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战争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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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文蔚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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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074322
版次:1
商品编码:10667997
品牌: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
包装:平装
丛书名: 珞珈史学文库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1-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45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人们常用“北斗星”、“领头雁”和“舵手”来比喻在艰难险阻中牢牢掌握方向、引导万千民众创造奇迹的英雄。其实,学者一生中的学术研究方向也是很不容易把握的。经再三斟酌并确定本论文集总题的时候,先是不由得想起,我为何一直研究民国时期的战争与社会,接着,便意识到学术研究方向的抉择,也正像激流险滩上的舵手一样,要经过种种磨难及考验,方能显现英雄本色。当然,这只是平凡人论英雄而已。
   由于“文化大革命”这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我在大学和毕业留校任教的最初时期,曾接受预约在报纸上发表过批判“苏修”和林彪的小文章,这在当时并不是容易的事。因这方面的文章一般不接受个人投稿,一旦发表,既无名(不署名)又无利。1977年春夏间,为配合“十次路线斗争教育”又受约在《武汉大学学报》上发表我的一篇论文一一《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我认为这是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在反思自己的写作时,逐漸发现了这些文章不仅政治色彩太浓,而且有的还像昙花一现没有生命力,这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作者简介

敖文蔚,1945年出生,湖北监利人。196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研究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和湖北地方史。出版独著《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民政》、《武汉保卫战》等2部,合著《民政管理发展史》、《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等共8部,并担任《湖北抗日战争史》、《湖北省志·社会综述》和《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等4部著作的正副主编,发表文章近90篇。

内页插图

目录

前 言
清末民国时期的社会
清末民初社会行政管理的重大改革
孙中山社会思想与现代文明
民国时期工匪成因与治理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区划的演变
1927年一1937年中国保险业发展艰难之原因
民国时期巫术救荒初探
武汉抗战与若干会战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谬论特点剖析
武汉对曰防御体系及其作用
南京失陷后长江流域难民西迁与救济
蒋介石与武汉抗战
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治军对策及思想
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思想
地理环境与徐州会战
武汉保卫战整体观
武汉保卫战兵略简论
略论武汉会战黄广战役
武汉会战万家岭大捷原因论析
武汉会战武汉撤退真相述论
随枣会战述论
略论枣宜会战
鄂西会战述评
国民政府军第六战区受降略论
湖北地方的抗战
清末民初湖北教育名列前茅原因论析
湖北抗日战争的历史作用与重要经验
七七事变与武汉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时期湖北省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
革命根据地的社会与人物
革命根据地治理社会问题的成就与经验
论鄂豫皖边区红军游?队的改编
毛泽东设立抗日指挥根据地的两手准备
陶铸与鄂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后 记

精彩书摘

3.以兵力为布阵基准。既然要以正面阵地来支持侧击,那么如何布置阵地呢?这就要妥善处理阵地与兵力、地形之间的关系。蒋介石认为,选择和布置阵地,应以兵力为标准,不要依地形来配备兵力,以免兵力使用为地形所限。他指出:“我们过去所筑国防工事,就是依地形构筑阵地,支配兵力,以致正面广阔,兵力分散,因而处处不易固守。”蒋介石提出“今后一定要按照兵力多寡,决定阵地正面的广狭;换句话说,就是有多少兵力守多少阵地,兵力支配不到的地方,宁肯暂时放弃。而应守御的阵地,就要抵死固守,不许随便退出”。这样,才可腾出一部分兵力来实行侧击,即“将我军的主力,控制于侧面待机地位,专伺侧背攻击”。此外,蒋介石还提出了运用侧击战术的必要条件,这就是:高级指挥官应有坚定不移之决心;应注意部队机动力与协同心之养成;应力求部队作战的主动性。①
对中国军队占据的地形特别险要或事先侦知有强大兵力的阵地,日军往往使用迂回包抄战术实行攻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在总结徐州会战失败的原因时指出,“敌军深悉我军侧背感应性大之弱点,故每次攻击必惯用侧背运动(包围及迂回)”②。武汉会战开始后,蒋介石也提到,敌军于长江两岸登陆之惯技,往往不在著名据点主要阵地之正面,而在其阵地之左右或甲乙两阵地之中间地区。由于敌军凭优势火力而攻击猛烈,且袭我薄弱部分,我军在经过战斗后往往被迫撤退。
