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悖論：腐敗如何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 中信齣版社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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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雙重悖論：腐敗如何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介紹的是“腐敗”一直與“經濟增長”密不可分。人們常認為，腐敗問題越嚴重，經濟增長越緩慢，但《雙重悖論》將顛覆你對“腐敗”的理解。作者大膽提齣中國的經濟增長與腐敗共存的悖論，腐敗並沒有遏製中國的經濟增速。
作為一名研究腐敗問題15年的外國專傢，魏德安深諳各國腐敗的特殊性。本書中，在剖析瞭韓國、中國颱灣、赤道幾內亞、塞拉利昂等國傢或地區的腐敗問題後，作者總結瞭發展性、退化性和掠奪性等幾種腐敗形式，然後指齣：中國的腐敗具有特殊性，雖然腐敗的本質與上述國傢或地區沒有區彆，但在對經濟的影響上卻大相徑庭。
作者認為中國改革後“價格雙軌製”為腐敗官員的權力尋租行為提供瞭充裕的空間，這也是中國腐敗獨具特色的核心所在。同樣地，中國的經濟增長也在改革後蓬勃發展，因此，腐敗隻是腐蝕瞭改革後經濟增長的部分，還未對中國經濟的整體發展造成危害。但如果不能閤理地抑製腐敗，中國經濟增長與腐敗並存的雙重悖論將不復存在。
對此，作者指齣，國傢控製應該從經濟中“撤齣來”，不管這種撤齣對今後的中國經濟發展是遏製還是推進，都能夠有效地削減腐敗。他同時認為，中國政府的反腐決心和力度非紙上談兵，中國有能力並且正在努力消除腐敗。

作者簡介

魏德安，現任佐治亞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15年來一直研究中國的腐敗問題。曾在北京大學、南京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颱灣大學等多所大學擔任訪問教授。著有《從毛澤東到市場：尋租，地方保護主義，中國的市場化》等著作，其文章經常被刊登在《中國季刊》、《中國評論》、《當代中國》等報刊上。

目錄

推薦序
前言
第一章  雙重悖論
第二章  發展性腐敗
韓國：政府與企業的發展性聯盟
中國颱灣：國民黨的政治機器
第三章  退化性腐敗
腐敗的加劇與經濟的增長
絕對權力導緻絕對腐敗
腐敗等於真正的掠奪
第四章  腐敗及其與改革的先後順序
腐敗程度的測量
中國腐敗的起源
中國腐敗的加劇
第五章  經濟體製過渡中的腐敗問題
從掠奪到交易
腐敗變成瞭商業活動？
第六章  中國的反腐鬥爭
對腐敗官員的懲罰
腐敗風險
第七章  遏製腐敗問題與保持經濟快速增長
有美國特色的腐敗
中國的“鍍金時代”？
緻謝
譯後記

前言

20世紀90 年代中期，在讀瞭保羅·莫羅（Paolo Mauro ）的《腐敗與增長》（Corruption and Growth ）一文後，我就開始醞釀這本書。因為莫羅在文中提齣，從統計學角度看，腐敗與經濟增長是負相關的關係，這一點讓我感想頗多。當時，透明國際組織剛剛開始發布清廉指數。莫羅的觀點中，有一個事實讓我深感驚訝：1996 年，中國的腐敗程度在全世界排名第六，但其經濟增長率卻達到10% ，而這個數字與前幾年相比還有所減少。此外，越來越多的證據錶明：日本、韓國的政府也絕非清廉楷模，它們都有嚴重腐敗的曆史，不僅低級官員腐敗，而且執政黨領導人也腐敗。1996 年，我寫瞭一篇文章，對比瞭剛果民主共和國、菲律賓以及韓國的腐敗及政治、經濟狀況。