是为了入仕与举荐。文中举柳开、田锡、王禹偁等几位名家为例，说明他们在投书中主要是阐述自己的文学观点，而受卷者也想借此栽培文学新人，这对促进宋初诗文革新，酿成文坛派别化趋势，起有很大的作用。这确是一个新的视角。又如《论北宋科举改制的异质与南宋文学走向》，提出北宋中后期几次科举改制，不仅罢诗赋试，且诗赋的创作与传习也一时被禁，这就引起一系列后果，如文士文学水平下降，知识面狭窄，古文写作滑坡，而南宋初词科的设置，又促使四六骈体。有意思的是，文中还以此提出吕本中制作《江西宗派图》及江西诗派之兴起与风行，也都与北宋后期的科举改制有关（当然，这可以作进一步的论述），这恐怕是当前作江西诗派研究，未有及此的。

　　我本来还想就本书所论再多说一些，但考虑到序言作为一种文体，它不同于论文与书评，是不必也不能长论细言的。但遍阅全书，还是引发我对当前文史研究的思考：一是要重视文献资料，这是不能回避的基础性工作；二是要注意个案研究，这是行之有效的典型性分析方法。大家知道，宋代虽未如唐代科举那样，有清徐松《登科记考》这样一种科举编年史，但其文献资源却比唐代丰富。如《宋会要辑稿》中，共有三十四节的“选举”类；南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第二十八卷系统记载北宋太祖至徽宗朝科举取士史实；有三百四十八卷的马端临《文献通考》，其中有十二卷《选举考》；其他如被誉为宋代三家卓然可传的三部私史，即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王称《东都事略》，以及大型类书王应麟《玉海》，传记类著作郑樵《通志略》之《氏族略》、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及数量更为庞大的宋人诗文别集，等等。这些为研究宋代科举，研究宋代历史文化与文学，提供了极为丰厚极为宝贵的资源。祝尚书先生这部著作，对上述各类著作几乎遍引。当然，对这繁富资源广作开拓，认真挖掘，难度也是相当大的，但真正要有所成就，则不能回避。如作自然科学研究，要发现某种原理，或作新的发明，非要长时期甚至几十年在实验室工作不可。某些未有扎实基础的所谓宏论，看起来似颇为炫耀，实际上避免不了烟消云散。这就如顾炎武在《曰知录》中所说：“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就个案研究而言，本书更提供不少范例。书中专题论文，本身就是个案研究，而在文中更有不少细例。如《论宋代科举时文的程式化》，据《蛟峰批点止斋论祖》，特举《山西诸将孰优论》为例，逐段加以评析，以显示南宋应试文“论”体的程式。又如《宋代科举用书考论》，对当时著录及后世流传的举子用书，分类编、时文、评论三类，一一列出书名，具体介绍其内容、特点，有三四十种，这不仅说明当时举子为应试而争取扩大文史知识，还为两宋书籍刊刻、发行，从科举角度提供新鲜讯息。个案研究并不是所谓饾钉琐细考据，应当看作是对代表性事例、人物作某种典型性剖析，然后可以作出总体性的准确、客观判断。

　　以上可以说仅是我的读后感，供学界参考；文末提出的两点，也有感于学术风气，对研究基础、研究方法，略抒己见，谨请指正。

　　傅璇琮

　　2004年冬，于北京六里桥寓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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