《民国风云:社会变迁与思潮激荡》 一、 时代的脉络:从晚清余晖到民国初曙 本书聚焦于二十世纪初叶,一个中华民族经历剧烈社会重构的“非常时代”。我们不再着眼于传统的军事冲突与政治权谋,而是深入挖掘社会肌理的松动与重塑。 1. 传统结构的瓦解与新生力量的涌现 清朝覆灭并非一蹴而就的政治事件,更是延续了数十年、横跨文化、经济、教育等多个层面的深刻危机。本书细致描摹了这一过程中,旧式士绅阶层如何逐渐失去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权,而新兴的知识分子、实业家、城市工人阶层如何从边缘走向舞台中央。我们特别关注乡村社会——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在赋税制度、土地关系以及宗族权力结构上的微妙变化。例如,清末推行的“新政”对地方教育和保甲制度的渗透,虽然旨在维护统治,却无意中播下了现代民族主义和公民意识的种子。 2. 城市化进程的初期形态与文化张力 民国初年的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汉,成为了东西方文明激烈碰撞的前沿阵地。这不仅仅是建筑风格的更迭,更是生活方式、审美趣味、乃至伦理观念的全面冲突。本书通过对这些城市中产阶级(特别是“白领”和“摩登女性”)日常生活的考察,揭示了“新”与“旧”之间的复杂张力。咖啡馆、新式舞厅、西装革履的职员与依然恪守三从四德的大家庭成员并存,这种并置构成了早期民国社会最鲜明的视觉符号。我们探讨了消费主义文化如何在特定社会阶层中萌芽,以及它如何影响了人们对“进步”的定义。 3. 区域差异与社会整合的艰难 中华民国在名义上统一,但在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文化认同上,不同省份间的差异巨大。南方沿海省份的商业化程度远高于内陆农业区。本书分析了交通和通讯的不足如何固化了这种区域隔离,以及这种隔离如何反过来影响了中央政权的有效治理能力。我们通过对特定地方精英(如地方商会领袖、教育家)的个案研究,展现了社会力量在中央权力真空期如何填补治理空白,并塑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规范。 --- 二、 思潮的洪流:现代性焦虑与文化身份的重塑 民国时期,思想界的活跃程度前所未有,各种外来思潮与本土经验的结合,形成了复杂多变的知识图景。 1. 从“科学救国”到“文化自觉” 辛亥革命后的知识界普遍认为,技术和制度的落后是国家衰弱的根源。因此,“科学”与“民主”成为口号。本书详细梳理了“五四”前后,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狂热追逐,以及这种理性主义如何冲击了儒家伦理的核心。然而,随着军阀混战的加剧和西方列强持续的压迫,人们开始反思单纯引进西方模式的有效性。这种反思催生了对“民族精神”和“文化主体性”的重新强调,导致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即探索如何保留中国文化的精华,以应对现代世界的挑战。 2. 教育体系的革命与新青年群体的形成 教育是社会变迁最直接的驱动力之一。废除科举、推行新式学堂,使得一代“受过新教育”的青年走出了传统家庭的庇护,进入了公共领域。这些青年,无论是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熏陶的,还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都成为了推动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我们分析了大学校园内部的政治化进程,以及“学生运动”如何从简单的学术请愿演变为影响国家决策的重大社会事件。新式教育不仅传授知识,更是在重塑个体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责任感。 3. 文学与艺术:社会情绪的投影 文学不再是古典的道德教化工具,而成为了直面社会现实的“匕首”和“呐喊”。白话文运动的胜利,使得文学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传播到更广泛的阶层。本书考察了现代小说(如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对城市底层生活、婚姻悲剧、以及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刻画。同时,艺术领域如戏剧、绘画中对传统符号的解构与重构,也反映了社会集体心理的动荡不安和对未来图景的模糊想象。 --- 三、 社会生活的微观变革:日常与习俗的演变 宏大的政治叙事往往掩盖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深刻变化。本书力图从微观层面捕捉社会脉搏。 1. 家庭结构的松动与性别角色的再定义 传统大家族制度在经济压力、个人主义兴起和新式婚姻观念的影响下,开始出现裂痕。早期的“自由恋爱”观念虽然只在少数知识分子群体中实践,但其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挑战,已在全社会引发了关于个人权利与家庭义务的讨论。女性地位的变化尤为显著,从缠足的废除到女性受教育权的争取,再到女性进入职场(如担任教员、职员、电话接线员),这些变化深刻地重塑了家庭内部的权力分配和公共领域的性别面貌。 2. 医疗、卫生与公共空间的拓展 西医的传入和公共卫生观念的初步建立,对国民的平均寿命和生活质量产生了长远影响。本书考察了城市中公立和私立医院的设立,以及在面对瘟疫时政府和社会机构的应对模式。卫生习惯的改变,如提倡洗手、清洁饮水,这些看似细微的努力,实际上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渗透到最私密生活领域的一种体现。 3. 娱乐与消费:新的社会黏合剂 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和商业广告的兴起,娱乐方式也日益多元化。除了传统的戏曲庙会,电影、留声机、新型体育活动(如篮球、足球)开始流行。这些新的娱乐方式打破了地域和阶层的壁垒,成为城市居民共同体验和交流的新载体。它们不仅是逃避现实的工具,也是社会文化符号和身份认同构建的新场域。 总结 《民国风云:社会变迁与思潮激荡》旨在提供一个多维度的视角,审视一个古老帝国在面对全球化冲击时,如何经历痛苦的社会阵痛,并尝试构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复杂历程。