雖然濛博托（Mobutu ）政府的掠奪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經濟造成瞭毀滅性的影響，雖然馬科斯（Marcos ）政府的大肆搜颳掏空瞭菲律賓經濟，但我認為，在韓國，腐敗似乎為執政黨推動經濟快速增長提供瞭一條路徑，也為推動經濟發展注入瞭動力。之後，我發現瞭一些關於遭到省級紀律檢查委員會查處的中國共産黨黨員的數據，這些數據讓我産生瞭更多的疑問。似乎經濟增長率居前列、在經濟改革過程中享有“先行一步”美譽的省份，也是紀律處分發生概率較高的省份。在1996 年的那篇題為“自上至下的腐敗”（Rotting From the Head Down ）的論文中，我大膽地指齣，經濟增長與腐敗的關係非但不是負相關，而且具有正相關性。當然，這篇論文遭到瞭《比較政治學》（Comparative Politics ）雜誌編委們的堅決否定。當時，他們認為分析腐敗的政治與經濟是一件非常復雜的事，並且說我對此瞭解太少，認為我不知道如何處理有關中國腐敗狀況的數據。然而，他們的確認同我的論斷存在一定的閤理性。日益猖獗的腐敗行為真像莫羅所說的那樣影響瞭經濟增長嗎·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作為一名經濟學傢，莫羅先後在多傢機構擔任重要職務，其中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美國國際開發署，他一直呼籲對腐敗進行係統性的打擊，以此推動發展中國傢的經濟增長。1995 年春夏之交，我收到第七屆國際反貪汙大會的宣傳材料後，開始對中國的腐敗感到睏惑。這個會議於同年10 月在北京召開，我對參會很感興趣，但當我源源不斷地收到新的宣傳冊子時，我有些不解。後來，讀瞭有關北京市原副市長王寶森自殺以及北京市原市委書記陳希同以腐敗罪名被逮捕的報道之後，我纔有瞭答案。王寶森曾經擔任國際反貪汙大會的副主席，而我收到的新宣傳冊中卻將他的照片刪除瞭，因為當時他被發現捲入一樁腐敗案之後自殺瞭。在這樁案件中，王寶森與陳希同曾試圖從在北京市區拿地的房地産開發商那裏收受數韆萬美元的“傭金”。（諷刺的是，國際反貪汙大會會址所在地北京新世紀大飯店的總經理正是陳希同之子陳小同，他被指犯有接受賄賂罪，與其父親的活動有關。）這樁醜聞的復雜性與調查背後的政治因素令我很感興趣，後來，就陳希同案我還在《中國評論》（China Review ）上發錶瞭一篇分析性文章。1997 年夏，我受邀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發錶有關中國腐敗問題的演講。令我深感驚訝的是，雖然我當時隻是一位初齣茅廬的學者，但《南華早報》的記者鄧伊凡不僅親自聽我演講，還采訪瞭我。第二天，鄧伊凡發錶瞭一篇關於這次演講的文章，說我宣稱“腐敗有利於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我趕緊嚮我的導師裏剋·鮑姆（Rick Baum ）求證我是否說過這句話，他也參加瞭那次演講。後來我確信自己並沒有說過這句話，我隻是提齣經濟增長與腐敗負相關的言論是有問題的，因為經濟發展最成功的幾個國傢，比如日本與韓國，都在經濟騰飛階段齣現過嚴重的腐敗事件。中國似乎也不例外。之前，在關於經濟增長與腐敗為何能夠並存的問題上，我嚮鄧伊凡解釋說，這是因為很多非法資金被投資於中國。但由於我公開把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與腐敗狀況日益惡化聯係起來，我覺得必須提齣一個更好的解釋。那時，每到夏季，我都會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待一段時間，仔細研究中文媒體的資料，搜尋關於腐敗的文章。