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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宗教学术研究大胆创新,勇于突破禁区,展开了研讨。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更加多元化,注意吸纳当代国际学术界的最新成果,从而在宗教学理论、宗教史等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宗教学30年》按宗教学理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原始宗教等分支学科系统展示了30年来中国宗教学研究所取得的学术发展。
内容简介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30年,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来讲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任何一个时代条件下崭新的社会实践,总是强烈地吁求和催生着思想的变革和理论的创新。而任何真正符合科学精神的理论,总是深深地凝结和表征着人们在时代探索与实践活动中的思考知识和冀望。从这一意义上讲,改革开放新时期的30年,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理论创新的30年,是中国人民的理论思维水平和民族智慧不断进发喷薄的30年,也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创新,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走向未来的30年。
只有正确地总结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正逢30年发展历程之际,组织出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丛书,正是为了深入反思、科学总结3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创新的宝贵经验,认真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努力提炼、概括哲学社会科学中具有普遍性、规律性、指导性的重要教益和启示,引导和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创新发展。这一学术工作,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好更快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绝的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宗教学理论研究
第一节 工具书和宗教通史研究
第二节 概论性著作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无神论研究
第四节 宗教文化学
第五节 宗教哲学
第六节 宗教社会学
第七节 宗教心理学
第八节 宗教人类学
第二章 当代宗教研究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问题研究
第三节 当代宗教研究的中国视域与国际视野
结语
第三章 佛教研究
第一节 20世纪我国佛教学科发展的历史回顾
第二节 30年来佛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第三节 我国佛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展望
第四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学科概况
第四章 道教研究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前的道教研究
第二节 改革开放时期道教研究概况
第三节 新时期道教研究的重要成果
第五章 儒教研究
第一节 80年代前后“儒教是教”说提出及其引起的争论
第二节 自80年代末至2000年儒教研究的深入展开
第三节 2000年至今的儒教问题研究
第六章 中国民间宗教研究
第一节 1978年以前的中国民间宗教研究概况
第二节 1978年以后的中国民间宗教研究概况
第三节 “民间宗教”概念的界定:民间宗教、民间秘密宗教、教门、民间教派
第四节 宝卷与中国民间宗教研究
第五节 民间宗教的系统:白莲教及自莲教之外的多种民间宗教教派
第六节 民间宗教与社会运动
第七节 民间宗教的传承与转化
第八节 法与派:民间宗教法术仪式的可能性研究
第九节 民间宗教研究的方法:注重文献与田野的结合
第七章 基督教研究
第一节 世界基督教历史与现状研究
第二节 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研究
第三节 圣经研究
第四节 中国基督教研究
第五节 基督教文化比较及文献研究
第八章 伊斯兰教研究
第一节 回顾与展望:百年伊斯兰教研究史
第二节 学术研讨会
第三节 中国伊斯兰教研究
第四节 世界伊斯兰教研究
第五节 工具书、资料整理和学术刊物
第六节 当代伊斯兰教研究
第七节 近期重大问题的研究
第八节 学科建设
第九章 其他宗教研究
第一节 犹太教研究
第二节 印度宗教研究
第三节 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研究
第四节 新兴宗教研究
第五节 神话、古代宗教和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研究
精彩书摘
第五章
儒教研究
儒教研究在今天已经成为显学,学界讨论得非常热烈,争论得也很激烈,不同意见之间的交锋成为当前儒教研究的基本特点,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至今对于儒教的一些基本问题未能形成一种普遍接受的论述。如果从任继愈先生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那篇著名论文《论儒教的形成》(1980)算起,关于儒教问题的争论已有30年的时间,恰好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同步,这也提醒我们,学术界关于儒教问题的争论也必须放到这个大背景中来认识。事实上,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以来提倡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学术界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空前繁荣的局面。就儒教的研究而言,没有改革开放,人们还停留在把儒家看成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把宗教看成是鸦片这样的思想禁锢之中,怎么可能会出现今天关于儒教问题的空前争论?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空前繁荣的学术研究局面?这是不言而喻的。
30年来,围绕“儒教是宗教”这一论断,学术界的讨论逐渐深入,争论也越来越激烈,由此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关于儒教问题的研究,根据具体的情况,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围绕着任继愈先生关于儒教问题的若干论文所展开的争论;第二阶段可以李申先生的大著《中国儒教史》的出版及其围绕着此著所展开的争论为标志;进入21世纪以来是儒教问题讨论的第三阶段。这三个不同的阶段,随着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不同,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在今天,关于儒教问题的争论,比之于任继愈先生30年前重提这个问题之时,涉及的内容与范围更为深入与广泛,引起的争论也更为尖锐。
第一节80年代前后“儒教是教”
说提出及其引起的争论
“儒教是宗教”这一论断首先是由任继愈先生提出来的。1978年底,任继愈先生在南京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的会议上,提出“儒教是宗教”,随后于1979年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年会上,并且在同年访问日本时,任先生也都谈到儒教是宗教的问题。根据这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整理成文,以《论儒教的形成》为题发表在1980年第一期的《中国社会科学》上。