它关注的是隐藏在政治风暴之下的社会肌理的变动、思想的碰撞,以及无数普通人在这个动荡时代中,对新生活方式和新身份的探索与挣扎。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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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这本书的阅读门槛并不低,它需要读者有一定的历史耐心去跟进那些交织的线索和庞大的时间跨度。但一旦你适应了作者铺陈的节奏,那种收获的满足感是其他许多同类书籍无法比拟的。它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成功地将“宏大叙事”的骨架与“微观生活”的血肉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读完之后,我合上书本,脑海中不再是零散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完整、有机的社会体系在剧烈变革中的挣扎与演进。它强迫我重新思考“稳定”的代价以及“变革”的复杂性,是一次酣畅淋漓的智力挑战与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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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关于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品,初看起来像是对宏大叙事的梳理,但深入其中后,才发现作者的笔触极其细腻,他没有止步于那些教科书上耳熟能详的战役和政治角力。相反,他似乎更热衷于挖掘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普通个体命运。我记得有一章专门描绘了一个小镇在军阀混战中的生活图景,那种物资的匮乏、对未来迷茫的恐惧,以及在混乱中依然努力维持日常秩序的韧性,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那种夹缝中求生存的艰辛,让人读来感同身受,仿佛能闻到那个年代特有的尘土和硝烟味。它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更像是一部充满生命力的社会风情画卷,让我对那个动荡年代的社会肌理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而非仅仅停留在对权力更迭的表面观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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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冲突”议题时所展现出的平衡感和克制力。书中涉及大量关于不同派系、不同地域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的碰撞,但作者的笔锋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信服的中立性。他没有急于站队,而是将复杂性呈现给读者,让数据和事实自己说话。例如,在探讨某一地区因资源分配不均引发的动荡时,他清晰地梳理了各方诉求的逻辑起点,即便是看似对立的群体,其行为逻辑也能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情境下找到解释的锚点。这种成熟的处理方式,让整本书的论述显得格外有力量和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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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体验上,这本书的行文风格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它不采用那种冷峻、抽离的学术腔调,反而带着一种近乎口述历史的温度和现场感。作者似乎对那个时代生活细节的搜集有着近乎偏执的热情,无论是对当时流行的服饰变化、饮食习惯的变迁,还是城市公共空间的改造,都有着翔实的记录。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却如同无数散落的珍珠,被串联起来,共同构建出一个立体、可触碰的民国景象。这种“见微知著”的叙事手法,使得即便是没有深厚历史背景的读者,也能轻松地沉浸其中,感受到那个转型期特有的矛盾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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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此书,我最初的期待是能看到对复杂军事战略和外交博弈的深度剖析,毕竟“战争”二字占据了书名显眼的位置。然而,作者的叙事焦点却出人意料地转向了社会结构在剧变时期的反应。书中对不同阶层——从士绅到佃农,从城市知识分子到乡村手工业者——在面对社会秩序崩塌时的心理变化和适应策略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尤其是关于民间组织如何填补政府真空,以及在长期不稳定状态下,人们如何重塑道德和经济规范的部分,实在引人深思。这部分内容极大地扩展了我对那个时代“社会”定义的理解,它不是一个静止的背景板,而是一个充满张力、不断自我重构的复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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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一方面,民族民主革命面临着强大的敌人,在没有民族独立和议会民主的情况下,武装斗争是别无选择的道路;另一方面,列强之间的矛盾、军阀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分裂的情况下,主要也是依靠武力手段来解决。