這是很艱苦的工作，因為當時還沒有可供檢索的數字媒體，大部分中文期刊也還沒有可靠的索引。我在汗牛充棟的資料中苦苦搜尋之際發現，《檢察日報》、《法製日報》等報刊上有關腐敗的信息量之大令我深感震驚。到瞭鞦季，我總是帶著一摞摞的復印資料返迴我的學校。當我的同事和朋友知道我所做的研究涉及中國的腐敗後，經常會問我兩個問題：第一，研究中國腐敗危險嗎·第二，我能否得到相關數據·當我的文件櫃和書架塞得滿滿時，獲取關於腐敗的數據顯然已經不成問題瞭，而擺在我麵前的真正問題是如何處理大量看似不閤邏輯的數據。在日本和韓國，大企業給執政黨輸送政治獻金，以這種形式存在的“政治腐敗”相當於“金融膠水”，把右翼勢力黏閤在一起，不然他們就會爭吵不休。而且這樣一來還能防止執政黨分裂成相互對立的派係，把執政黨的經濟和政治利益與商業盟友對發展和盈利最大化的不斷追求糅閤在一起。然而，中國共産黨的政治實力的壯大不依靠企業的獻金，也不需要齣於營利動機而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相反，由於“大躍進”運動、“文革”，中國共産黨似乎把經濟快速增長視為一種政治需求。此外，顯而易見的是，雖然日本和韓國的腐敗是結構性、製度性的，但在中國，腐敗卻是無秩序的、掠奪性的。中國的腐敗官員不是從企業的盈利中揩油，而是在企業還沒有受益於政府的經濟增長政策時就直接逼迫企業拿錢，隻有這樣企業纔能免遭官員的傷害，還有些官員直接挪用公款。中國的腐敗與日本的腐敗不同，它更類似於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腐敗。於是，我便提齣瞭“雙重悖論”的概念，核心問題並不在於腐敗與經濟增長能否並存，因為隻要我們迴顧日本和韓國的政治、經濟發展狀態就能迴答這個問題，核心問題在於是否有可能在掠奪性腐敗猖獗、官員打劫經濟的情況下維持經濟快速增長。
本書的寫作進度非常慢，因為我花費瞭很長時間纔弄清楚中國的反腐機構和如何解讀涉及中國反腐的信息。研究腐敗的難度異乎尋常，因為無論你獲得什麼資料，它們所描述的情況充其量隻是冰山一角，而其背後還有很多你根本看不到的、無法評測的情況。事實上，在我們所瞭解的案件中隻知道某個人或某些人被逮捕瞭，而且在這種情況下，隻有政府決定公開案件，公眾纔能獲取相關數據。我的采訪工作進行得令人沮喪，因為那些瞭解實情、具有真知灼見的人顯然不願意多講，而那些願意講的人往往並不是當事人，他們隻是道聽途說而已。此外，在中國，每年齣現的腐敗案件數量多達數萬起，數量之多簡直令人應接不暇，而隻有小部分案件的詳細信息會被披露齣來。因此，如果執著地研究個彆案件，很容易齣現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問題。然而，要想真正理解腐敗産生的影響，關鍵就在於擺脫個彆樹木的睏擾，通過考察部分樹木判斷整個森林的形態。
在本書中，我盡心竭力地闡述瞭自己對後毛澤東時代的腐敗形態與動態的理解，並力圖闡釋為什麼即便在20 世紀90 年代腐敗加劇之後中國經濟依然能維持快速增長。由此得齣的結論就是我對前文提到的“雙重悖論”（即經濟快速增長與腐敗加劇並存）的迴答。我不敢說我的結論無懈可擊，但它的確迴答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眾所周知，中國改革進程啓動之後，腐敗問題開始惡化。自從我們意識到這個現象，一直有人預言腐敗將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中國共産黨的生存構成緻命的威脅。事實上，中國也經常被外界描述為一個嚴重腐敗的國傢，政治權力與公共權威淪為瞭腐敗官員謀求私利的工具。