在《论儒教的形成》一文中,任继愈先生首先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点与历史过程,指出这样的历史特点与历史过程,“造成了以儒教为中心的封建意识形态,这种同封建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的统一政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对劳动人民起着极大的麻醉欺骗作用,因而它有效地稳定着封建社会秩序。为了使儒家更好地发挥巩固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作用,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不断地对它加工改造,逐渐使它完备细密,并在一个很长时间内,进行了儒学的造神运动:把孔子偶像化,把儒家经典神圣化,又吸收佛教、道教的思想,将儒学搞成了神学。这种神学化的儒家,把政治、哲学和伦理三者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儒教体系,一直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于巩固封建制度和延长其寿命,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①不难看出,这样一段话无疑是对于儒教的形成、性质与作用作了经典的说明。
接下来,任继愈先生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叙述了从孔子创建儒学到儒教的形成这一过程。他指出,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本身就是直接继承了殷周奴隶制时期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发展而来的,认为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强调尊尊、亲亲,维护君父的绝对统治地位,巩固专制宗法的等级制度。在任继愈先生看来,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尽管稍加改造就可以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本身就具有再发展成为宗教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孔子的儒学而言,在先秦时期还不是宗教,它本身只是一种政治伦理学说。这种学说演变成为宗教,即所谓的儒教,经过了长达千年的发展,其中特另I】重要的是在汉代与宋代经过了两次大的改造。“第一次改造在汉代,它是由汉武帝支持,由董仲舒推行的,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汉代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宗法专制国家需要一套在意识形态上和它紧密配合的宗教、哲学体系。孔子被推到了前台,董仲舒、《白虎通》借孔子的口,宣传适合汉代统治者要求的宗教思想。第二次改造在宋代,宋统治者集团利用机会从唐末五代分散割据的混乱局面中捞到了政权。他们鉴于前朝覆亡的教训,把政治、军事、财政、用人的权力全部集中在中央。宋朝对外宁可退让,对内则强化中央集权的封建宗法专制制度;思想文化领域里也要有与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相配合。汉唐与宋明都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宗法专制制度的国家,但中央权力却是越来越集中,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方法也越来越周密。为了适应宋朝统治者的需要,产生了宋明理学,即儒教。”①
任继愈先生认为,儒教从汉代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到两宋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从萌芽到完成的过程,在着重分析了这一长期发展过程以后,任继愈先生总结说:“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起,儒家已具有宗教雏形。但是,宗教的某些特征,尚有待于完善。经过了隋唐佛教和道教的不断交融、互相影响,又加上封建帝王的有意识地推动,三教合一的条件已经成熟,以儒家封建伦理为中心,吸取了佛教、道教一些宗教修行方法,宋明理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儒教的完成。它信奉的是‘天地君亲师’,把封建宗法制度与神秘的宗教世界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中君亲是中国封建宗法制的核心。天是君权神授的神学依据,地是作为天的陪衬,师是代天地君亲立言的神职人员,拥有最高的解释权……看起来中国没有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宗教独霸绝对权威,但中国中世纪独霸的支配力量是不具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实的儒教。”
这样一种具有宗教之实的儒教,虽然缺少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征,却具有宗教的一切本质属性,中世纪宗教所具有的内容,诸如僧侣主义、禁欲主义、“原罪,,观念、蒙昧主义、偶像崇拜,注重心内反省的宗教修养方法,敌视科学,轻视生产,这样一些落后内容,儒教无不应有尽有。
前言/序言
发展初期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但后来由于没有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体制和机制逐步僵化,导致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停滞,至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面临严重的困难。而在此同时,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抓住新技术革命兴起的机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调整自己的体制和政策,缓解社会矛盾,表现出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势头。
另一方面,从国内背景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遭遇了极大的挫折。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后,极大地发展了经济社会等项事业,但也走了弯路,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失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度停滞,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性挑战和压力。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下,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和发展社会主义双重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深刻思考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进程中面临如此巨大的挑战和困难,而资本主义为什么在发展进程中又起死回生,表现出新的发展势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怎样才能克服困难和挫折,发展起来,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引出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当代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引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决然走改革开放之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抉择。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们来说,推进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这就必须首先回答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又要依次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而上述三个问题最终归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这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长期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归结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依次提出,而又依次得到回答,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又不断地得到新的解决。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已经创造性地并将进一步深入地回答这一系列重大历史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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