事实上,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的38年间,战争贯穿始终,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战争几乎从未中断,中国社会的一切重大变动几乎全部是依靠战争来实现的。因此,人们对这一时期战争历史的了解程度,也表明了人们对中华民国自创立到完结的历史的了解程度。战争显然是人们观察中华民国历史的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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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兵力为布阵基准。既然要以正面阵地来支持侧击,那么如何布置阵地呢?这就要妥善处理阵地与兵力、地形之间的关系。蒋介石认为,选择和布置阵地,应以兵力为标准,不要依地形来配备兵力,以免兵力使用为地形所限。他指出:“我们过去所筑国防工事,就是依地形构筑阵地,支配兵力,以致正面广阔,兵力分散,因而处处不易固守。”蒋介石提出“今后一定要按照兵力多寡,决定阵地正面的广狭;换句话说,就是有多少兵力守多少阵地,兵力支配不到的地方,宁肯暂时放弃。而应守御的阵地,就要抵死固守,不许随便退出”。这样,才可腾出一部分兵力来实行侧击,即“将我军的主力,控制于侧面待机地位,专伺侧背攻击”。此外,蒋介石还提出了运用侧击战术的必要条件,这就是:高级指挥官应有坚定不移之决心;应注意部队机动力与协同心之养成;应力求部队作战的主动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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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是专题论文的汇集,学术性较强,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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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是专题论文的汇集,学术性较强,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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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很真实,能反映民国的真实背景!毕竟作者也血雨腥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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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一方面,民族民主革命面临着强大的敌人,在没有民族独立和议会民主的情况下,武装斗争是别无选择的道路;另一方面,列强之间的矛盾、军阀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分裂的情况下,主要也是依靠武力手段来解决。事实上,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的38年间,战争贯穿始终,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战争几乎从未中断,中国社会的一切重大变动几乎全部是依靠战争来实现的。因此,人们对这一时期战争历史的了解程度,也表明了人们对中华民国自创立到完结的历史的了解程度。战争显然是人们观察中华民国历史的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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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是专题论文的汇集,学术性较强,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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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是专题论文的汇集,学术性较强,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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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宗室制度,使中国社会在近代化过程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不同,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改变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本性质。从外部来看,列强各国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因为中华民国的建立而削弱,它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仍然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从内部来看,封建势力也没有因为封建宗室制度的崩溃而显著削弱,在经济方面,封建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几乎没有被触动;在政治方面,民主制度并没有因为政体的改变建立起来,与帝国主义势力相结合的封建专制制度仍然牢固地存在着,并且,由于受到列强之间争夺殖民地利益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仍然处于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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