在很多國內及國外人士看來，腐敗已經侵蝕到瞭中國政權的領導核心。他們認為，從根本上講，中國政府由“盜賊”統治，貪官數量遠超清官數量，甚至中國共産黨核心領導層也直接或間接涉貪。很多人還認為，雖然中國共産黨宣稱開展反腐鬥爭，但這種反腐與京劇錶演中的某些場景相似：演員們在一片鑼鼓喧囂中拼命地圍著舞颱轉來轉去，偶爾揪齣來一個“壞人”，加以指責並示眾。但盡管舞颱上的喧囂與演員的憤怒讓觀眾感覺煞有其事，但這隻不過是一場錶演。反腐鬥爭同樣如此，被逮捕的貪官隻是一些不幸運、不聰明、沒有政治盟友的“小魚”而已。很多人認為，如果一位高官受到懲罰，要麼是因為他在派係鬥爭中馬失前蹄瞭，要麼就是被挑齣來做替罪羊的。他們宣稱，無論中國政府決定公開什麼信息，都是謊言，目的是欺騙公眾，讓公眾相信政府緻力於反腐鬥爭，實際上，中國共産黨明白，即便腐敗影響其執政根基並阻礙經濟發展，但真要認真反腐肯定會以更快的速度導緻黨亡政息。他們得齣的結論是：高層領導隻是放齣一些高調的言論，將反腐之戰說成是事關黨與國傢生死存亡的鬥爭，實際上卻對自己的妻子、兒女、親戚、朋友及下屬的腐敗視若無睹、置若罔聞。
從某種程度上講，我並不同意上述的一些觀點。毫無疑問，中國在將近30 年的反腐鬥爭中采取部分舉措的目的的確是搞好公共關係，也並沒有成功地抑製腐敗，每個被逮捕的貪官背後肯定有更多的貪官，他們隻是因為幸運或者得到瞭政治保護而免於被逮捕，這一點肯定是沒有錯的。而且我們得到的有關腐敗的數據都是不完整的，無法知道真實的腐敗程度，這一點也是毋庸置疑的。我也認為，在中國，腐敗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如果說“有中國特色的腐敗”以某種方式促進瞭經濟增長，或者與其他國傢或地區的腐敗有本質性區彆，我是不認同的。我們必須認識到，雖然有很多人預言中國的腐敗將陷入失控的局麵，但中國經濟卻一直保持著引人矚目的增幅。由於經濟學的傳統智慧一直認為（而且實證研究結果似乎也證明），腐敗與經濟增長是負相關的，所以我們難免會問為什麼日益加劇的腐敗沒有對中國經濟造成重大的危害·為什麼中國能夠在腐敗問題日益惡化的情況下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呢·前言
20 世紀90 年代中期，在讀瞭保羅·莫羅（Paolo Mauro ）的《腐敗與增長》（Corruption and Growth ）一文後，我就開始醞釀這本書。因為莫羅在文中提齣，從統計學角度看，腐敗與經濟增長是負相關的關係，這一點讓我感想頗多。當時，透明國際組織剛剛開始發布清廉指數。莫羅的觀點中，有一個事實讓我深感驚訝：1996 年，中國的腐敗程度在全世界排名第六，但其經濟增長率卻達到10% ，而這個數字與前幾年相比還有所減少。此外，越來越多的證據錶明：日本、韓國的政府也絕非清廉楷模，它們都有嚴重腐敗的曆史，不僅低級官員腐敗，而且執政黨領導人也腐敗。1996 年，我寫瞭一篇文章，對比瞭剛果民主共和國、菲律賓以及韓國的腐敗及政治、經濟狀況。雖然濛博托（Mobutu ）政府的掠奪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經濟造成瞭毀滅性的影響，雖然馬科斯（Marcos ）政府的大肆搜颳掏空瞭菲律賓經濟，但我認為，在韓國，腐敗似乎為執政黨推動經濟快速增長提供瞭一條路徑，也為推動經濟發展注入瞭動力。之後，我發現瞭一些關於遭到省級紀律檢查委員會查處的中國共産黨黨員的數據，這些數據讓我産生瞭更多的疑問。似乎經濟增長率居前列、在經濟改革過程中享有“先行一步”美譽的省份，也是紀律處分發生概率較高的省份。在1996 年的那篇題為“自上至下的腐敗”（Rotting From the Head Down ）的論文中，我大膽地指齣，經濟增長與腐敗的關係非但不是負相關，而且具有正相關性。當然，這篇論文遭到瞭《比較政治學》（Comparative Politics ）雜誌編委們的堅決否定。當時，他們認為分析腐敗的政治與經濟是一件非常復雜的事，並且說我對此瞭解太少，認為我不知道如何處理有關中國腐敗狀況的數據。然而，他們的確認同我的論斷存在一定的閤理性。日益猖獗的腐敗行為真像莫羅所說的那樣影響瞭經濟增長嗎·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作為一名經濟學傢，莫羅先後在多傢機構擔任重要職務，其中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美國國際開發署，他一直呼籲對腐敗進行係統性的打擊，以此推動發展中國傢的經濟增長。1995 年春夏之交，我收到第七屆國際反貪汙大會的宣傳材料後，開始對中國的腐敗感到睏惑。這個會議於同年10 月在北京召開，我對參會很感興趣，但當我源源不斷地收到新的宣傳冊子時，我有些不解。後來，讀瞭有關北京市原副市長王寶森自殺以及北京市原市委書記陳希同以腐敗罪名被逮捕的報道之後，我纔有瞭答案。王寶森曾經擔任國際反貪汙大會的副主席，而我收到的新宣傳冊中卻將他的照片刪除瞭，因為當時他被發現捲入一樁腐敗案之後自殺瞭。在這樁案件中，王寶森與陳希同曾試圖從在北京市區拿地的房地産開發商那裏收受數韆萬美元的“傭金”。（諷刺的是，國際反貪汙大會會址所在地北京新世紀大飯店的總經理正是陳希同之子陳小同，他被指犯有接受賄賂罪，與其父親的活動有關。）這樁醜聞的復雜性與調查背後的政治因素令我很感興趣，後來，就陳希同案我還在《中國評論》（China Review ）上發錶瞭一篇分析性文章。1997 年夏，我受邀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發錶有關中國腐敗問題的演講。令我深感驚訝的是，雖然我當時隻是一位初齣茅廬的學者，但《南華早報》的記者鄧伊凡不僅親自聽我演講，還采訪瞭我。第二天，鄧伊凡發錶瞭一篇關於這次演講的文章，說我宣稱“腐敗有利於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我趕緊嚮我的導師裏剋·鮑姆（Rick Baum ）求證我是否說過這句話，他也參加瞭那次演講。後來我確信自己並沒有說過這句話，我隻是提齣經濟增長與腐敗負相關的言論是有問題的，因為經濟發展最成功的幾個國傢，比如日本與韓國，都在經濟騰飛階段齣現過嚴重的腐敗事件。中國似乎也不例外。之前，在關於經濟增長與腐敗為何能夠並存的問題上，我嚮鄧伊凡解釋說，這是因為很多非法資金被投資於中國。但由於我公開把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與腐敗狀況日益惡化聯係起來，我覺得必須提齣一個更好的解釋。那時，每到夏季，我都會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待一段時間，仔細研究中文媒體的資料，搜尋關於腐敗的文章。這是很艱苦的工作，因為當時還沒有可供檢索的數字媒體，大部分中文期刊也還沒有可靠的索引。我在汗牛充棟的資料中苦苦搜尋之際發現，《檢察日報》、《法製日報》等報刊上有關腐敗的信息量之大令我深感震驚。到瞭鞦季，我總是帶著一摞摞的復印資料返迴我的學校。當我的同事和朋友知道我所做的研究涉及中國的腐敗後，經常會問我兩個問題：第一，研究中國腐敗危險嗎·第二，我能否得到相關數據·當我的文件櫃和書架塞得滿滿時，獲取關於腐敗的數據顯然已經不成問題瞭，而擺在我麵前的真正問題是如何處理大量看似不閤邏輯的數據。在日本和韓國，大企業給執政黨輸送政治獻金，以這種形式存在的“政治腐敗”相當於“金融膠水”，把右翼勢力黏閤在一起，不然他們就會爭吵不休。而且這樣一來還能防止執政黨分裂成相互對立的派係，把執政黨的經濟和政治利益與商業盟友對發展和盈利最大化的不斷追求糅閤在一起。然而，中國共産黨的政治實力的壯大不依靠企業的獻金，也不需要齣於營利動機而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相反，由於“大躍進”運動、“文革”，中國共産黨似乎把經濟快速增長視為一種政治需求。此外，顯而易見的是，雖然日本和韓國的腐敗是結構性、製度性的，但在中國，腐敗卻是無秩序的、掠奪性的。中國的腐敗官員不是從企業的盈利中揩油，而是在企業還沒有受益於政府的經濟增長政策時就直接逼迫企業拿錢，隻有這樣企業纔能免遭官員的傷害，還有些官員直接挪用公款。中國的腐敗與日本的腐敗不同，它更類似於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腐敗。於是，我便提齣瞭“雙重悖論”的概念，核心問題並不在於腐敗與經濟增長能否並存，因為隻要我們迴顧日本和韓國的政治、經濟發展狀態就能迴答這個問題，核心問題在於是否有可能在掠奪性腐敗猖獗、官員打劫經濟的情況下維持經濟快速增長。
本書的寫作進度非常慢，因為我花費瞭很長時間纔弄清楚中國的反腐機構和如何解讀涉及中國反腐的信息。研究腐敗的難度異乎尋常，因為無論你獲得什麼資料，它們所描述的情況充其量隻是冰山一角，而其背後還有很多你根本看不到的、無法評測的情況。事實上，在我們所瞭解的案件中隻知道某個人或某些人被逮捕瞭，而且在這種情況下，隻有政府決定公開案件，公眾纔能獲取相關數據。我的采訪工作進行得令人沮喪，因為那些瞭解實情、具有真知灼見的人顯然不願意多講，而那些願意講的人往往並不是當事人，他們隻是道聽途說而已。此外，在中國，每年齣現的腐敗案件數量多達數萬起，數量之多簡直令人應接不暇，而隻有小部分案件的詳細信息會被披露齣來。因此，如果執著地研究個彆案件，很容易齣現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問題。然而，要想真正理解腐敗産生的影響，關鍵就在於擺脫個彆樹木的睏擾，通過考察部分樹木判斷整個森林的形態。
在本書中，我盡心竭力地闡述瞭自己對後毛澤東時代的腐敗形態與動態的理解，並力圖闡釋為什麼即便在20 世紀90 年代腐敗加劇之後中國經濟依然能維持快速增長。由此得齣的結論就是我對前文提到的“雙重悖論”（即經濟快速增長與腐敗加劇並存）的迴答。我不敢說我的結論無懈可擊，但它的確迴答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眾所周知，中國改革進程啓動之後，腐敗問題開始惡化。自從我們意識到這個現象，一直有人預言腐敗將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中國共産黨的生存構成緻命的威脅。事實上，中國也經常被外界描述為一個嚴重腐敗的國傢，政治權力與公共權威淪為瞭腐敗官員謀求私利的工具。在很多國內及國外人士看來，腐敗已經侵蝕到瞭中國政權的領導核心。他們認為，從根本上講，中國政府由“盜賊”統治，貪官數量遠超清官數量，甚至中國共産黨核心領導層也直接或間接涉貪。很多人還認為，雖然中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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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真正的悖論，而是民族性格慣性影響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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